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城故事吳儂軟語溫婉人心的力量  >>>

簡體     傳統

本文原载《书屋》2006年第四期

   都江堰有一副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似乎是对四川历史政治的某种规律性所作出的高度概括。上联是说用兵，强调用兵的战略要义在攻心；下联是说治理，指出一定要掌握好执法宽严的尺度。意思都没有错，不过那口气总让人觉得有点像是为“开发”某个“化外之地”而制定的方略。前人曾说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如果把这话和对联联系起来看，便又能产生出更深一层的体会。据说新出土的“三星堆遗物”揭示了一个上古时期曾经侪肩甚至超过中原的文明，但现有的文字史料却只能说明，四川是在秦国征服巴人的过程中逐渐开发的，由于它的边远、封闭和富足，到了“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关键时期，它就每每是“乱”在先而“定”在后。于是，收拾大局的人总不免要对四川用兵，而且还要善于“攻心”，善于制定恩威并济（“宽严”有度）的政策，否则难以成功，即便一时得手，也无法稳定。

    四川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成都在中国历史上的特定地位。如果不算上各朝分封的藩王以及元末的明玉珍（都在重庆）、明末的张献忠这类政权，在四川，先后至少建立了四个帝国，即蜀汉、成汉、前蜀、后蜀。它们的国都都在成都。然而，成都却未能享有和六大古都一样的历史地位，因为，这些帝国本质上终究不过是割据政权，尽管如蜀汉自认为是汉皇朝的正统，也没有用——从成都发出的政令未曾超出过北至汉中、南到云南的那么一块地盘，硬说代表中央，那只是长自己志气的宣传手段而已。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总在“分”与“合”的循环中前进，而每到“分”的关头，四川就会以某种形式有所表现，于是，成都在许多时候成为独立的政治中心，发挥特殊的历史作用。

一

    最先把成都的地缘政治优势提到理论层面并运用于实践的是诸葛亮。他在《隆中对》里向刘备介绍的战略性纲领，就特别强调了当时形势下为何要选择益州作为“光复汉室”的基地。他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邦当初能在中原的混战中获胜，靠的就是四川这个丰饶的后方基地（刘邦是被迫来到汉中的，但如果不到汉中，他怎么能得到四川？这真叫歪打正着）。他又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则大业可成。”说着说着，他还拿出一幅西川地图，详加解释，再下结论：“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一番话说得刘备如醍醐灌顶，从此把诸葛亮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

    开始事情果然按诸葛亮的战略设想发展。刘备于建安十九年（214年）进了成都。虽然偏居一隅，但将士们追随的是诸葛亮制定的战略目标——“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诸葛亮还把它凝练成两句极富道义力量的政治口号，叫做“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眼光始终盯住朝廷所在的中原。六七年后，益州的建设和发展粗具规模。刘备根据诸葛亮的意见，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自立为汉中王，打出讨贼除逆的大旗。既具备了相当的物质力量，又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诸葛亮准备动手，正好曹操意图向荆州用兵，他便命令关羽主动出击，不料后来形势逆转，使他的战略部署被全部打乱。

    关羽根本不理解“联吴拒曹”这一统战政策对于蜀国的安全和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孙吴虽然一直坚持对荆州的领土主张权，但军事外交上却是一种首鼠两端的态度。曹魏为了减轻襄樊前线的军事压力，派满宠到东吴引诱唆使东吴以武力夺取荆州。孙权拿不定主意，向关羽提亲，以试探对方的反应，不料遭到了关羽极其粗暴的拒绝。吴国君臣终于决定和曹魏联手，从关羽的后方发起攻击。荆州失守后，被切断了后方而两面临敌的关羽，终于全军溃败。政治上的盲目在短短几个月里断送了得来不易的大好局面，更严重的后续事件是在成都的刘备理智为感情所蒙蔽，置大局于不顾（此时曹丕已经篡代了汉室，刘备本人也被拥立为帝，孙权持观望态度，正是重组外交政治新格局的大好时机），倾全国之力东下伐吴。可是夷陵之战，火烧连营七百里，差点连四川都回不去了。打击接二连三，一生戎马倥偬年已六十三岁的刘备再也承受不起，病倒在白帝城（兵败之后，自觉无颜，不愿回成都去），几个月下来，药石无灵，撒手西去。

    刘备一死，曹魏发动五路大军攻蜀。诸葛亮只派出赵云重点防堵由长安南下汉中的曹真，其他各路全靠政治手腕一一化解，最成功的是又重新和东吴结成了反魏的统一战线。大局转危为安，蜀国赢得了恢复和发展国力的宝贵时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凯旋，第二年，曹丕死了，魏国政局动荡，诸葛亮向刘禅呈上了《出师表》，亲率诸军大举北伐。从这时开始，一直到他死，六年的时间里，他干的主要就是这一件事。对他来说，“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自己必须“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讨贼，讨贼，讨贼！

    诸葛亮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最后还是没有能实现自己平生的抱负。这不是因为付出的主观努力不够，而是由于主客观条件和既定的目标之间差距实在太大。客观条件的不利，只要力所能及，他都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改善了（比如后勤补给线太长，粮草不继的老问题）；有的却不是他可以改变的，比如曹魏的国力和军力以及司马懿的才干等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至于主观条件的不足，则主要表现在他本人和他手下的将领缺乏临敌制胜的指挥才能。关于这一点，写《三国志》的陈寿作过如下的分析：

    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

    诸葛亮本人对此大概也有所认识，他在《后出师表》里写道：“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才弱而敌强也。”这就是说他深知自己面临的敌强我弱的形势，可是那又怎么样呢？他接着说：“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一直不停地打下去，即使那结局是作为一名失败者“死而后已”。

    诸葛亮是历史上少见的伟大政治家，因为他身上具有政治家所要求的全部素质，历史对他的几乎没有争议的评价就是证明。以他的才识和干练，却把毕生大部分精力投入了明知其必然失败的事业，不能不说是他个人和历史的一大悲剧。诸葛亮从入成都到去世凡二十年，史书概括他的治绩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因此，四川和成都的民众，多少年来，对他的追思和传颂，“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民众是很容易满足的，你给他们留下了点滴美好的记忆，他们就会永远缅怀你。作为政治家，在实现自己政治意图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损害民众的利益，诸葛亮连年兴兵，人、财、物的消耗给蜀中民众造成的负担和牺牲不难想见，可是民众不埋怨反而歌颂他，无非因为他对百姓怀有的一点仁心。陈寿指出，孟子所说的“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就是这个道理。

二

    司马氏在263年灭掉了蜀汉，四十年后，四川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独立政权——304年，巴氐人李雄自立为成都王，两年后改称皇帝，国号为成（成都这回真是“名副其实”了，就是“成国的京都”）。

    所谓巴氐人，意思是生活在川东的氐人，原来叫賨人。自东汉后期以来，氐族被军队招募或豪强裹胁来到中原的日益增多（董卓从甘肃出来时，一次就带来氐、羌族士兵十万之众），中原长期战乱，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变成了没有根基的流民，再加上晋元康年间闹饥荒，从略阳、天水一带流入川北、汉中地区的氐人达数万家。流民生活艰难，成为重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朝廷要将他们遣返原籍。这时李雄的父亲李特兄弟几个（本都是地方豪强），以所谓巴氐人的身份赈济“同族弟兄”氐族流民，并向官府请求就地安置，这些举动，大得人心，流民们纷纷归附，不到半个月，李特兄弟就纠集成一支近三万人的队伍。流民们推举李特为镇北大将军，和朝廷军队对抗。李特很有点政治头脑，学刘邦的样，和四川百姓约法三章，而且还“施舍振贷，礼贤拔滞”，于是“军政肃然，蜀民大悦”。队伍拉起来的第二年秋天，就打到了成都外围地区。由于胜利来得太快，李特犯了轻敌的错误，把部队分散，结果中了敌人的招数，大本营被偷袭，自己也丢掉了性命。

    李特死后，儿子李雄继续率部众转战于川中、巴东等地，势力又一天天壮大起来。到了太安二年（303年）冬末，梁州刺史——四川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宣布投降，李雄进驻成都，第二年十月，由部下拥戴为成都王。他改元约法，赐爵封官，俨然一个小朝廷。此时的西晋已经在“八王之乱”的骨肉相残中风雨飘摇，奄奄一息。306年，李雄即皇帝位，国号大成。湘、鄂西的巴氐人看到他羽翼已丰，纷纷归附这位“民族救星”。这算是一份“人和”，再加上“天时”（晋室南渡，立足未稳，而军阀作乱；中原则是前赵和后赵的混战）、“地利”（秦岭巴山，谁敢轻易作翻越之想！），李雄这个北至汉中南达云贵的小朝廷，得以保持了四十年的相对稳定，也就是《资治通鉴》里说的“是时天下大乱，而蜀独无事”。

    四川能在周边的混乱中保持局部的安定，和李雄个人的作风以及由他制定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史称李雄“虚己好贤，随才授任”，他以极谦卑的姿态聘请蜀中的大地主、大名士范长生当丞相，“长生博学，多艺能，年近百岁，蜀人奉之如神”，没几年，范长生死了，李雄又用他的儿子范贲为相，当然是希望他继续保持父亲的政治影响并且遵循既定的方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做领袖的人最重要的品质。由于用人得当，首先在司法方面，“刑政宽简，获无滞囚”；其次在文化方面，“兴学校，置史官”；再次是实行了宽厚的赋税政策：赋，“男丁岁谷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至于徭役，“事少役希”，而且“新附者皆给复除”。这样的政策，直接效果就是“民多富实……年谷屡登，乃至闾门不闭，路不拾遗”。当然，执政宽松也难免会带来另一方面的弊病，比如爵位的滥溢、官员的贪墨以及军纪的松弛等等。所以说“宽严”实在是一个不好掌握的尺度。

    李雄的任皇后没生儿子，其他嫔妃生子十余人，都不太令他满意，他把哥哥的儿子李班立为太子，认任皇后为母。大臣们不同意，请李雄从自己的儿子里面挑选一个，道理很简单，“先王立嗣必子者，明定分而防篡夺也”。可是李雄有自己的说法：“吾兄（李班的父亲李荡），先帝（李特）之嫡统，有奇才大功，事垂克而早逝，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学，必能负荷先烈”——他主意已定，怎么劝也不行。太傅李骧（李特的弟弟）哭着说：“乱自此始矣！”还真是一语成谶！两年后，李雄病倒了，金疮复发，遍体流脓，“诸子皆恶而远之，独太子班昼夜侍侧，不脱衣冠，亲为吮脓”，对比之下，李雄更认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没几天，李雄死了，李班即位，政事全交给辅政大将军李寿，自己在宫中守丧。李班为人“谦恭下士，动遵礼法”，但却全无心计，不是个当皇帝的材料，两个月不到，就在宫廷政变中被杀。李雄的亲儿子李期即了帝位。李期靠政变上台，少不了要清除异己，建立清一色的帮派权力体系，一伙小人把持政务，才俊之士，非贬即杀，国势日见衰落。

    李雄的事业就这么垮下去了，根本原因是接班人问题没有解决好。这也怨不得李雄，立储以德以才，能说是错了么？问题是德和才的标准常常失之空泛或片面，而且观察角度的差异必然带来结论的偏颇，何况还容易被假象所掩蔽。这么多不确定因素只会为争权夺利者提供行动的口实，所以，历来礼法的制定者提出了以嫡以长的原则，虽然按这个原则并不一定能保证皇帝的质量，但至少能避免眼前的动乱。硬是碰上“嫡长子”是个暴君、昏君，也没有办法，只能让那个时代的百姓认命。其实，究竟应该怎样确定接班人，古往今来，这是一个封建专制制度下永远也解决不好的问题。

    李期的统治勉强维持了三年，国中岌岌自危的人太多了，大家把希望寄托在原先的托孤老臣李寿身上。李寿起兵，摧枯拉朽，很快杀进成都，把李期身边那伙人一概捕杀，李期本人贬为邛都县公。下一步怎么办？李寿的亲信，一部分主张用成都王名号，向东晋称臣，一部分坚持继续称帝。李寿命巫师占卦，巫师说：“可数年天子。”主张称帝者说：“一旦足矣况数年乎！”主张降晋者说：“数年天子，孰与百世诸侯？”而李寿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然后即了皇帝位。上面这几句简短的对话，很精彩，也很幽默。每人一句，表尽了各自的心态。李寿把国号改成汉，朝廷内外换上自己的亲信班底，而且索性把李雄所有的儿子全部杀光。李寿乖张残忍，却自视甚高，常托比于汉武、魏明（曹睿），就是不愿意听见别人说起他的伯父李特和堂兄李雄的政绩，以为自己比他们强。舍人杜袭写了十首诗，伪称曹魏时应璩所作，对他进行讽谏，他看过以后，不动声色地说：“省诗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贤哲之话言；若古人所作，则死鬼之常词耳。”他甚至还想兴师东下，与后赵的石虎联手灭了东晋，被臣下劝阻了。他听说邺中（后赵国都）繁华，宫殿壮丽，就强行把外郡人迁入成都，也大修宫室；又听说石虎“以刑杀御下，故能控制境内”，于是他也模仿，“人有小过，辄杀之以立威”，结果自然是怨声载道，人心思乱。好在不久他就病死了，皇帝当了五年而已。

    李寿一死，接位的儿子李势没有他父亲的那份滑稽，却比他父亲更残忍：李寿杀尽李雄的儿子——只是自己的从侄；而李势杀掉李寿的儿子——那可是自己的亲兄弟。至于其他被杀的老臣，更是不计其数，而且他“不恤国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信任左右，谗谄并进，刑法苛滥，由是中外离心……四境之内，遂至萧条”。而此时的东晋正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刚刚显达的大野心家桓温，以荆州刺史、安西将军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要想有所作为，没有比进攻四川更合理的选择了——荆、益毗邻，而成汉又国势衰颓，武备不修，功成之后，自己的声望和实力必将上一个台阶。他于永和二年（346年）冬天发兵，第二年春天便已深入蜀境，为了速战速决，他将大本营和辎重留在彭模，自己亲率步兵，只带三日干粮，直扑成都。在成都郊外的柞桥，双方展开决战。对成汉政权来说，这是最后一搏，因此被逼出了几分勇气，开始占了上风，晋兵眼看顶不住了，正准备退兵，谁知军中鼓吏打错了鼓点，把退鼓敲成了进鼓，晋兵鼓起勇气发起反扑，成汉兵大败，桓温就势杀入成都。李势乘夜色逃到葭萌，从那里派人送来降表，自称“略阳李势叩头死罪”，接着又捆绑着自己、抬着口棺材到桓温大营投降，桓温给他松了绑，烧掉棺材（以上是古代投降和受降的程序），然后将李势及其家属送往建康（南京）

    成汉灭亡了，此后的五百多年里四川再没有出现过独立的政权。

三

    五代时期，十个割据王国的开国之主，都是黄巢兴兵过程中乘势而起的地方军阀，而这些人的出身又大多是地痞无赖，其经历都颇有传奇色彩。在成都称帝的前蜀王建也不例外，而且他的传奇更具某些特点。

    王建是河南许昌人，从小就是个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业，乡人称他为“贼王八”。稍后投入当地的部队忠武军（许昌是忠武军节度使的辖区），因为作战勇敢，一路迁升，当上了一名都头（每都一千人，即相当于团长）。忠武军有八个都（包括王建的一都）的兵力参加讨伐黄巢的战争，黄巢从长安败走以后，这八千人在鹿晏弘率领下，进入汉中，赶走地方官员，鹿自任山南西道留后，几个都头便是附近各州刺史（唐末就这种规矩，占多大地方当多大官），可是鹿晏弘嫌汉中穷，不多久又带着部队杀回河南去了，王建等五个都掉转方向，到四川投奔唐僖宗。僖宗高兴极了，把这支部队号为“随驾五都”，交由大太监、十军观军容使田令孜节制。田深受僖宗倚重，王建拜在他名下当干儿子，成了一条线上的人，回都长安以后，僖宗让王建留在身边指挥神策军宿卫（中央警卫部队）。

    光启元年（885年），河中军阀王重荣进犯京师，僖宗逃到凤翔，第二年，又被迫逃往汉中，王建作为清道使，“负玉玺以从”。途中栈道被人放了火，王建亲控僖宗的坐骑，冒着烟焰通过几乎要坍塌的栈道，夜里没地方宿营，疲惫已极的僖宗枕着王建的腿膝睡了，醒来以后，悲感交集哭了一场，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了王建。这场战争是因田令孜和王重荣争夺盐池引起的，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田有点害怕，请求外放任西川监军，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是他的同母弟，万一有事，也好有个照应。王建是田令孜线上的人，田一走，接任十军观军容使的杨复恭马上将王建从中枢调开，让他去做壁州（今四川通江）刺史。王建倒也不嫌弃——他早就有意独立发展。到了壁州，他很快拖起一支近万人的队伍，接连攻下了附近的阆州（今阆中）、利州（今广元）。陈敬瑄感到严重不安，找田令孜商量，田说：“王八是我的儿子，派个人去传话，就能将他招抚。”王建接到田令孜的召令，很高兴，对人说：“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见陈公，以求一镇。”他选了两千精兵，兴冲冲地往成都进发，到了鹿头关，陈敬瑄却反悔了，下令要他停止前进。王建大怒，攻破鹿头关，取了汉州、彭州，又在新繁大破陈军，俘获万余人，横尸四十里。陈敬瑄集西川之力，发兵七万，双方在德阳、新都一线相持百余日。刚即位的唐昭宗下令罢兵议和，以宰相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划出邛、蜀、黎、雅等州新立永平军，由王建任节度使。从此，王建以合法身份在四川站住了脚。

    陈敬瑄拒绝卸任，朝廷命韦昭度统兵征讨，打了三年，仍无结果，王建对韦昭度说：“公以数万之众，困两川之人，而师久无功，奈何？且唐室多故，东方诸镇兵接都畿，公当归相天子，静中原以固根本，此蛮夷之国，不足以留公！”这分明是要赶走韦昭度，韦当然也不想留在这里，但就这么走掉，心有不甘，正在犹豫不决时，王建派军士逮捕韦手下的官员，就在军营里杀了煮了吃掉，然后对韦昭度说：“军士们饿了，要吃这东西（人肉）。”韦昭度何曾见过这等场面，吓得赶紧把符节印信交给王建，任命他为权知（代理）三使（即山南西道、剑南西川、永平军三节度使）留后兼行营招讨使，自己立即走人。王建亲送他到新都，还“跪觞马前，泣拜而别”。韦昭度刚出剑门，王建就派军队封锁关隘，和朝廷从此断绝了往来。接下来，眉州、资州、简州、戎州、嘉州、茂州相继投降，陈敬瑄困守的成都只剩孤城一座，“城中乏食，弃儿满路，饿殍狼藉”，王建又不断向城中派出间谍，制造混乱。实在是支持不下去了，田令孜登上城楼向王建喊话：“老夫与公相厚，何嫌而至此？”——不能不攀点老交情，但再也不敢用“王八吾儿”的口气了，只是求网开一面。王建答道：“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讨不受代者，天子命也。”话说得冠冕堂皇，滴水不漏——父子是私情，讨伐奉圣命，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当晚，田令孜就来到王建营中，交出了节度使牌印。第二天，陈敬瑄打开城门，将王建大军接入城内。

    王建估计到自己这支部队进了成都，难免会有奸淫掳掠等情况发生，为了避免局势失控，入城前，他任命以凶残着名的张勍为都虞候（军中执法长官），同时他告诫全军说：我用张勍为虞候，你们不要犯在他手里，如果他抓住你们先来见我，我还可以给你们活路，如果他先杀而后报，我也不可能追究他哟！话是说了，但这群暴徒岂是几句话所能约束的，进城之后便开始剽掠。张勍带着执法队，在成都街市巡逻，发现抢劫者，就在现场杀头，杀了百多人后，市面安静下来。陈敬瑄和田令孜，因为是降将，安排了职务，但没过多久，先后都被杀掉了，再不提“父子之恩”。天复三年（903年），唐昭宗下诏封王建为蜀王。四年以后，朱温灭唐，派人来给王建打招呼，王建“拒而不纳”，反而发出讨梁檄文，号召各地割据势力跟他联手出兵，因为自己声誉不佳，没人响应。朱温当皇帝，他当然是不服的，他觉得自己哪方面都比朱温强。既然朱温弑君自立的事都做得出来，我王建称帝也算得是“顺天应人”了。于是，907年9月，他正式在成都即皇帝位，国号大蜀。临即位前，带领官民大哭三天，表示对唐室沦亡的哀悼。此时唐朝的贵族世家不少人避乱入川，王建虽是文盲，但喜欢与文人交接，对从中原来的知识精英，一律以礼相待，并破格录用，诗人韦庄就是一例，曾被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重要职务。

    王建出身于流氓无产者，这个阶层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起着比较特殊的作用。在分合治乱的规律性的循环中，历史不断地给他们提供机会，每到关键时刻，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就会出现在政治的前台大显身手。这些人有很多共同点，如暴戾凶残、勇猛果决、虚伪狡黠、好学强记，当然也有一定的人格魅力，能力强、运气好的竟有成为一代开国雄主的，次一等的分疆裂土建立割据政权，再次一等的便是流窜四方被人剿灭的草寇了。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时候，便是由这类人的意志决定着同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死存亡、悲欢苦乐（实际上，他们带给民众的永远是牺牲远远大于福祉）。他们在“创业”的初期，一般都比较清醒，讲究策略，注重形象，用以笼络人心，发展实力，可总是越到后来便越陷于昏聩、残暴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正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王建在这类人中，是“次一等”的典型，不仅个人应具有的特点他无不具备，而且事业发展的逻辑也不逾常规。起事的早期，人们称赞他“勇而有谋，得士卒心”、“王公治众，严而不残”，到后来却沉湎酒色、昏悖多疑，以致臣下离心，朝政混乱。特别是在立储问题上屡犯错误，最后在宠妃和权臣的愚弄下，把一个无德无能的懦夫王衍立为太子，导致了自己手创的基业迅速走向崩溃。

    918年，王建死了，王衍登基。王建的儿子多，个个拥兵自重，将领们也互不服气，朝堂上经常可见剑拔弩张的紧张情形。王衍荒淫无度，而且善于变着法儿找乐。他的宫殿园林修造得极其豪华，经常在里面举行大型游乐活动，管弦不绝，通宵达旦。蜀中产锦，他把御园里的亭台楼阁和树木花草都用织锦包扎装饰起来，风雨损坏了又换新的。他还在园中修了一条水渠，直通后宫，在园中流连竟日，深夜乘彩船回宫，两边数以千计的宫女举着蜡炬，照耀得如同白昼。而且，他还颇有几分艺术气质，喜欢给宫女们设计服装和化妆，有一种所谓醉妆最令他得意，他写有醉妆词一首，命宫女们演唱，词曰：

    者（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这）边走，莫厌金杯酒。

    这样一个混球，如果不是当时中原战事激烈，他是绝对混不了几天的。等到李存勖取代了后梁，形势稳定以后，果然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他。后唐军队所向披靡，众叛亲离的王衍很快宣布投降，这是925年——居然让他快活逍遥了七年之久。

四

    李存勖的儿子魏王李继岌和大将郭崇韬受命各统一路大军进攻后蜀，功成以后，李继岌在班师回朝时按他母亲的密令，设计杀了郭崇韬（背后有复杂的原因，主要是宦官们的诬陷），此时，朝廷派来了孟知祥接管西川，衔位很高——成都尹、西川剑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就是此人，随后不久又自立为大蜀皇帝。

    孟知祥少年时跟随他的叔父投在李克用的帐下，奉命守卫泽、潞（今晋东南地区），朱温来进攻时，叔父投降梁军，而孟知祥却回到了晋营。李克用对他的表现当然很满意，后来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李存勖称帝以后，要他当中门使（沟通宫、府之间联系的职务，内传外达，地位重要），他觉得这个职位处在各种矛盾的中心，风险很大，便向李存勖推荐了郭崇韬，自己则当了马步军都虞候，迁都以后，留在太原（北京）任太原尹、北京留守。郭崇韬是个急功务竞的人，不大考虑风险问题，对孟知祥的推荐心存感激，后来出征四川，他也向庄宗建议：“臣等平蜀，陛下择帅守西川，无如孟知祥者。”李存勖接受了他的建议，不过等到孟知祥到四川上任时，郭崇韬早已被杀——自己很轻松地弄到了这么一块好地盘，连对举荐者说上几句感谢的话都来不及了。

    孟知祥刚到四川时，局势仍不平静，他镇压叛将，收集乱兵，颇有成效。不久，中原传来李存勖、李继岌父子在兵变中被杀，李嗣源（明宗）当了皇帝的消息。李嗣源的宰相安重晦也正怀疑孟有不轨之志，准备大举进攻西川。为了抢得主动权，孟联络东川节度使董璋先后起兵造反。朝廷派石敬瑭为招讨使、夏鲁奇为副使分兵进攻四川。先是剑门一战，唐军大败，后来蜀军又攻破遂州，杀了夏鲁奇，并把夏的首级送到石敬瑭营中。石敬瑭大概吓得不轻，只好班师回朝。进兵四川确实难度大，特别是后勤补给，所谓“自潼关以西，民苦转馈，每费一石不能致一斗”。李嗣源权衡利弊，决定还是招降。正好当时安重晦因谗被杀，便把决策错误的担子全推在他身上。孟知祥本是李家的女婿，还不想做得太绝，但董璋态度很坚决（他的家属已被朝廷杀尽），双方多次协商不果，导致一场火并，董军失败，董氏父子自杀，整个东川落入孟氏手中。明宗既无力进攻，就只有承认现实，委任孟知祥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成都尹、东西两川节度使、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使，随后又册封为蜀王。933年冬，李嗣源死了，第二年开春，孟知祥即皇帝位，国号蜀。

    孟知祥能在蜀地称孤道寡，似乎有些侥幸，至少他没有费王建那么大的力气，事实上，论能力与手段，他也算不得“枭雄”一流人物，而且他还缺少福分，元月里登基，六月里就中风，一下子偏瘫，连酒杯都举不起来，赶紧诏命太子孟昶监国。很快孟知祥死了，孟昶即位，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之久的骄奢淫逸的帝王生活。这个家伙好酒、好色，既无政治远见，又无作战能力，特别在用人方面简直一塌糊涂，所宠信的不是与他诗词唱和的文人墨客，就是从小和他狎玩亲近的纨绔膏粱。然而他性情柔懦，平时残民害民还不算太过分，所以在他治下的那些年，蜀地大体太平丰足。而同时，中原的晋、汉、周几朝都无暇或无力来理会他，内无忧外无患，成全了他三十年的风流潇洒，真所谓“混人自有混人福”！

    孟昶爱赏花，他把成都建成为一座花市，春天宣华苑赏牡丹，夏天浣花溪赏荷花，秋天城头看芙蓉，冬天芳林苑赏红栀，各处园林都极其豪华，他曾得意地说：“唐人所谓‘曲江金殿锁千门’，我看比不上朕的宫阙楼台之盛。”他在城上种满了芙蓉，赏花时全部用蜀锦做帷幕装饰起来，锦衬花，花映锦，逶迤极望，蔚为壮观。孟昶说：“自古以成都为锦城，今日观之，始真锦城也！”他不仅爱花，而且爱色，曾下令选美，民间凡十三岁至二十岁的女孩都必须参选。后宫女子多达数千，为便于管理，他为宫内女官列出十四个品级，秩列森严，比他朝中的卿相大臣还规范得多。

    大约是因为气数已尽，要自寻死路，孟昶在志大才疏的宠臣王昭远的怂恿下，竟想与北汉王刘钧结盟，联手进攻北宋王朝。此时赵匡胤刚刚征服了荆南的高氏和湖南的周氏，下一个打谁还没有最后决定，孟昶却把发兵的由头主动送上门来。964年冬天，北宋大军兵分两路杀向蜀国。北面一路由王全斌率领，由凤翔南下汉中，迅速抢占了嘉陵江上游的兴州，蜀军虽然依山仗险组织了几场抵抗，却无法阻挡来势凶猛的宋军，一退再退，没几天便放弃了整个山南地区，西撤到剑门关内，才稍稍止住了敌人的攻势。东面的一路由刘光义和曹彬率领，从归州出发，溯江而上，不数日便到了夔州城下。这里是蜀军经营多年的江防重点，但也是一战而溃。从此东面门户大开，宋军长驱直入。开战不到两个月，孟昶的军队就差不多拼光了，特别是第一线的将领大都非死即降，而这些将领基本上是他年轻时马球队（孟昶热爱此项运动）里的伙伴，纨绔出身，没有实战经验，失败在情理之中。在剑门前线的王昭远原本只会纸上谈兵，宋军从小道绕到剑门南面，他亲自率兵前往汉原坡堵截，结果是剑门空虚被宋军攻破，他自己只身逃往东川，在那里当了俘虏。

    剑门吃紧时，孟昶曾派出太子孟元喆，率领最后一支预备队前往增援。这个孟元喆吃喝玩乐无所不精，就是不会打仗。他和唐庄宗一样，酷爱“戏剧事业”，投入的精力可能更多。他把出征当作一次演出，在成都大街上举行的发兵仪式真是空前绝后。所有将士的军服一律新置，鲜亮夺目，旌旗仪仗尤其讲究，连旗杆都用锦绸包裹起来。彩色斑斓的旗阵之后，便是由他的几十名姬妾和几十名伶官戏子组成的指挥中心，再往后才是将领和参谋人员，一路上笙箫管笛，响遏行云；生旦净丑，轮番献唱，街道两旁甚至房顶屋脊，站满欢欣雀跃的成都百姓，在欣赏不花钱的好戏。天公不作美，队伍尚未出城，下起了小雨，孟元喆心痛那些锦绣彩旗，命令全数取下，少顷雨停，又命人重新装上去。谁知彩旗装反了，都倒挂在旗杆上，乐队继续奏乐，伶人依旧高歌，场面之滑稽，乐得成都百姓前俯后仰。这种队伍当然不是去打仗的，到了绵阳，听说剑门已失，孟元喆带着他的“大剧团”又开回了成都。这时，任何抵抗都无从说起了。

    已是濒于绝境的孟昶问计于群臣，宰相李昊说：“成都既已无法可守，不如就此见机纳土称臣，尚可以保全身家。江山者，得之于人，失之于人，又何恨焉！”孟昶觉得这几句话倒也实在，便叫李昊起草文书向宋军投降。李昊是四川的老笔杆子，文章倚马可待，前蜀的降表也是他一手炮制，轻车熟路，自然不辱使命，成都市民之好事者，夜间在他府门上，大书“世修降表李家”六字，真有些“黑色幽默”的意思。

    投降避免了围城战，成都得以保全，百姓免遭涂炭。王全斌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在升仙桥街口代表朝廷受降。因为没有进行过激烈的反抗，赵匡胤对孟昶君臣给予了丰厚的赏赐（至于孟昶本人入朝后七天即得病死去，情节可疑，猜测虽多，迄无定论）。至此四川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如果不是王全斌在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的话。当时赵匡胤曾下令，凡后蜀军队中的可用之兵选送京师补入禁军，而且要从优发给路费补贴，可是王全斌擅自减少朝廷核准的数额，又纵容部下去敲诈勒索，蜀军心存怨愤，在出川的路上（还只走到绵阳）造反作乱，几天功夫便发展到十多万人，形势愈演愈烈，宋军屡战屡败。这时，成都城里还有三万降卒，怎么处理？毫无策略观念的王全斌听任部下大开杀戒，一批一批，杀了个精光。这对于川人的反抗自然是火上浇油，十七个州公推叛军首领全师雄为兴蜀大王，朝廷刚刚到手的胜利果实眼看就要付诸东流。

    幸好东路军里还有一个政策观念很强的曹彬，他的军队从入川起一直纪律严明，颇得川人好感。龟缩在成都城里无法动弹的王全斌此时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只好请曹彬收拾局面。曹彬深谙军事和政治两手并用的原理，更知道在这场平乱战争中政治攻心的作用将更为重要。他和全师雄的军队在新繁接战，由于战前做了大量策反工作，对叛军官兵晓以利害，动以感情，战斗刚开始，叛军纷纷倒戈，登时阵脚大乱。全师雄见大势已去，带领残部逃奔郫县，后又窜往灌口。经此一战，形势逆转。但乱局既已形成，短期实难收拾，这边压下去，那边冒出来，几经反复，直到966年冬天，全师雄病死，四川全境才逐渐平静下来。

    灭蜀只用了两个月，平叛却用了两年，时间账不说，损失账更是难以细算。赵匡胤看到了对于解决四川问题，政策和策略是何等重要。它确乎是开创和维护一个权力体系的生命线，各级官员，都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他把兼具谨慎持重和胆略决断的老部下吕余庆派到四川，以参知政事（副总理）的身份知成都府事。由于吕的资格老，原则性强，打击那些胡作非为的骄兵悍将敢下狠手，秩序混乱的成都在最短时间内平静下来，蜀中百姓也归心于新朝的统治。

    七百年后，张献忠在成都也当了两年皇帝。1640年，他曾一度窜入四川，呆不下去，又突围而去。1644年，他再度杀回四川，并在成都称帝。1646年，清兵入川，张中箭身死。在四川的前后三年时间里，他一共杀了多少人，很难精确统计，大约至少以百万计吧！据信有的州县已经是所余无几，从清初的“湖广填四川”那种大型移民活动的迫切性里，可以想见当时他杀戮的疯狂程度。这样残暴的外来政权，成都和四川人民当然憎恶，不过因为它过于凶残而且相对强大，一时组织不起成规摸的反抗。

    至于张献忠，大约因为年轻时遭遇的悲惨，始终燃烧着一种对社会进行报复性破坏的欲望，特别是到了后期，眼看覆亡已不可免，更是恨不得全世界为他陪葬，所以他毫无忌惮地提出杀人的口号，还要找出人类该杀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按他的逻辑，人类应该消灭。这样一种极端仇恨人类的理念及其实践，在旧的教科书里竟被说成是“严厉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抗”，成都和四川千百万惨死的冤魂，地下有知，当同声为之一恸！
  

雷池月 2011-04-11 20:2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