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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国内哲学界有关人学及实践观研究对于转变长期以来哲学研究中存在的本体论及客体主义的思维模式，深化和提高哲学研究的总体水平，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公允些说，人学及实践观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主体主义及外在化困境。其实质是人们对于人学的生存论基础缺乏充分自觉。主要表现在：（1 ）在反叛形而上学的同时没有深入意识到传统形而上学所蕴涵的生存论关怀；（2 ）仅仅在“个体性”、“需要”及“对象化”等意义上所张扬的“人”与“实践”日益遮蔽着人学本该承蕴的存在论（生存论）内涵，并反过来导致“人”与“实践”陷入一种“无根”状态。上述困境，使得人学及实践观研究没有达到应有的理论深度，也难以应对当代人与社会发展以及人自身精神生活所面临的诸多真实问题。
　　笔者一直认为，人学及实践观研究需要在充分反省自身困境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哲学的最根本的价值在于面对生活世界的信念关怀，而哲学的理论形式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着这一关怀；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哲学本身所存在的或隐或障的生存论基础。其实，如果真正立足于时下学界纷纷关注的“生活世界”，对人学及实践观的强调本身就应当昭现其生存论基础。本文实际上就是这一思路的一次尝试，具体展开为四部分：（1）揭橥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所内蕴的生存论关怀；（2）理解当代人学应有的生存论追求；（3）阐释生存论的内在结构；（4）分析生存论理解的当前困境，强调社会化的人的生成对于理解生存论的前提性意义。通过上述工作，庶几可以澄清一些基本的哲学理解，明确哲学发展的当下状态，尽可能为人学及实践观的深化做点实际工作。
　　　　　　一
　　生存论、或生活论，即生活的自我理解。生存论实际上表征着哲学作为理解活动所承蕴的元价值，是人的生活信念的根基所在。如果说哲学是人的存在状况的理性确认，是用某种“精神事实”所表达的人的生存与生活事实，那么透过哲学所采取的理论形式，我们必定能够发现哲学所承诺和维护的生存论根基。大体看来，传统哲学是以异在的理论方式对人的有限生存的确认；而现代哲学则试图以自觉的理论方式确认人的自为的生存。
　　相对而言，理解传统哲学的生存论关怀要困难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在传统哲学中，生存论常被哲学的外在表现形式（形而上学）深深地藏匿起来，以致于我们很容易因为传统形而上学在理论形式上的抽象性与异在性从而指责它缺乏面对生活世界的关怀。
　　我们今天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最深的误解可能就在这里。其实，生存论乃是传统哲学表面上看来异在、隐蔽，但其实却相当实在的基础。人的存在既是物性的存在，也是精神性的存在，而人作为存在物的特点恰恰在于通过精神性的存在去超越物性的存在，因而，要确立起人作为生存者的自我理解，必然要求在纯粹精神现象的层面确立起一种自在根据，这不过是确立形而上学的根据。但在人们的日常理解中，人作为精神性的存在（生存）却常常被忽略，人们习惯于仅仅视人的物性的存在为生存，而精神性的存在倒被视为生存或生活之外的东西，正是基于此，人们以为那抽象的、纯粹的形而上学不仅与人的切己的生存活动无关，而且还遮蔽和漠视着生存论关怀：人们无法发现在日常意识中所理解的物性的“生存”也是以一种被理解的、与人的精神性生存不再敌视的“关系”而内化于形而上学中的；更意识不到人的精神活动本身必定是一件无法回避的生存事实。
　　看起来形而上学是以一种与自身现实完全异在着的纯粹形式表达出来的，其实倒表现了人的一种要求穿过和超越自身物性的存在方式从而达到某种精神性存在（生存）的自我肯定的本性；看起来形而上学是在确立某种难以逾越的生存状态，实际上是对人的现实的感性生存的实体化的确认——它包含着人们对生存的外部境遇的无限性的臣服与敬畏。既然人自身尚未取得独立的生存能力，那么，人假之于一种抽象性的精神建构以解释并对抗外部必然性并且为人自身有限的生存确立起纯粹的形上根据，就是相当必要的。形而上学可能是抽象的，但并非对人的存在毫无意义。这不仅因为人自身所处的异在的生存状态决定了形而上学的抽象的本体论建构方式，而且还因为这种看起来抽象的形上建构本身就表达了一种试图用无限性、用精神的自我完善去肯定和超越现实生存之有限性的生活信念。因此，形而上学内在地关涉着生存论。
　　这样看来，我们对于形而上学的异在性的指责就可能是基于某种当下的浅薄。形而上学实际表现的不过是我们自身生存样态的实体化和本体化。在传统时代，生存的有限性十分明显，人必得凭藉形而上学而取得在场权。这倒昭示一个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只要生存状态尚处于为有限性所制约的状态，形而上学就应该是人类的一种无法舍弃的情结，我们现在拒斥形而上学，不过是因为其过于抽象的理论建构已越来越难以承蕴生活世界的变化，难以表达活生生的人的理想追求。但是，相对而言，形而上学的可能的理论形式要远远弱于其信念承诺，我们反叛或拒斥其理论形式，不过是要突出、还原并理解它对于生活本身的信念承诺。其实，生存的有限性是始终在场的，形而上学作为一种信念也同样始终在场。因而问题并不在于人们需要什么样的形而上学，而是人们竟需要形而上学。在人们的形而上学情结后面所隐蔽的正是那始终没有出场但却一直在场的生存论关怀。生存论是哲学的根本性立场，它本身是不可动摇、不可拆解的，能够动摇和拆解的不过是各种遮蔽生存论的方法以及种种遮蔽着对于生活世界真实理解的意识形态观念。当然，也正是在形而上学的失而复得的遭遇中，在存在意义的被放逐的体验中，我们才能够识别并排除某种生存无限性的迷障与假象，真正进入并理解生活世界，使生存从自在意识升华为自明意识，进而成为人学之自为的基础。
　　　　　　二
　　生存论从本质上属于现代哲学，因为现代哲学才把哲学的关怀对象从对象世界转向属人世界；把人的自为的生活与实践活动看作哲学的前提。当然，更重要的是，现代以来人类生存境遇已经发生的变化使得生存论不再以抽象的形上学形式，而是作为日益困窘的现实及理性问题摆在人类面前，需得主体作出抉择。
　　生存论的凸现，确实是由人自身的实践活动所造就的，但生存论对实践活动也具有深刻的阐释意义。生存论是向人的实践活动开放的，必然通过实践活动展开，但生存论本身并不以实体方式、而是以流动方式贯穿于实践活动中，因而作为实践活动赖以发生的来源的生存论又是实践活动所指出的目标：实践活动就其目的而言，总是在追求一种更加完满的生存。生存论不以实体形式存在于实践活动中，因而，我们在经验的及意识层面上对生存论的“知识”的、对象性的把握就可能是对生存论意蕴的局限与遮蔽。就其本性而言，生存论要求超越知性、超越外在性实践活动，并且拒绝知性化、对象化与实体化：“生存”不应该被当作被占有物看待，生存论不能只是理解为对象化的结果，更不能理解为对象本身；如果说人类实践活动必须通过对象化活动展开，那么，生存论则指向通过这一对象化活动所开显、所生成、所澄明的非对象化。仅仅凭着对象化是不足以确立起物我融一的生存论来的，因为单一的对象化活动只是人的外在的活动，具有物役性，恰恰是在人的对象化活动之上而又指向于自身存在价值的非对象性活动中，人的内在的生存论活动才完整地体现出来。
　　人的活动既有拓展的一面，也有内收的、能够被还原的一面。现代人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早已不是难题，但是，与人类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相比，我们却没有在自我适应能力方面达到应有的高度。人类日益尖端的技术与工业成就始终伴随着生存境遇的逼仄与危机感——它反过来动摇着人类对自身生存能力的自信并且导致了普遍的、挥之不去的精神焦虑。这种精神焦虑显然不是来自于人们的物质生活的匮乏，相反，是由于发达却又远不协调的物质文明本身所陷入的严重的短视、无序及恶性循环状态以及人的总体性生命活动正在失去某种与其自然进化意义相符合的张力与协调性；它表现为生存论焦虑，其实质却是精神焦虑，即一种由于非对象性的诗性生活被遮蔽而又不得不直面缺乏精神指向的无根的生活现实的精神焦虑。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自为的生存论也就是要建构一种肯定人的非对象性存在意义的生活形上关怀，从而把人的诗性的精神活动也理解为一种基本的生存事实。
　　生存论应该是我们满怀敬畏、小心恭护的意义根基；是需要我们通过“沉默”的情怀去“倾听”和“领受”的生命之流；面对着唯一的生存，我们才感到存在的真切的有限性；生存论意味着存在面向生命的开掘与还原、拓展与保全；意味着当我们置身于无法摆脱的异在的生存状况时那来自于（竟在！）遥远天际的自身本质的吁请与召唤；意味着某种反复在场的匮乏感与幸存感；意味着那些总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种种追问自身存在根据的问题，正是这些令人惊疑的问题一次次把我们引向面对生存的反刍与觉醒。
　　人的非对象性活动突出地表达为人所特有的诗思活动。在这里，很明显，诗对于存在意义的内在表达要远远超过其表面的情感抒发意味，生存论的表达注定是诗性的而不是知性的或逻各斯的方式。因为知性仅仅表现为对象性和有限性，是客观精神与对立精神的反映；它只是适合于表达对象性的、异在的东西。而诗思活动更益于表现非对象性、内在性与无限性，更益于反映个体的差异性与整体的共在性融溶一体的生活价值，因而，诗思在本质上是存在与理性的忠实表达。
　　并不是说生存论仅只关涉非对象性活动，外在的、物质的活动同样是生存论的表现且是生存论的自在的、现实的前提。而且，非对象化活动本就置身于对象性活动之中，生存论作为人的实践活动被意识和理解的前提也在于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是对象化活动使人的非对象化活动及精神活动与动物的无意识区别开来，从而表现为生存论意义上的诗思活动。但是，当我们仅仅只是在外化和客体化的意义上去理解对象化活动时，存在于实践活动中的内在的、精神的活动，即非对象性活动就被自然而然地排斥于对象化活动之外；这种理解甚至导致一个不以为然的偏见：即把生存论完全看成是仅仅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关涉的领域，并视之为旧哲学的概念（这或许正是目前我们尚未对生存论给予充分关注的思维根源）。无视非对象性活动的对象化导致了对生存论的扭曲的、而且是相当偏狭的理解，生存论不仅需要在外在的对象化活动中展开，更需要在内在的、非对象性活动中展开。我们之所以提出非对象性活动，就是希望通过对非对象化活动的合理理解从而真切而完整地展现和阐释生存论的内涵丰富性，在新的理性高度去阐释和理解人的诗性生活。当然，反过来说，也正是生存论的凸现，才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非对象性活动对人来说的不可或缺的生活价值。（注：关于非对象化在人的本质活动中的意义，因为篇幅所限，我将通过另外一篇文字专门分析。）
　　无疑，生存论是相对于某种外在实践活动来说更为本源的关系。当然不能把实践观等同于外在活动，但是，当我们把生存论视为一种仅供认知操作并因此可以无条件占有的“对象”及“被动物”看待时，实践就已经被外在地理解了，也正是对实践的这种外在理解反过来加深了对生存论真实意蕴的遮蔽。在这个意义上，昭现人学的生存论基础，并不是要否定实践观、否定人学，恰恰是要通过扬弃对人及其实践活动的外在化理解、还原实践观的内在的生存论承诺，从而使得实践观的内涵真正丰满，使人学基础更为牢实。
　　旧哲学的物质本体论无法确立起生存论基础，而看起来高扬人的存在价值的现代存在主义也不可能。萨特曾把“人”以外的“物”的世界作为“自在的存在”及“存在的现象”悬置起来（注：萨特：《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7页。），但这种做法却抽掉了人的生存的看起来无限、实则有限的境遇前提，这就必然使得对于人及其实践活动的强调在本体论意义上陷入一种自我设定的荒诞境地。事实上，被摒弃掉的“自在的存在”在“直接的生命存在物”的意义上乃是实践活动必须承诺的生态环境基础。而我们所强调的生存论恰恰是把在存在主义哲学中作为外部的恶的无限性理解为生活本身的无限性，把在萨特看来的非理性的“自在的存在”理性地理解为生存论的内在要素，理解为人类发展必须作出前提承诺的生态环境。实践观当然有其本体论的追求，只是实践本体论所强调的本体已不再是物质本体论所说的抽象的、外在于人的“本体”，而是生存论意义上的“本体”，即生存本身。基于传统本体论是无法把“自在的存在”直接理解为生态环境的，因为生态环境本身注定是对于人的生存即实存现实来说的生成性的条件，或者是人类要葆有其族类长久存在必须接受的、并且也是靠自身努力去改善和创造的生存条件，而不是在人的活动之前就已经既定了的僵死的存在。所谓实践本体论应当被理解为实践实存论或实践—生存论。
　　　　　　三
　　生存论的核心是人的在场性。正是这一点使生存论真正成为哲学的基础。如果说传统哲学是通过异在化的人，即精神形上学而取得在场权的，那么现代哲学则致力于让“人”自己出场，展开人的本质的内涵丰富性，亮出自己作为大写的人的三重身份：真实的个人、社会化的人、自然的人。
　　这三位一体、互相重叠的身份构成了生存论的内在结构。其间的差异大体是：如果说“真实性的个人”与“自然的人”乃是自为生存论所要追求的目的，那么，社会化的人则是达到自为生存论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就是人本身。揭示这一点确实是马克思的贡献。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之所以能够生活，首先是由于他是以社会性的方式存在，生活是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物”才具有的生命活动方式，而社会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坯坤译本，第75页。）。马克思确实十分强调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的社会规定性，并视之为全面展现人的生存活动的前提。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物意味着作为生活主体的人与作为生命主体的人的完成了的统一，亦即“真实的个人”与“自然的人”的完成了的同一，那种用占有生命的方式所取得的生活其实是用“人本主义”的“人”去占有“自然主义”的“人”，所表征的不过是人在当下现实仍然所处的异在化的存在状况，亦即人的“自身本质”（“社会性的人”）尚未实现的异在的生存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人的感觉”实际上只是“非社会化的感觉”。而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社会化的感觉”中，人的那些“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简言之，那些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坯坤译本，第79页。）
　　但马克思并无意于用社会去消弱和淹灭个人。相反，马克思非常强调个人的有差异的活动在人的生存论活动中的重要性。只是在个性的实际展开中，个人真实的活动包括主体间的交往活动往往被异化劳动所掩盖和阻碍，“我的劳动是生命的自由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它是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生存，是为了得到生活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我的个性同我自己疏远到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痛苦，更正确地说，只是活动的假象，因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只是由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内在的需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8页。）正因为如此，需要从经济的、法的和政治的关系上扬弃私有制，扬弃“市民社会”，解放人作为私人及公民的个人独立性；基于此，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成是“自由人联合体”即“联合起来的个人”，看成是“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7页。）
　　自为生存论是以个人真实的生命与生活体验活动为前提的。在张扬个人真实性这一点上，人本主义及后现代哲学功不可没。尽管个人体验并非某种难以理喻的、非理性的、神秘的直觉与感性，而是有其合理的、可以解释的、甚至于可称为本体论的根据。但是，就人的现身生存状况而言，个人真实性的展开总是要受到那反复在场的、来自于理性符码的整体性的压制与遮蔽，因而，要努力展现个人真实性，就得不断地消解和敞开这一整体性。存在主义的合理意旨就在于对个人现身所处的异化状态的揭示从而强调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后现代哲学则把对个体性的非理性的张扬进一步拓展为富含自明性精神的哲学方法论，这种努力有益于破解某种虚假的整体性，促使人们识别并进入到对生存论活动的内在理解中。
　　自然的人，或曰人的自然化，应当是生存论中最“本真”的结构。自然本身确实谈不上生命，它的生命是人作为存在者存在之后才确立起来的。然而，人既是自然生命的确立者，也就应当是自然生命的保护者。人保护自然的生命价值，同时就是保护人自身生命的也即文化与历史的价值。只有人才谈得上生活，并因此使生命赋予文化价值，但却不能由此抬高生活而贬抑生命，把生命看成是纯粹物的存在方式。生活是从生命之流中领受的结果而不是占有的结果，生活本于生命，且体现和复归于生命之流。舍此，生活的极赋生命关怀、且生生不息的价值就无从谈起。人确实是最高存在物、是万物之灵长。但人的存在的这种独特地位同时也天然地蕴涵着一种伦理承诺，人既占有万物，也对万物的存在负有责任；万物的存在是他的存在的直接确证。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人化只是人自身生成的也即生存论问题被提出的环节，只有在人通过自身的历史发展真正实现了“人的自然化”，即人把自身的优长之处不是作为手段，而是作为万物存在的根据时，人的生存才是成熟的。
　　　　　　四
　　生存论不仅是实践观的外源性基础，也应当是实践观的内源性基础。实践本当是还原和敞开哲学生存论基础的合理的环节。但我们对实践已经形成的主体主义化的和外在化的理解却在不断抛离和遮蔽哲学的生存论基础：一方面，“人”的世界被无限放大；另一方面，作为人类无限生存基源的外部世界又始终是以无“意义”的存在而被置于“人化世界”之外。人们对于外部自然并未确立起生存的与伦理的价值；对于人类生存关系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缺乏觉解，伦理仍被天然地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关系；对现代性反省意识的缺乏以及作为常识存在的人类中心观的不断膨胀更使得生存论难以成为人们自觉的理论思维。事实上，迄今为止，生存仍然只是被看作一种怀旧的情结而不是看成已经迫近我们眼前的困难重重的理性事实。另外，由于忽视了精神活动对人的生存活动的内在性，人们难以看到现代人自我异化的实质：单纯的经济活动的异化已经扩大到生存活动的全面异化，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日益物性化的生活对内在精神活动的严重挤压。
　　我们尚未对实践进行真实的理论反思与内在批判，对实践的不经批判的盲从反过来又遮蔽着人学的生存论基础。这一情形又与下述事实密切相关：迄今为止，哲学对于生存论的理解仍然停留于自在的层面，即纯粹的人与自然关系层面，而没有上升到自为的层面，即通过社会化的人所拥有的“高级的哲学直观活动”（本质上是社会批判与改造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页。 ）去肯定人与自然的“活动”统一性。20世纪异彩纷呈的哲学派别大都显示出非常浓厚的感性化倾向——但却是主张无限拆解整体性与社会性的封闭的个体感性，这种“感性”其实是无法展现为能够真实地体现个体生命价值的生存论活动的；人们很难赋予生活以自为的理解，当代西方哲学并没有意识到社会批判对于理解生活世界的意义所在，因而即使提出“生活世界”、“生活形式”及“主体间性”，也只能局限于先验的或日常的理解，远不及马克思的“生活”、“实践”及“交往”概念的历史厚度；分析哲学之意旨显然在于对既定“范式”（语用与语义规则）的无批判的臣服，它为主体间的交往所提供的乃是一种工具性要求——显然与生存论的内在性要求相悖。究其原因，确实是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没有把对“感性对象”的批判转化为对“感性活动”的批判，没有把对“世界”及其“生活关系”的解释转变成对“世界”及其“生活关系”的改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0页。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并不单指外部世界，更是指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所形成的“世界”，即属人的、社会性的世界；因而，对世界的改造与批判同时必然包含着人的自我改造与批判，尤其包含着在其现实性存在方式之上的自我批判即社会批判。事实上，也只有社会化的人才不致于、而且能够把人的实际的生存不再当成感性的对象，而是当成感性的活动并使这种感性获得合理性理解；只有社会化的人才不致于把人当作狭隘的“私人等级”，而是内在地包含着能够促使主体相互交往的主体间性资质，成为自身的生存发展与一切人的生存发展相同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并且现实地表达为人与自然的生成统一；只有社会化的人才能够把那些导致人自身异化的外在的东西（经济的、法的、政治的、技术的、工业的等等）不再当作与自身本质敌对着的存在，而是作为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素扬弃在历史中，从而给现代人的发展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自我批判与自我改造向度。
　　因此，我们既应把实践活动看作是成熟的现代文化的基础，也应把基于社会化的人的自我批判看成是人学及实践观研究通达、澄明和昭示生存论基础的必经环节。
　　毋庸回避，生存论的确立迄今为止仍是人学与生活世界的难题，就是由于“社会化的人”本身尚在生成之中。个人的自我肯定尚未把“社会化”当作自觉的前提，“社会化”也经常是以异在的、“不堪忍受”的力量与形式强加在现实生活之上的。实际上，我们尚未学会为了生活而生存，而是为了“生存”在回避“生活”，对生存论的体认远未成熟。
　　社会化的人或自为的人尚待生成，生存论尚未成为哲学的自为的基础。或许我们只得说：哲学尚待转向于人学，“人学”也尚未成为真正的人学。
　　说哲学尚未转向于人学，理由竟十分简单，我们尚未学会生存！
江海学刊南京74～80B1哲学原理邹诗鹏19991999人学研究有必要昭现自身所蕴涵的生存论基础。传统哲学实际上通过形而上学的抽象形式表达了一种异在的生存论关怀，现代哲学对人的实践活动的高度重视则体现了人们自觉的生存论追求，但人们未必明确生存论对于人学的基础性地位。因此，有必要揭示人学的生存论基础，通过这一工作，重审形而上学的生活价值；重视非对象性的诗性生活对生存论活动的内在意义；深化现代哲学对人及其实践活动的理解，并克服在这一研究领域所陷入的主体主义及外在化困境。生存论的内在结构即真实的个人、社会化的人与自然的人的三位一体的同构关系，其中，社会化的人的生成对于现实地理解生存论具有前提性意义。邹诗鹏，1966年生，现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作者：江海学刊南京74～80B1哲学原理邹诗鹏19991999人学研究有必要昭现自身所蕴涵的生存论基础。传统哲学实际上通过形而上学的抽象形式表达了一种异在的生存论关怀，现代哲学对人的实践活动的高度重视则体现了人们自觉的生存论追求，但人们未必明确生存论对于人学的基础性地位。因此，有必要揭示人学的生存论基础，通过这一工作，重审形而上学的生活价值；重视非对象性的诗性生活对生存论活动的内在意义；深化现代哲学对人及其实践活动的理解，并克服在这一研究领域所陷入的主体主义及外在化困境。生存论的内在结构即真实的个人、社会化的人与自然的人的三位一体的同构关系，其中，社会化的人的生成对于现实地理解生存论具有前提性意义。

网载 2013-09-10 21: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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