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信文章胜甲兵”——读《吴宓日记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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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写日记的习惯,并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日记,这样的人屈指可数,其中,胡适、吴宓、竺可桢的日记无疑是史料价值最高的几种。吴宓的日记前些年已出版了1910年到1948年的部分,其重要性读书界早有定评。这次出版的《吴宓日记续编》,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1974年,不仅是他后半生跌宕经历的真实记录,也是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完整个案。考虑到胡适1949年离开了大陆,竺可桢在1949年以后身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高位,吴宓以一个普通大学教授的身份写下的日记,就拥了独特而且更为珍贵的价值。在他同时代受过西方教育的第一流知识分子中,能始终坚守传统文化精神,并保持独立人格的人本来就很稀有,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相标榜的陈寅恪可以算一个,可惜不写日记,其私人记录只有零星的书信和旧体诗。也正因为如此,《吴宓日记续编》几乎就成了“绝唱”。

1949年开始的新时代是前所未有的,具有深厚文化根基和强烈个性的吴宓虽然没有预想到将会面临什么,但他还是选择了留下。对他和陈寅恪、梁漱溟这些人而言,离开这块土地是不可思议的。他当时的心态如何,是否有过彷徨、犹豫、挣扎,因为他在“惊心动魄、天翻地覆”之际写的日记被毁,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清晰地知道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对“保存、发扬中国文化”的感情始终如一,尽管他哈佛留学归来,而且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吴宓生前对自己日记的价值有着自觉而清醒的认知。1957年8月20日,他萌生写自传的念头时说,自传可以和诗集及历年日记相辅而行,“虽记私人生活事实,亦即此时代中国之野史。其作法亦即史法,虽以自己为线索,其书之内容实有可传之价值,而人之读之者,必亦觉其亲切有味也。”1954年12月中旬,他曾连日重读自己旧日的日记,在1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终日读宓日记直至深夜,如真如梦,亦喜亦悲。憬然回思,今者人间何世,此生人[宓犹存活]之日记,乃不异数千年前之古史矣。[以中国之文化、礼俗、社会,已全消亡也。]”“文革”早期,当他得知托同事陈新尼保存的两册日记(1949年和1950年),因陈怕惹祸而擅自焚毁的消息时,十分痛心,在1967年2月8日日记中表示“至为可惜”、“悔之晚矣”!几年前,我在写作《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时,也曾为缺了吴宓那一年的日记而痛惜不已,以他的独特的个性、眼光和人生体验,他的视角一定与众不同。因为是不准备公开的私人日记,所以他更能无所忌讳,比如1954年12月24日下午政治学习时,68岁的化学系老教授冯志东,“引推背图,意在称颂毛主席为真命天子”,他在日记中直言其“语多不合时宜”。比如“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11月2日,单位组织学习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要求他们谈学习体会,“发言者甚少。众多谈说近日生活杂事。”这样的细节可以使历史具有真正饱满的血肉感。

  吴宓后半生留下的10本日记,部头浩繁,记录谨严,跨度有二十几年,其间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变故,几乎都在他笔下有忠实可信的呈现。与胡适日记不同的是,吴宓日记更重视记录种种内心的感受、生活的细节——

1952年5月5日晚上,当他得知,“思想改造运动”即将启幕,学生将督促教师的改造,“深为警惧”,连电影都没有心思看就去睡了。第二天,文教部派人进驻他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专办教师思想改造的事。因为听说北京对梁漱溟、张东荪、赵紫宸等人“严行评判,加重其罪名”,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心殊忧惧,恐将不免一死,恋爱结婚更不敢言矣。”

1954年11月19日,新一轮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为主题的运动波及重庆,他在日记中说这不过是文学界、教育界又一次的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他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不能像1949年前以前逝世的师友那样,可以“免受此精神之苦”。虽然,他暗自庆幸解放后绝口不谈《红楼梦》,所以运动降临,并未将他拉出受审。但作为一个对《红楼梦》素有研究且有独到见解的学者,他很难置身批判浪潮之外保持沉默。11月24日,他见报纸上了解到这一运动甚嚣尘上,知道自己“在势不可逃,又须巧为词说,自责自涤,以此心极不乐”。到12月12日终于在一个座谈会上做了发言,主要内容之一即是自己的思想检讨。1955年1月14日,校方命他写发言稿,谈他对批评胡适、《红楼梦》两运动的体会。1月16日,初稿交上去被驳回,要他重写。当天他回到宿所,“大伤悲,自视如囚之陪受死刑。”1月20日,第二次写的稿子通不过,统战部的杨同志“多所指责”,要他另写,“不许述及胡适,亦不许自高自大”。他虽感“苦甚”,但还是当夜就在灯下写出了提纲。次日凌晨4点即起,点灯再写批判稿《我自己〈红楼梦〉研究的错误》。

“此次鸣放与整风,结果惟加强党团统治与思想改造,使言者悔惧,中国读书人之大多数失望与离心,而宓等亦更忧危谨慎与消极敷衍而已。”这是他在1957年6月24日的日记中写下的心声。此后他多次表达相似的意思,7月12日、22日,他感叹,“凡鸣放中略抒感愤不平者,悉为罪人矣。”“呜呼,经此一击,全国之士,稍有才气与节慨者,或疯或死,一网打尽矣!” 7月13日,他曾写下一首旧体诗《鸣放及反击右派运动》,多少世事的感慨,尽在“飞蛾恋火焚身易,舞蝶嬉春觉梦香”等诗句中。

那段日子,他自己没有坠入天罗地网当中,但他内心的隐痛徘徊不去,日记中不时有“大痛悔”、“终日郁苦不乐”,乃至“自祈速死”、“惟祈速死”或“忧生而有乐死之心”等词句。他也想过退休,做研究、读书写作,以度余年,当然最终也没能做到。他也许不会想到,十来年后,厄运还要降到他身上,牛棚、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的帽子,他的腿被弄残、眼睛几乎瞎了……在病残老迈之中,他在1974年春天竟然坚持拒绝批孔子,为历史留下了“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的壮语。完全可以与梁漱溟那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南北辉映,异曲同工,只是他们的命运大不一样了。

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吴宓日记提供的就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不光有事实,还有他作为独特的个体生命留下的心灵轨迹。1971年12月9日,在至友陈寅恪去世两年以后,当他得到迟到的消息时,在日记中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相交的经历,想起1961年的广州一别,竟成永诀。他为老友的死,也为自身的身世,“异恒悲痛!”接连几天,他挺着残躯写出《陈寅恪先生家谱》。他们是真正的相知,内心相通,魂魄相依,同样学贯中西,守护着同样的文化价值观。在他垂暮之年,恐怕没有比陈寅恪之死让他更为伤心的事了。经历动乱、浩劫,吴宓日记也有残缺(1974年的日记也在“文革”中失去,此后他生命最后几年没有日记),有些日记是当年被刻意“灭迹”的,因为他的日记记下了每一次受辱、挨斗的过程,和他内心的感受。包括那次左腿致残、昏厥数日的批斗,当他醒来时,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写日记。他留下的日记,也因此可以看作是大时代里一部私人的信史。读《吴宓日记续编》,我想起了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的那句诗:“终信文章胜甲兵”,这也出自吴宓的笔下。


傅国涌 2011-04-11 20: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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