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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时在乡塾读书，因为家贫而疑学。喝疑时，受父命经商，往来于齐鲁之间,路过阙里,拜谒孔庙,瞻仰从祀大儒,叹息道:“是是人者可学而至也。””回家后，日夜诵读《孝经》《大学》《论语》,还把这些经书放在袖子里，逢人质疑由此自学成才。正德六年(1511),他在自家的“居仁堂”静思三月半,一夕,忽然顿悟。"心地洞彻,觉天地万物与已一体……自是,行中规矩,坐修容仪,循诵默识，意恬如也。1赵贞者为他写墓志铭,提及他的顿悟，概括为十六个字:“以经征悟。以佰释经,行即悟处，悟即行处。”他这样写道:安丰俗仇盐,无宿学者。先生(指王艮)逮粗识《论语》、《孝经》章句,即邈焉希如古圣人信口谈解。如或启之熟师,无敢难者……时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纯心明。悟性无碍,谢役(指灶丁之役)秉礼为懦者,以经征悟,以悟释经,行即悟处，悟即行处。如是有年，人未之识也。”所谓”以经征悟,以悟释经,行即悟处,悟即行处”,颇为抽象,也颇难解。关键就在“以悟释经”四个字上。耿定向把它解释为“六经皆注脚”，可谓切中要害。耿氏说:“先生自童不娴文义,无所着述,乃其深造自得,所谓六经皆注脚矣。”

王艮的“六经皆注脚”论，与阳明先生《五经臆说》主旨颇为暗合,在师从阳明先生以后，这种观点得到进一步发挥，贯穿于整个讲学活动之中,成为一抹亮色。坚持朱熹正统学脉的学者，对阳明及其弟子非议最多的也正是这一点。顾宪成对王阳明倡言“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者,不敢以为是也”,给予这样的评价:“阳明得力处在此,而其未尽处亦在此”:“其势必至自能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顾氏所说的“注脚六经”,在他草拟的“东林会

① 嘉庆《东台县志》卷二十四《儒林·王艮》。

② (明)赵贞吉:《泰州王心斋艮慕志铭》《赵文肃公文集》卷十八。3(明)耿定向:《王心斋先生传》《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④ (明)顾宪成:《与李见罗先生书》《泾皋藏稿》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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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中,具体化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顾氏批评王门后学“至乃枵腹高心,目空千古,一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孔子大圣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已耳"。站在儒家经学的正统立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显然有悖于经学的本义,或者说是离经叛道之论。这样的“原教旨主义”,必然导致抱残守缺，思想僵化。要想打破牢笼，自由思想，“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必然的选择。经典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前进，赋予新的解释，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应当为我所用，不至于成束缚思想的文字桎梏。

放宽历史的视野,便不难理解。汉朝的经学弊端丛生,经生沉迷于繁项的传注，只知墨守家法，拘泥、僵化、教条。不满于这种状况的士人,跳出原有的圈子,用道家思想诠释儒家经典,形成耳目一新的魏晋玄学。何晏、王弼以老庄学说解释《易经》、《论语》,嵇康“不涉经学,又读老庄，重增其放”,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指斥“六经未必是太阳”。这样的魏晋风度，缔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绚烂多彩的一页。旅美作家木心在《哥伦比亚的倒影》中赞美道:“滔滔泛泛间，魏晋风度’宁是最令人三唱九叹的了;所谓雄汉盛唐,不免臭脏之讥;六朝旧事,但寒烟衰草凝绿而已;韩愈、李白,何足与竹林中人论气节。宋元以还,艺文人士大抵骨头都软了,软之又软,虽具须眉，个个柔弱无骨,是故一部华夏文化史,唯魏晋高士列传至今掷地犹作金石声。”②如此看来,距离魏晋一千多年之后的晚明,出现““六经皆注脚”“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不值得大惊小怪,不但不应讥刺,反倒应该大声为之叫好。

“六经皆注脚”,贯穿于王艮五十八年的一生。请看他的语录:

①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顾泾阳先圣东林会约》。

@ 木心:《哥伦比亚的倒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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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四书所以印证者也。""学者初得头脑，不可便讨闻见支撑，正须养微致盛，则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经四书所以印证者也，若工夫得力，然后看书，所谓温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书本，便没工夫做。”①

“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以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虑而知，不学而

能也。”

“学本无异。”“学本无异，以人之所见者各自以异耳。如一人有名焉有字焉,有知其名而不知其字者,则执其名为是。而以称字者为非也;有知其字而不知其名者,则执其字为是，而以称名者为非也。是各以已之所见者为是，以人之所见者为非也。”@

“德行为重,六艺为轻。”“使天下之人晓然知德行为重,六艺为轻,如此则士皆争自刮磨砥砺,以趋于道德仁义之域，而民兴可行矣。夫养之有道而民生遂,教之有方而民行兴，率此道也……苟不知从事于此,而惟末流是务,则因陋就简，补弊救偏,虽不无一时欢虞之效,随世以就功名,终归于荀焉而已,非王道之大也。”③

王艮虽然自学成才,却特立独行,用行动来诠释“六经皆注脚”-“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不妨略举数例。

事例一。正德十四年(1519),王阳明巡抚江西,公余宣讲“良知自性本体内足”，大江以南学者翕然从信。有一位江西来的塾师对王艮

①(明)王艮:《重刻心斋王先生语录》卷上。此书由王艮子孙收录,门人编校。② (明)王艮:《天理良知说》,《重刻心斋王先生语录》卷上。③ (明)王艮:《王道论》,《重刻心斋王先生语录》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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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的高论与巡抚王公讲学极其类似。他高兴地说:“有是哉?虽然王公论良知,艮谈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与天下后世也;如其异也,是天以艮与王公也。”摆出一副并驾齐驱的架势，十分自信，即日前往江西，造访王阳明。他的打扮很奇特，头戴“有虞氏之冠”,身穿“老莱子之服”,手执木简，上写“海滨生”三字,以两首诗作为见面礼。他与王守仁辩论良知,以及尧舜君民事业,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几天之后，有所省悟,说:“吾人之学,饰情抗节矫诸外,先生之学精深极微,得诸心者也。””他与王守仁的初次见面,竟是如此与众不同。

事例二。不久,他回乡省亲,路过南京,前往太学,想为士子讲学。士子见他穿着异常，问他所治何经?他回答:“治总经。”③令人莫名其妙。四书五经博大精深,一般士子多专治一经,或专攻《诗经》,或专攻《尚书》，从未听说有什么“总经”。从他的“治总经”回答中,透露出对一般士子专治一经的不屑一顾，大有“六经皆注脚”的意味。

事例三。嘉靖元年(1522),王守仁回归乡里。王艮叹曰:“吾师倡明绝学，何风之不广也?”随即回家制作小车，带仆人北上，沿途宣讲师说，引为奇观。“所过招要人士，以师说化导，人聚而观者千百。顾艮言出多独解，不循传注,且车服悉古制,皆骇异之。”@这种宣讲，不仅形式怪异,内容也令人惊骇。所谓“言出多独解,不循传注”,就是不拘泥于前贤对经典所作的传注,发挥自己独到的见解，显然是“我注六经”。

王艮的讲学活动也颇为特立独行，致力于面向下层百姓，人称“先生接引人无问隶仆，皆令有省"。这与他的学术理念密切相关。他认为，百姓日用就是学问:“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圣人知,便

①(明)赵贞吉;《泰州王心商墓志铭》,《赵文肃公文集》卷十八。② (明)焦竑:《甄朝名臣实录》卷二十二《心斋王公》。③ (明) 何乔远:《名山藏》卷八十五《儒林记下·王艮》④嘉庆(东台县志》卷二十四《懦林·王艮》。

⑤ (明) 赵贞吉:《泰州王心斋墓志铭》,《赵文肃公文集》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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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他始终主张,愚夫愚妇都可以“与知与能”。与圣人并无差别。他说:“蒙示有司云,圣愚同性，今古一机。不可谓天下尽无其人,以绝将来之望。山林田野,夫岂可无格物穷理、讲学明道。修身治行,而为振古之人豪杰乎?”@山林田野的农夫也可以讲学明道。成为人豪。所以他喜欢和他们交往,传道解惑。他的门生中固然不乏焦兹、耿定向这样的名人，也有樵夫朱恕,陶匠韩贞这样的普通百姓。王艮死后,其子王襞继承父亲的衣钵。黄宗羲写的王装传有云:“心斋开讲淮南,先生(王襞)又相之。心斋殁，遂继父讲席,往来各郡,主其教事,归则扁舟于村落之间,歌声振乎林木,恍然有舞雩气象。"@

王艮的学生朱恕,是泰州草堰场人,砍柴养家糊口。一日路过王艮的讲堂,唱道:“离山十里,薪在家里。离山一里,薪在山里。王艮听了。对弟子说:小子听之,道病不求耳,求则不难,不求无易。”@朱恕听了此话,浸浸有味,此后每当砍柴归来,必去门外听讲。

王艮的另一名学生陶匠韩贞,号乐吾,兴化县人,家贫失学,由朱恕引领,来到安丰场王艮家中,后卒业于王襞门下。常自咏曰:“三间茅屋归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他学成后，也致力于乡村讲学。耿定向写道:“后聆先生学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为任,无问工贾佣隶,咸从之游，随机因质诱诲之,顾化而善良者以千数。每秋获毕,群弟子班荆趺坐，论学数日。兴尽,则舟偕之,赓歌互咏。如别村聚所,常与讲如前。逾数日,又移舟如所欲往,盖遍所知交,居村乃还。翱翔清江,扁舟泛泛下上，歌声洋洋,与棹音乃相应和。睹闻者欣赏,若群仙子嬉游于瀛

①(明) 王艮:《重刻心斋王先生语录》卷上。

② (明)王艮:《答侍御张芦冈先生》,《重刻心斋王先生语录》卷下。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处士王东屋先生襞(附樵夫朱恕、陶匠韩乐吾、田夫夏叟)》。

④(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处士王东座先生襞(附樵夫朱恕、

陶匠韩乐吾、田夫夏叟)》。 303

良、山农的明显特色。黄宗《明学》出"非名之所能鸭格”这一点，物中要害，何心隐意欲冲决名数的网罗，张及主意识形素，为当道所不容，铸就了悲剧下场。然而却赢得了当世及后世有识之士的交口赞誉,同时代人李贽在他遇害后写了掷地有声的何心隐论》伸张正义。天启年间出版的《何心隐先生器桐集》,卷首收了李货《何心路论》，编者显然把它当作文集的序言来对待的。

李贽也是一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学者,引为同道,对何心隐了解得最为真切:“公以为世人闻吾之为,则反以为大怪,无不欲起而杀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为之矣。吾故援孔子以为法,则可免入室而操文。然而贤者疑之，不贤者害之，同志终鲜，而公亦竟不幸为道以死也。夫忠孝书义，世之所以死也,以有其名也,所谓死有重于泰山者是也，未闻有为道而死者。”①

程学博写的《祭梁夫山先生文》,直言何先生死于非命的原因就是讲学:“先生之死也以讲学。先生之学,先生所自信,而世所共嫉。世人不喜讲学,亦未必不知学。而先生之学,天下后世有定论在焉，予又乌能喋喋于先生之学,以与世之人辩哉……平生精力,自少壮以及老死。自家居以至四方,无一日不在讲学，无一事不在讲学。自讲学而外，举凡世之身家儿女,一切世情俗态,曾无纤毫微眇足以罣先生之口,而入先生之心。”四

一生致力于讲学的何心隐，学问与人品人所共知，居然为“世所共嫉”，被执政当局置之死地，是令人扼腕的。容肇祖写于 1937 年的《何心隐及其思想》给出了解释:“泰州一派是王守仁派下最切实、最有为、最激励的一派，何心隐是这派的后起,而亦是最切实、最有为、最激励的

① (明)李贽:《何心隐论》《焚书》卷三《杂述》。

② 程学博:《祭梁夫山先生文》，《何心隐集·附录》,中华书局,1960 年,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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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博说何心隐以讲学至死,容肇祖说何心隐因讲学而得罪于地方官与时宰。这样的怪现象值得追根究底。讲学不过是学术活动。为什么政府如此神经过敏,视为洪水猛兽?难道讲学会动摇一个地方的统治么?问题恰恰就在这里,湖广抚王之垣加给何心隐的罪状,确实是这样的:“假以聚徒讲学为名,扰害地方。”@

这就有必要对他的讲学活动加以回顾了。从王艮、王襞到颜山农、何心险,都致力于把儒学通俗化,深入民间传道,正如黄宗羲所说:“遂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这已经有点犯忌了,更何况讲学的内容带有冲决名教网罗的意味,那就更犯忌了。何心隐在《修聚和祠上永丰大尹凌海楼书》中说:“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则大道有正宗,善人有归宿,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孔子设教之至善,而身不与政者也,不与政而贤与立政。”中这是颇有一点狂妄的，以孔子为楷模，“设教而不与政”,“不与政而贤于立政”,标榜自己不在官场,却贤于当朝执政诸位大老,因为他们无补于大道。他在《答作主》一文中说，“某之见，见人之所未见者也;某之凭，凭人之所未凭者也”④，同样有傲视当世的意味。因而他的学问被掌握话语权的正统人士蔑视为“伪学”,时时处在违禁的状态。

容肇祖所说的“得罪于地方官,得罪于时宰”,地方官指的是湖广巡抚陈瑞、王之垣，“时宰”指的是内阁首辅张居正。欲置何心隐于死地的正是张居正，陈瑞、王之垣不过是秉承首辅旨意行事而已。这并不是后

① 容肇祖:《何心隐及其思想》,《容肇祖集》,第 363 页。②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

③《明)何心胞:《又与(又与凌海楼书)》。《何心趋先生爨桐集》卷三。① (明)何心隐:《答作主》,《何心隐先生爨桐集》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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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的消时，而是有事实为证的。

有(河心感论,写道:“公(何心隐)已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灭无阳也。今观其时就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除。方其烟榜递面,列公罪状，聚而观者。成指其诬,至有嘘呼叱咤不欲完奇考，同当日之人心可知突。由部门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广游这三千余里，其不识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余里皆然也。非推得罪于张招者有所憾于张相而云然,虽其深相信以为大有功于社稷者,亦然然以此举为非是,而咸谓杀公以媚张相者之为非人也。”①这道所说的“张相”就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何心隐“得罪于张相”，地方官“杀公以婚张相”，并非传闻之辞，可以在官修的正史中找到根据,《丽神宗实录》万历八年(1580)正月己已条写道:“江西永丰人梁汝元,聚徒讲学,讥议朝政,吉水人罗巽亦与之游。汝元扬言,江陵首辅专制朝政,必当人都,詈言逐之。首辅微闻其语,露意有司,令拘押之。有司承风指,毙之狱。“@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得更为具体:“时有江西永丰人梁汝元者,以讲学为名,鸠聚徒众,讥切时政……江陵(张居正)恚怒，示意其地方官物色之。诸官方居为奇货。适曾光事起(引者按:指曾光散布妖言惑众事件)，遂窜入二人姓名，谓且从(曾)光反。汝元先逮至，拷死。”@

其实所谓“讥议朝政”、“讥切时政”，所谓与散布妖言的曾光“谋反”云云，不过是欲加之罪，毫无根据;他得罪于张居正的根本原因就是聚徒讲学”。主办此案的湖广巡抚王之垣给他的罪名是“聚徒讲学,扰害地方”,他在《历仕录》中说:“湖广有大奸何心隐……假以聚徒讲学为名,扰害地方。中间不法情罪甚多,各省历年访拿不获,俱有案卷。万

@ (雨)李货:《何心隐论》,(焚书)卷三《杂述》。

@(明实景·明神京实录》卷九十五，万历八年正月己已@ (明) 沈稳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八(大侠通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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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见，异日必当国,杀我者必夫也。吾党学应移别弹，不则当北

面矣。”@

那是多年前张居正担任国子监司业期间的事，何心隐念念不能，后来在《上祁门姚大尹书》中回顾道:“因耿(定向)而与今之间下张公太乐(居正)官司业时，讲学于北之显灵宫。即啫此公有显官，有隐毒，凡其所讲者即唯唯,即不与之辩学是非,而即忧其必有肆毒于今日也。且此公退即对耿(定向)言:元(梁汝元)本一飞鸟,为渠以胶滞之。”然元即对耿言:"张公必官首相，必首毒讲学,必首毒元。”@

万历元年(1573)出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向皇帝呈进《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的奏疏,阚述了整顿教育的主张，为此他制订了十八条规章,其中第一条最为厉害:“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它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启奔竟之门，开请托之路。”①堵塞奔竞之门,杜绝请托之路,毫无疑问是切中时弊的,但是把这些弊端归因于“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似乎有点不合逻辑;为此而采取的措施竟然是“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似乎过于操切，矫枉过正。矫枉过正的结果，一向致力于民间讲学的何心隐,就被视为“游食无行之徒”,予以整肃了。

“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的政策得以贯彻，后果是严重的，抓住常州知府施观民“私创书院赃私狼藉”的把柄,颁布诏令,不仅将施观民私创的书院捣毁，而且宣布各地私创书院一律改为公廨，书院的田产查

①(明)耿定向:《里中三异传》《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六。邹元标(梁夫山传》所记略同:~已而,程公(学颜)北迁,同居燕嵯,聚徒讲学。因与司业江陵张公案名居正屡屡讲不合。遂构衅端。”

② (明) 何心隐:《上祁门姚大尹书》,《何心隐先生罍桐集》卷四。

③ (明) 张居正:《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张文忠公全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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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里甲。四之后又宣布取醉、全国六十四家书院，许多历史悠久、名闻遐迹的书院就此寿终正夜。宋代以来蔚然成风的书院讲学，繁荣了学术,培养了人才,居然在“空谈废业”的幌子下,扫荡一空,弦歌之声戛然而止。禁止讲学,取缔书院,无论如何都谈不上是一项德政。万历十一年(1583),更科给事中邹元标批评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他写给皇帝的奏疏(直抒肤见以光圣德以奠民生疏》,语气委婉,却难掩犀利的锋芒:“常州知府施观民,糜费民财,私创书院,毁之诚是矣。乃概将先贤遗迹一概拆废,臣不知其解也。彼敢于蔑先圣之道者，不过恶聚讲，假伪学以钳天下之口耳……聚徒讲诵自古已然,未闻概以伪学斥也。天下生材,囿于所察,资有纯驳,故功有真伪，百伪之中得一真焉，亦足以维世道、匡颓风。因伪弃真,是因沙废金,因噎废食矣………臣愚以为，凡所拆过书院先贤遗迹,宜敕礼部令郡邑或概议修复,或量为调停,虽未必真儒辈出,然使天下晓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盛心,学术从此而正,士习从兹而端，未可知也。”通篇并未提及何心隐三字,其实是在为他鸣冤，一则说聚徒讲学是从古以来的传统,从未听说一概斥为伪学,加以禁止的;再则说,拆毁常州知府施观民私创书院,似无不可,扩而大之,把全国书院统统拆毁，这种因噎废食的举措目的何在?一言以蔽之，无非是执政者为了控制舆论--“假伪学以钳天下之口”。

神宗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崇儒重道”。此后,很多书院陆续恢复，聚徒讲学之风再度重现，琅琅书声重新回响于华夏大地。何心隐泉下有知,或可释然了。

①(明)钱一本:《万历邸抄》万历七年己卯卷,正月,《毁天下书院》条。按:《万历邸抄》编者不明，据日本学者小野和子考证，《万历邸抄》编者为钱一本。其说见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东林党和复社》，京都同明舍，1996年,第145-156页。

事条》。②(明)钱一本:《万历邸抄》万历十一年癸未卷,十月《吏科给事中邹元标奏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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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学派从王艮、王襞到颜山衣,何心隐,宣扬"大经皆注脚”,他们的言行“非名教之所能群络”,表现出前所罕见的贩道精物,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其意义不容低估。正如《宋明理学史》的作老所说，叛说精神是泰州学派最可宝贵的传统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仍能看到这一传统给予不同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们的深刻思想影响”。

2022-12-08 18:5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