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德的精彩，敗者的骨格——讀網上流傳的章詒和六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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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子，北京的各种官方、民间的毛泽东纪念活动如火如荼。有朋友说：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莫过于近几个月来全球各大中文网站上都在争相传“贴”的一组文章——1957年被划成“右派”之首的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回忆她的父辈朋友的六篇散文。这些直接描述1957年反右运动相关人事的文字，因为有血有肉地写出了一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精英的惨酷命运，直言不韪地批评了专制政治，在海内外华人知识界圈子引起了夹杂着泪水、唏嘘、省思和争议的持续多时的热烈反响，却也引起笔者好几位美国友人、同事的诧异：这些将近五十年前的古旧人物故事，究竟有什么力量，可以使得华文界两洋沸然，一时京（北京）、约（纽约）纸贵？——因为文章很长，很多人都是从电脑上直接打印下来，再复印成厚厚一本书地四处传阅，令得各处打印机、复印机疲于奔命。设若今日美国有任何人发表文章回忆麦卡锡时代的“清共”恐怖（那也是一种对知识文化界作政治清算的政府行为），毕竟时过境迁，即便文笔再好，内幕再多，也绝难在美国知识文化圈子里激起波澜漪涟的。

坦白地说，我自己，也正是“泪水与唏嘘中人”之一，深以为此乃近十年来难得一见的好文章。友人的发问也令我蓦然一怔：真的，写“反右”的文字何止汗牛充栋，章诒和文章打动我的，究竟是什么？

一曰：“旧德”的精彩。旧德，也就是传统旧道德。在我们这些深受“五四”新文化与共产党革命教育影响的一代人、几代人眼里，“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这些传统旧道德，从前是“弃之如敝屣”，今天也是视之如旧痕旧梦，何其隔膜久远了。章诒和散文写了六个父辈朋友（及其亲属）：史良（三十年代与沈君儒、宋庆龄等并称的“民国七君子”之一）、储安平（1957年直言批评“党天下”的前《光明日报》主编）、张伯驹（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并称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康同璧（康有为女儿）、聂绀弩（自“胡风事件”后被囚禁几十年的作家与诗人）、罗隆基（1957年与章伯钧齐名的另一位“右派”之首）。这些人物，都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旧人”——大都是共产党外的“民主人士”或者“前朝遗老”，他们的为人行止与精神文化趣味，也都是与当时整个“时代主旋律”格格不入的。文章叙述的年代，无论是“反右”，是“文革”，正是中国大陆革命专政压顶、“红色恐怖”当道的年头，“戴帽子”、“割尾巴”、“炮轰”、“火烧”的批判斗争无日无之。我注意到，支撑这些“旧人物”在艰难岁月里同舟共济、相濡以沫活下去的，不是别的，恰恰是那些被整个社会漠视、淡忘了的“忠孝节义”的传统风范与“旧行”“旧德”。

我愿意在此，指出令我动容落泪的几个段落：

——为身陷黑牢、判处无期徒刑的聂绀弩四处奔走求助、最后成功搭救他出狱的，既不是聂绀弩那些今天身处高位的“左联”老战友，也不是聂身边无力无助的亲人，却是和聂绀弩素昧平生的老大姐——同被划成“右派”、同有亲友身陷冤狱的章怡和的母亲李健生和她的好友朱静芳，李健生为救聂出钱出力，朱静芳冒称聂的亲戚巧施小计、两度奔波山西监狱，朱静芳的昔日友人敢于担当风险“包庇”重罪在身的聂绀弩，作者用了这样一句话评点：“够朋友”——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古道热肠、狭义肝胆。

——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即便在1949年后的“革命年代”，在每年“皇上”（光绪）御赐她父亲的太平花开花的季节，都要在邀请“容貌苍老”的前清老人到家里来喝茶赏花，把窗外的革命高调摒之门外。在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文革高潮中，康同璧慷然收留连遭抄家、无处容身的章诒和在家里居住，并毅然安排当时“臭名昭着”被整个社会踩到了脚下的“大右派”二章（章伯钧、章乃器）在自己家见面，像进行什么隆重仪式一样为这次见面安排细节，盛装出席。老人在那个严酷年代不动声色的每一个举动，都应得上这一句旧话：“义薄云天”。

——“义薄云天”者，更有一生醉心琴棋书画、把倾家荡产的全部收藏，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唐李白的《上阳台帖》等等无价之宝都奉捐现给国家、却赢来一顶右派帽子的张伯驹。他对章伯钧说的那句话：“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看似平淡却掷地有声。他和妻子潘素跟落难的章家十数年间淡泊、琐屑的交往，“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透显出一位“旧式”文化人如何在“新时代”夹缝里，以传统文化道德根基安身立命的豁达与尊严。读到章伯钧死后，白发苍苍的张伯驹、潘素夫妇不顾文革恐怖当头，风尘仆仆千方百计辗转找到搬到窄街陋室中“隐居”的未亡人李健生，第一个登门吊慰的一节--我知道，多少人都难忍泪水，禁不住抚心一哭，掩卷长叹！作者这样写道：“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则来自那悠游的态度、闲逸情趣、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志。他以此对抗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我则想起西安乾陵武则天墓的无字碑上刻的一首明诗：“乾陵松柏遭兵燹，满野牛羊春草齐。惟有乾人怀旧德，年年麦饭祀昭仪。”^①

二曰：“败者”的骨格。章诒和文中的几位人物，除了史良，个个都是现实生活里的失败者、孤独者。（其实，作为当年在国民党治下敢为敢言、雍容高贵的史良，却在“革命”威权下成为唯唯诺诺、卖友求荣的“花瓶”人物，她何尝又不是“时代的失败者”？）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几千年中国的历史，都是一部“成功者”的历史。鲁迅先生早年就感慨过：中国人很少会把关注的眼光投向失败者与失意者。中国的文学画廊里虽然有不少的失败的悲剧英雄，如屈原、项羽等等，却大都成了半神半人的传奇，很少看得见他们从日常风貌里显现的真实血肉和骨格风范。更加上现实政治的诸多忌讳，多少年来人们熟悉的政治运动“受害者”形象，也大多是或者神圣化或者类型化了的。

章诒和笔下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聂绀弩、章伯驹、康同璧及其女儿罗仪凤等人，无一不是当时社会的失败者、边缘人，却无一不是有血有肉、有骨有节、可触可感、有个性弱点更有人性光彩的活生生凸现的精彩人物。面对陷于领袖设局、举国声讨、全民喊打的困境，章伯钧的历史眼光、平和坦荡、委曲求全，储安平的直言不讳、鹤立鸡群、孤独守恒，罗隆基的锋芒毕露、大情大性、炫才扬己，聂绀弩的耿介狂狷、尖锐刻毒、幽默谐趣，张伯驹的散淡闲逸、超然物外、冷中带热……，在在熨人心扉、启人思迪，令人锥心疼痛，也不时叫人会心莞尔。“越是崎岖越坦平”。（这是作者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父亲章伯钧用的题目）。

读到储安平在孤独岁月中养羊、为章伯钧家人送热羊奶的一节；读到“反右”后民主同盟台上台下一“成”一“败”的“左”、“右”两大拨头面人物在饭馆里戏剧性相遇、沉默对峙的那顿饭局的描写；读到史良揭发章伯钧的那句为他“一锤定音”定罪的“私房话”：“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读到章伯钧在文革中对女儿说的“毛泽东几十年的执政给中国的每个家庭，都制造了灾难和痛苦，别看现在是‘红海洋’，将来会是个悲剧收场。”……怎能不让人慨叹，真是“苍天有眼”！历史老人的认“成”、认“败”或许并不重要；时间，能雕塑凸显出空间人事的真伪、强弱与善恶，只有时间，才是最公正也最有权力的审判官！

三曰：时未过，境未迁，“难得精彩的一代人”却早已烟消云散。其实，我相信，真正触动今天海内外华文读者心旌的，反而是章诒和文中所指涉的现实、提出的问题，一点儿也不“旧”、不“远”，不是隔世隔代的“前朝曲”，相反，它们仍旧带着新鲜、滚烫、扎眼的切中时弊的尖锐性，令人低徊再三，也无以回避。

章诒和文是一组富于情境描写、有叙述质感的文字，但在涉及到1957年“反右”等具体历史事实及其过程时，作者是以考据式、文献式的严谨去查询、引证具体报刊历史资料的，因而相当完整地呈现了当时所谓“章罗联盟”、“储安平与“党天下”等重大事件的基本面貌及其历史过程的细节，让将近五十年后的今天读者，仍能清晰辨识这些“右派”头面人物的政治主张和罹罪过程的具体脉络。

在我看来，从民国时代邓演达开始，主张在国、共之外创立“第三党”实行权力监督，一直到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等“大右派”提出的政治民主、政党政治、舆论监督、言论自由、党政分离、军队国家化等等一系列政治主张，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成熟、最有见地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至今仍未过时、仍然掷地有声、需要调动起整个社会的智慧和动能方可能沉缓推进的历史大课题。“中国向何处去？”今天念及孙中山先生将近百年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叮咛，真让人汗颜赧愧：整整一百年了！无论“议会共和”也好，“民主与科学”也好，呼吁“联省自治”、“联合政府”也好，反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也好，或者主张政党监督、政党竞争、“政治设计院”、“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也好，几乎仍旧处于“白纸一张”的状况，历史的思想成果、社会教训、文化积累始终无以进入良性循环的有序延续，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只在同义重复、原地踏步中饱受“时光倒流”之苦，政党的黑暗、社会的腐败包括智识者的堕落、民众的麻木，等等，使得任何先贤、先哲的话常温常新，永远不会过时，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真正的悲哀！

“……可怜中国小老百姓！我不是悲观，而是失望。时至今日，我还没有看到共产党内部出现能够承担改造自身的力量。现在提出的任务是现代化，其实，外面是现代的，里面是封建的，专制体制没有变化。上层是现代的，下层是古代的，老百姓还是锄头老牛。这些，如果不加以彻底改变，这个共产党只能推倒重来。也许还不用别人来推倒。一党专权，官僚体制，山头宗派，思想钳制，享乐腐败，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裙带关系，虚报浮夸等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搞来搞去，自己就倒了；闹来闹去，闹到亡国为止。”
——这，真是聂绀弩的惊世之言，警世之钟啊！

2004年元日

本文着作权属孟慰平先生，如有转载，敬希注明。文中观点容有与时议不谐之处，恳请读者明鉴。

① 三秦记注：作者此句有两处笔误。一、乾陵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境内，不属西安市。二、所引诗句的作者系清人许孙荃。许为今安徽合肥人，康熙庚戌进士，历官刑部四川司员外郎、陕西提学使等职，督学陕西期间，于秦中古迹多所题咏，并非明代人。
历史本是由无数细节组成的。如果对每一个细节都似是而非，何必动辄拿历史说事儿？
于历史外行者，偏喜欢卖弄历史，恰似对政治半懂不懂的人，却每每放言高论、空谈性命，今天民主，明日科学，故作“烈士”状，不晓得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