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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64-6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钟友循19951995“理趣”，是艾青当代尤其新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这是由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及其创作自身的变化发展。在五十年代中期，艾青作品已有此萌芽，在新时期则成为重要的主导特征。“理”的内容的拓展和“趣”的表现的多样，使艾青的新时期诗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理”的内容，包括政治道理、人生哲理、哲学真理；“趣”的体现，在于机敏智慧、丰赡的手段、别致的诗体。内中根源，是因为其诗歌创作艺术思维的过人之处，一是讲“积淀”、二是重“感悟”；这是对传统诗歌创作观念的补充、发展和完善。由此也使艾青的诗歌创作，具有启迪性和生发性的审美特征，并附着着明显的“时代精神”，体现了“现代性”。　　艾青是中国当代诗歌界的泰斗。尽管不测的政治风云，使艾青的当代诗歌创作进程中留下了一段空白。但在新时期复出以后，他依然是“归来”诗歌中独领风骚的人物，其历史影响难以估量。如何领会、把握艾青创作中的“诗思”与“诗艺”，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就此二者的统一而言，我认为“理趣”是艾青当代尤其新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并且也还以此而体现出其独特的魅力。　　艾青作为诗人，以浓郁的抒情风格见称。从处女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到他被胡风称为“吹芦笛的诗人”，其建国前的诗歌，就一向充满沉郁而丰盈的情感内容。内中不乏感伤，但也时有悲壮，也凄迷，到后来又注入了激昂：但无论如何，总是那样饱满，那样深沉，对人民，对祖国，对生活，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生，有抒不尽的情，诉不完的爱。建国后，他以更加乐观明朗的姿态，投入对新生活、新社会、新理想进行尽情讴歌的诗歌浪潮之中，应当说，尽管在其部分诗作中他的抒情个性有所消弱，但却于同时在某些特定题材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新的特色，如其国际题材作品中的深邃隽永的哲理感，这种哲理感借助于其诗歌的富有张力的象征韵味，使艾青作为杰出诗人的“诗思”与“诗艺”，在新的审美追求与审美创造上达到了较为完满的统一。值得指出的是，正是在这时候，艾青诗歌中从建国初期开始就已较为明显的“说理”倾向，于此正式地进入了艺术的轨道。　　不妨略作点比较。比如他进入新中国以后的第一首诗作《国旗》，作于１９４９年，通篇都是纯政治性的语言，与标语口号无异，不但毫无形象感，而且感情内容稀薄空洞，缺乏生动鲜活的血肉，与其说是在抒情，莫如就直指为“说理”或“宣传思想”倒更为恰切；跟当时郭沫若的《新华颂》真是“如出一辙”，可见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大约在新旧过渡之际，诗人出于自己先进的政治觉悟，急于“表态”，但来不及在对新中国的切身感受中，酝酿诗情，爆发冲动，便率尔为“诗”，既无生动鲜话出自心底的诗“情”可抒，于是便将由人生经验而积淀下来凝聚起来的所“思”作为临时的替代品。这样，形成“理障”，自无“诗艺”可言。　　其原因，在于“载道”的欲望与追求。这是那时一些老诗人的通病，非独艾青一人而已。　　但稍后的《春姑娘》却相当不错。跟《国旗》一样，其主旨乃是为了赞美或“说明”新中国之美好，犹如春之到来，去尽冬寒，万物苏生，花香鸟语，温熙无比。通篇以“春姑娘”为喻，吐尽对新中国诞生的由衷喜悦；然而又将抽象的“春”，化为一个实实在在、活活泼泼、无瑕而幸福的少女，让她赤脚渡河，负筐涉滩，低头轻歌悄吟，信手撒红播绿，过田垅，嬉牛羊，进村庄，引蜂蝶，处处欢声处处笑，一片升平景象。其形象之灵动轻盈，语言之自然活泼，情调之明丽舒怡，情感之丰沛饱满，匀极出色，所谓心物两契，情景交融，不但形象生动撩人，而且氢气鲜活可感。其诗“趣”之浓，令人叹止；但也不妨直说，并无深邃的哲“理”感。故尔不能视为“理趣”之作。　　５０年代中期，艾青在经历过几年诗艺平平的创作道路之后，其固有的抒情才能，在新的题材领域中得以喷发出来，而且形成了富有独特个性的新的风格。《在智利的海岬上》中一个“房子在地球上／地球在房子里”的意象，巧妙地将写实与象征融合为一，内中多少深邃的人生哲理韵味，把为了崇高的人生理想勇敢顽强地向世界宣战的“船长”、“水手”形象，烘托、渲染得既淋淳尽致而又清晰可见！《自由》一诗，抓住美元上的“自由”字样，一针见血地写道：“有了它，／就有了自由；／没有它，／就没有自由。／谁的钱越多，／谁的自由也越多；／谁一个钱没有，／谁一点自由也没有”，这与《在智利的纸烟盒上》针对上面的“自由女神”像进行的抒情一样，以理语作情语，从形象出发，并且扣紧形象本身兴议说理，有深切的人生体验与感受作为抒情的说理的支撑，但又反映、抒写的是即时的甚至瞬间的情绪与印象，在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与“金钱”的本质关系，以及所谓“自由女神”形为偶像实则一钱不值的富有启示性的现象的同时缘情说“理”，因理而生“趣”，从而使人生和政治哲理本身，给诗作带来了新颖别致的韵味。　　除这类国际题材作品之外，艾青在他当时所写的哲理－讽喻诗中，也表现出类似的抒情、说理的才能。如《礁石》：“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它的脸上和身上／象刀砍过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再如《海带》：“寄生在大海／随水流摇摆／怨海潮把它卷带／抛撇在沙滩上／从此和水属分开／任风吹太阳晒／心里焦渴地期待／能象往日一样／在水里自由自在／但命运不给它／较好的安排／它就这样一天天／枯干、碎断／慢慢变成尘埃……”。这类诗，名为咏物，实为写人，虽形象内蕴有别，但其立旨意向无异，其共同的特点是充满了深沉蕴藉的哲理感受。一方面，有丰富的沧桑之痕，风尘之迹，强烈的情感，和绵长的思致；一方面，又能写象求蕴，以形得神，倚境出意，赋物明理，从而使心物两得，情境兼出，意与物合，理与境谐。虽诗中不作理语，但其“理趣”，自在赋物写象之中，使物象与心象妙合而凝，物理与事理浑融无间，犹如光影相随，水乳一体，从而使写景状物之笔，得到达理见情的佳境。艾青这种以讽喻笔调，来传达深刻的哲理韵味的追求，在他写于同一时期的寓言式散文诗《养花人的梦》、《黄鸟》、《蝉之歌》、《画鸟的猎人》中，也有鲜明的体现。“理趣’，在当时实已成为艾青诗歌创作中的重要的主导性追求，而且其中“诗思”与“诗艺”的统一，可以说已经趋于比较成熟的境地。　　新时期复出以后，艾青在这方面的追求更有了新的进展。首先是“理”的内容的拓展。这里，一方面是他一贯的对光明与自由热烈追求的主题意向，在“旧”题材中继续延展，但思想却更加犀利明快，如《维也纳》和《墙》同样表现对被压迫民族的深切同情，前者凝重深情，而后者则义愤填膺；另一方面，他在“新”题材中表现出自己过去所鲜有的怒焰式的政治激情，如《在浪尖上》：“‘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百分之百的虚伪，／彻头彻尾的欺骗；／／最残酷的迫害，／最大胆的垄断，／比宗教更荒唐，／比谋杀更阴险”，“理性被本能扼杀，／用武断蛊惑人心；／奸诈的耀武扬威，／忠诚的受到诬陷；／／野心在黑夜发酵，／情欲随权力增长；／自私与狂妄赛跑，／良心走进拍卖行。”这些都说明，艾青诗歌创作中的说“理”的追求不但仍在继续，而且已经随着他的感情的强烈程度，有时甚至已达到了几乎不可遏止的地步。而对社会生活体验的加深，和对人生经历回味的升华，他的诗中的“理”的内容，在广度、深度、厚度、力度上，都自然会急剧地扩充、增长、膨胀、加强。这里最突出最集中最典型的例证，是他新时期的长篇抒情诗代表作《光的赞歌》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两诗堪称博大精深，不但熔铸了艾青一生中几乎所有最深切的感情，而且是他把自己的全部人生体验提炼之后的出色的思想升华。它们均视野开阔，思想犀利，感情激越，气势磅礴，具有崇高壮美、庄严雄浑的哲理式史诗的审美风格。前者作为一篇杰出的“诗体的哲学”（吕剑语），用“光”的意象贯穿始终，显示了诗人对人类普遍现象和生活客观规律的思考，由此提出并回答了跟社会与人生密切相关的许多重要哲学命题，如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前进与倒退、科学与愚昧、真善美与假恶丑等等，其中“光”作为一种总体的、正面的象征，又体现了诗人对智慧与力量、科学与民主、革命与真理、希望与理想、光明与未来的热烈向往和不懈追求；后者则以对古罗马奴隶社会时期的大斗技场遗址的抒写为中介，由此铺展开来，夹叙夹议，在展示出一幅超越时间与空间、民族与国家界限的鲜血淋漓的画面的同时，将这种令人怵目惊心的厮杀场面，放在历史的背景和现实的感受中加以观照，从而深刻揭示了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所孽生的“奴隶主思想”和它的巨大的罪恶，并对之发抒出自己的深沉感慨，表达出自己同样充满哲学意蕴的思想结晶，其巨大的思想容量和卓越的艺术概括力的确令人震撼。因而都称得上是充满“理趣”的宏篇巨制。　　其次是“趣”的表现的多样。《在浪尖上》和《光的赞歌》均以以“理语”入诗见长，同时都表现出激情充沛、意绪高扬、明快洗炼、沉雄粗砺的特点；其中《在浪尖上》戟刺的准确犀利，剖析的中肯透彻，造语的精辟简净，结句的奇崛峥嵘，《光的赞歌》思想的博大宏深，情调的高亢激越，境界的高远深邃，风格的豪迈奔放，都是罕见的。《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场景集中但又画面宏阔，驰骋想象却又议论风生，虽不似《光的赞歌》几乎通篇都是抒情意味浓郁的“理语”，但在紧要处的点睛议论，如“血债迟早都要用血来偿还；／以别人的生命作为赌注的／就不可能得到光彩的下场”之类，却又与上举两作中的箴言式的“理”语同“趣”；而其纵横捭阖、汪洋恣肆、思接千里、神游万仞的特点，虽出以不同的写作手法，却又与《光的赞歌》极相沟通。但它们的活跃敏捷的思维特点和灵动自如的艺术笔调，在艾青的同样富于哲理趣味的其它小诗中，又有着不同的但又丰富的表现。如《冰雹》：“混在暴风雨里／躲在乌云后面／／象漫天的蝗虫／带着撕杀的叫喊／／和闪电一起／和雷声一起／／突然地来了／突然地去了／／它所留下的／是灾难的记忆／／光秃的树枝／碎了的窗玻璃／／暗了的街灯／人的咒骂和叹息”，明明是写“文革”及其后果，却对这些不着一辞，而是调动自己的感觉与想象，将社会现象的外部表征，藏于自然现象的独特景况之中，一切情感、认识、感性、理性，爱憎、臧否、是非、善恶，个人的体验、全民族的感受、当时的见闻与事后的评价，都经过高度的浓缩、凝聚、提炼、抽象，注入生动鲜活的“冰雹”的意象之中。有理念吗？有；有议论吗？有。但不动声色，不露痕迹。虽只是诗的方式，但那抨击、批判、揭露、鞭挞，虽显得很冷静，有时却比纯粹的理论语言更有力：因为它是具象的描述，真切可感，能催发联想，启动记忆，引起思考，产生“痛”感，可谓有“理”有“趣”。他的《围棋》、《山核桃》、《伞》、《蛇》、　　《镜子》、《鱼化石》乃至《花样滑冰》、《自由体操》、《平衡木》等等，虽以不同的题材内容表现不同的主题意向，或写人，或写事，或重社会思考，或重人生体悟，甚至仅就只是描摹某种普通的日常现象，却都带有上述的特点，其哲理的韵味与隐喻、象征手法的结合，具象描述与抽象意蕴的统一，已臻化境，可以说都是质量甚佳，“面貌”佼好的“理趣”之作。　　也许能够给人以更深刻印象的是像《盆景》这样的作品。它写道：“好象都是古代的遗物／这儿的植物成了矿物／主干是青铜，枝桠是铁丝／连叶子也是铜绿的颜色／在古香古色的庭院／冬不受寒，夏不受热／用紫檀和红木的架子／更显示它们地位的突出”：这是宏观印象；“生长的每个过程／都有铁丝的缠绕和刀剪的折磨／任人摆布，不能自由伸展／一部分发育，一部分萎缩／以不平衡为标准／残缺不全的典型／象一个个佝偻的老人／夸耀的就是怪相畸形／有的挺出了腹部／支撑着一个人残废的生命’：这是微观剖析。后半部分的抒情议论暂且不说，第一，这首诗人的上述这些句子，是景语、物语还是情语、理语．应当说都是由此可以见出其语言的品质与容量；第二，它们的写作目标，是写景状物还是传情达意？应当说都是由此可以见出其描述的作用与功效；第三，这里的客体是实物还是意象？应当说都是，由此可以见出其造型的方式与性状；第四，它们的传达途径是写实还是象征？应当说都是，由此可以见出其设境的手法与内涵。艾青面对一个人们在生活中早已司空见惯的寻常事物，通过自己思想感情的分解与重构，却写出了一种同样为人们所司空见惯但却在习以为常之中绝无惊悚之感的社会现象。这中间，最基本的媒介物和发酵素，当然是诗人自己复杂的生活阅历，坎坷的生活经历，深切的人生感受，精微的人生体验。但他的“诗的发现”，显然首先是来源于他对社会、人生、历史、现实的“思想的发现”。因此，在这首诗中，与其说艾青的写作冲动，是来自于他对客观外部事物的艺术敏感和急切地想抒发心中情感的欲望，毋宁说更是来自于他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深刻洞察和固执地想宣布自己思想的意愿。也就是说，借助《盆景》一诗，他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抒情”，更重要的是“说理”。而这里“理”的内容，如看上去美的东西，可能其实质正是丑；貌似高贵的东西，给人以幸福感的东西，使人们艳羡不置、赞叹不已的东西，可能正标示着它的卑贱，使人有一种社会道德伦理方面的厌恶感，因而是应当加以防止、杜绝、抛弃、唾弃的：这些，很明显又都带有哲学的品格，加之它分明是来自于诗人自己的社会见闻、社会思考、人生体味、人生了悟，所以理所当然地便具有了社会哲理和人生哲理的双重品格。而当诗人对这种客观真理进行主观抒发与阐发的时候，其手法、技巧又是多么的圆转、娴熟！你看他：因情状物，缘理写景，物显情出，景明理晰；描述简洁，情感深挚，议论深刻；从平凡事物与现象起兴，却能直入本质，开阔视界，升华内涵，发掘底蕴；而又让人浮想联翩，记忆遥远，于幡然有悟中得无穷启迪，在与诗人的会心交流中实现精神活动的沟通；真是开卷有益，会心自得，不言情而情显，不说理而理明，于盎然的诗“趣”中，使深邃的妙“理”垂手可得。这样的诗，从感性认识到即时的印象出发，但又通过以小见大、见微知着、平中见奇、曲径通幽的方式，给自己烙上了深重的理性的印记。不但思想内容新鲜有味，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非常独特，从而达到了“理”与“趣”的圆满的统一。　　那么，艾青诗歌中“理”与“趣”的质地如何？有何特色？　　先说“理”。大致有三项内容，即：政治道理；人生哲理；哲学真理。　　艾青是一个政治态度鲜明而且富于政治激情的诗人，虽然他从不给人以“政治抒情诗人”的印象。自三十年代以来，他就有明确的政治追求，而且总是并且已经把他的政治倾向，在诗歌中体现得相当分明。但他从不写应时诗。这是因为，他对政治的观察和理解，有自己更加宏阔的视野；更要紧的是，他知道自己是个诗人，而且是吹芦笛的诗人。芦笛，应当有健康的音调，但也应当有优美的旋律。他总是把对民族、时代、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宇宙、人类的关注，放在自己诗歌创作的首要地位。因此他的诗歌，就具有了超越时间的魅力，超越空间的价值。他的诗歌中所流露出来的“人”的思想与感情，不管是感伤、忧郁、激愤、深切，都是那样动人。　　但艾青真正见长的地方，是他对人生的感受与体验。这从他诗歌创作之初就很明显。其建国前的诗歌，“情”胜于“理”，在对人生感受与体验的表现上，哲理感并不强。也许那时候，对国家、民族、人民所遭受的灾难的痛感，使他无暇“思索”。但建国后，尤其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重“理”轻“情”的现象就已很明显，在某些题材领域里甚至相当突出。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光明中的阴影，对他来说，并无思想准备，于是他不能不陷入“思索”；而“思索”，自此就成了他诗歌中“理”趣的发生源。　　新时期复出以后，作为“归来”诗人的首席代表，他以诗歌对生活发言，首先就是讲“理”：除《在浪尖上》这样的政治诗以外，其哲理小诗一开始就大量涌现并取得很高的成就决非偶然。这中间，人生感受与体验的凝聚与熔铸，人生经验与阅历的深化与升华，很自然地形成了他的小诗创作中可贵的哲理品格。其在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现实现象的“哲思”方面，速度之快捷，反应之灵敏，颖悟之独特，认识之深刻，都是惊人的，几乎无人可比。　　但零零星星的、具体琐碎的点滴结晶，的确难以表达和反映诗人思想之博大、胸怀之宽广、目光之深邃，境界之高远。于是，以高瞻远瞩的气魄，高屋建瓴的姿态，作抽象的沉思，得哲学之真谛，就成为势所必然。这样，像《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这种面向世界、宇宙、人类，对之进行“形而上”的把握的“诗体的哲学”巨制，自然就横空出世，应运而生了。因此，一个兼有思想和艺术家两重物质的当代诗坛泰斗的艾青的最后塑像，也完成了。　　再说“趣”。在诗歌当中，既要说“理”，又要有“趣”，可谓殊为不易。中国古人、今人当中，作此尝试者，颇不少见，但成功者寥寥——如果不说绝无的话。以中国当代诗歌而论，新时期以前，热衷于此者，甚至有“１７年”中曾经享誉甚高或极高的“大诗人”，但那“理”（以政治道理为多，人生哲理次之——仍偏于政治，哲学真理几无）与“趣”究竟经得起多久的考验，达到了怎样的质地，仍待商椎。但艾青是个例外：至少，在当代人中，时至今日，他是最为杰出的。　　何以然？择其大者说之，除尊重诗歌创作本身的艺术特性与艺术规律之外，艾青的出色的创作才能与他的独特的表现技巧，最使其诗歌既有“理”又有“趣”的决定性原因。如：　　机敏的智慧。他的诗人的重要的艺术天赋之一在于机敏。一个寻常的现象，在他面前，不但可以被迅即地发现“深刻”，而且往往能见出“独特”；但这些一经诗人道出，又那样合情合理，虽然常常也出人意外。如《山核桃》：“一个个象是铜铸的／上面刻满了甲骨文／也象是黄杨木雕刻／玲珑剔透、变化无穷／不知是天和地的对话／还是雨风雷电的檄文，”一首仅仅六行的小诗，其生活、思想、情感、艺术的含藏、何其深厚饱满！不但能够对客观对象的现象特征，一抓即中，描摹准确，而且能将主观思致和体悟的渗漏，巧妙灌注，有机熔铸；使想象与联想，同感受和体验一起，和谐完满地揉作一团，形成虚实兼和艺术意象，但又有哲理感、沧桑感，从而达到情理丰茂、意会无穷的审美境界。像这样的例子，在艾青诗歌中，几乎比比皆是。　　丰赡的手段。艾青的诗歌，看上去单纯明快，其实技巧与手法很丰富，但又从容流畅、洗炼自然，从不给人以雕饰之感。这是一种高境界，没有深厚的才情和扎实的功底绝不可得。他善于用比，尤其是博喻，常有“集群”效果；长于描述，简净而概括，又含有多重的艺术功能；钟情于写意，从不滞留于形表，追求余情余韵；又青睐象征，在明晰显豁之中，复得含蓄蕴藉。许多寻常手段，经艾青的诗笔点化，便有奇效。这些从他的《维也纳》、《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给乌兰诺娃》、《在智利的海岬上》、《墙》、《红色磨坊》、《绿》、《鱼化石》等大量作品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别致的诗体。“体”指体式、体性、体“态”、体“质”。艾青对诗歌散文美的追求，已成独特的开创性追求，但那可贵的价值不在形式本身，而在一种“风度”。然而其前期的不拘陈法，洒脱随意，只求自适，不去硬就规约；不合辙，不押韵，不搞抑扬顿挫，不重旋律节奏；不企望诗形的整饬，行节句式不务规谨，不炼字、炼句、炼意，不求外在的营造修饰等等，目的是为了“传情”的流利自然。到后来，或走向“泼墨”式，或追求“素描”化，而“散文美”的艺术本旨仍保持不变，却是为的“达意”：或借以容纳博大深宏的“思想”，或为了提炼精微凝重的“哲理”。因此其诗体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而且在整个新时期中，他的这种“风度”，其影响是广泛深远的。说“理”的倾向，至少在“归来”诗人中颇不鲜见，但能像艾青的作品这样仍有丰盈的诗“趣”者，并非多有。　　这些作为现象，反映了艾青诗歌创作艺术思维方式的过人之处。一是讲“积淀”：从前论诗，诗论家常以拍格图的“迷狂”说为据，以为诗中佳品，多来自某种瞬间、即时的“灵感”触发与爆发，如郭沫若的《女神》。这自然有道理。但这种说法又是以诗歌创作的“缘情”理论为认识基础的。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那种“火山爆发式”的、“狂飙突进式”的创作方式，现已罕有客观的条件与机缘。建国后为了“宣传”而写作的情形自可不论，仅仅中国当代几十年来生活的演进特点和诗人自身的命运轨迹，就已决定了他们思想精神状态的“深沉”。所以，丰富复杂的人生感受与体验的“积淀”，就成为一般“过来人”诗歌创作的客观基因。在这方面，艾青的诗歌创作是最忠实的遵循了这一规律，并将它体现得最为显明的。大凡仍袭旧轨，仅是“一时”的“感兴”率尔为诗者，往往不能成功，因为它缺乏扎实深厚的人生“积淀”作为强大后盾。　　二是重“感悟”。毕竟大家都是从“当代生活”中过来的。因此，感性经验的“积淀”，作为潜在的精神财富，人都不能说无。但艾青之可贵，在于能在诗歌创作之“中”，预先或及时地把种种感性的“积淀”。通过有形无形的“思索”，把它变成理性的“体悟”。而一经“体悟”，那些原本是感性的东西，便自然而然地具有了“哲学”的品格，从而成为“哲理”。同时艾青此时即主要是新时期的创作，又常常自觉地把对“哲理”的表现，放在首要的地位，而不是像过去自己，或现在的许多人那样，重“情”而轻“理”。所以他的作品中，“情”之抒，容或有，但并不重要的是说出自己对生活、世界、社会、人生的“认识成果”，而不是某种单纯的“情绪”的渲泄。这种新的追求，如果说还不能称之为是对传统的创作观念的“革命”，至少也是一种补充、发展和完善。　　这自然也就会导致艾青诗歌创作的启迪性和生发性。阅读其“理趣”之作，不再只是一种感情的沟通，更多的也会是一种思想的交流。“感染”力不再成为一种唯一的艺术中介，而“默会”性，则悄悄地上升成为达到读者与诗人审美契合的桥梁。诗人的创造，诉诸于对读者的“启迪”；读者的创造，则借助于对作品的“生发”。而二者一旦得到和谐的“统一”，现代“理趣”之作的艺术效力，就进入了最完满的境界。而艾青诗歌创作中的这种“理趣”，又正好反映了我们今天生活的“现代性”，因而它又是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精神”的。＊　　　　　　 作者：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64-6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钟友循19951995“理趣”，是艾青当代尤其新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这是由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及其创作自身的变化发展。在五十年代中期，艾青作品已有此萌芽，在新时期则成为重要的主导特征。“理”的内容的拓展和“趣”的表现的多样，使艾青的新时期诗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理”的内容，包括政治道理、人生哲理、哲学真理；“趣”的体现，在于机敏智慧、丰赡的手段、别致的诗体。内中根源，是因为其诗歌创作艺术思维的过人之处，一是讲“积淀”、二是重“感悟”；这是对传统诗歌创作观念的补充、发展和完善。由此也使艾青的诗歌创作，具有启迪性和生发性的审美特征，并附着着明显的“时代精神”，体现了“现代性”。　　艾青是中国当代诗歌界的泰斗。尽管不测的政治风云，使艾青的当代诗歌创作进程中留下了一段空白。但在新时期复出以后，他依然是“归来”诗歌中独领风骚的人物，其历史影响难以估量。如何领会、把握艾青创作中的“诗思”与“诗艺”，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就此二者的统一而言，我认为“理趣”是艾青当代尤其新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并且也还以此而体现出其独特的魅力。　　艾青作为诗人，以浓郁的抒情风格见称。从处女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到他被胡风称为“吹芦笛的诗人”，其建国前的诗歌，就一向充满沉郁而丰盈的情感内容。内中不乏感伤，但也时有悲壮，也凄迷，到后来又注入了激昂：但无论如何，总是那样饱满，那样深沉，对人民，对祖国，对生活，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生，有抒不尽的情，诉不完的爱。建国后，他以更加乐观明朗的姿态，投入对新生活、新社会、新理想进行尽情讴歌的诗歌浪潮之中，应当说，尽管在其部分诗作中他的抒情个性有所消弱，但却于同时在某些特定题材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新的特色，如其国际题材作品中的深邃隽永的哲理感，这种哲理感借助于其诗歌的富有张力的象征韵味，使艾青作为杰出诗人的“诗思”与“诗艺”，在新的审美追求与审美创造上达到了较为完满的统一。值得指出的是，正是在这时候，艾青诗歌中从建国初期开始就已较为明显的“说理”倾向，于此正式地进入了艺术的轨道。　　不妨略作点比较。比如他进入新中国以后的第一首诗作《国旗》，作于１９４９年，通篇都是纯政治性的语言，与标语口号无异，不但毫无形象感，而且感情内容稀薄空洞，缺乏生动鲜活的血肉，与其说是在抒情，莫如就直指为“说理”或“宣传思想”倒更为恰切；跟当时郭沫若的《新华颂》真是“如出一辙”，可见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大约在新旧过渡之际，诗人出于自己先进的政治觉悟，急于“表态”，但来不及在对新中国的切身感受中，酝酿诗情，爆发冲动，便率尔为“诗”，既无生动鲜话出自心底的诗“情”可抒，于是便将由人生经验而积淀下来凝聚起来的所“思”作为临时的替代品。这样，形成“理障”，自无“诗艺”可言。　　其原因，在于“载道”的欲望与追求。这是那时一些老诗人的通病，非独艾青一人而已。　　但稍后的《春姑娘》却相当不错。跟《国旗》一样，其主旨乃是为了赞美或“说明”新中国之美好，犹如春之到来，去尽冬寒，万物苏生，花香鸟语，温熙无比。通篇以“春姑娘”为喻，吐尽对新中国诞生的由衷喜悦；然而又将抽象的“春”，化为一个实实在在、活活泼泼、无瑕而幸福的少女，让她赤脚渡河，负筐涉滩，低头轻歌悄吟，信手撒红播绿，过田垅，嬉牛羊，进村庄，引蜂蝶，处处欢声处处笑，一片升平景象。其形象之灵动轻盈，语言之自然活泼，情调之明丽舒怡，情感之丰沛饱满，匀极出色，所谓心物两契，情景交融，不但形象生动撩人，而且氢气鲜活可感。其诗“趣”之浓，令人叹止；但也不妨直说，并无深邃的哲“理”感。故尔不能视为“理趣”之作。　　５０年代中期，艾青在经历过几年诗艺平平的创作道路之后，其固有的抒情才能，在新的题材领域中得以喷发出来，而且形成了富有独特个性的新的风格。《在智利的海岬上》中一个“房子在地球上／地球在房子里”的意象，巧妙地将写实与象征融合为一，内中多少深邃的人生哲理韵味，把为了崇高的人生理想勇敢顽强地向世界宣战的“船长”、“水手”形象，烘托、渲染得既淋淳尽致而又清晰可见！《自由》一诗，抓住美元上的“自由”字样，一针见血地写道：“有了它，／就有了自由；／没有它，／就没有自由。／谁的钱越多，／谁的自由也越多；／谁一个钱没有，／谁一点自由也没有”，这与《在智利的纸烟盒上》针对上面的“自由女神”像进行的抒情一样，以理语作情语，从形象出发，并且扣紧形象本身兴议说理，有深切的人生体验与感受作为抒情的说理的支撑，但又反映、抒写的是即时的甚至瞬间的情绪与印象，在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与“金钱”的本质关系，以及所谓“自由女神”形为偶像实则一钱不值的富有启示性的现象的同时缘情说“理”，因理而生“趣”，从而使人生和政治哲理本身，给诗作带来了新颖别致的韵味。　　除这类国际题材作品之外，艾青在他当时所写的哲理－讽喻诗中，也表现出类似的抒情、说理的才能。如《礁石》：“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它的脸上和身上／象刀砍过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再如《海带》：“寄生在大海／随水流摇摆／怨海潮把它卷带／抛撇在沙滩上／从此和水属分开／任风吹太阳晒／心里焦渴地期待／能象往日一样／在水里自由自在／但命运不给它／较好的安排／它就这样一天天／枯干、碎断／慢慢变成尘埃……”。这类诗，名为咏物，实为写人，虽形象内蕴有别，但其立旨意向无异，其共同的特点是充满了深沉蕴藉的哲理感受。一方面，有丰富的沧桑之痕，风尘之迹，强烈的情感，和绵长的思致；一方面，又能写象求蕴，以形得神，倚境出意，赋物明理，从而使心物两得，情境兼出，意与物合，理与境谐。虽诗中不作理语，但其“理趣”，自在赋物写象之中，使物象与心象妙合而凝，物理与事理浑融无间，犹如光影相随，水乳一体，从而使写景状物之笔，得到达理见情的佳境。艾青这种以讽喻笔调，来传达深刻的哲理韵味的追求，在他写于同一时期的寓言式散文诗《养花人的梦》、《黄鸟》、《蝉之歌》、《画鸟的猎人》中，也有鲜明的体现。“理趣’，在当时实已成为艾青诗歌创作中的重要的主导性追求，而且其中“诗思”与“诗艺”的统一，可以说已经趋于比较成熟的境地。　　新时期复出以后，艾青在这方面的追求更有了新的进展。首先是“理”的内容的拓展。这里，一方面是他一贯的对光明与自由热烈追求的主题意向，在“旧”题材中继续延展，但思想却更加犀利明快，如《维也纳》和《墙》同样表现对被压迫民族的深切同情，前者凝重深情，而后者则义愤填膺；另一方面，他在“新”题材中表现出自己过去所鲜有的怒焰式的政治激情，如《在浪尖上》：“‘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百分之百的虚伪，／彻头彻尾的欺骗；／／最残酷的迫害，／最大胆的垄断，／比宗教更荒唐，／比谋杀更阴险”，“理性被本能扼杀，／用武断蛊惑人心；／奸诈的耀武扬威，／忠诚的受到诬陷；／／野心在黑夜发酵，／情欲随权力增长；／自私与狂妄赛跑，／良心走进拍卖行。”这些都说明，艾青诗歌创作中的说“理”的追求不但仍在继续，而且已经随着他的感情的强烈程度，有时甚至已达到了几乎不可遏止的地步。而对社会生活体验的加深，和对人生经历回味的升华，他的诗中的“理”的内容，在广度、深度、厚度、力度上，都自然会急剧地扩充、增长、膨胀、加强。这里最突出最集中最典型的例证，是他新时期的长篇抒情诗代表作《光的赞歌》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两诗堪称博大精深，不但熔铸了艾青一生中几乎所有最深切的感情，而且是他把自己的全部人生体验提炼之后的出色的思想升华。它们均视野开阔，思想犀利，感情激越，气势磅礴，具有崇高壮美、庄严雄浑的哲理式史诗的审美风格。前者作为一篇杰出的“诗体的哲学”（吕剑语），用“光”的意象贯穿始终，显示了诗人对人类普遍现象和生活客观规律的思考，由此提出并回答了跟社会与人生密切相关的许多重要哲学命题，如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前进与倒退、科学与愚昧、真善美与假恶丑等等，其中“光”作为一种总体的、正面的象征，又体现了诗人对智慧与力量、科学与民主、革命与真理、希望与理想、光明与未来的热烈向往和不懈追求；后者则以对古罗马奴隶社会时期的大斗技场遗址的抒写为中介，由此铺展开来，夹叙夹议，在展示出一幅超越时间与空间、民族与国家界限的鲜血淋漓的画面的同时，将这种令人怵目惊心的厮杀场面，放在历史的背景和现实的感受中加以观照，从而深刻揭示了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所孽生的“奴隶主思想”和它的巨大的罪恶，并对之发抒出自己的深沉感慨，表达出自己同样充满哲学意蕴的思想结晶，其巨大的思想容量和卓越的艺术概括力的确令人震撼。因而都称得上是充满“理趣”的宏篇巨制。　　其次是“趣”的表现的多样。《在浪尖上》和《光的赞歌》均以以“理语”入诗见长，同时都表现出激情充沛、意绪高扬、明快洗炼、沉雄粗砺的特点；其中《在浪尖上》戟刺的准确犀利，剖析的中肯透彻，造语的精辟简净，结句的奇崛峥嵘，《光的赞歌》思想的博大宏深，情调的高亢激越，境界的高远深邃，风格的豪迈奔放，都是罕见的。《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场景集中但又画面宏阔，驰骋想象却又议论风生，虽不似《光的赞歌》几乎通篇都是抒情意味浓郁的“理语”，但在紧要处的点睛议论，如“血债迟早都要用血来偿还；／以别人的生命作为赌注的／就不可能得到光彩的下场”之类，却又与上举两作中的箴言式的“理”语同“趣”；而其纵横捭阖、汪洋恣肆、思接千里、神游万仞的特点，虽出以不同的写作手法，却又与《光的赞歌》极相沟通。但它们的活跃敏捷的思维特点和灵动自如的艺术笔调，在艾青的同样富于哲理趣味的其它小诗中，又有着不同的但又丰富的表现。如《冰雹》：“混在暴风雨里／躲在乌云后面／／象漫天的蝗虫／带着撕杀的叫喊／／和闪电一起／和雷声一起／／突然地来了／突然地去了／／它所留下的／是灾难的记忆／／光秃的树枝／碎了的窗玻璃／／暗了的街灯／人的咒骂和叹息”，明明是写“文革”及其后果，却对这些不着一辞，而是调动自己的感觉与想象，将社会现象的外部表征，藏于自然现象的独特景况之中，一切情感、认识、感性、理性，爱憎、臧否、是非、善恶，个人的体验、全民族的感受、当时的见闻与事后的评价，都经过高度的浓缩、凝聚、提炼、抽象，注入生动鲜活的“冰雹”的意象之中。有理念吗？有；有议论吗？有。但不动声色，不露痕迹。虽只是诗的方式，但那抨击、批判、揭露、鞭挞，虽显得很冷静，有时却比纯粹的理论语言更有力：因为它是具象的描述，真切可感，能催发联想，启动记忆，引起思考，产生“痛”感，可谓有“理”有“趣”。他的《围棋》、《山核桃》、《伞》、《蛇》、　　《镜子》、《鱼化石》乃至《花样滑冰》、《自由体操》、《平衡木》等等，虽以不同的题材内容表现不同的主题意向，或写人，或写事，或重社会思考，或重人生体悟，甚至仅就只是描摹某种普通的日常现象，却都带有上述的特点，其哲理的韵味与隐喻、象征手法的结合，具象描述与抽象意蕴的统一，已臻化境，可以说都是质量甚佳，“面貌”佼好的“理趣”之作。　　也许能够给人以更深刻印象的是像《盆景》这样的作品。它写道：“好象都是古代的遗物／这儿的植物成了矿物／主干是青铜，枝桠是铁丝／连叶子也是铜绿的颜色／在古香古色的庭院／冬不受寒，夏不受热／用紫檀和红木的架子／更显示它们地位的突出”：这是宏观印象；“生长的每个过程／都有铁丝的缠绕和刀剪的折磨／任人摆布，不能自由伸展／一部分发育，一部分萎缩／以不平衡为标准／残缺不全的典型／象一个个佝偻的老人／夸耀的就是怪相畸形／有的挺出了腹部／支撑着一个人残废的生命’：这是微观剖析。后半部分的抒情议论暂且不说，第一，这首诗人的上述这些句子，是景语、物语还是情语、理语．应当说都是由此可以见出其语言的品质与容量；第二，它们的写作目标，是写景状物还是传情达意？应当说都是由此可以见出其描述的作用与功效；第三，这里的客体是实物还是意象？应当说都是，由此可以见出其造型的方式与性状；第四，它们的传达途径是写实还是象征？应当说都是，由此可以见出其设境的手法与内涵。艾青面对一个人们在生活中早已司空见惯的寻常事物，通过自己思想感情的分解与重构，却写出了一种同样为人们所司空见惯但却在习以为常之中绝无惊悚之感的社会现象。这中间，最基本的媒介物和发酵素，当然是诗人自己复杂的生活阅历，坎坷的生活经历，深切的人生感受，精微的人生体验。但他的“诗的发现”，显然首先是来源于他对社会、人生、历史、现实的“思想的发现”。因此，在这首诗中，与其说艾青的写作冲动，是来自于他对客观外部事物的艺术敏感和急切地想抒发心中情感的欲望，毋宁说更是来自于他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深刻洞察和固执地想宣布自己思想的意愿。也就是说，借助《盆景》一诗，他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抒情”，更重要的是“说理”。而这里“理”的内容，如看上去美的东西，可能其实质正是丑；貌似高贵的东西，给人以幸福感的东西，使人们艳羡不置、赞叹不已的东西，可能正标示着它的卑贱，使人有一种社会道德伦理方面的厌恶感，因而是应当加以防止、杜绝、抛弃、唾弃的：这些，很明显又都带有哲学的品格，加之它分明是来自于诗人自己的社会见闻、社会思考、人生体味、人生了悟，所以理所当然地便具有了社会哲理和人生哲理的双重品格。而当诗人对这种客观真理进行主观抒发与阐发的时候，其手法、技巧又是多么的圆转、娴熟！你看他：因情状物，缘理写景，物显情出，景明理晰；描述简洁，情感深挚，议论深刻；从平凡事物与现象起兴，却能直入本质，开阔视界，升华内涵，发掘底蕴；而又让人浮想联翩，记忆遥远，于幡然有悟中得无穷启迪，在与诗人的会心交流中实现精神活动的沟通；真是开卷有益，会心自得，不言情而情显，不说理而理明，于盎然的诗“趣”中，使深邃的妙“理”垂手可得。这样的诗，从感性认识到即时的印象出发，但又通过以小见大、见微知着、平中见奇、曲径通幽的方式，给自己烙上了深重的理性的印记。不但思想内容新鲜有味，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非常独特，从而达到了“理”与“趣”的圆满的统一。　　那么，艾青诗歌中“理”与“趣”的质地如何？有何特色？　　先说“理”。大致有三项内容，即：政治道理；人生哲理；哲学真理。　　艾青是一个政治态度鲜明而且富于政治激情的诗人，虽然他从不给人以“政治抒情诗人”的印象。自三十年代以来，他就有明确的政治追求，而且总是并且已经把他的政治倾向，在诗歌中体现得相当分明。但他从不写应时诗。这是因为，他对政治的观察和理解，有自己更加宏阔的视野；更要紧的是，他知道自己是个诗人，而且是吹芦笛的诗人。芦笛，应当有健康的音调，但也应当有优美的旋律。他总是把对民族、时代、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宇宙、人类的关注，放在自己诗歌创作的首要地位。因此他的诗歌，就具有了超越时间的魅力，超越空间的价值。他的诗歌中所流露出来的“人”的思想与感情，不管是感伤、忧郁、激愤、深切，都是那样动人。　　但艾青真正见长的地方，是他对人生的感受与体验。这从他诗歌创作之初就很明显。其建国前的诗歌，“情”胜于“理”，在对人生感受与体验的表现上，哲理感并不强。也许那时候，对国家、民族、人民所遭受的灾难的痛感，使他无暇“思索”。但建国后，尤其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重“理”轻“情”的现象就已很明显，在某些题材领域里甚至相当突出。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光明中的阴影，对他来说，并无思想准备，于是他不能不陷入“思索”；而“思索”，自此就成了他诗歌中“理”趣的发生源。　　新时期复出以后，作为“归来”诗人的首席代表，他以诗歌对生活发言，首先就是讲“理”：除《在浪尖上》这样的政治诗以外，其哲理小诗一开始就大量涌现并取得很高的成就决非偶然。这中间，人生感受与体验的凝聚与熔铸，人生经验与阅历的深化与升华，很自然地形成了他的小诗创作中可贵的哲理品格。其在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现实现象的“哲思”方面，速度之快捷，反应之灵敏，颖悟之独特，认识之深刻，都是惊人的，几乎无人可比。　　但零零星星的、具体琐碎的点滴结晶，的确难以表达和反映诗人思想之博大、胸怀之宽广、目光之深邃，境界之高远。于是，以高瞻远瞩的气魄，高屋建瓴的姿态，作抽象的沉思，得哲学之真谛，就成为势所必然。这样，像《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这种面向世界、宇宙、人类，对之进行“形而上”的把握的“诗体的哲学”巨制，自然就横空出世，应运而生了。因此，一个兼有思想和艺术家两重物质的当代诗坛泰斗的艾青的最后塑像，也完成了。　　再说“趣”。在诗歌当中，既要说“理”，又要有“趣”，可谓殊为不易。中国古人、今人当中，作此尝试者，颇不少见，但成功者寥寥——如果不说绝无的话。以中国当代诗歌而论，新时期以前，热衷于此者，甚至有“１７年”中曾经享誉甚高或极高的“大诗人”，但那“理”（以政治道理为多，人生哲理次之——仍偏于政治，哲学真理几无）与“趣”究竟经得起多久的考验，达到了怎样的质地，仍待商椎。但艾青是个例外：至少，在当代人中，时至今日，他是最为杰出的。　　何以然？择其大者说之，除尊重诗歌创作本身的艺术特性与艺术规律之外，艾青的出色的创作才能与他的独特的表现技巧，最使其诗歌既有“理”又有“趣”的决定性原因。如：　　机敏的智慧。他的诗人的重要的艺术天赋之一在于机敏。一个寻常的现象，在他面前，不但可以被迅即地发现“深刻”，而且往往能见出“独特”；但这些一经诗人道出，又那样合情合理，虽然常常也出人意外。如《山核桃》：“一个个象是铜铸的／上面刻满了甲骨文／也象是黄杨木雕刻／玲珑剔透、变化无穷／不知是天和地的对话／还是雨风雷电的檄文，”一首仅仅六行的小诗，其生活、思想、情感、艺术的含藏、何其深厚饱满！不但能够对客观对象的现象特征，一抓即中，描摹准确，而且能将主观思致和体悟的渗漏，巧妙灌注，有机熔铸；使想象与联想，同感受和体验一起，和谐完满地揉作一团，形成虚实兼和艺术意象，但又有哲理感、沧桑感，从而达到情理丰茂、意会无穷的审美境界。像这样的例子，在艾青诗歌中，几乎比比皆是。　　丰赡的手段。艾青的诗歌，看上去单纯明快，其实技巧与手法很丰富，但又从容流畅、洗炼自然，从不给人以雕饰之感。这是一种高境界，没有深厚的才情和扎实的功底绝不可得。他善于用比，尤其是博喻，常有“集群”效果；长于描述，简净而概括，又含有多重的艺术功能；钟情于写意，从不滞留于形表，追求余情余韵；又青睐象征，在明晰显豁之中，复得含蓄蕴藉。许多寻常手段，经艾青的诗笔点化，便有奇效。这些从他的《维也纳》、《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给乌兰诺娃》、《在智利的海岬上》、《墙》、《红色磨坊》、《绿》、《鱼化石》等大量作品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别致的诗体。“体”指体式、体性、体“态”、体“质”。艾青对诗歌散文美的追求，已成独特的开创性追求，但那可贵的价值不在形式本身，而在一种“风度”。然而其前期的不拘陈法，洒脱随意，只求自适，不去硬就规约；不合辙，不押韵，不搞抑扬顿挫，不重旋律节奏；不企望诗形的整饬，行节句式不务规谨，不炼字、炼句、炼意，不求外在的营造修饰等等，目的是为了“传情”的流利自然。到后来，或走向“泼墨”式，或追求“素描”化，而“散文美”的艺术本旨仍保持不变，却是为的“达意”：或借以容纳博大深宏的“思想”，或为了提炼精微凝重的“哲理”。因此其诗体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而且在整个新时期中，他的这种“风度”，其影响是广泛深远的。说“理”的倾向，至少在“归来”诗人中颇不鲜见，但能像艾青的作品这样仍有丰盈的诗“趣”者，并非多有。　　这些作为现象，反映了艾青诗歌创作艺术思维方式的过人之处。一是讲“积淀”：从前论诗，诗论家常以拍格图的“迷狂”说为据，以为诗中佳品，多来自某种瞬间、即时的“灵感”触发与爆发，如郭沫若的《女神》。这自然有道理。但这种说法又是以诗歌创作的“缘情”理论为认识基础的。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那种“火山爆发式”的、“狂飙突进式”的创作方式，现已罕有客观的条件与机缘。建国后为了“宣传”而写作的情形自可不论，仅仅中国当代几十年来生活的演进特点和诗人自身的命运轨迹，就已决定了他们思想精神状态的“深沉”。所以，丰富复杂的人生感受与体验的“积淀”，就成为一般“过来人”诗歌创作的客观基因。在这方面，艾青的诗歌创作是最忠实的遵循了这一规律，并将它体现得最为显明的。大凡仍袭旧轨，仅是“一时”的“感兴”率尔为诗者，往往不能成功，因为它缺乏扎实深厚的人生“积淀”作为强大后盾。　　二是重“感悟”。毕竟大家都是从“当代生活”中过来的。因此，感性经验的“积淀”，作为潜在的精神财富，人都不能说无。但艾青之可贵，在于能在诗歌创作之“中”，预先或及时地把种种感性的“积淀”。通过有形无形的“思索”，把它变成理性的“体悟”。而一经“体悟”，那些原本是感性的东西，便自然而然地具有了“哲学”的品格，从而成为“哲理”。同时艾青此时即主要是新时期的创作，又常常自觉地把对“哲理”的表现，放在首要的地位，而不是像过去自己，或现在的许多人那样，重“情”而轻“理”。所以他的作品中，“情”之抒，容或有，但并不重要的是说出自己对生活、世界、社会、人生的“认识成果”，而不是某种单纯的“情绪”的渲泄。这种新的追求，如果说还不能称之为是对传统的创作观念的“革命”，至少也是一种补充、发展和完善。　　这自然也就会导致艾青诗歌创作的启迪性和生发性。阅读其“理趣”之作，不再只是一种感情的沟通，更多的也会是一种思想的交流。“感染”力不再成为一种唯一的艺术中介，而“默会”性，则悄悄地上升成为达到读者与诗人审美契合的桥梁。诗人的创造，诉诸于对读者的“启迪”；读者的创造，则借助于对作品的“生发”。而二者一旦得到和谐的“统一”，现代“理趣”之作的艺术效力，就进入了最完满的境界。而艾青诗歌创作中的这种“理趣”，又正好反映了我们今天生活的“现代性”，因而它又是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精神”的。＊

网载 2013-09-10 21: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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