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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作为带有审美特质的历史现象和具有历史内涵的审美现象，总是同人的历史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任何联系都是双向的。必须从双方面来考察文艺同历史之间的深层联系。尽管文艺同历史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规律，但从宏观上说，文艺的演变和历史的推进大体上是同步的。这已经成为被历史老人首肯和定论了的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文艺的产生根源和发展动力、文艺的现实内容和演变机制，归根结底，都必然受到处于变化状态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文艺又反映时代和辐射历史。从艺术画面和形象体系中，可以也应当看到一定时代的人的现实生活的情景和风貌，使读者从中体悟和洞察到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趋势。因此，作品必然脱不净历史的胎记。文艺作为历史的温馨儿和美的精灵，总会积淀着和表现着历史意向和历史精神。优秀的杰出的文艺作品一定会附丽着深邃、厚重和宏阔的历史感和时代感。
　　　　　　一、关于历史观念和历史精神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艺术家，总是能够通过自己的精彩和深刻的艺术描写，反映历史发展的要求，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始终滋润和洋溢着奋发的时代精神。诚然，文艺的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总会因历史的时代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历史和时代的上升期与历史和时代的没落期的文艺中的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判然有别的。历史和时代的上长升期，社会的全面进步给人的全面发展提供重要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机遇，总是伴随着人的相应的全面的自由发展，把人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境界，推上一个新的历史台阶；历史和时代的没落期，由于社会的畸变和黑暗，往往压抑和摧残人的生态和个性，使人处于被作贱被捉弄的悲惨的境况。历史和人的现实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有时觉醒了的有力量的人推动历史的转型和社会的进步；有时变异和没落了的历史和社会又转来压迫和吞噬人，酿成这样那样的人生的历史悲剧。
　　历史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这样一些重要的方面：叩问和发掘历史的根源性，正视和肯定历史的现实性和历史的规律性，面对现实生活，赝服社会理性，尊重历史逻辑，尽可能自觉地主动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努力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预示、追求和肯定人的历史发展的光明前景。
　　伟大的作家艺术家总是能一定程度上形象地表现出他们所属那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和历史进程，成为他们所属那个时代的历史精神的实践者和宣扬者。特别是处于社会转型和历史变动时期的那些具有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家艺术家更是如此。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尤其在“五四”运动之后，以鲁迅和茅盾为代表的文艺家和思想家们，以他们的创作和作品，出色地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风暴和历史面貌；西欧的启蒙运动和狂飚运动时期，以卢梭和歌德为代表的思想家和文艺家，扮演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先驱和旗手的光荣角色；自觉地充当“法国社会的书记官”的巴尔扎克，尽管是一个政治上的保皇派，由于他看到了自己的阶级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于是放弃和打破了他的政治偏见和阶级同情，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背叛了自己的营垒，调转笔锋，去辛辣地嘲讽腐朽的贵族男女，而歌颂和赞美代表未来的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的圣玛丽修道院共和国的英雄们，深刻地揭示了法国革命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取代没落的封建阶级的历史进程；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的托尔斯泰，批判了带有原始积累时期某些特征的资产阶级的贪樊、狡诈和残酷，同时无情地冷峻地抨击了沙俄帝国和农奴制度的黑暗、靡烂和丑恶。他苦苦思索社会的出路和历史发展的道路，最后变成为劳苦大众讲话的宗法制的农民的思想家。他是从宗法制的农民的立场来审视和诉讼资产阶级的掠夺和封建贵族的腐败的。尽管他的历史观是向后看的。固执地守护着令人讨厌的保守的和神秘的东方的思想体系——托尔斯泰主义，但他的创作和作品，仍然表现出沙俄帝国从农奴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和历史巨变，揭示了从沙俄帝国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取代腐朽的地主阶级的这个历史大变动过程中的阶级关系的改组、经济结构的更替、文化思想的重塑和伦理道德观念的新变。所有这些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的伟大作家艺术家都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表现出一定的社会理性和历史精神。
　　能表现出一定的社会理性和历史精神是以起支配作用的与自己相亲的和历史观念为基础为指导的。因此，文艺创作、文艺评论、文艺接受和文艺阐释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内容都是根源于特定的历史观念。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念，便有什么样与之相对应的历史精神。往往能够看到这样一种有规律性的现象：当人同上升期的前进过程中的历史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时，作家评论家思想家们对他们所属时代的现实生活持肯定态度；当人同畸型和病变的历史状态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作家评论家思想家对他们所属时代的现实生活，总会顽强地执拗地表现出诅咒、逃避、消解和反叛历史的人文倾向，并诱发和制造出各式各样的非历史和反历史观念。20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不正常的历史阶段。由于深刻的特殊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因，造成了历史对人的摧残、压抑和捉弄。这样的历史状态进入作家评论家思想家的意识形态视野，形成了各种非历史化的广泛意义上的各种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
　　　　　　二、各种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精神
　　（一）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念。艾略特倡导一种反传统的历史意识。他认为“传统是具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它含有历史的意识……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注：《艾略特诗学文集》，第2页，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他最早表达出用历史的当代性来冲淡和代替历史的传统性的学术策略。一些现代主义的作家和理论家对历史表现出虚无主义和利用审美手段对非人的历史进行反叛的意向。乔伊斯说：“人生是一场恶梦”。葛罗兹悲鸣：“我们唾弃万事万物，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象征是乌有，是真空，是虚无。”卡夫卡感叹：被“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一些为现代主义创作提供理论根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萨特对所谓的“社会理想”“究竟能不能实现”，感到“一无所知”。马尔库塞赋予文学“一种破坏性的潜力”，妄图通过鼓吹所谓“艺术造反”，对历史进行“永恒的美学颠覆”。新小说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兰·罗伯—葛利叶呼喊“我们必须制造出一个更真实、更直观的世界，以代替现有的这种充满心理的、社会的和功能意义的世界”。他还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同后现代主义作了比较研究，认定“巴尔扎克的时代是稳定的刚建立的新秩序是受欢迎的，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一个整体，因此巴尔扎克表现了它的整个性，但20世纪不同，它是不稳定的，浮动的，令人捉摸不定的，因此要描写这样的现实，不能再用巴尔扎克的方法，而要从各个角度去写，把现实的飘浮性、不可捉摸性表现出来”。（注：参见柳鸣九：《于格诺采地上的加尔文》，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这种历史观念开始把历史虚无化、 碎片化、模糊化、游移化和不适度的当代化。
　　（二）审美经验现象学和阐释学的历史观念。杜夫海纳认为“我们在历史中发现的东西，甚至产生于历史的东西，并非都是历史的”。（注：《审美经验现象学》，第1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他所肯定的历史不过是时间的历史或历史的时间，而“我们指的首先是人的历史时间，因为作品是一种作为的产物：任何审美对象都是一个‘历史丰碑’。审美对象又如何处在历史上呢？它处在历史上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的躯体，通过自己的形式和意义，通过人在它身上感知和解读的东西，通过它讲述的有关人的情况和人讲述的有关它的情况”。这种历史观念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将人的历史说成是人所解读和阐释的历史。阐释学并不认同历史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和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历史的客观存在的文本形式正是人的理论解释和话语叙述所使然。阐释学的历史观念通过强调历史和文本的一定程度上的相通性和一致性，实际上把历史视为一种特殊的文本。一些学者开始用阿尔都塞首创的文本模式和文本理论来解释历史，认为“文本的意义取决于阅读”，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的意义生成，同样取决于人的阅读与书写。文本是历史知识的产物，对历史的书写只不过是分析和解读这种特殊的文本的“文本生产”。当代着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一文中除对“本原历史主义”、“目的论历史主义”、“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集体无意识的历史主义”、“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精神分裂症式的历史主义”和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为标志的“人文主义的历史主义”之外，特别对他自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历史主义进行了理论阐发。他说：“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比其它理论阐释模式更具有语义的优先权。如果我们把‘阐释’理解为‘重写的运作’，那么我们可以把所有各种批评方法或批评立场置放在最终优越的阐释模式之中。文化客体按着这些阐释模式的隐喻重新写过。……马克思主义提出一个主导符码，……即‘生产模式’本身”。（注：《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样，他所力倡的“马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以打破和超越所有其它阐释理论系统的一切隐密的封锁线。这种把历史转换为语义的历史观念，只能看作是对马尔都塞的“文本生产”理论的肯定、确认和自我发挥。
　　（三）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观念。20世纪80年代开始渗透到文艺批评和学术思维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思潮，不相信存在着一个与人无关的封闭的孤立的文本世界。这种说法标志着一种向解构策略转型的思维方法的凝定，致力于破除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消解逻格斯中心主义和对人的价值实现和终极关怀，企图用文学语言的消解和颠覆力量使哲学之“思”遁入语言分析来取代被认知理性和工具理性侵染和泛化了的外部世界，而只把文本当作一种虚幻的修辞构体来阅读，从而变成削平价值的语言游戏。如果说德里达、佛克马阐述了后结构主义的一般原理；那么，保尔·德·曼更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和末定性；布鲁姆更注重探寻一种嫁接，夸大和突现解构的颠倒技巧；米勒更推崇对不可穷尽的文本的解析，本质上都只能是误读，以消解文本世界的中心性、内在性、整体性和有序性。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同新历史主义思潮相融通，形成一种带有后结构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这种历史观念正如美国着名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所描述的那样：文本理论介入历史写作必然发生文本话语和历史话语的互换问题；历史应当是被写下来的供人阅读的文本话语；历史文本隐藏着“潜在的深层结构”，具有富于想象性和虚构性的“诗性特质”，可以通过“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暗示”，进行对历史文本的自我叙述和自我解释：史实可以解释为文本观念的构造物。这种将创作文本和历史文本加以易位和倒置的话语转换论和话语隐喻论，表现出明显的用语言介入历史和决定历史的意向。然而，后现代主义尽管还是一种不确定的概念，但后现代主义总是以标示混乱和破碎为基本特征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艺术是构成混乱的一部分。它不是一向独立的领域，而是用支离破碎的‘现实’和其他全部因素连成一体”。（注：《走向后现代主义》，第2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主客对立、主体消亡、颠倒错置，构成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的重要特征。发掘和迷信“后现代主义权力话语”的福科，曾称颂萨特等人是“极为鼓舞人心和气派宏伟的一代”，他们“一直作为我们的思想规范和生活楷模”，但现在他们发现了“另一种热情”，即“对概念和我之为系统的那种东西的热情”，声称“我们不是用人，而是用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无同一性理论来代替神”。（注：《结构主义》，第12—13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他还充当历史哲学家的身份，宣布去埋葬没有规律的和缺乏内在联系的无意识结构的历史，使他成为最终被历史抛弃的哲学历史学家。富科作为权力话语的思想家，迷信和崇拜泛在的权力机制，探索的追求主体的非理性的改良之路。然而，他的历史哲学和权力意志的基调是悲观主义的。他反对抽象的人本主义对人的夸张和神化。尼采说，上帝死了！加缪说，理性的人死了，一批非理性的人站起来了！而富科却更加彻底地说，所有的人都已经亡故了！富科的关于权力意志的理论根本无法拯救人类的历史命运。他往往陷于一方面躲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一方面又妄图凭借泛在的权力话语的辐射和膨胀，以谋求确立介入历史的政治手段这样一种十分虚假和困顿的境地。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日内瓦学派中的一些学者所经历的从拒斥历史到回归历史的转向。至50年代始，他们“开始认为时代因素与个人意识有不可忽视的关系。这种向‘精神史’回归的趋势，显示出本世纪以来现象学文学批评的一次根本性的转变”。（注：参看《文艺现象学》，第2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
　　此外，还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历史观念表达了人与自然和历史相统一的精神意向。物极必反。在“不确定性”和“内在性”的两极当中，“不确定性主要代表中心论消失和本体论消失之结果；内在性则代表人类心灵适应现实本身的倾向”，这种倾向导致“可以通过一种语言来创造自己及其世界”，正是“这种内在性”蕴藏着“走向统一的运动”。（注：《走向后现代主义》，第35—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四）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语言决定论对历史事实、历史真相、历史本质和历史过程的歪曲和篡改，比新历史主义表现得更加突出。
　　对历史和现在的关系的理论思考是渊远流长的。黑格尔说“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的自由”。马克斯·韦伯说“历史是研究过去的同我们有利害的东西”。克罗齐说“历史必须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注：《历史的理论和实际》，第2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新历史主义的直接的思想来源虽然纷繁驳杂，但主导的理论根据是介入历史的语言哲学。特别是自德里达提出“先有声音”的学说之后，打破了西方传统的语言学观念，使一些语言学家相信，构成社会和世界的重要因素不是物质、机构和体制，而是交叠的语言叙述和意义结构。新历史主义者把“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转换成由叙述人讲解的“历史故事”，从而将历史“文本化”。人们只能通过对作为特殊的历史文本的叙述和解析，了解被自我化了的过去，以满足现实的需要。新历史主义利用后结构主义倡导的“互文性”，把艺术文本和历史文本视为同类，实现历史的文本化和历史文本的中性化，以实现历史文本的事件和人物的自我放逐和自我重塑。德里达断定“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詹姆逊认为“除了以文本的形式，历史是无法企及的，或换句话说，只有通过文本化的形式，我们才能接触历史”。新历史主义的始作俑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企图用可以“厚描”文本的“文化诗学”将外部世界包括社会制度转换为语言世界的“话语层面”，通过“叙述策略”进行审美与政治、虚构与真实的沟通和对话，以实现具有政治倾向和话语权力的解析功能，利用语言文化的拆解和颠覆，向主流的意识形态挑战，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这种与政治解析相关系的“文化诗学”，从注重“语言本体”向“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辐射，企图改写历史，从语境和语义中寻求重塑过去的权力话语和政治解码。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家兰克·林特利查响往“找到一个自由空间，从而使我们从那个强迫我们在成为我们所不愿意成为的那个样子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并且我们正是在那些产生和使我们成为非我的那些制度里找到我们的不满”。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宣称“蔑视社会现实的正统观念，拥抱那些被正统文化认为是讨厌和害怕的东西（注：《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57—1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这种否定固定的历史关系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的理论支点，即主张艺术文本和历史文本的互文性的思想，受到了某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美国的海登·怀特是这样分析新历史主义所强调的历史和文本的“互文性”联系的：“这种联系在本质上看作是一种‘互文’，或者也可以说成是两种‘文本’之间的关系；‘文本’本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文化’本文则是另一方面。因此，新历史主义往往被指责为进行双重意义上的简化：它首先把社会置于一种‘文化’功能的地位，然后又进一步将文化置于‘本文’的地位。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可称为一种‘本文主义谬误’”。这种“本文主义谬误”助长了“形式主义谬误”和“历史主义谬误”，“使他们无法看到历史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本质”。（注：《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三、各种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精神评析
　　各式各样的新历史主义实质上属于观念的、文本的和语言词句的历史主义。这种新历史主义虽然还是没有确定性的、尚未定型的、甚至是颇有争议的社会文化哲学思潮。但这种社会文化哲学思潮的总体精神和思想意向是相通的和一致的。文本历史主义或历史文本主义，都是把历史当作一种特殊文本加以“诗化”，随意进行自我解读和自我阐释。经过阅读和叙述后的历史文本，不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转换成或演绎成或生发成自己所希望、能利用的形态，附丽上一层浓郁的人文意蕴和主观色彩。应当说，这种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由于融入一定的人文和诗学的因素，带有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新质，从而具有不同程度上的合理性。
　　这种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作为感悟历史的片面的深刻的真理，显然是对庸俗社会学和狭隘阶级论的惩罚，同时是对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和简单的物质一元论的反叛，包含着“人学”和“诗学”情愫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对人的意向的渗透、濡染和强调，显示着令人警醒和发人深思的学术价值。
　　对通过阅读和解析历史文本，改写和重塑历史，要进行具体的鉴别和分析。带有官方性质的传统的正史，多半是御用文人按着统治者的意志撰写的，必然充满这样那样的阶级的和史实上的偏见和悖谬。人们所看到的历史都是大量的文字史和少量的文物史。读者确实只能通过解析记载历史的文本来了解人类的过去，对历史文本的正读的正写，可以纠正被误读和写读了的历史。只有恢复了应当恢复的东西，改变了应当改变的东西，重塑了应当重塑的东西，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对人们重新审视和书写自己的历史，具有一定的不可忽视的启发作用。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向和政治色彩。后结构主义者和新历史主义者们凭借历史的文本理论来介入政治，以“修正过去的政治偏私”为己任，通过消解文本结构对颠覆社会结构起到一定的辐射和舆论动员作用，可以冲击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机制。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包括政治经济体制和机制在内的强大的物质力量，通过解析文本的方式进行抗争，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姿态，是值得肯定的。由于他们既不代表、又看不到先进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这些中小知识分子表现出无奈和懦怯，使他们利用拆解文本这种“跪着造反”的社会效果显得曲折、有限而微末。但同样具有深刻的认识作用和强烈的批判功能。
　　新历史主义者们想假手于解读文本来消解社会，这只能是美好而苍白的幻想。他们通过对历史文本的再度创造，企图寻求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快乐和狂欢，通过语码的组合和变幻以及语言的游戏，发泄和释放自己的智能和潜能，获得语言王国里的人的暂短的虚假的自由和解放。这无异是一种可怜的而又可悲的自我安慰。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尽管具有一定的深刻的片面的真理性，但从整体和全局上说，只不过是虚假的和悖谬的历史观念。运用这种虚假的悖谬的历史观念去审视和评判历史必然陷入偏执和迷误。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制造了一种文本形态的历史客体，这可以概括和归纳为：经过被自我意识化了的历史变成了一种历史的意识；把历史变成了历史的观念；把历史观念变成了观念形态的文本；把史实变成了被人们诉说或叙述着的故事；把历史存在变成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和解析；把历史过程变成了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的演化和嬗变程序；把历史人文化、主体化、意志化、伦理化、带有诗意的欲望化；把历史平面化、浅层化、庸常化、鄙俗化……从而模糊、冲淡和消解了历史客体的真实性、规定性、确定性、严肃性、正义性、神圣性……从而把历史变成被主观随意性所曲解和篡改的文本形态的历史。既然抹煞了历史的事实真相和客观标准，人们对历史的态度通过自我的自由叙述和自由评判，转换为凭借历史故事诉说自己想宣讲的话语，这势必沦为一种戏说和虚拟，可以说几乎完全应了学者胡适的一句实用主义的名言：历史变成了自己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因此，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的主要悖谬和迷误是用观念史掩盖和取代事实史，从根本上遮避和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以被赋予人文化、主体化、意志化、欲望化、诗学化、伦理化的自由意志和精神意向消解和抵制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学说，否认和反对历史真实性和历史规律性。
　　人们所面对的历史与其说是作为文本的历史，倒不如说是通过文本方式所记载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丰富和发展的历史及其在人的相应的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投影和折光的全部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即“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能够生活”，必须“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因此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正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生产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32页，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不能只关心历史的文本形式，而无视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形式和分配形式。新历史主义者们正是如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历史文本的解析引导大众去认识和发现资本社会用物质手段统治劳动者的隐秘，而他们所叙述和阅读的历史文本的内容几乎和改变现实生活的物质条件全然无关。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因为“历史的每一阶段者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而改变历史状态、历史条件和历史基础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形式的最根本的途径和道路不是靠文人的文本批判和文化批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阐明的：“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来消灭的”，“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和任何其它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新历史主义者们迷信通过对历史的文本结构的拆解达到颠覆历史的社会结构的目的，这不过是天真而浪漫的幻想。这种企图假手于批判性地解析历史文本的叙述策略决不会对一定时代的历史基础和生活条件的发展和改造发生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即便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思想启蒙，总归取代不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巨大的物质力量。“人创造环境”和“环境创造人”的关系是互为前提、辩证统一的。“人创造环境”的同时“环境也创造人”；况且“环境创造人”又以“人创造环境”为条件。人们所面对的现实环境和文字记载的历史环境，决不限于文本环境。新历史主义者们想凭借对历史和现实的文本的解析来改变历史和现实本身，这不过是一种充满浪漫情怀的神话。虽不能否认文本和历史存在着“互文性”的一面，但也确有“歧异性”的一面。这种情况下对历史文本的解读和评判往往与客观对象的本性和真实相背离、相违反，造成人为地纷扰和混乱。尽管重写历史文本具有双重性，有时可能纠正了那些被某些人所误写和误读的历史，但有时又可以加重和加深了对历史文本的误写和误读，铸成大错和新错。须知，历史存在虽然不能排除和脱尽人文因素和主体因素。但必须承认，历史的存在和发展是遵循着客观规律的。这不是以个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可能表现出一定的相对性和概率性，然而总是通过偶然性为自己的发展开辟前进的道路。一方面，“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一方面，人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恩格斯的这些分析对通过解读历史文本来顽强地表现自我意志的新历史主义者们在总体精神上是完全适用的。况且，新历史主义者们之所以凭借拆解文本来消解历史以及他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他们解读历史文本的历史目的和政治目的“根本不提真正的历史事件，甚至不提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历史的干预，他们的叙述不是以研究为根据，而是以任意的虚构和文学胡诌为根据”。（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 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历史规律是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的。被人们所公认的具有无可争辩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容和性质同样是不容抹煞和篡改的。诸如，希特勒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和元凶，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历史大悲剧。企图通过解析历史文本来模糊和改写这种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岂不丧失了知识分子最起码的天理、正义和良心，蜕变成历史和人民的叛逆。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的最大失误是在于通过文本变换的魔毯，把历史偷换和篡改成历史的观念或观念的历史。这样做，完全颠倒了和翻转了历史存在和历史意识的相互关系。新历史主义者的自我意识在历史文本里的自由奔驰，实际上也是“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历史尽管是“在人们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历史仍然是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的现实过程。新历史主义者们好像并不知道，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实际上只不过是社会存在和历史条件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阐释唯物史观说：“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得出下列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包括新历史主义所创造出来的关于历史的观念、思想意识和理论词句，“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灭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马克思恩格斯曾对那些无限度地夸大意识和观念的作用的唯心主义思想家进行过无情地驳斥。他们说：“关于这些思想家应当指出，他们必然会把事物本末倒置，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创造力和目的，其实他们的思想只是这些社会关系的表现和征兆”，“由于人们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关于自己即关于人的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文本历史主义者都是观念至上主义者。这些思想家们总是幻想靠“假定观念和思想支配迄今的历史，假定这些观念和思想的历史即是迄今存在的唯一的历史之后，……亦即顺应逻辑规定之后，在他们根本把人们关于自身的意识的历史变为人们的现实历史的基础之后，——在所有这一切之后，把意识、观念、圣物、固定观念的历史称为‘人’的历史并用这种历史来偷换现实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0 页，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观念的历史主义者使思辨的观念、抽象的意识变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样，历史便成为单纯的先入之见的历史，成为关于精神和怪影的神话”。（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马克思恩格斯把“文献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严格地区别开来。他们并不一概无条件地认同所谓的“互文性”。他们在批判实际上是观念历史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时指出：“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像所有德国的思想家一样，经常把文献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当作意义相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他们把自己的始终非常丰富的幻想和现实等量齐观，以此来掩饰他们在现实的历史上曾经扮演过的并且还在继续扮演的可怜的角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1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这是对观念的历史主义者的多么精当和深湛的分析。由于观念的历史主义者把抽象的人的观念“描绘成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公然舍弃了现实的历史条件，只能“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嘲讽道：“神圣的战士现在已征服了历史，把历史化为思想、纯思想、仅仅是思想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8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于是“他把世界当作自己关于世界的观念来把握，而作为他的观念的世界，是他的想象的所有物、他的观念的所有物、他的作为所有物的观念、他的作为观念的所有物、他自身所有的观念或他的关于所有物的观念。他把所有这一切表达为一句无与伦比的话“我把一切都归于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27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马克思恩格斯所有这些对夸大自我意识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念的批判，用来剖视和分析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即文本历史主义或历史文本主义的历史观念原则上都是适当的。将历史转换成文本，通过对文本的解析来改写和重塑历史，并融入自我的意识、倾向的幻想，这实际上是凭借文本的叙述、阅读、变换和组合来演绎和图解“把一切都归于我”的自我意识和历史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尊重人的实践的历史过程和人的实际的历史存在。他们认为人的历史科学，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可以涵盖几乎所有的科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页，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因此，轻视和蔑视历史的态度，拒斥和篡改历史内容和历史本质的企图，抹煞和抵制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和客观规律性的非历史主义和唯意志主义的历史观念都是站不住脚的。
文艺理论与批评京133～142J1文艺理论陆贵山20002000 作者：文艺理论与批评京133～142J1文艺理论陆贵山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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