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5-0096-07
　　一
　　《诗话总龟》原名《诗总》，阮阅原编，共十卷。此书在流传过程中被改今名，其内容也不断被增补，根据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的说法，增订多达七八次以上。宋、元本已经亡佚，明本流传至今的有两种：一是月窗道人刊本，前集四十八卷，后集五十卷。此本收入《四部丛刊》。二是明抄本，前后集各五十卷。还有一种明刊本，亦是前后集各五十卷，见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二十着录，但存佚未明。月窗本有李易序，谓“旧集颇杂，王条而约之，汇次有义，棼结可寻”，又有嘉靖乙巳（二十四年，1545）程珖跋云：“月窗道人延珖校雠讹舛，芟剔重冗。”故傅增湘跋月窗本谓：“是书授梓时颇经改窜，非复旧观。”②
　　但是，月窗本在多大程度上改窜了旧本？月窗道人刊本之前的《诗话总龟》究竟是什么样的面貌？前人曾将月窗本与明抄本作比较，通过对比两个本子的异同，来判断月窗本改窜旧本的程度。傅增湘曾以明抄本校月窗刊本，“知明刻删削甚多”③。正是基于月窗本删削抄本这一判断，故整理者皆是以抄本补月窗本。缪荃孙从傅增湘处借得明抄本以校月窗刊本④，其前集在刻本之上直接校勘，将明抄本多出之条目全部补入，其后集则不用月窗刊本作底本，而是另行抄录，门类依月窗本之次序，条目则将月窗本与抄本合并，条目之次序从抄本。故其后集虽亦题月窗道人刊，但已非月窗道人刊本之旧。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诗话总龟》是在缪荃孙校本的基础上整理的，也是将抄本多出的条目补入，附在每门或每卷之末。⑤
　　明抄本抄于什么时代？是否代表月窗本之前的旧貌？前人并没有回答。今考缪校本后集卷三十五“伤悼门”有下列一则：
　　吕献可为中丞，因劾王荆公被黜。后卧病，以手书托司马温公以墓铭。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见属乎？”复张目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后温公相天下，再致元佑之盛，而献可不及见矣。及温公薨，献可之子由庚作挽诗云：“地下若逢中执法，为言今日再升平。”盖记其先人之言也，读者悲之。此则为月窗本所不载，末注“归田诗话”。按《归田诗话》乃明初瞿佑所着，今检《归田诗话》，前则即其卷上之“温公挽词”条。由之，此则抄自瞿佑诗话无疑。按《归田诗话》卷首有瞿佑洪熙乙巳自序，为公元1425年。《诗话总龟》后集抄入《归田诗话》内容必定在其成书之后，故可以断言，明抄本之最早年代亦在洪熙乙巳之后。
　　既然直到明仁宗洪熙乙巳之后，《诗话总龟》还在被增补，故我们只能说抄本代表了此年以后的面貌。月窗道人本刻于嘉靖二十三、四年间(1544-1545)，因而很难断定抄本早于月窗本，也很难说抄本代表月窗本之前的旧貌。那么，此前的《诗话总龟》是什么面貌？明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窜了旧本？尤其是后集，编成什么时代？罗根泽先生有《阮阅〈诗总〉考辨》，认为《诗话总龟》前集或是胡仔所见闽中刊本《诗话总龟》之旧，其后集的辑者就是月窗道人自己。他说：“盖辑者（引者按：指后集）是月窗道人，故虽谓阮阅旧集，而亦不肯埋没自己之功，说是月窗道人条而约之，又延程珖校雠讹舛，芟剔重冗。”⑥对于罗先生这种说法，我们固然可以用明抄本及《天禄琳琅书目》着录本来反驳，因为两个本子都有后集。但是，后集即便不是出自月窗道人之手，是否明人编集？此前，由于没能发现更早的本子，以上问题难以回答。
　　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其中第八○三卷至八○六卷为《诗话总龟》的部分内容。《永乐大典》编成于永乐六年(1408)，其所编入者多宋元旧籍，故通过《永乐大典》所载之《诗话总龟》，使我们得以考见明初以前流传的《诗话总龟》的面貌。
　　二
　　《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卷八○三至八○六共四卷，为一册⑦，对照月窗本《诗话总龟》，这一册四卷为月窗本《后集》第二十卷“句法门”至卷末的内容。这一事实证明，罗根泽先生所谓后集为月窗道人所辑的说法是错误的，同时也表明，后集在明初以前就已存在。
　　月窗道人本前集名《增修诗话总龟》，后集版心题《增修诗话总龟》，但卷端题《百家诗话总龟》。《永乐大典》本全名作《千家诗话总龟》，“千家”者言其多，并非真有千家。宋代以千家名书者不乏其例，如《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所采不满百家，而题曰千家，盖务夸摭拾之富”。⑧《诗话总龟》之题曰千家，亦是“夸摭拾之富”之意。从《大典》本到月窗本，书名中“千家”之所以变成“百家”者，盖因卷首有“集一百家诗话总目”（前集亦有），两者正好对应。那么，书目是旧本已有，还是后人新增？现因《永乐大典》本是残卷，已经不得而知。不过，据方回《诗话总龟考》，他所见到的绍定年间刊《诗话总龟》“书目引南轩、东莱集”⑨，即列有张栻（南轩）、吕祖谦（东莱）的文集，由此知绍定本是列有书目的，故我推测，旧本亦有书目，但不是整一百种。其列为百种之数，并改题“百家”，恐是明人所为。像前集书目末列《溪诗话》，其实前集中并没有引该书，所以被列入者，乃是凑数之故。⑩因明抄本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所着录之本皆题“百家”，故知由“千家”改题“百家”，非始自月窗本。
　　《诗话总龟》后集非为月窗道人辑，明初以前就已存在。然月窗道人刊在嘉靖时代，上距有明建立已经一百七十余年，月窗本《诗话总龟》后集共六十一门（其中“效法门”重出），这些门类中哪些是旧有，哪些是新增呢？此前因无更早版本不能知晓，今因《大典》本之发现，可以比勘而得知。
　　《大典》本所存部分始自“句法门”，在月窗道人本为后集卷二十。按月窗本自卷二十“句法门”以后的门类依次是：句法门、苦吟门（以上卷二十）、留题门、寄赠门、故事门（以上卷二十一）、书事门、感事门、用事门（以上卷二十二）、纪实门（卷二十三）、用字门、押韵门（以上卷二十四）、效法门（卷二十五）、节候门（卷二十六）、咏物门（卷二十七、二十八）、咏茶门（卷二十九、三十）、格致门、效法门、诗病门、乐府门（以上卷三十一）、乐府门（卷三十二、三十三）、伤悼门（卷三十四）、伤悼门、寓情门、游宴门（以上卷三十五）、嗟怨门（卷三十六）、讥诮门（卷三十七）、箴规门、诙谐门（卷三十八）、神仙门（卷三十九、四十）、歌咏门（卷四十一）、鬼神门（卷四十二）、释氏门（卷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丽人门（卷四十七、四十八）、饮食门、器用门（以上卷四十九）、技艺门、拾遗门（卷五十）。在以上门类中，《大典》本少乐府门二卷余、伤悼门一卷余、怨嗟门一卷、讥诮门一卷、诙谐门一卷、神仙门二卷、鬼神门一卷，共七门约十卷。除了上述七门以外，《大典》本的门类名称与月窗本相同，而且门类排列之前后次序亦相同。
　　从两种本子的门类异同，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的判断：一、两个本子有同源的关系。其理由是两个本子的门类名称及排列次序的相同。除此之外，我们比较两个本子的条目，发现两个本子的条目排列顺序也基本相同。二、在明初，《诗话总龟》后集中没有“乐府门”等七门，这七门是在此后为人增补的。不过，月窗道人刊本多出的七门并非月窗道人所补，因为此七门也见于明抄本，而《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着录之明刻本后集亦有此七门。
　　三
　　从《大典》本到抄本及月窗刊本，不仅门类在增多，而且在相同的门类中，条目也在增加。
　　我们现在将月窗本及缪校本比《大典》本多出的条目列出如下。为便于核对，条目名一律用该条前面诸字。
　　
　　
　　月窗本多出《大典》本共二百一十余条，缪校本多出《大典》本二百六十余条。其中，缪校本所多出者较月窗本为多，其所以如此者，可能是由于月窗本删削的缘故。但是，由于缪校本所多出于月窗本的这数十条亦为《大典》本所无，故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这数十条非月窗本所删，而是抄本又有所增补的结果。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两种本子较《大典》本所多出的条目即明初以来增补之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大典》本也有为月窗本及缪本所不载的内容，兹亦列表如下。
　　在《大典》本后二十卷中，《大典》本多出月窗本的条目共十八条，多出明抄本者共七条。《大典》本多出的条目可能为后人传抄过程中所漏抄，也可能《大典》本非月窗本及抄本直接的源头，在传抄过程中，《大典》本亦有增补之故。但这种差异非常之小。
　　四
　　通过对比《大典》本与月窗本及抄本，我们可以了解到明初《诗话总龟》后集的大体面貌，尽管不是完整的面貌。月窗本《诗话总龟》后集五十卷，从第二十卷至第五十卷的三十一卷中，明人共增补了七个门类，约有十卷，条目二百有余。就这部分内容来看，明人改窜《诗话总龟》的程度远没有前人想像得那么大。
　　由于《大典》本《诗话总龟》前集尚未发现（或已不存），明初《诗话总龟》前集的面貌已经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对前集的条目作了统计，计一千八百二十余条（月窗本加上据明抄本补入之条目）。根据阮阅原序，他“得一千四百余事”，一事一条，则其总条目为一千四百余条。一般认为，《诗总》原编内容被保留在《诗话总龟》前集中，我们将《诗话总龟》前集的条目减去《诗总》原编的条目数，剩余的条目就是后人增补的内容。以此法计算，前集较之原编多出约四百条，这四百条就是从宋到明增补的内容。
　　前集中所增补的内容，可以明确认定的首先是苏、黄等元佑诸公的文字，像前集书目中所列的《五局文》（苏轼文集）、《百斛明珠》（苏轼撰）(11)、《后山诗话》等，因为胡仔言《诗总》“独元佑以来诸公诗话不载焉”。除此之外，还当包括《王直方诗话》。根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直方诗话》“宣和(1119-1125)末，京师书肆刻印鬻之”，而《诗总》成书于宣和五年(1123)，故《王直方诗话》的刊行当在《诗总》成书之后。又《王直方诗话》中多言苏、黄之事。故可以肯定，《王直方诗话》是后补入的。《诗话总龟》前集引《王直方诗话》，言及王安石，或称“舒王”，或称“荆公”，由称呼之差异，亦可判断其补入之时代。按王直方卒乃在徽宗大观三年(1109)，王安石被迫封舒王在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故《王直方诗话》中不可能称王安石“舒王”。又毁舒王诰在高宗绍兴四年(1134)八月，故凡称“舒王”者，当增补于绍兴四年以前，凡称“荆公”者当在此后。
　　尽管月窗本序中称“旧集颇杂，王条而约之”，删除了一些条目，改变了一些条目的次序，但总体上来说没有太大的改变。换句话说，明本大体上还保留了旧本的面貌。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月窗本在版本上还保留有宋本的某些痕迹。缪荃孙《诗话总龟跋》言月窗本“提行空格，原出自宋”(12)，但是，令缪氏感到“殊不可解”的是，《诗总》编成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之前，胡仔序称《诗总》所载者皆不录，“何以两书相同者甚多，并有标‘苕溪渔隐’云云”？他推测说：“疑此书残缺，后人取《渔隐丛话》补之。”(13)缪氏认为，月窗本是从宋本来的，只是原书有残缺，后人补之，当然他没有说是月窗本补之。这种说法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后人增补并非是因为补充残缺的缘故，而是有意增补其书。但是，缪氏所谓月窗本原出自宋的说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月窗本涉及宋代皇帝多空格，如太祖、仁宗、真宗等，只要翻一下《四部丛刊》影印月窗本《诗话总龟》，就一目了然。不仅是前集，后集中如是者亦多。这种状况表明，月窗本保留了宋本的某些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月窗本是直接出自宋人抄本，而可能是在月窗本之前的传抄过程中，保留了宋本一些格式。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此书涉及宋帝，并非都空格。同样是仁宗，不空格者亦有之，如前集卷二十八“故事门”之“章圣朝”条、后集卷四十七“奇怪门”之“太子中允王纶”条，皆不空格。不仅如此，前集卷二十九“正讹门”之“诗家用也字”条，并不避仁宗名讳“祯”字。而在前集卷五“评论门”之“袁夏”条，也不避高宗名讳“构”字。
　　这种格式上的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相关许多条目编入本书的时代信息。出自宋本者空格、避讳，而元明人增补者不空格不避讳。但是，由于在传抄过程中抄者并不谨守宋本，故不能说凡不避讳者皆元明人所补。而且我们同样也不能说，凡涉空格、避讳之条目就一定是宋代编入的，因为也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元明人增补条目所根据之底本是宋本，就将底本格式照抄至《诗话总龟》中。如后集卷三十二“乐府门”之“柳三变游东都”条，引柳词“鳌山彩构蓬莱岛”句，不书“构”字，小字注“字犯太上皇御名”（按即高宗赵构）。前已言“乐府门”为《大典》本所无，乃明人所补，故此条亦当为明人增补，其避讳当出自所抄之《苕溪渔隐丛话》。按明抄本《苕溪渔隐丛话》亦避“构”字，注“字犯太上皇御名”(14)，实抄自宋本，正与《诗话总龟》相同。这表明，《诗话总龟》此条避讳乃是由其所抄之原本而来。
　　如果说明本源出自于宋的话，那么其与绍定二年刊本的关系应该是十分密切。根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说法，阮氏原编《诗总》十卷，成书于宣和癸卯(1123)，有自序（《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六）。后来有闽中刊本，“易其旧序，去其姓名，略加以苏黄门诗说，更号曰《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到绍定年间，复有闽书坊刊本。方回《诗话总龟考》：
　　《诗话总龟》前后续别七十卷(15)，改阮闳休旧序冠其首。闳休《诗总》不可得，而闳休之旧序全文在《渔隐丛话》后集第三十六卷中可考。闳休谓宣和癸卯官郴江，类得一千四百余事，分四十六门，而《总龟》今序删去此语，如“栗炮烧毡破，猫跳触鼎翻”所引六联，即今序犹袭用之。按今《总龟》又非胡元任所见闽本《总龟》矣。今余所见序，乃见用闳休语而文甚不佳，序之尾曰岁在屠维赤奋若，即当是绍定二年己丑书坊本也。书目引南轩、东莱集，便知非乾道五年己丑。所谓作序人华阳逸老者，书坊伪名；所谓集录益都褚斗南仁杰者，其姓名不芳。中间去取不当，可备类书谈柄之万一，初学诗者，恐不可以此为准也。方回所见之本序刊于己丑年（屠维赤奋若），方回断定为绍定二年己丑，其依据是书目引南轩、东莱集。按南轩乃张栻(1133-1180)，《南轩集》乃张栻卒后由朱熹编定，卷首有朱熹淳熙甲辰（十一年，1184）序。东莱乃吕祖谦(1137-1181)，《东莱集》乃其弟吕祖俭编，亦在其卒后。《诗话总龟》书目中列《南轩集》、《东莱集》，其时间必定在两人集编成之后。而乾道五年己丑乃公历1169年，故方回断定其为绍定二年己丑(1229)。(16)
　　绍定本有七十卷，若以《诗话总龟考》的文字，分“前后续别”，即前集、后集、续集、别集；若以《苕溪丛话考》的文字，为“前后续刊七十卷”，分前集、后集。今考明本《诗话总龟》后集所列书目中有《东莱文集》、《南山文集》（“南山”当是“南轩”之误(17)），即是方回提到的七十卷本书目所列的吕祖谦、张栻文集。这表明明本《诗话总龟》与七十卷本之间有继承关系，据此，我以为七十卷本应为前后集。
　　从月窗本、明抄本上溯到《大典》本，月窗本、明抄本与《大典》本的差异反映出《诗话总龟》在明代被增补的情况。《大典》本代表了《诗话总龟》在元明之际的面貌。《大典》本可以上接绍定二年书坊本，但从绍定二年本到《大典》本，中间有多大的变化，由于绍定本不存，已经难以知晓。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有个大致的推测。月窗本及抄本有一百卷，仅就《大典》本残存的部分看，明初以来增补已有约十卷，如将此十卷除去，《大典》本约有九十卷，比绍定二年本多出二十卷。以上九十卷中还包括明初以来增补前集以及后集前半部分的内容，这些内容如果我们假定为十卷的话，那么《大典》本还有八十卷，较绍定二年本多出十卷。因而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大典》本与绍定本相差不大。绍定二年本奠定了明本《诗话总龟》的基本规模。至于郭绍虞先生根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二十着录明版《百家诗话总龟》解题推测有绍兴辛酉（十一年，1141）阮阅自序本(18)，又据明抄本卷首绍兴辛巳（三十一年，1161）散翁（阮阅号）序，推测有绍兴三十一年刊本，其实都不可靠，这些序很可能都是后人伪撰。(19)
　　《大典》本是《诗话总龟》现存的最早版本，它的发现使我们了解到元明之际《诗话总龟》的部分面貌，也使我们对于《诗话总龟》之版本及改窜问题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不仅如此，由于《大典》本抄工极精，也为我们校勘月窗本及明抄本《诗话总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本子。明抄本抄手拙劣，多有舛讹，刊本错误更多，虽经缪荃孙氏校雠一过，复有人民文学点校本再加校勘，但仍有问题。如月窗本卷二十“句法门”有如下一条：
　　徐师川云：作诗回头一句最为难道，如山谷诗所谓“忽思锺陵江十里”之类是也。他人岂如此，尤见句法安壮。山谷平日诗多用此格。月窗本及抄本均没有注出处，点校本注“本条出处未详”。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辑佚》因其前则、后则俱出吕居仁《童蒙诗训》，故亦将之辑入，加案语云：“《总龟》引此则未注出处，以其前后皆《童蒙训》语，故亦辑入。”然《永乐大典》本此则末注“同前”，是《总龟》原本有注。又“句法安壮”“安”字，点校本未出校，郭绍虞先生校“疑当作完”，而《大典》本作“宏”，当以“宏”字为是。
　　如果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点校本的整理基础上，再校以《大典》本，正讹补遗，同时再根据明抄本将月窗本后集所缺漏的条目补上，《诗话总龟》的整理将会更加完善。
　　收稿日期：2006-06-10
　　注释：
　　①根据郭绍虞先生的考证，月窗道人乃是淮宪王厚焘，此人嘉靖十八年袭封，四十二年薨。《宋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页。
　　②《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98页。
　　③《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77页。
　　④《艺风堂藏书再续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6页。
　　⑤抄本后集所多出月窗本条目，点校本基本未补入，只要核对缪荃孙校本后集即可发现问题，故点校本的整理工作并没有真正完成。
　　⑥《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41页。
　　⑦《文渊阁书目》卷二着录《诗话总龟》一部，六册。《永乐大典》所编入之内容，或即是《文渊阁书目》着录本。
　　⑧《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集部别集类二《集千家注杜诗》提要。
　　⑨《桐江集》卷七，宛委别藏本。
　　⑩周本淳点校本《诗话总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前集第2页。
　　(11)宋戴植《鼠璞》卷下“临安金鱼”条有“坡公《百斛明珠》”云云。缪荃孙《诗话总龟跋》亦谓：“《百斛明珠》，亦东坡手笔。”
　　(12)(13)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诗话总龟》附录。
　　(14)廖德名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7页。
　　(15)前后续别七十卷，在《桐江集》卷七《渔隐丛话考》中作“前后续刊七十卷”。
　　(16)郭绍虞先生误读方回《诗话总龟考》，以为方回所言为两种刊本：一为宋乾道五年(1169)刊本，有华阳逸老之序，一为宋绍定二年(1229)刊本，褚斗南仁杰集录本。见《宋诗话考》，第28页。
　　(17)周本淳先生校点本业已指出此点，见《百家诗话总龟后集目录》。
　　(18)《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仅提到是本有绍定辛酉阮阅自序，未载序之内容。
　　(19)郭绍虞先生本人就考证散翁序可能属于伪撰。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96～102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张健20072007
《诗话总龟》/《永乐大典》
　　Shihuazonggui （诗话总龟）/Yongledadian （永乐大典）
The Newly-acquired Yongledadian Overseas and The Edition Problem of Shihuazonggui
　　ZHANG Jian(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two extant editions of Shihuazonggui （诗话总龟）, the one published by Yuechuangdaoren（月窗道人） in the Jiajing period of Ming Dynasty and the other-a handwritten copy of Ming Dynasty-added new items and altered the original texts. No one knows exactly about the original texts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Ming Dynasty, Luo Genze （罗根泽）even thought that it was Ynechuangdaoren who collected the late volume of Shihuazonggui. Now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17 volumes Yongledadian acquired overseas （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 including parts of the late volume of Shihuazonggui, it is clear that the late volume was collected before the Ming Dynasty, Yuechuangdaoren and the handwritten copy had added 7 parts and more than 200 items. After examining the different editions of Shihuazonggui,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changing of the editions from the Ming Dynasty is not as large as many scholars thought before.
《诗话总龟》现存明嘉靖月窗道人刊本及明抄本，都经改窜。罗根泽先生甚至以为《诗话总龟》后集乃月窗道人所辑。明以前《诗话总龟》到底是何面貌？由于没有发现更早版本，前人难以回答。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其中第八○三卷至八○六卷为月窗道人本《诗话总龟》后集卷二十至卷五十的内容。此本的发现证明《诗话总龟》后集为月窗道人所辑之说是错误的。月窗道人本及明抄本较之《永乐大典》本现存部分多七门，约十卷，计二百余条。《永乐大典》本代表了元明之际《诗话总龟》的面貌，由现存部分可以看出，明人改窜《诗话总龟》旧本的程度和规模远没有前人想象的那么大。
作者：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96～102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张健20072007
《诗话总龟》/《永乐大典》
　　Shihuazonggui （诗话总龟）/Yongledadian （永乐大典）

网载 2013-09-10 21:41:31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