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源头顺流而下——古都史话之五

>>>  小城故事吳儂軟語溫婉人心的力量  >>> 簡體     傳統

本文原载《书屋》2005年第七期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废止府一级行政区划,洛阳由府治之所在降格为县城。1948年解放时,这座小城面积约四平方公里,人口八万,两者大约都只相当于它鼎盛时期武则天的周朝 的十五分之一。所有中国古代的帝都,虽然各有兴衰的变化,但洛阳的萎缩是首屈一指的。《简明大英百科全书》里说:“自宋以后,国家行政中心东移,洛阳的地位一落千丈。”这个结论基本符合实际,只是前提不够严密——“中心东移”云云,试问西安更在它的西面,何以总能保持一个大中心城市的地位呢﹖隋炀帝时,东都洛阳和长安是不分轩轾的姊妹城市,仅就商业的发达程度而言,洛阳还在长安之上。杨广相信算命先生说的自己不宜于久居长安的指点,花大力气建设东都,特别注重商业区的开发。他跨洛水新建了一座洛阳城(汉、魏时建都的旧城,在下游十多公里处,西距白马寺约两公里)。洛水以北是皇城,宫殿和官署集中于此。洛水以南是居民区和商业区,面积达五十平方公里,人口在百万以上,其中包含三大市场(丰都、大同、通运)。仅丰都市面积就有十六平方公里,有三千四百多个店铺,规模和气势远胜长安的东、西二市。通运市临河,是四方货物的中转站,面积也达十平方公里,经常停泊的船只数以万计——看看今天已经完全丧失了航运功能的洛水,便也可以想见洛阳后来衰落的部分原因。

    地处洛阳郊县郾师的二里头遗址,已被史家确认为夏代国都所在地,这也证明河洛地区是华夏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后来的儒家对河洛文化的阐释和现代考古发现差异很大。“河图洛书”按汉代儒家说法,是伏羲氏的时候有龙马出黄河,背负图,神龟出洛水,背负书。“天授神物”,是文化的肇始。然而,究竟是什么图、什么书呢﹖《古文尚书》的“发现者”孔安国认为,“图”是“八卦图”,“书”是“洪范九畴”(八卦中包含着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因果规律;《洪范》篇中的九大范畴包括政治经济生活的法则以及以卜筮断吉凶、人间治乱与自然现象的关系、五行学说等)。大约因为“图”和“书”里反映的内容多半具有先验的神秘性,只好归于“天授”。龙马、神龟之类,似乎有悖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然而这正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理性抽象思维能力的传统——只能把先验归为奇迹。他们生活在狭小的河洛地区,奇迹便当然在这里出现。但从二里头发现的夏代文化遗址中,不要说八卦,连文字也没有,煞风景得很。靠现代科技手段能证明属于传说中夏代时期的东西只是一些地基、陶片和石器,也无怪乎早年顾颉刚先生会说出“禹是一条虫”那样的话。

    据信商代早期也曾在二里头建都,后来一次又一次(共达八次)迁往东南方向去了。陕西的周人兴起,灭了商朝,把相当部分的商代遗民迁回到洛阳地区,为了对这些人进行有效的监视和管理,在今洛阳市西郊建了一座小城,叫雒(洛)邑,又名成周。公元前770年,周幽王被他岳父申侯联合犬戎起兵弑杀,太子宜臼逃到雒邑即位,开始了洛阳五百年东周国都的历史。东周和西周,虽说都号称天子之邦,实质上可有着霄壤之别。西周的天子有地盘,有兵马,当然也有威权,诸侯归他封,也归他管,不听话他可以征伐甚至诛杀(如平管、蔡之乱),只是到周厉王以后,闹了一段共和,从此走了下坡路,但天子和诸侯之间君臣的礼数还勉强维持着,不过越来越差罢了。可是东周就惨不忍睹了,领地就是雒邑附近那么巴掌大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建像样的武装,开始诸侯们还有些奉献和馈赠,后来慢慢地乞求施舍也很难了,在位长达五十九年的周赧王被谥为“赧”,就是因为他面对前来讨账的人总是赧颜(羞红了脸)而退,甚至爬到高台上躲起来。诸侯之间的战争打个不停,但没有谁进攻东周,因为它不值得一打,何况为此还要在舆论上成为众矢之的,这更不上算。周“天子”当然更不可能主动去介入任何军事纠纷,就这样居然混了好几百年。战国时洛阳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不仅不能和临淄、邯郸这样的王国都城相提并论,就连各大王国的中、小城市也比不上。周赧王看到秦国好战,有吞并天下的苗头,担心自己眼前的状况也将不保,壮起胆子联络关东诸侯,让他们的部队通过周的领地去进攻秦国。结果可想而知,被伐赵的秦军顺带着一锅端了。周赧王入秦请罪,自动献出全部土地和百姓,多少呢﹖“邑三十六,口三万”——三十六个村子,三万百姓,一个乡镇的规模而已!

    四十多年以后,东出潼关的刘邦曾长时间把自己的前敌指挥部设在洛阳,后来又有在洛阳建都的打算,但经娄敬、张良等人陈说利害后,最后决定将都城建在长安。其实,关于长安和洛阳究竟谁更宜于建都的问题,如果撇开具体的时间条件,是永远得不出结论的。后汉的班固写过一篇《两都赋》,上篇《西都赋》站在长安的立场,写尽了它作为都城的优势,下篇站在洛阳的立场对上篇发出驳难,把洛阳写成天下第一。班固的原意是维护当时的帝都洛阳,批驳制造迁都舆论者的观点,但文人进入抒情状态后,往往容易走火入魔,以至于偏离了自己“主题先行”的意愿,他的《西都赋》不单字数多了三分之一,而且行文之层次、辞藻之华美均胜于《东都赋》。不过,他还是死守着逻辑重点,即从文化、历史、制度等方面论证,前汉定都长安是“不得以已”的“权宜”,而后汉以洛阳为都才真正体现了上古以来的“帝王之道”。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有几个排比句十分抢眼: 
    辟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辏?……泾渭之川,曷若……带河朔落,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合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
    总之,他一口咬定,作为首都,长安哪一方面也比不上洛阳。

 

    刘秀选择洛阳为都,除了当时长安被流寇糟蹋得残破不堪这个原因,大体上正如班固所分析的,是出于对未来承接历史渊源加强文化、法制建设的考量。刘秀征伐半生,是枪杆子打下的江山,照说应该性格残忍,崇尚暴力,但实际上,他却是开国之君里比较开明的一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一是他待人的宽厚;一是他对文化的关心。

    新莽政权后期,天下大乱,揭竿而起者不计其数,大股的攻城略地,小股的结寨自保,刘秀兄弟开始也不过就是几千家丁的本钱,傍着绿林军混,后来在河北另立山头,才声势一天天壮大,直到一统天下。这期间,他吞灭的大小武装力量数以百计,因为不大肆杀戮,主动降附者很不少。他曾对将领们说:“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对于那些凭借深沟高垒长期抗拒的“土围子”,他还具体规定了政策:“营堡降者遣其渠帅谒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垒无使复聚。”敌对势力尚能如此宽大,多年共同浴血奋战的“亲密战友”自然更不会狠下黑手,他为二十八名一等功臣修建永久性纪念馆(凌烟阁),绘影图形,供人瞻仰,荣华富贵终身受用,而且不让他们掌握太多实权,免得他们在权力腐蚀下“犯错误”自取灭亡,此所谓“君臣保全之道”,真是用心良苦啊!

    至于刘秀的文化政策,尤其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他很懂得尊崇儒学对维护统治的重要意义,一开始就注意从儒生中选拔人才,特别是那些隐居山林而名望极大的“硕儒”,他更是千方百计网罗到政府中来,实在不肯来的,他也能尊重本人志愿以礼相待,最着名的例子就是他亲自去富春江上邀严光出山最终未能如愿的故事。严光不买账犹可,两人同榻而眠时还一条腿压在他肚子上(很难说是无意),害得这位皇上一整夜没睡好。刘秀没达到目的,最后却还是好来好去,不伤感情。这当然只是一个个案,延揽人才的大方针有更具体的举措,比如察举制度的规范化。察举孝廉,各郡按二十万人口推举一人的比例每年选拔,除了孝廉,各地还可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才(即秀才,为避刘秀的讳,改称茂才)、明经等科目举荐人才。虽然当时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之类讽刺性民谣,但整体说来,有选拔比没选拔好,选拔出来的人名实相悖的应该只是少数。

    刘秀最值得称道的文化建设是他早在建武五年“宫室未饰,干戈未休”的时候,就筹建了规模空前的培养知识精英的学校——太学。太学虽然自西周以来就有,但就是到了舍得花钱的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候,最多也不过在太学“置博士五十人”而已,而东汉质帝年间,太学曾一度达到三万多人,比较起来,大小之悬殊简直不成比例。规模扩大了,性质上也随之产生变化,东汉的太学,已经不仅是豢养有限的几个学者名流的冷清衙门,而成为全国最大的人才中心、学术中心、思想中心和在野的政治中心。为了营造一个有益于学习研究的环境,太学的校区在洛水的南面,与当时的洛阳城隔水相望。数万名知识精英集中在一起,一个个顾盼自雄野心勃勃,你叫他如何能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不仅引导和操纵舆论,而且“上街闹事”,甚至围堵宫门搞大型的示威活动,因此太学生在东汉的政治斗争中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压力集团。这么多青年学生集中在一起参与政治活动,无疑又是一项世界历史上的创举,——当然,也付出了流血的代价。

    太学生热衷于扮演政治反对派的角色,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人员的集中形成了庞大的群体,另一方面是由东汉特殊的政治结构所决定。刘秀为了尽可能地集中皇权,架空了前汉以来作为政府首脑的“三公”——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后改称太尉、司徒、司空),另设尚书台,总揽事权。虽然名义上委任亲信的三公“录尚书事”,但实际上是皇帝在直接指挥。皇帝直接管事,太监们自然忙碌起来,不仅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而且免不了会干政、议政甚至担任实职掌握权力,成为东汉时期影响政局的重要力量。同时,东汉的皇帝,除了刘秀活了六十二岁,后来的很少超过四十岁,死得越早,继位者年纪越小,政权便必然落在皇太后或太皇太后手里。养在深宫的女人一般缺少政治才干,免不了要倚赖娘家人,这些外戚常常成为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宦官和外戚有时相勾结,有时相倾轧,但不管哪种情况,都令士大夫出身的文官们极其反感。不过通常在宦官与外戚发生权力冲突的时候,官僚们还是支持外戚的居多。士大夫阶层垄断了文化,因而也控制和占据着通向官场的举荐和征辟之路,学术和政治两大因素使他们结成根深蒂固的门阀集团,但由于宦官和外戚的专权,他们一般总处于声望影响和权利地位很不相称的处境,于是只有利用舆论的力量来尽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就叫做“清议”。“议”来“议”去,当权者不能听之任之,动手镇压,便导致了影响很大的“党锢”事件。在士大夫官僚和宦官、外戚的斗争中,太学生是一支重要的基干队伍,制造舆论靠他们,围堵宫门、游行示威也靠他们。以上几种政治势力的斗争,虽然以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失败而告终,但当时轰轰烈烈的场面,不仅在东汉历史上,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政治史上,都算得是一个亮点。

    封建的权力斗争,主要靠的是权谋和实力,缺少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妥协精神,也不重视争取底层群众的力量,因此,斗争的结局往往是你死我活,没有什么“双赢”、“共存”之类说法,而且,斗争越激烈,老百姓受到的伤害越惨重。东汉朝廷就是一个例证,混乱的政局导致了吏治的腐败和军阀的坐大,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忍无可忍,黄巾军应运而生,经过这一场大动乱,东汉名存实亡,从此揭开了长达数百年的军阀政治的序幕。虽然其间西晋实现过短暂的统一,但区区不过二十来年,290年,司马炎一死,国家就由混战而转入分裂,洛阳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陷入一场可怕的沉沦。

 

    从东汉到西晋,洛阳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整体说来,由于动乱多于稳定,社会状况除了刘秀在位的那段还算差强人意,后来的两百年,只能用糟或很糟来概括。文化方面,尽管知识分子的队伍扩大了,出现了搜集和整理图书的热潮,但由于独尊儒术的政策,不仅限制了学术思想的发展,而且把儒家学说拖进了神秘主义的道路。先秦的儒学,从孔子、曾子、子思到孟子,都表现了一种努力和神秘主义划清界限的倾向,自从出了个董仲舒,情况大改变,一方面他推动汉武帝制定罢黜百家的国策,扭转了战国后期以来儒术衰微的局面,使之逐步成为此后两千年文化思想的正统,另一方面,他往儒学里掺入了大量私货,对孔孟学说的原貌造成很大的歪曲和破坏。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把“人事”和“天意”两者牵强地进行比附,为了论证的方便,他大量引入阴阳五行等先秦儒家所不齿的内容,使儒学神学化,最后导致了神秘主义的泛滥成灾——“谶纬之学”的流行便是最直接的后果。谶是伪托神灵的预言,大多附有图,故又称图谶。纬则是假借神意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的书,除了少量自然常识和历史传说之外,充满着宣传神灵怪异的胡说八道。谶纬这种东西,应该说是顺着“河图洛书”这类原始神秘主义源流而产生的现象,不过它的发展完全得力于统治者的积极鼓吹。王莽和刘秀登基的时候,都利用过谶纬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东汉时期,皇帝施政、用人,常常在诏书前面引用谶纬文字作由头,谶纬于是成为法定的经典,其地位超过了儒家经典。儒生们自然在学习谶纬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和精力,以达到追求利禄的目的。这种情况直到东汉末年,国家动乱加剧,才有所改变——行政权威动摇了,依附于权力的胡说八道随之消沉下去,但直到隋朝才被禁止。

    儒学的神学化,始作俑者是董仲舒,东汉时期谶纬的风行是它发展的极致。这种沾满妖气的儒学,应该说是河洛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当时的洛阳正是儒家的大本营,而它的被否定是隋唐以后的事了,于是,河洛文化的神秘主义色彩便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神学化的儒学何以没有朝宗教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呢﹖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原始儒家的思想体系,反映了华夏民族执着于现实的生存思考,缺少那种以“自我救赎”为目的的“彼岸情怀”。因此,先民的宗教观念始终停留在对自然神崇拜的原始状态,这就造成了许多学者所说的“宗教资源”稀缺。就在同一时期,佛教传入了中国,作为当时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当然是它的必争之地,第一座佛寺——白马寺便建在这里。此后的几百年,佛教发展很快,到北魏末年时,仅洛阳一地就有佛寺一千三百多所,全国僧尼竟达二三百万之众,但这并不说明对释迦的信仰如何普遍而深刻,相反,正如人们常说的,中国人从来是“吃教的多,信教的少”,大多数的僧尼都是衣食无着而投身寺庙的赤贫民众,为了谋求温饱甘愿充当高级僧侣的奴仆。一旦面临劫难(从魏太武帝的灭佛到“文革”的破“四旧”),或是作鸟兽散,或是遵命还俗娶妻生子,极少见以身殉教的例子。当然,也没有发生过像圣巴托罗缪之夜那一类的惨烈的流血事件。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儒家思想的宽容精神。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恪守中庸平和之道这个优点,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贡献,它不仅平抑了各种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可能,而且对专制皇权也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当代有些学者指责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 误国,甚者更慨叹国人宗教信仰的缺失,其实,哪一种宗教能像儒家一样包容异端?儒家的历史表现可批判处甚多,但总体说来,在中国人的追求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它的作用和影响基本是正面的。

    东汉末年,王纲废衄,军阀残暴,儒家从荒诞中走向衰微,部分知识分子出于对这种形势的失望,又向黄、老学说中去寻找出路,糅合儒、道两家,倡导一种号称“玄学”的东西。名为“玄学”,是由于它主要围绕“三玄”(《老子》、《庄子》、《周易》)进行研究和解释。因为出了几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洛阳城里一时蔚为风气。玄学推崇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擅长作虚无玄远的“清谈”,附和者自然是纨绔子弟居多,对他们的精神面貌,鲁迅在关于魏晋文人的专题讲演中有过细致的描述。照说,这些人捣腾不出什么像样的玩意,然而,由于他们挑战汉代经学的主要指向,是着重探讨现象世界后面的所谓“本体”,这样,在客观上,他们把中国哲学理论思维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玄学和现实生活距离太远,不切合中国人经世致用的需要,只宜用来清谈而派不上实用,东晋以后就日渐衰微,转入山林走向佛门禅宗一路去了。玄学对儒学的反动,也可以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任何一次思想解放都必然会带来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魏晋时期的文学,尤其可以说是登上了一个历史的新平台,群星荟萃的局面,其成就确实只有用“光辉”二字来形容。洛阳集中了数以万计的文化精英,因而成为文学繁荣的一块沃土,“洛阳纸贵”的传说想必没有多少夸大的成分。永嘉之乱以后,中国的文化中心转移到南方去了,尽管六朝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仍在持续发展之中,但和洛阳却没有什么关系了。

 

    在沉寂了一百八十年后,洛阳再度崛起,成为北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494年,元宏(魏孝文帝)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到532年北魏分裂,这四十年间,洛阳作为中心舞台,见证了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中十分辉煌的一幕。

    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人,虽然386年起,他们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439年灭北凉完成北方统一,但他们(主要是上层贵族)十分恐惧汉文化无孔不入的同化作用,因而一直把都城设在紧邻大漠南沿的平城(今大同),以尽量远离自己治下的像海洋一样包围着的大族群。到了490年,二十三岁的元宏亲政,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以一系列强制性的政策,把鲜卑和北方的其他少数民族推上了与汉族融合的快车道。为了使汉化的过程尽可能地减少阻力提高速度,他于493年把都城迁往洛阳。由于元宏推行的汉化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和影响,洛阳自然也“与有荣焉”,而且这一过程又主要地表现为不同源头的文化合流,因而更为切合作为华夏文化源头的河洛地区的地缘身份。

    元宏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一千五百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几乎是“舆论一律”,公认他是“魏之贤君”。虽然他的某些“良好表现”(如在尽孝、亲民等方面)也难免令人怀疑是深藏城府的“政治秀”,但即使如此,作为一个皇帝,那也是绝对的瑕不掩瑜。元宏庙号高祖,谥曰孝文,孝而有文,名实相符的话,自然评得上一代贤君。

    先说“孝”,他三岁那年,父亲献文帝患痈,他趴在父亲跟前用嘴吸出脓血,三岁小儿,不避污秽,容或有之,或者是大人诱导,或者根本是无意识的动作,个中详情,无由认定。第二年,元宏刚满四岁,父亲献文帝就要把帝位禅让给他,自己去当太上皇。这个献文帝拓拔弘 好“黄、老、浮屠之学”,整天跟和尚、道人之流混在一起“共谈玄理,雅薄富贵”,一心要“委弃尘务”,去享“淡泊优游”之乐。受禅那天,元宏“悲泣不自胜”,父亲问他为什么﹖他答道“代亲之感,内切于心”。听到这个四岁小孩的回答,满朝上下无不动容。因为元宏实在太小,群臣奏请拓拔弘继续总揽政事,按照成例,太上皇是不问政的,于是给拓拔弘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好让他谈玄执政两不误。五年之后,拓拔弘被冯太后毒死了(冯太后并非拓拔弘的生母,其生母早在立他为太子时被“依故事”即鲜卑建国时定下的制度处死)。此时的元宏还只有九岁,不能亲政,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依故事”,太子元宏自然也是没有享受过母爱的,从小由“祖母”冯氏抚养,虽然不为无恩,但“祖母”对孙子却多所疑忌,且常施重罚。她曾经听信太监告密而动用杖刑——责打小皇帝数十棍,有一次甚至冬天里,让元宏穿着单衣坐禁闭,三天不许吃饭,还准备废了他(大臣固谏乃止)。冯太后为什么下手如此狠﹖史书说是因为她看到元宏“英敏过人”,今后恐不利于冯氏家族。冯氏是个有野心且有能力的人,“性聪察,知书计,晓政事”,因为“失行”(有生活作风问题),“畏人议己”,猜疑心很重,稍有风闻,动辄杀人。元宏的皇帝当然也是做得战战兢兢的,“承颜顺志,事无大小,皆仰成于太后。太后往往专决,不复关白于帝”。公元490年9月,冯太后终于死了,按理说,元宏会有一种解脱的快慰,可是他却表现出逾于常理的哀伤。一开始是五天不进水米,大臣苦谏,才喝了一碗粥。过了一个月,还不肯将祖母的梓宫归葬山陵,王公们又上表固请“依故事”办理,莫违典制,元宏同意下葬,但坚决拒绝“除服”。君臣之间为除服问题辩论了好几个月,始终没有结果。第二年正月,恢复临朝听政,仍不肯除去丧服,后来因为引发了外交礼仪问题,才举朝除服。元宏三天两头谒陵,谒陵期间,“追感哀哭,终日不饭”,几个月下来,“毁瘠犹甚”——一个很健壮的青年竟至于形销骨立了。元宏的孝行在当时以及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看来,他所做的一切恐怕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理念,而并非完全发自情感,他是要以自己的言行树立楷模,从而转移一时之风气,可以说,这是他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实践中的一个环节——言传身教。

    再说“文”,既指“才藻富赡”,又指敦厚宽仁。元宏并不是个羸弱的文士,“少而善射,膂力过人”。十来岁时,“能以指弹碎羊膊骨”,“射禽兽,莫不随所志毙之”。但到了十五岁以后,“便不复杀生,射猎之事悉止”,转而“雅好读书,手不释卷”,“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后来“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章,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这或许有些夸大,但他深厚的学识根基和出众的写作能力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十九岁以后,所有诏书,“皆帝之文也”,在古今帝王中,可说是独一无二。元宏不但自己好写,还喜欢与文人切磋,“情如饥渴”,而且能“寄以布素之意”(平等待人)。他待人宽厚这个特点不太符合做一代雄主必要的主观条件,而且,有时对病残百姓的慰恤或犯罪囚人的赦免,不免有太多的随意性,因而招致了一些批评。司马光就曾指出:“彼废疾者宜养,当命有司均之于境内,今独施于道路之所遇,则所遗者多矣,其为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挠有司之法,犹非人君之体也。”所以说,统治者过于细致的“亲民秀”(不管出自真心或者假意),并不值得称道,因为它“所遗者大”——较起真来,反倒是失职了。

    元宏的历史贡献,既不在“孝”,也不在“文”,而在于他所实施的民族同化政策。从刘渊开始,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已经统治中国北方近二百年,尽管汉族依然占有人口和文化的优势,但在政治上无疑是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作为少数民族君主的元宏,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确实表现了超人的远见和胆识。他从改变语言、服饰、姓氏这些方面入手,但受到鲜卑贵族们的抵制,由于平城地区鲜卑人口相对集中,因而变革风气收效不大,于是他决定迁都到地处中原的洛阳。他估计到迁都一定会遭到守旧的贵族们强烈的反对,便用了一点计谋,只说是发兵南征,要举全国之力,朝廷、府库、后宫、贵戚一律随军南下。既然是军事行动,谁也不敢反对,等到这个庞大的指挥部到达洛阳以后,元宏颁布了迁都诏书,生米成了熟饭,反对者无能为力了。一千三百年后,俄国的彼得一世的改革很有些相像,从莫斯科迁都彼得堡,强迫贵族们学法语、剃胡子、穿欧式服装……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他乾纲独断,坚持不渝,终于让俄国“用斧头和大炮开进了欧洲”。元宏的汉化政策则使北方地区复杂的民族问题以和平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为中华民族的壮大和发展开拓了新局面,就接受先进文化的坚决和彻底这一点而言,后来历朝的少数民族君主都有所不及。这也难怪,时至今日,人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仍未统一,去年不是有几个学界大腕发表宣言说,不同民族文化各有特点,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吗?这种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实用主义观点,实在远远落后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元宏。

    元宏只活了三十三岁,真正大权在握不过十年而已。但他却在中国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死以后,后继的子孙平庸昏聩,三十年后,北魏被权臣分裂。在分裂的基础上建立的北齐和北周,是两个从根本上汉化了的鲜卑政权,一东一西,把洛阳抛弃了,任它在豫西北的风霜中面对荒凉和寂寞。

 

    隋、唐两代,都以洛阳为东都,政治中心则在西都长安,不过有两个皇帝对洛阳情有独钟,一个是隋炀帝杨广,一个是武则天。据说杨广听信了算命先生要他尽量离开关中的劝诫,所以大力经营洛阳,实际上,主要原因还在于他的不安分——今年北征,明年南巡,都是大动作,折腾个没完没了,而洛阳的地理位置,当然比长安更便于人员和物资的征调和配置。杨广在他父亲死后三个月,就从长安来到洛阳,大兴土木。他动员了两百万劳力,以十个月的时间,营建了一个崭新的大洛阳。先是开挖自龙门东接黄河的渠道,接着便修造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同时下令把数万家各地的富商大贾举家迁徙到洛阳,使洛阳的人口迅速膨胀到百万以上。为了南巡北征的方便,他常年征发百万以上的民工,开凿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通淮水而达长江,北由沁水而通涿郡。位居于今日干旱少水的华北地区的洛阳,无疑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内河航运中心,在现代人看来,这简直有些匪夷所思。作为航运中心,它必然又带动了仓储业、造船业的大规模发展。杨广营建的洛口仓和徊洛仓可储粮二千万石(此数字疑有些夸大,不过按洛阳当时人口计算,一年耗粮也需数百万石之多)。在他称帝的十二年里,洛阳的船坞里建造的龙舟、赤舰等大型船只达数万艘。杨广的这些“政绩工程”客观上固然有泽及后人之处,但他的动机却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享乐欲,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痛苦,说到底,他是一个暴君,和一切暴君一样,其成就越大,罪孽也越重。

    武则天和杨广是同一流人物,其阴险狠毒、骄奢淫逸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之所以选择洛阳为都,最初是因为她惨杀了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心虚而精神失常,老看见两个浑身血污的女鬼在宫中出没,为此她从大明宫迁往蓬莱宫,但仍甩不掉女鬼的纠缠,直到搬到洛阳,才安静下来,从此她便“终身不归长安”。称帝以后,她大约也是有意识地摆脱李唐王朝的旧都,以树立大周的新朝气象。武则天在洛阳的建设只限于两个方面,一是修宫殿,一是造佛像。她的宫殿十分富丽堂皇,特别是举行朝会的明堂,规模之宏大更是前无古人(其间还被她的情人放火烧掉而重建一次)。所有的宫室建筑,今天已找不到任何遗迹,但她下令凿建的大批佛像许多还在,特别是龙门那座以武则天为原型的大佛像,至今还是激发不少人爱国主义豪情的重要符号。千百年来,对武氏早有定评,但到了二十世纪,有人出于宣传反封建或女权主义的需要,遮掩她的阴暗面,夸大她的政治业绩,文章、小说、电视、戏剧多不胜数,竭力树立一个伟大的女政治家的高大形象。对于青少年,这实在是极大的误导。性别的不平等是一定的社会条件的产物,因此,女权的伸张也必须以相应的社会条件作前提,在封建的男性中心社会,尤其是在充满机心与权谋、杀戮与血腥的政治领域里,一个女人要达到和超过男人的地位,她必须比那些男人更狡黠、更阴险、更灭绝人性。

    武周时期的洛阳,繁盛虽然达于极点,但文化方面却乏善可陈。武则天崇尚佛教,利用《大云经》作为自己改朝称帝的符谶,一再从政策上提高佛教的地位,这自然威胁到了儒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同时,她实行一种滥授官职而又常常将他们无辜诛杀的阴险政策,更使多数士人与她离心离德。她从不相信孔孟之徒会真心拥戴自己(即使对狄仁杰这位自己最倚重的大臣也起过疑心),因此下手又狠又重,决无怜惜之心;而儒生们的学问本是用来经世致用的,心里再害怕,再不满,官总还是要当,口里虽然念念有词地颂圣表忠,心头则各自有“小九九”,只是在等待风云际会(最后的逼宫一幕就是武氏屡加拔擢的副宰相张柬之一手主持)。儒家处于这种受排斥的状态,和东汉、魏、晋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了,还能期待他们在文化上有什么作为呢﹖

    923年到936年,后唐又一度把都城建在洛阳。这是一个战乱中建立的袖珍版的中央帝国(庄宗李存勖被人笑称为“洛州刺史”),国家四分五裂,百姓生计艰难,洛阳经过唐末的混战,也早已失去昔日的辉煌。然而,沉沦的末路中,常常会闪现意料之外的亮点,后唐庄宗和明宗(李嗣源),在历史上各有其不可忽略之处。这两个人都“出身夷狄”,而且同是拼杀一生骁勇过人的武夫,但做了皇帝,却一个以文雅见名,一个以宽仁闻世。李存勖政治上很糊涂,但酷爱文艺,对音乐和戏剧尤甚。他能作曲,自制过不少曲牌,填上词,传唱很广,最着名的像《如梦令》,“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之类已成经典名句,文学史上,他甚至可列入词的开拓性作者之列。但他最爱的是戏剧,爱看,也爱自己演。他的倡导和支持,对于戏剧(时称参军戏)从一种原始的演唱过渡为完整的艺术形式,作用至大。他养了一个大文工团,网络了各方面的表演人才,他对这些伶人的待遇之厚、宠信之深,真可谓空前绝后(“文革”期间的“样板团”虽然地位极其尊荣,但并未授予军政大权)。被宠信的伶人们有个别品质较好的,但大多数是龌龊小人,他们收受贿赂,谗害异己,策划阴谋,最后发动叛乱,力敌千人的李存勖终于在乱军中被杀——倒也有几分像艺术家“诗意的死亡”。明宗李嗣源身上则毫无艺术细胞,他甚至连字都不认得,宰相给他读奏章也常常听不明白,但他却是五代时期受到后人最高评价的君主。其实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治绩,一开始“减罢官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皆归之有司”,这些都由于接受了庄宗的教训,不算大的德政。不过史称他“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兵革初息,年屡丰登,生民赖以休息”,这些在五代就颇为难得了。

    李嗣源死后五年,后唐亡于后晋,石敬瑭把都城迁到了开封,二十多年后,出生并成长在洛阳的赵匡胤,曾经有意把都城迁回这座留给他美好回忆的福地,但最终未能如愿。“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东风容易别”,洛阳花事已了,与政治中心舞台从此作别,只能听任历史的牛车,驮着自己昔日的繁华,渐行渐远。所有封建帝国的都城,它的兴衰荣辱取决于政治权力演变的作用。正如它的兴起并非出于商品交易对市场的自发要求,而只是适应当权者统治和享乐的需要,所以只要行政权力一旦转移,它所有的城市功能便随之迅速地退化。历史上洛阳的萎缩是典型的例证。封建国家“首善之区”的百姓,或多或少,沾皇帝的光,总要享受一点特殊的待遇,他们往往会由此产生程度不同的优越感,皇帝不在了,“首善之区”狗屁不是了,优越感便只能成为自嘲或他人嘲弄的话柄,这也是封建皇权制度下奴才意识常见的标本,直到今天,许多人头脑中还能发现它的变种。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城市的命运主要决定于它的经济水平和发展潜力,处于发展中的中国,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城市的发展正在渐渐摆脱行政权力的干预,按照经济规律,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实现自己的繁荣和进步。在这个大潮中,洛阳也迎来了崭新的机会。

  


雷池月 2011-04-11 20:26:04

[新一篇] 一片降幡出石頭——古都史話之四

[舊一篇] “偏”而后能“安”——古都史話之六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