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刚之美:东北作家群的审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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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东北作家群是一个伴着炮火烽烟而崛起的小说流派。这个小说流派的作品都追求一种阳刚的、粗犷的美,也就是“力之美”。在东北作家群的一系列作品中,对敌人的深刻揭露,对人民的热情歌颂,显示了生活本身的凄苦、惨烈和悲壮,也体现了作家们崇高愤慨的情怀,这主客观的结合,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强力美的品格。
  东北作家群是一个伴着炮火烽烟而崛起的小说流派。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铁蹄践踏我东三省。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罗烽、白朗等一批东北籍作家先后流亡到关内。他们怀着亡家亡省的悲痛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使命感,创作了大量反映东北人民苦难和斗争的作品,呈现着一种共同的美学追求。
  东北作家群的独特的美学追求,在他们的作品刚刚问世之际,就受到了文坛的重视。《生死场》被誉为“力透纸背”之作,[①]有“钢戟向青天一挥”的雄风,[②]它和《八月的乡村》一起,还“因为是那样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的缩影”而被称为“里程碑”。[③]《文学月刊》在连载《大地的海》时,编者就称赞其笔力的“雄健而又冷艳”,原野的“沉郁”,人物的“朴厚坚强”。有人更推崇《科尔沁旗草原》“苍茫而深厚的潜力”,语言的“放纵”,场面的“浩瀚”,因而称其为“直立起来的”“中国的进行曲”。[④]当今评论家更注意到罗烽的“桀骜不驯”和“喜欢采用奇险崛怪意象,在辛涩的描绘中显示人间的辛涩”[⑤]的特点。
  上述评论所强调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个小说流派的作品都追求一种阳刚的、粗犷的美,也就是“力之美”。
   一
  东北作家群是一个失去乡土的流亡作家群。
  如果说20年代的乡土小说作家,因被故乡所逐来到大城市,以其取得的新意识、新观念返观故乡,而抒写浓浓的乡恋乡愁的话,那么,这群亡家亡省的东北青年,则以感同身受的笔触,血与泪相混合,描写民族的灾难;剑与火相交融,歌颂人民的反抗和斗争。那动荡的社会局面,那充塞于天地间的浩然正气,都赋予作品以崇高和庄严的性质,那凄苦、惨烈而又悲壮的画面,都充溢着一种“力之美”。
  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们,以目击者的身份,录下了日本强盗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
  罗烽的《第七个坑》、《荒村》、《呼兰河边》等作品,都以满腔的愤慨,切齿地揭露了侵略者魔鬼的凶狠和屠夫的残忍。《第七个坑》写日本强盗逼迫难民在街边挖坑,灭绝人性地把过路的工人、市民倒插进坑中活埋。他们不仅把一对夫妻推进坑中,用刺刀劈开女人的下身,还把不满周岁的孩子的脑浆踢出,甚至还准备把抓来挖坑的人埋进“第七个坑”中。
  舒群的《老兵》揭露日本侵略者把中国人尸首分开,悬首示众,投尸入河的兽行。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愤怒地控诉日本军中最讲“人性”的知识青年,把中国小孩甩到石头上摔死,然后强奸被这暴行震惊得昏迷过去的母亲的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
  蔡天心的《东北之谷》甚至写到了“日本鬼子捉活人喂狗”的“壮举”!
  ……
  敌人的残暴,真是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真是触目惊心!东北作家群的作家,如实地描写这一切,固然与他们“身受或目击了敌人的残酷待遇”有关,更与作家们的使命感,功利观相连。他们拿起笔来写这一切,目的当然在于揭露敌人,但更深的用意却是“如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如何鼓舞中国人民的斗争”。[⑥]在那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这种揭露具有强烈的刺激力和感召力,它非但不会使人胆怯、沮丧,反而会鼓舞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奋起战斗。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通过在异常紧张激烈的战斗中写出部队的命运、战士的身世和性格(如陈柱司令员的镇静、铁鹰队长的英武、李三弟的临危受命等),从而显示出民魂不灭的现实。而李七嫂在情人被打死、自己被奸污、孩子被摔死的重重灾难中,毅然奋起,穿上情人的战服,拿起步枪,束上子弹带,向队伍前进的方向赶去,巍然耸立起一尊复仇女神的塑像。这一切,使《八月的乡村》成为一部“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⑦]等。
  舒群的不少作品写出了普通人在关键时刻的价值取向。《老兵》中的张海是个“兵油子”,一天到晚混沌度日。可是,当团长准备向日本人投降时,他却起来组织弟兄们进行反抗。甚至在他负伤缺臂少脚,只能在雪地上以滚动代替步行时,还仍然不忘前进杀敌,显得极其沉郁、壮烈。《奴隶和主人》中那位爱马如命的车夫,愤怒地把车翻下桥去,与几个日本兵同归于尽,表现出中国人宁肯壮烈地死、也不愿当奴隶而苟活的民族精神。
  萧红的《生死场》以“女性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力透纸背”地写出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⑧]作家写“愚夫愚妇”们平时胡里胡涂地生,胡里胡涂地死,而在关键时刻却极其清醒、刚毅,他们组织抗日“镰刀会”,又集体“盟誓”,发出“使蓝天欲坠”的怒吼。赵老三要求:就是死了,“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我不当亡国奴……”这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是蕴蓄在东北人民心灵深处的无限反抗能量的总爆发!
  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和《浑河的急流》,都是讴歌普通群众觉醒和反抗的作品。前者写“穷哥们”面对敌人的淫威,拿起武器,奋起战斗,消灭了日伪军,组成一支游击队,汇入抗战的滚滚洪流中。后者写猎户们负载着历史的血迹和祖先的精魂,惩治民族败类和阶级敌人,揭竿而起,整个山峦林野遍响着:“我们的祖先是有志气的,我们还是不降”的悲愤激越的怒吼声。
  ……
  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对敌人的深刻揭露,对人民的热情歌颂,显示了生活本身的凄苦、惨烈和悲壮,也体现了作家们崇高愤慨的情怀,这主客观的结合,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强力美的品格,使之成为“对于前驱者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憎的丰碑。”[⑨]
   二
  活跃在东北作家群作品画面上的人物,多是“东北人”。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他们具有较强的开放意识和粗犷豪放的气质。这种独特的地理人文特点,又逢国难家仇交并而来,他们面对着异民族野蛮入侵,兽性杀戮,理所当然地进行着坚韧的挣扎,强悍的反抗。
  萧红注重在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重重苦难中突出他的人物求生的坚韧、反抗的强烈。《生死场》中的老王婆,丧夫于前,女儿惨遭不幸于后,儿子被官府杀害,女儿又为打鬼子捐躯,老王婆从肉体到灵魂都承受着种种难以估量的不幸和磨难。但是她始终坚韧不拔,带着伤痕累累的心灵,参加发起组织“镰刀会”的活动,并继而投身于抗日斗争的行列中。如果说老王婆是作家精笔描绘的“这一个”,那么,把枪口对准心窝集体“盟誓”的寡妇们,则是萧红饱蘸着义愤和激情的笔墨,大笔勾勒出来的一个阶级、一个民族的群体。无论是个人的坚韧顽强,还是阶级、民族的巨大凝聚力,都是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它象东北的崇山峻岭和茫茫雪原,有着无比的强悍和粗犷。
  萧军以行伍出身作家的独特气质和情怀,赞美那雄壮有力的义勇者,突出他们的不屈不挠,无所畏惧的反抗性格和出奇的坚毅。不但在那位“厚嘴唇”、跟光高远、刚毅沉着的陈柱司令员身上,在那位长着鹰一样眼睛,英武勇鸷的铁鹰队长身上寄托着作家的这种美学追求,甚至于在普通妇女李七嫂身上,萧军也努力发掘她深明大义,有胆识、有决断的因素,突出她的刚烈、倔强的气质,以她在难以忍受的灾难中凛然站起,勇赴国难的雄姿,使一个弱女子显现出阳刚之气。二萧作品中的这些人物,或男或女,或老或少,都是我们民族雄伟力量的体现。
  端木蕻良笔下的东北汉子,一般都具有大海般的深沉和强猛,具有野性的强力。《遥远的风砂》中的胡子头“煤黑子”,丑恶如鬼,性烈如火,杀人、强奸、抢掠,无所不为。但在紧要关头,他又舍命掩护部队突围,建立了功勋,显示出了深明大义和大智大勇。他有原始的丑和恶,也有原始的善和美。这种善和美,这种智勇,平时更多是潜藏着,被旧生活的种种陈迹所掩盖着,甚至被扭曲着。一旦现实提供了必要的契机,这些主导因素,就闪闪发光地呈现出来。这位作家更致力于在普通人身上发掘潜在的反抗力量。艾老爹(《大地的海》)在忍耐中发出怒吼:“谁要再做工,就不算你爹揍的!”并带头加入反抗斗争中。朱刀子(《朱刀子》)在生活磨难面前,“打落门牙往肚里咽”,忍受着超常的剥削和屈辱,但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他刀劈地主少爷,毅然参加义勇军。“白鹿林子”的猎户们(《泻河的急流》)曾为交不齐兽皮而焦急,但最终在忍耐中奋起,把平时射向兽类的子弹,愤怒地射向民族敌人。……这种大海一样的沉默、质朴,包含着烈火般的奔涌的伟力。这“沉默”不是屈从,而是力量的积聚;这“忍耐”不是仇恨的泯灭,而是仇恨的深藏,一经发泄,就剧烈而强猛,势如破竹,不可遏止。
   三
  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品大都写于亢奋状态和激情之下,作家们无意于对自然风景进行细致描绘。不过,东北地区那白山黑水,林海雪原,大漠冷月的奇诡怪异,本身就具有苍劲浑茫的气势;而那些闯关东的莽汉,寻人参的历险者,奔驰于深山密林中的猎手,铤而走险的胡子,都具有传奇的色彩;那些义勇军、革命军以及被民族仇恨、阶级压迫所激起的农民的殊死斗争,更使日月增辉,山河添彩。这一切,背景和人物两相交辉。这些景物增强了主人公的力度,而这些人物又赋予自然风光以激愤的情感。
  在端木蕻良的笔下,土地是“大地的海”,“在晨风里颤抖着,一垄一垄地折成皱纹,波涛冉冉地汹涌着”。这“波涛”,这“海洋”,是东北大地所独有的风姿,饱含着强烈的动态美和飞动迅猛的气势。
  萧军在《八月的乡村》中,将广袤的田野、巍峨的群山、茂密的白桦林,交付于黄昏和夜晚,形成一种神秘莫测的背景。在这背景上演出威武的壮剧:披星戴月,穿林海跨雪原的急行军;战歌激荡,篝火熊熊的野外露营;刀光剑影,战马嘶鸣,血肉横飞的拼杀,还有山川呜咽,战旗低垂,礼赞烈士的动人场面。人们英勇的战斗,乐观的情绪,深沉的愤怒,强烈的憎恨,都强烈地感染着带有粗犷的“野味和生味”的大自然,使其具有了东北人民的雄强浩气。同样,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砂》中的环境氛围;骆宾基的《乡亲—康天刚》的活动场景,都可以看作是活动于其间的人物性格的外化。前者以浩瀚、尖厉的风砂为主体,苍凉的雄浑;后者借陡峭的高山,茂密的森林,无际的白雪为依托,雄伟壮阔。两者都给人一种凝重奇险的审美愉悦。
   四
  许多有特色的文学家都很注重民风习俗的描写,透过它可以更清晰地反映社会百相,深入地揭示文化内涵,并充分地体现出作家的审美个性。
  沈从文以描写湘西特有的民风,显示其对人性美的追求;废名再现华中楚地的古风习俗,反映出他对古朴乡野情趣的爱好,不露声色地引导人们归依自然。
  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们,与沈从文、废名不同,他们通过丰富多彩的民风习俗的描写,表现不同阶级和阶层在时代狂风暴雨中的人生取向。他们以突出民风习俗中的神秘、激越、雄强来实现对阳刚美的追求。
  “跳神”是东北解放前广泛流行一种习俗。但在不同的作品中,这同一习俗却包含着不同的意蕴:在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中,丁家借“跳大神”为其吞并他人的财产制造舆论。跳神者和敬神者,都没有真意,在皇皇然的鼓声中,在狂舞乱扭中装神扮鬼,呼天唤地,内心中隐藏着地主阶级的诡秘、狡诈、贪婪和残忍。萧红的《呼兰河传》中也有“跳大神”的描写。相比之下,它或许倒有些“诚意”。那是为胡家不合“规矩”的小团圆媳妇跳神驱鬼,“非常热闹,传为一时之盛”。一边是大神发疯似的击鼓狂舞,一边是小团圆媳妇被剥光衣服,抬进装满热水的大缸中。鼓声和惨叫声混杂在一起,人在惨叫声中死去,极其@①人。主事人和围观者一律虔诚地相信,这是“为他好”,毫无害人之心。而“神”却在人们的混沌麻木中悄然溜走,留下不可解说的神秘。正因为人们对此这样有“诚意”,如此“虔诚”,才更使得这野蛮残忍的中世纪的风习,把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人们震惊得目瞪口呆!
  向灶王爷祈求保佑,也是我国北方的普遍习俗。在《旷野的呼唤》中,陈姑妈因儿子失踪而流着眼泪给灶王爷叩头、烧香求助。而“灶王爷静静地坐在香的后面,蛛丝混着油烟挂在他的脸上”,在这滑稽、阴森的气氛中,又显得极其阴冷。尤其是因为烧的是隔年的陈香,因潮湿而熄灭了,这更使他内心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增加了莫测吉凶的沉重感。
  茅盾在将呼兰河城跳大神治病,放河灯送冤魂,搭台唱戏还愿,到娘娘庙求子求孙等风习写得有声有色、凄婉动人之后,特别指出它“呈现出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⑩]
  《大地的海》中写艾老爹对“松涛”的恐惧。《特别勋章》(罗烽)中对动物灾异的忌讳,都是这种“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色彩”的习俗的另一种表现。前者写艾老爹和儿子在战斗中与队伍失散,两人来到神松岭原始森林的窝棚后,听到阵阵松涛,老人联想起几度“神涛”“啸了”所带来的灾难,于是充满了在劫难逃的恐惧和悲凉感。而儿子面对这阵阵松涛,却感到“这么万马奔腾的,好象在叫我”,很有一种亢奋、激昂和勇赴困难的悲壮色彩。后者在故事演进的环境中,始终翻舞回翔着一只猫头鹰,使全篇笔罩着一种带命运感的阴森气氛。而端木蕻良的《风陵渡》写黄河船夫对“图腾”的崇拜,虔诚他把它当作黄河生命的守护神,更是把原始信仰和民族大义结合起来,反映出民族处于灾难之时,人们对一种超人的力量的真诚追求和期盼,大苍茫和凄凉中寄寓着神圣和庄严。
  “盟誓”是我国社会中最常见的习俗。或许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盟誓形式不一样,但其用意则是一致的,即以此表示信约守诚。在诸多“盟誓”的描写中,可能要数萧红的《生死场》中对东北人民集体盟誓,决心抗日的场面写得最为雄壮激越:“山羊被抬进院心铺好红布的方桌上,桌前烧起两只红蜡烛,一只装好子弹的匣枪摆在人们面前,每个人都跪下,胸口对着枪口‘盟誓’:‘若要心不诚,天杀我,枪杀我,枪子是有灵有圣有眼睛的啊!’”或许鲁迅当年所称赞的“越轨的笔致”就是指此吧!它确实显出了东北女作家的刚烈性格和“越轨”的美学追求。这真是一幕雄伟悲壮的典礼,它充满着“浓重不可分解的悲酸”,使苍苍蓝天欲坠,这“用钢戟向青天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音,飘着光带”,挟着时代的腥风酷雨,伴着国难家仇,敲击着人们的心扉,考问着民族的灵魂。萧红自己对这已超出了一般民风习俗的描写,而其中蕴蓄着强烈的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决心的笔墨极为珍爱。当年有人提出要选择她的作品,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段“盟誓”
  民风习俗是人们在多年生活斗争中形成的独特的心理寄托方式。它不仅具有民族性、区域性,而且也具有阶级性和时代性。东北作家群作品中民风习俗的描写,似乎更注重突出后两种因素,民族和阶级的苦难,时代的腥风酷雨的突出反映,成为他们共同追求的阳刚的“力之美”的内容之一。
  东北作家群共同的美学追求的形成,有着客观的条件和主观的原因。他们面对着相同的表现对象,内容的凄苦、惨烈、悲壮;人物的坚韧强悍、粗犷;塞外风光的苍劲、奔放以及民风习俗的神秘、激越等等,都给读者一种强力美的感受。他们有着相似的心灵撞击,有着相近的心灵感受,亡国灭种的威胁,亡家亡国的灾难,使他们“感情的冲动增强了一倍”,他们要用自己“文字的流”写出故乡人民“热血的流”。[①①]因此,当他们属笔为文时,虽然是不经意的,但却共同趋向于“力之美”的追求。
  注释:
  ①⑧鲁迅:《〈生死场〉序言》。
  ②胡风:《生死场·读后记》。
  ③许广平:《回忆萧红》。
  ④王任叔:《巴人文艺论集》。
  ⑤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
  ⑥端木蕻良:《〈憎恨·后记〉》。
  ⑦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⑨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
  ⑩茅盾:《呼兰河传·序》。
  ①①端木蕻良:《大地的海·后记》。
   作者单位: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全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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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字疒内加参
  
  
  
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延吉70-7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杜显志/薛传芝19971997 作者: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延吉70-7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杜显志/薛传芝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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