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塑英雄 再塑自我  ——观近期新写实小说对人物形象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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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说起作品对人物形象的把握塑造,新写实小说受到的批评人所共知,什么狭小的、卑微的、苍白的,什么庸庸碌碌的、蝇营狗苟的等等,所谓沉重疲惫的人生、琐碎无奈的生活,也是由那些灰色的一群小人物的存在而定下的基调。对此批评笔者虽持有异议,但从人们对文学的某种渴望和呼唤的角度看,还是可以理解认可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潜与积聚,令人欣慰的是,新写实小说已表现了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感受现实生活、感受悄然变化着的社会文化氛围及价值取向的新的迹象,表现了在生活的厚土中不断开拓新鲜层面的努力,由此刻划出一批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而韧性地奋斗着的一类新人形象。从刘醒龙《村支书》中的方建国、《凤凰琴》中的余校长、孙四海、张英才等为发端,到赵德发《要命》中的郇世夏、方方《行为艺术》中的“我”、“灰马”、《埋伏》中的科长,及至何申《信访办主任》中的孙明正、芳州《苦笑》中的秀等等,已经形成了一个较有特色的人物系列。他们的身上,正充盈着与建设的时代、开放的社会相沟连的勤奋执着、探索追求的人格精神,充盈着一种大度的、兼容的、平和而向上的文化气息。用传统的文学观点看,这些人物正愈来愈多地带有“正面人物”的色彩,似乎正向传统的理想英雄人物回归,而事实上,他们的出现既不是对过去英雄人物的简单回返,也不是对以往新写实小说人物的全面否定,而是蕴涵着一个社会在变革演进中的文化流变的轨迹。表现在与上述二者的曲别上,前者就是非英雄化、非完人化,展示平凡丰富的人物个性;后者就是超越自我、把握自我,再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二
  还在1992年,刘醒龙的创作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他的连续几个中篇实际上已显示了新写实小说审美视角的某些变化。这个变化可以从人物形象的基本格调上反映出来,也可以表述为小说不是着重审视与主客观环境构成对立状态的人的生存状况,故而对人、社会、文化进行反思,而是突出反映在特定的环境下人们那种脚踏实地、奋斗不息的实干品格,以此探求和把握流贯其中的社会的文化意蕴与时代精神的内涵。
  《村支书》是刘醒龙的一部力作。小说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而所采取的平淡从容的记叙方式,将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意旨表现得隽永丰沛而又意味深长。方建国是望天畈村当了近20年的老支书,一直操劳忙碌、勤勤恳恳,责任制实行七、八年了,支书的位子依然想退退不下来。小说从方支书酝酿整修村里的水闸开始,娓娓讲述了他如何拖着病体千辛万苦筹措资金、组织防汛抗洪的一段生活经历。这段经历伴随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路程——在水闸出现漏洞的关头,方支书抱起一床棉被跳入洪水,英勇献身。可以说,方支书这个人物是近年来不多见的农村基层干部的优秀形象,他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拮据家境窘迫,自己还有说犯就犯的老胃病,这些他都无暇顾及,一心为集体的事操劳奔波,直至最后献出生命也不知道病已到了胃癌晚期。在方支书身上,既集结了第一线农村干部太多的甘苦劳累、生活重负,又集中体现了他们在艰苦的环境里任劳任怨、执着奋斗、奉献一切的高尚情怀。就此来讲,方支书无疑是一个楷模。但是,与传统的英雄人物相比,方支书又决不是那种全知全能、豪情满怀、所向无敌的英雄,不具备那类英雄完美无缺的人格光环。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受群众委托不得不干下去的老实巴交的支部书记,工作上他有一圈子难处,生活上他有一肚子苦衷。对乡亲们、对有病的老母、对劳累的妻子,他时常生出无比的欠疚和愧情。……然而,唯其这些常人的平凡与欠缺,方支书才显得这般厚道朴实真实可信,才是生活在现实土壤里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带着苦衷、带着困惑而又没有放弃努力、放弃责任的可亲可敬的人。的确,看看中国这片土地,实在有着太多的苦难与沉重,面对这些,也许每个人都可以大喝一声:该结束了!我们要有新的生活。但是,在任何的义愤激动或是悲叹绝望之后,我们依然不得不面对着它,不得不荷起一份重负,以默默的奋斗、执着的付出去开垦它,改变它。历经磨难的中国别无选择,方支书别无选择。
  方支书的意义不仅如此。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文化气息已深深濡染着他,赋于了他清醒的头脑、坦然的心态和开阔宽厚的胸怀。他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不因为自己工作能力的某些不足而嫉妒他人。对有一定开拓精神却拒不合作、时常恶语相加的村长,方支书没有照过去的逻辑演绎一场斗斗斗的你翻我覆,而是一直表现出了最为坦诚真挚的理解、宽容和信任。这种姿态已丝毫不含有某种精神的优越和临下的味道,不含有任何冠冕堂皇的说教气息,它来自于承认别人长处的勇气,凸现出一个开放进取的社会应有的健全的人格心态和精神面貌。
  赵德发的《要命》(1993年第5期《当代小说》)同样塑造了一个勤勤恳恳工作、正正派派做人的优秀干部形象。抓计划生育工作的副县长郇世夏,凭着对基层对农民深深的了解和感情,将这项棘手的工作做得和风细雨,润物无声。有所不同的是,作品不仅写出了勤朴务实、富有献身精神的人物,而且还关注着社会究竟能否为接纳这样的干部营造更好的氛围和土壤,基于此,小说结尾对郇世夏面临的“落选”风波作了两种可能、两种结局的暗示,实在为这类朴实正派干部的前途命运抹上了重重的耐人寻味的一笔。1995年第1期《小说家》刊登了何申的《信访办主任》,这个中篇通过某市信访办主任孙明正当前所面临的种种信访难题,表现了他在复杂的形势下尽力排除干扰、秉公办事的公仆意识和廉洁作风。作品突出的是孙明正真情未泯、刚直不谀的可贵之处,然而,即便如此,孙明正身上也决没有昔日高高在上、为民作主的英雄作派,没有了超人、完人的印记,他的身心属于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平等人道的道德价值观念、细腻宽容的人文情怀无时不在浸润着他,那些漫长的、甚至是荒唐的上访事件,常在他心里搅动起难以平息的道道波澜,他为之不平,为之难过,为之不断咀嚼那时代与命运共同酿造的悲酸苦涩。对于工作,他更多的是凭着对人生、对命运几近虔诚的小心来全力对待的,那常常幻化在梦境与现实之间的一对双鬓斑白、衣衫破旧的父母双亲形象,犹如一个无法折解、无法排遣的精神符号暗示,已深深融入他周身的血液中。小说最后有这样一个情节蒙冤一生的沙老太没有等到为她恢复名誉的那一刻,临终托人将她以前一进信访办大楼就猛吹一通的破哨子捎给孙明正,用以留作纪念。这个含着怨恨、含着发泄、含着期望、含着等待、含着友善、含着欠意的哨子,让孙明正又涌出了热泪。……
  回首昨日,英雄模范人物曾是我们一代人为之高歌的主旅律。然而渐渐地,那活生生的身躯被臆造的概念和对立的表现模式车裂了,英雄成了完美无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成了高居于众人之上、统领一切的主宰。这实在使后来英雄终于被遗弃、被平民所取代的命运在所难免。今天,当社会变革的大潮再度造就着无数英雄创业者的时候,新写实小说在描写英雄模范人物上表现的新的美学视角和方法,对重新塑造新时期血肉丰满、形态各异的英雄人物提供了一方全新的艺术空间,象方建国一类形象,完全褪尽了以往英雄人物身上所附着的神圣光圈,他们丰富多采的情感世界、不失本真的自我个性、平凡中见伟大、质朴中见崇高的精神境界,更贴近于现代社会英雄人物的真实内涵,更能在平等的人格意义上引起整个社会的认可与共鸣。这是一片清爽自由的英雄天地。
    三
  在对现实生活、现实人物的描写上,新写实小说反英雄化、反理想化的倾向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强烈。它一反过去精神至上的创作套路,将创作之笔深深投入到物质存在基础上的现实人生,写出了现实条件下人们不可避免承载着的种种生活的重负、困顿和无奈。于此我读到了新写实小说的生命真谛:打碎粉饰,直面人生。所以当人们不断批评它的“沉重”“疲惫”时,我总有点固执地认为,即便是真实的疲惫也要比虚假及娇情好上百倍,至少它有非凡的勇气和真诚。并且只要有了这勇气和真诚,文学中将不乏有对疲惫的超越,不乏有真正的光明美好伟大崇高,因为,归根结底这是生活使然,艺术的规律使然。
  现在,可以说这种对自身的超越已经在新写实小说中初见端倪。除了上面所说的刻划优秀人物形象、讴歌他们勤奋执着、敬业献身精神的作品外,在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及普通人的精神境界上,新写实小说也弹出了荡气回肠的阳刚之声。这方面,刘醒龙的《凤凰琴》亦可看作一个发端。
  《凤凰琴》讲述的是几个民办教师在大山深入的界岭小学如何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苦苦工作和奋斗的故事。小说中的余校长、孙四海、邓有梅他们虽然在艰苦的环境里辛辛苦苦地带孩子、教书育人,可谁的心里都有个暖着心窝的的念想,那就是尽早转正离开大山。为了这个目标,他们不得不暗中时常biào@①着一股心劲,争来斗去,让本就艰难的岁月更笼上一层隔膜的苦涩与悲哀。至于新加入这个队伍的张英才,更是只将这里作为跳板的。他曾怀着某种清高的姿态注视着余校长他们,无心加入哪一方,只希望当文化站站长的舅舅早些给他转正一走了之。但是,当他经过了大山里的磕磕绊绊之后,当他愈来愈走入余校长孙四海他们的内心世界之后,他毅然转变了态度。小说末尾,当那个望眼欲穿的转正指标降临学校时,每一个人在它面前都做出了一生中最为郑重的选择——让给对方。
  为了转正、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余校长他们曾付出了艰辛的奋斗和漫长的期待。然而,就在这一刻即将到来的时候,他们却是从中品出了别样一番滋味,开始认真地审视,什么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什么是人生中最可贵的。张英才这个涉世未深的小伙子,“若在一个月前我不会让”,可现在当舅舅悄悄把他叫去填表转正时,他无论如何也不干了,“这表应该给余校长他们。”艰辛的磨练似乎让他懂得了,生活中不应该仅仅有自己,还应该有他人;孙四海这个历经坎坷、在大山里爱得深沉爱得执着的汉子,终于在现实中领悟:“我离不开大山,我的一切都在这儿”;邓有梅是在转正问题上脑瓜最灵活的一个,也曾做了不垒落的事情,此时他深有感触,“我彻底想通了,不能把转正看得太重”;至于资格最老、吃苦最多、奉献最大的余校长,则更清醒地感到了无法推卸的职责与义务,他深情地叮嘱张英才“将来有出息了,不管到了哪里,都莫忘记还有一个叫界岭的地方,那里的孩子上学还很困难。”——没有华丽的辞藻、豪壮的语言,朴实的话语里却蕴涵着一个至真至上的生命感悟:只要让生活多一份充实,生命之外的任何“指标”都不再那么诱人和重要了。在种种生活矛盾与艰辛的撞击磨砺下,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实实在在地是完成了一个精神境界的灿烂升华,完成了在现实生活中不断超越自己、把握自己,让生命体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的人生飞跃。
  1995年初,方方送给了人们一个《埋伏》。小说是写某厂保卫科长与干事叶民主奉命协助公安局破案,在一个叫鹤立山的荒坡上日夜埋伏36天,出色配合公安人员大获全胜的故事。《埋伏》没有过多的枝节叶蔓,可故事中却透出很强的戏剧性结构与结局:科长与叶民主的埋伏本应早就结束,他们之所以在所有联系几乎中断、科长又被诊断为肝癌晚期的困境中,极其艰难地延长埋伏15天,则完全是联防队员邱建国一时疏忽(也有对叶民主有意报复的动机)造成的。而这个不应有的疏忽恰恰又歪打正着,及时堵死了办案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判断漏洞,使狡诈无比的要犯终败在我方手下。于是,方方在故事中营造了一个颇有意蕴的冲突和立体的存在形态,将生活中的随意、偶然、生命中的执着、壮丽、人生中的瞬间、永恒等等方面沟连揉和在一起,令人咀嚼沉思浮想联翩。但是,即便如此,在种种的错位、冲突中,象科长这类平时显得平庸随便的人在生命垂危之际所表现的坚毅顽强的意志和至死不渝的献身精神,也犹如埋在人心深处的一曲颂歌,高奏出这些现实人生中最动人最美丽的篇章。……我们可以设想,也许现实中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也许现实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的假定,但是,美好的生命只有一次。当人们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让生命之流奔泻得更加充盈更加壮丽的时候,也许会平静而坦然地说上一句“生命无憾”吧。
  还要谈到的一部作品是芳洲的《苦笑》。《苦笑》与《埋伏》一起选发在1995年第3期《小说月报》上,讲的是北方一家外商独资的纺织厂里发生的故事,描述了一个叫秀的女工短短时间里走过的一段生活道路。秀是质朴文静的农村姑娘,她原本的志愿是要考大学的,只因父亲病重被迫退学回家。自那时起,秀常生出一些怅惘,感叹人生的命运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掌握着,不能自己。现在,秀荣幸地进厂当了工人,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然而,开始新生活的她很快发现,命运依然被无形的力量操纵着,不能痛快地由着自己,尤其厂里高层管理人员朴部长对她的好感与关照,更把她接连推向遭受冷落与议论的漩涡。在一系列风波面前,她感到困惑迷惘、感到痛苦和压抑。故事的最后,秀病中坚持上班,一阵晕眩不慎将一缕经线弄断,而被顶头上司田科长盯住。对秀素有成见的田科长借机大做文章,吼叫着让女翻译拿来一块写着检讨的纸牌,命令秀挂着纸牌走完车间所有布机之间的空档。突如其来的变故把秀惊呆了,待她清醒过来,这时她看到女翻译脸上异常动人的微笑,看到一些同伴们即将开心观赏的神情,秀感到无比的屈辱和悲哀。
  秀苍白的面容渐渐泛起了红晕,使她的面容如桃花般鲜艳,平添了一种楚楚动人的美。她动作缓慢地从脖子上摘下牌子,目光如剑一般刺向田科长,把纸牌先撕成两半再撕成四半六半八半,她的动作缓慢有力富有节奏感,然后猛一挥手向田科长和女翻译投去。……
  在秀凛然的气势和怒斥下,田科长女翻译显出前所未有的恐慌,他们气焰顿消空前狼狈。此时“秀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前所未有的自豪,心里无比痛快。她想这一回她胜利了,她终于干了一件她自己想干的事,这一回她才真正地属于自己。”
  带着一丝的苦笑,秀义无反顾地走了。对秀的愤然辞职,我们尽可以生发“娜拉走后怎样”般的思虑和担忧,但又不能不由衷地为秀高高昂起的头、为她那凛然不可侵犯的人格意志和反抗精神击节赞叹!在一段时间里,秀所感受到的生活的种种迷惑、失落和压抑,不也是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已经体验和正在体验着的吗,客观上讲这正是一个社会在变革的历史阶段所难以逾越的矛盾冲突。秀曾感慨,钱对于中国人来讲实在太重要了!的确如此,从理想的高空落到现实的大地,我们终于学会了清醒地看世界,学会了承认现实、尊重现实。现在,我们不必忌讳说钱,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挣钱的机会,如同秀倍加珍惜她手中的饭碗一样。但是,假如这一切需要以自我的消解迷失、以任人的摆弄支配、以人格的被欺凌被践踏为代价时,我们是否还会体味到它原来的意义与价值呢,是否也应该像柔弱而勇敢的秀那样,让自己真正地属于一回自己呢。
  从英雄的失落到人的精神信念的萎顿,我们的社会经历了一次最严酷的文化变迁。于此之中,我们真正感受到了物质法则的无情而巨大的震荡力,同时也跨越了狭窄封闭的历史空间,获得了对人空前深入的自省与反思。应该说,这是一段曲折黯淡的路,又是一段必将孕育着复苏、新生的路,是一条历史曲线的前半部分。目前,新写实小说终于用它那朴实细腻的描述,展现了这一在全新的基础上再度反省与攀升的生活流向,展现了这一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探索与追求,实在意义非凡。当然,这样说并非要求文学作品一概去反映什么,并非无视生活的宽厚内涵。女作家张欣在《记录生活而己》的创作谈中说:“你需要什么,就没有什么,这就是生活。都市生活里也有凄苦,只不过不是血淋淋的荒年颗粒无收、饿饭,……那种苦是精神上的折磨和重压,对生命的意义是一样的。
  “当然我不会忘记写美、写爱、写人性的复苏,不是因为美善真情的小说能够维护治安,而是我相信它的客观存在,总会有人在它面前动容。
  “这还不够吗?”
  所以,我们依然有理由关注和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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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刊济南088-09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敏19951995 作者:理论学刊济南088-09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敏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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