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中图分类号：I206.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3—0218—04
　　庐隐是中国白话文运动初期与冰心等人齐名的女作家，其小说创作很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但对其散文作品较为深入的研究，则是新时期以来的事。茅盾早在1934年的《庐隐论》中就认为：“庐隐未尝以小品文出名。可是在我看来，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① 随着对其散文作品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逐渐认识到了庐隐在现代散文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一、清醒的文体实践意识
　　庐隐生于1899年，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后，在进行小说创作的同时即开始其散文创作，及至1934年去世，十多年间的散文创作，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状况。
　　五四运动前后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诞生的时期，从1917年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明确提出散文的文学性质之后，傅斯年于1919年又在《怎样做白话文》中将散文列为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四大文学样式之一，到了1921年，周作人撰写了影响深远的《美文》一文，标志着现代散文的概念的渐趋成熟。但在当时，散文、小品文、美文、杂文、随笔等概念仍然交叉重叠，众说纷纭。例如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就未曾将其予以明确的区分。尽管如此，散文仍然在理论研究的众说纷纭和作家的创作实绩的互动中日渐繁荣起来。
　　如果我们把“散文”当作一个大的文体概念，而将其他概念都当作下属的相互交叉的不同类别的话，庐隐的创作几乎可以说是涉及了现代散文的所有文类。除了作为散文主体的抒情散文和记叙散文，庐隐创作的不同文类的散文还有：游记如《东京小品》、随笔如《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书信如《云鸥情书集》、回忆录《郭君梦良行状》等等。还有一些作品如《玫瑰的刺》，从创作手法和篇幅看很像是小说，但记叙的却是真实的事件。欧明俊在《现代小品理论研究》一书中指出：“小品与小说，今天看来似乎关系甚远，实则情况并不是如此。它们之间有时关系密切，并不容易分清。”②《玫瑰的刺》，真实记录了庐隐的生活经历，并在此基础上展现了作者内心世界的波澜，语言也非常讲究。这些作品也应看作是庐隐具有文体创意的散文作品。
　　在白话文运动之初，很少有女性作家像庐隐这样对散文的文类进行过如此广泛的涉猎和尝试。而且，这种涉猎和尝试对于庐隐来说，并非一种下意识的表现欲望驱使下的活动，而是具有明确目的、在理性选择指导下的作家的创作活动。在《几句实话》中，庐隐就说得很清楚：“不错，从今天起，我要烧掉和我缔了盟约的那一支造谣言的毛锥子，规规矩矩去为人之师，混碗饱饭吃，等到那天发了横财，我再来充天才作家吧！”其中“缔了盟约的”毛锥子，和对“天才作家”自嘲式的感慨中所流露的，正是一个作家清醒的自我意识。作为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庐隐以启蒙者和探索者的身份在散文文类方面所做的多向性尝试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同其小说一样，其取得的成就是骄人的。仅对文本形式的自觉探索和驾驭这一点，庐隐散文就值得我们进行更为深入地解读与研究，因为它不仅标志了庐隐散文创作所到达的高度，而且对于推动五四时期散文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创作主体的凸现
　　散文作为一种现代文体，其最突出的特点有二，其一：非虚构；其二：创作主体的凸现。这两点，庐隐散文都做到了。“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③
　　(一)悲苦的基调和强烈的叛逆意识
　　庐隐个人的命运是不幸的。童年不受父母喜爱，寄养在外；父亲去世后又合家依附于舅舅，小小年纪就离家读寄宿的教会学校。进入青年时期，出于反叛家庭的心理与人订婚，后又解除了婚约。与有妇之夫郭梦良苦苦相恋终于组成了家庭，两年之后又因郭的去世坠入痛苦的深渊。后来，虽与小她九岁的诗人李唯建热恋结婚，四年之后就难产去世。人生的坎坷使得庐隐的散文具有悲苦的基调，这一点几乎已成共识。但与此同时，庐隐又是一位在新思想冲击下觉醒的女性，面对新旧势力激烈交锋的时代和不公平的个人命运，她不仅进行了本能的反抗，而且具有清醒的叛逆意识和顽强的探索精神。悲苦的基调和叛逆意识两者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在作品中形成了巨大的张力，由此展现出了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创作主体。
　　她尖锐批判传统封建意识，呼吁人的解放与平等，带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色彩与印记。《西窗风雨》写对一个被命名为“寿儿”的孤儿丫头的深切同情；其思想情感与胡适的《人力车夫》和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等极为相近。《生命的光荣》具有鲜明的反叛意识，其中对黑暗现实的描绘，又几近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我诚实的说吧，这并不是森罗殿，也不是九幽十八层地狱，这原来正是覆在光天化日下的人间呦！”庐隐的批判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将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交织在一起，将冲决桎梏的呐喊与发自内心深处的痛苦呻吟交织在一起，由此自然形成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我是世上最怯懦的一个，我虽然硬着头皮说‘我的泪泉干了，再不愿向人间流一滴半滴眼泪’，因此我曾博得‘英雄’的称许，在那强振作的当儿何尝不是气概轩昂……”“天赋我思想的能力，我不能使他不想；天赋我沸腾的热血，我不能使他不沸；天赋我泪泉，我不能使他不流！”面对汹涌着的时代和悲苦的个人命运，庐隐将内心世界郁积的痛苦与矛盾真实地展现出来，使决然与犹疑、妥协与抗争、萎靡与顽强所形成的张力得到逼真表现。这其实也就是厨川白村所说的“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是将作者的自我极端地扩大了夸张了而写出的东西。其兴味全在于人格的调子。”④ 正因为庐隐的批判和呼吁是从个体的遭际与命运出发，由此避免了当时空洞或无病呻吟的流弊，也使五四的思想和精神内核得到了淋漓尽致地阐发与表现。
　　(二)女性主体意识
　　受五四运动新潮的影响，她对男权社会和束缚中国女性数千年的旧女性观进行了反抗与批判。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作家们共同的选择。但与众不同的是，在反抗“女奴”命运，反抗男权社会压迫的同时，庐隐又对女性自身具有严肃的自审意识。她成功地避开了性别角色所形成的视野死角，敏锐地洞察到了了女性自身因长期依附于男性而产生的依赖心理和她们的懦弱，由此意识到女性自我解放道路的艰辛与漫长。《东京小品六》中就记叙了一个被始乱终弃的女性柯太太，她因为没有独自面对命运的勇气，宁可天天挨打受气以泪洗面也不敢走出所谓的“家门”。对此，庐隐既抱有深切地理解与同情，又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慨。也正是因此，庐隐的散文所表现出来的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刻反思具有非常超前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
　　庐隐说：“我有一件事情可以自傲的：就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总未曾忘记过‘自我’的伟大与尊严；……这就是我现在还能挣扎于万恶的人间绝大的原因”。庐隐的女性主体意识不仅是敏锐的，更是宽广的，它可以跨过国界与民族所形成的差异而一视同仁，表现出了作者博大的襟怀和思想上所能到达的高度。在日本街头，她看到了妓女。“我从那里回来以后，差不多一个月里头每一闭眼就看见那些可怕的灰白脸，听见含着罪恶的‘哥哥，来玩’的声音。这虽然只是一瞥，但在心幕上已经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了！”基于对女性尊严被损害而产生的痛感是如此深切，却根本没有在意她们属于那一个国家和民族。
　　更为重要的是，庐隐不仅表现出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对女性弱点的洞察、以及对女性自立自尊无条件地执着追求；而且在此基础上，又通过记叙个人爱情生活的散文作品，明晰地表达出了两性和谐共存的观念。庐隐认为：“实在的恋爱绝不是游戏，也绝不是堕落的人生所能体验出其价值的，它具有引人向上的鞭策力，它也具有伟大无私的至上情操，它更是美丽的象征。”这里，庐隐避免了许多女性主义者有意无意以男性为敌的片面性，主张以伟大无私的情操去共同营造“美丽”，这对于建构理想的两性关系，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三)独特的思维与表达方式
　　楼肇明在《女性社会角色·女性想象力·巫性思维》一文中，曾谈到女性散文的思维方式，认为常常表现出重想象、重事物间横向联系的特点：“其想象方式具有女性的心理特征，偏爱或擅长顿悟、直觉、联觉等等”。⑤ 庐隐也是这样。她常常穿行于现实和想象、回忆两个世界之间，现实中任何一个小小的契机都可以使她毫无困难地进入想象回忆的世界。“我觉得万物都可以任意和我聚散，我对于万物的聚散，也觉得如行云流水，任其自然。”由此形成庐隐散文想象与联想丰富、笔法跳脱的突出特点。
　　在庐隐大多数散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由现实和想象联想所构成的两个表达层面，现实的层面为主，想象联想的层面为辅，为辅的层面有时是篇幅较长的虚构性的场面描写(与诗歌的意境有某些相似之处)，有时是比较简短的带有比喻意味的语句。两者共同构成的具有丰富涵义的文本世界，带给人们独特的审美艺术感受。在《灵魂的伤痕》一文中，作者将自己的身躯比作矮小的旅馆，当自己的灵魂暂时离开旅馆时，“我可以伸腰了！我可以抬头了！我可以看见我自己了！”而作者的那颗心却像一个“豆子般的黑点”，在触摸中渐渐胀大，甚至把月亮都遮住了一半，并从中看见了电影片一样回放的沉痛往事。——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我们都曾体验过灵魂与肉体的冲突与分离，但庐隐及时地捕捉住了这一瞬间并把它表达出来，使我们能够借此释放蓄积在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某种被压抑的能量，并进一步更深刻地理解人性，理解我们自己。有时，即使是简短的一两句话，庐隐的散文也表达出同样的特点。在满目秋光的西湖，“这时我忘记我是一只骆驼，我身上负有人生的重担。我这时是一只紫燕，我翱翔在清隆的天空中，我听见神氏的赞美歌，我感觉到灵魂的所在地……”
　　作为一种顺其自然而形成的表达方式，它真实地再现了庐隐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作为思想情感的真实记录，它又使我们看到了作为女作家的庐隐艺术思维的独特方式。
　　三、语言艺术风格
　　(一)继承古典文学语言的优秀传统
　　庐隐所受的教育是中西合璧式的。但是，由于良好的语言天赋，她依然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她的许多散文在遣词造句、句式句法的应用方面往往不自觉地采用了某些古典的语言表达方式，虽然古香古色，但依然给人一种流畅的、充满现代气息的美感。可以说，庐隐散文具有一种与现代汉语表达方式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古典美。其中，有许多散文的题目如“寄燕北故人”“愁情一缕付征鸿”“雷峰塔下——寄到碧落”等，都脱胎于中国古典诗词，因而具有浓厚的诗意。行文中也屡屡可见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如《醉后》的开头：“——最是恼人拼酒，欲浇愁偏惹愁！回看血泪相和流——”简直就是一首音节参差错落，意境优美而凄楚的小令。与此同时，由于“文体意识的自觉或者说对散文的感受和表达，使诗的因素始终被限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并未因追求诗性而出现喧宾夺主的情况。”⑥ 庐隐对中国古典文学优秀语言传统的继承与化用之所以是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她把握好了“度”，所以总是能够恰到好处的用旧的语言之瓶装新的思想情感之酒，使之生机勃勃而毫无冬烘之气。
　　(二)语气多变，辞藻华美
　　庐隐散文的语言在语气表达方面也颇有特色，她很少有大段平静的陈述性语句，而常常将感叹、疑问、反问、呼告等多种不同语气的句子排列在一起，借以表达复杂而犀利的思想和千回百转的感情，形成一种顿挫跌宕、摇曳多姿的语言风格。余光中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中曾主张现代散文要有“弹性”。“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合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文体和语气愈变化多姿，散文的弹性当然愈大；弹性愈大，则发展的可能性愈大，不至于迅速僵化。”⑦ 庐隐的散文总是给人以元气淋漓、充满动感的印象，其语言方面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毋庸讳言，庐隐散文的语言是华丽的。特别是其早期散文的语言，常常因过于华丽而给人以堆砌之感，加之与生俱来的悲观主义倾向，颇有几分“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命运的坎坷使得庐隐不得不迅速成熟起来。因为有深刻的生命体验为底蕴，华美的词藻得以扎根于肥田沃土之上，也就几无雕琢之嫌了。越到后来，庐隐的思想和情感愈加成熟深刻，其语言风格也愈加趋于成熟完美，正好应了那句“气盛言宜”的老话。
　　凌宇等人在评价五四运动时期冰心和庐隐的小说时曾说：“如果说冰心小说的风格是温柔敦厚，含蓄蕴藉，那么庐隐小说的风格则是真切直率，如泣如诉。总之，冰心更具古典的大家闺秀的风度，庐隐更具现代的知识女性的气质。”⑧ 用这样的话来评价两人的散文同样是恰当的。倘若天假以年，庐隐应该能够像冰心一样，为20世纪的中国女性散文做出无可替代的卓越贡献，并因之成为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着名的散文家。
　　注释：
　　①③《文学》1934年7月第3卷第1期，转引自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27页。
　　②欧明俊：《现代小品理论研究》，三联书店，2005年，第107页。
　　④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65页。
　　⑤转引自佘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6页。
　　⑥程金城主编《中国新时期散文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21页。
　　⑦余光中：《余光中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86页。
　　⑧凌宇：《中国现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

中州学刊郑州218～22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涵华20072007
文体意识/悲苦基调/叛逆意识/女性命运/语言艺术
庐隐是中国白话文运动初期与冰心等人齐名的着名女作家，其散文创作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清醒的文体实践意识。二、创作主体的凸现：其中主要是悲苦的基调和强烈的叛逆意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以及思维和表达方式上鲜明的女性特征。三、语言艺术风格，一方面表现出对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成功继承，另一方面表现出语气多变，辞藻华美的特点。
作者：中州学刊郑州218～22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涵华20072007
文体意识/悲苦基调/叛逆意识/女性命运/语言艺术

网载 2013-09-10 21:43:55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