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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尚 汕头大学文学院 ５１５０６３）
　　提要 本文讨论张炜长篇小说中存在的生命意识和道德意志的矛盾，进而指出较有价值的小说文本并不消弭其内部可能出现的这一矛盾。在某种意义上，优秀的当代小说并不承诺文本世界中思与诗和谐的意境。
　　关键词 生命 道德 张炜小说
　　The rivalry between life and ethics
　　——A critical review of Zhang Wei's full-length novels
　　Feng Shang
　　(Liberal Arts College,Shantou University,515063)
　　Abstract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rivalry between life consciousnessand ethic will that exists in Zhang Wei's full-length novels,thengoeson to point out that worthy literary works do not attempt to avertthis kind of rivalry that chances to appear in them.In a sense,contemporary works of excellence do not promise to construct an artisticconception of harmony between thinking and poetry in the literary world.
　　Key words life ethics Zhang Wei's novels
　　＊ ＊ ＊
　　作为一位真诚的小说作家，张炜的思想和他的艺术表现并不是统一和谐的，两者之间充满着矛盾和冲突。一位真诚的作家无法保持自己的艺术和思想的一致，与其说是一位作家的性格的内在精神使然，不如说是文学与现时代对话后的必然结果。从现时代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张炜的思想和艺术的矛盾现象显然不是文学界的特例，因此，具体而深入地阐释张炜小说艺术与思想的表现特点和艺术与思想的冲突就很有意义。
　　 一 游戏生命与救赎世间
　　确立一位作家作品具有的“可读性”和“可写性”的侧重程度，显然不能以文学之外的标准为圭臬，即不依靠它的“哲学”或“思想”，而应该依靠作品内部展示出来的丰富性。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应该承认，张炜是属于“可写性”之列的小说作家。这可不是好事，对张炜来说，那种丰富性表现已经为他的小说艺术的完整性带来了损害。他的小说丰富性和艺术完整性的阙失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已初露端倪。真正对当代长篇小说艺术带来最早影响的是他的《古船》。从当年文化反省的浪潮中，这部作品脱颖而出。因为，它的古莱子国的历史背景极大地扩展了文本的艺术容量，不仅如此，芦青河地貌特征的演变史在客观上使自然世界得到了生命的还原。这在整个２０世纪的小说史上都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在中国艺术史上，自然一直是文学家忠诚的对象，而且是终极的对象，所以，意境的完美成为历代诗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即使是在文学现代化方兴未艾的２０世纪，作家们对自然的依恋仍然一如既往。
　　自然是中国艺术的情结，拒绝对这一情结的表现对文艺的健康发展也许是有害的，因为情结是人类最深刻最强劲的本能，是艺术力量表现的基本源泉。但是如果艺术一直匍匐在自然的脚下，它就不可能认识自然，结果艺术也不可能健康成长。这里涉及到一个有关艺术同时也是生命的基本论题：艺术与自然的完全平等才意味着艺术的最终独立。有关自然这种独立的意见有可能使艺术家去营造自己的独立的艺术世界，以致使艺术世界与自然世界一比高低［①］，也就是说艺术家放弃对自然的亲和乃至迁就的谦卑意识，不仅不会降低对自然的艺术感知，反而可能达到一种新的认识和体悟，这种新的认识和体悟的结果之一就是催生了隐喻或象征审美形式的问世。长篇小说《古船》有意识地使自然的某种形象与人类并置起来，从而导演了自然与生命独自演进的史诗。在小说的序曲中，作家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描绘古莱子国的历史和传说，建立起了洼狸镇２０世纪生命史变迁的基本舞台。但是在历史和传说中有关生命的意识是不足于增强小说读者对生命的本质感受，至少对中国读者来说是如此。正是对生命意义的执意追问，张炜才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发展出了芦青河这一独立的艺术形象。
　　芦青河这一自然形象的意义在于它一直具有象征或隐喻的功能。在小说中，它经历了几个历史时期：世纪初，河水丰满，浮舟载船；世纪中期，水源枯竭，河底暴露；８０年代地下芦青河奔涌而出，世纪初的繁盛景象可望重现。与这一自然现象几乎完全一致，洼狸镇也经历了繁荣、贫困和复兴三个阶段。不仅如此，芦青河还直接孕育了隋不召这样一个生命的精灵。这条河不仅启示了隋不召的浪游冲动，而且也为他提供了这种可能，使他最终完成了对生命的本质把握。一个雷鸣电闪之夜，少年隋不召失踪了。几十年之后，形容枯槁的隋不召回归故里。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衣锦还乡，依然是空手而归，一如他空手而去一样。与洼狸镇几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相比，隋不召是一个不足挂齿的小人物，远不止此，他对家族之争的超然态度受到了洼狸镇世界的嘲笑，包括来自他自己家族的嘲笑。就洼狸镇的话语倾向来看，隋不召是一个无向的独语者，这也就决定了他唯一的权力就是丧失权力，因为在话语的分类学上洼狸镇一致地认为他是一个“乱语者”，而一个乱语者的话语是没有语义的，隋不召事实上就是被自己生活世界放逐的人。但这只会更加突出他与洼狸镇世界的本质差异：一是他对伦理道德的无视；二是他对技术智慧的支持。在相当的意义上，洼狸镇世界强烈地反映出对道德的崇拜，而这种道德崇拜又集中地表现在对家族血统的忠诚和扞卫以及对两性关系的敏感和抑制。洼狸镇世界嘲笑和蔑视隋不召的原因就在这里。他放弃了作为一族的长辈应该保持的对赵家复仇的权利以及在晚辈面前所应具有的矜持，他在与老女少妇的交往中表现出的是对性别之说一无所知，约定俗成的人生信条和规范对隋不召来说纯粹是他自我丑化的舞台。这一人物形象最具现代特征的是他对航海一事的念念不忘和对技术的强烈兴趣，这与其说是他半生漂泊的习惯使然，不如说是他对人的力量和智慧的憧憬的反映。而这一点恰恰成为衡量现代人与传统人在价值观上的最基本的标准之一。对既有道德的无视和个人兴趣的执着共同构成这一人物的游戏本质。这不是这一人物对人世间的调戏，恰恰是对人世间的深沉的眷恋。他以个人之死去换他人之生的壮举完美地解释了这一点。但是这一解释性的壮举对一个充满仇恨的世界来说毕竟出现得太晚了。对洼狸镇世界来说这一形象一直发挥的是反讽的功能。不难发现，隋不召艺术形象的反讽作用，透露了张炜对这一形象的潜在喻意：现代生命的范例。
　　如果说《古船》赋予隋不召这一艺术形象以生命的光辉，使其照射在洼狸镇的上空，那么隋抱朴这一形象则反映着作者对现实人生的理解和他的救世倾向。自隋抱朴出生，他就经历并目睹了家族、社会和历史的沧桑之变，尤其是他父亲的忙碌以至累及毙命但并没有为他的家族带来任何平安和宁静的事实，还有权力人物赵多多对茴子临死的惨剧不仅无动于衷，而且以人类可能有的邪恶去亵渎生命的疯狂行为彻底地震撼了一位纯洁少年的童心。如此的种种事实迫使他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去沉思问题的来龙去脉。有关这些问题的思虑过程是十分漫长、复杂和沉重的，以至他几乎失去了自我行动的可能。他只能眼看着自己爱情之舟的沉没，眼看着兄弟之情的破裂而无所作为。显然作者不想使这个形象成长为一个思想者，而更希望进步为行动者。为此，作者为这一形象设计了两个极具重要意义的发展前提：一是洼狸镇的家族之争已经完全沦为私利之争，正义和公正已经荡然无存，事情的结局是洼狸镇的灭亡和民众的苦难前途；二是《共产党宣言》的启迪。应该说在一个世纪的历史变革和进步中，中国众多的知识者和思想者正是仰赖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不朽着作及其思想踏上了真正的战士之路。这一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也说明了隋抱朴形象的典型性。理论的武装和现实的需要造就了后来的隋抱朴，使他从一个古堡的思想者翩然变为喧嚣世界的救难者。隋抱朴这一形象寄予了张炜对人间世的深切期望。
　　只要把张炜在《古船》中对隋抱朴花费巨大篇幅这一事实和隋不召这一艺术形象的强烈效果作一简单的比照，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作者有关生命的意识和人生价值之间深具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作者对生命的本质理解极具现代性，为读者留下了隋不召这一深含魅力的艺术形象；另一面作者又想使生命具有道德的自律，甚至是严酷的自律，如隋抱朴的自我拷问。对生命游戏本质的美丽表达和对人生道德意识的深沉体悟，在张炜以后的长篇小说的建构中将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后果。
　　 二 对独善者的扞卫和对道德的质疑
　　张炜的长篇小说《家族》激起了文学批评界的激烈争论。表面上看是批评界内部有关文学价值不同看法的反映，其实是文本内部为这种争论提供了诱引。小说主要叙述了本世纪宁、曲两大家族命运的升沉浮降，格外地突出了曲予和宁柯的悲剧性命运。文本叙述者并没有单纯赞扬曲予的大公无私，而是强调他对平等意识的贯彻始终。简而言之，他是一个独善之身之人，但这一点并不妨碍他有意或无意参与到抗战和倒蒋的时代洪流之中。就基本性格方面看，曲予集中体现了文化人人格构成的一个重要类型——追求个人的完美，在实现完美的过程中尽力与他周围的世界分离以致隔离开来——隐士。但是，曲予的时代已经是２０世纪，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彻底瓦解了传统意义上隐士的自然世界。这使他不可能完成传统意义上的隐士之业。尽管如此，有关现实生活的政治矛盾和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一直成为他的人生目标的烦恼和负担，如宁珂多次麻烦他打通关节的事，他并不是情愿的，除非这些事能够有合理的解释能够无害于民众，他才有所行动，毕竟他曾经留学欧洲。
　　在一个以功利性为特征的世界，任何个人对时代游离的言行都被整个世界所怀疑和放逐。因为，人类的理论和实践共同说明的一个真理就是人类的群体本能的绝对和超验。如果说历史曾经为我们讲述了激动人心的隐士的故事，那么东西文明的狭路相逢及其结果已经在事实上埋葬了隐士的梦想。远不止此，隐士的古典意义已经被彻底地置换为无知和懦弱的同义词。所以，在２０世纪，隐士的作风和时代的偶像在它们的内容上都发生了今非昔比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结果对时代和有隐士倾向的人来说并不是平等的，以功利为时代规定性的现代社会无法容忍独善者的选择。曲予被时代暗杀了，从历史来看这是一次卑鄙的谋杀，但是只有他的家人和他的受惠者对此表示出巨大的震动和哀伤。除此之外，包括他为之奋斗不息的医院中人对此毫无反应，更不要说他坚持远离的置身于左右两翼的人们了。
　　《家族》的作者也许没有意识到，他在倾诉对历史的疑问时，是立足于道德的立场去责问历史，这在已经或者正在理性化的进步者眼里，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换句话说，张炜的道德愤怒为现代社会所蔑视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合理者并不是都是永恒的绝对的。当历史上的荒诞和现实的荒诞并置或者叠合的时候，真理的矫情和尊严就呈现出触目惊心的自娱风格。殷弓是真理，斐济也是真理。可是问题就是这些真理的代表者一直在制造着谬误，这还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他们执意要将他们的真理推进到世界的全部。在此理念的照耀下，曲予和陶明们显得固执和愚蠢。因为他们客观上已经影响了世界的进程也就是真理的进程。从这种逻辑再演进到对生命的消灭也就是理所必然的了。基于对历史过程的沉思和一类生命——形式上往往表现出孤立无援——的感同身受，像张炜这类作家会持续叙述孤立无援者的故事。所谓这类作家如阿城、张承志、莫言等等。就文本的意义说来，王朔的“痞子”小说也就是这类小人物故事的变种，不同者在于王朔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以戏谑的方式表现出其都市人的一面，正是这些人物言行中的都市风味，使他的小说被读者列于与张炜等人不同的类型之中，甚至是水火不容的敌对类型。
　　就２０世纪国人的历史命运问题出发，追寻生命的自律和游戏状态的和谐一直是当代小说家们乐此不疲的表现主题。所谓自律，就是对既有道德律令的认同，在人物的言行中并不出现与世界存在规则背逆的冲动，甚至于往往是以相对保守的姿态出现。游戏状态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对外在世界意识形态的争斗表现出超然的态度；二是小心翼翼释放出个人对世界事物的爱和憎。值得说明的是小心翼翼的微妙状态：在一定意义上，与世界的复杂性相比，这类角色对有关事务的态度是爱憎分明的，但是并不认为个人的爱憎具有清洁世界的力量，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心理定势，他们也不会轻易地表明自己的意见，迫不得已不得不表明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时也依然唯恐触击或者伤害无辜。从张承志吟诵的“额吉”到阿城的“三王”再到张炜的曲予、“鼓额”和陶明们，读者会惊讶地发现，这些人物往往展示出道德和生命和谐的魅力。与世界的喧哗和骚动相比，这些人物身上深刻地烙印着古典的痕迹，闪烁着人性的余辉。与其说这是善者的高贵，不如说是隐者的余响——他们的命运昭示着世界的生存状况——这是作者对独善者的扞卫。道德，作为个人行为规范系统，是人类赖于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但是自从我们整个文化汇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之后，传统道德成为人们垢病的论题。与此相反，个性和自由成为文学竭力刻划的母题。问题在于，正如小说和文学的其它形式不是道德的工具一样，它也不是自由和个性偶像的工具。作为人类对世界感觉和思索的形式之一，小说对人们的痛苦记忆不可能保持缄默。结果，张炜以对道德的扞卫起，却以对道德的质疑来结束他的思索。按照道德的规范，曲予是决不能同时与两个女人产生爱情，尽管这种感情并不虚伪也不勉强。同样，按照革命者的规定殷弓以超人的意志力为革命的事业赢得了人心和时间，即使作为个人的毅力来说，这个形象也有令人激赏的条件。如此看来，张炜决意从道德的立场去抨击这样一位人物就显得无的放矢。道德的强烈意识使张炜的小说世界呈现出极为矛盾的状况，一极是人物展示了人性的某一积极方面，一极是消极方面。人物的艺术性和作家的道德思考构成了令人惊讶的尴尬局面。人类对小说的接受史一再提醒我们，接受者对文本的关注中心是艺术形象和叙事的艺术个性，道德只是文本接受中的副产品。在当代，作家对人性的多元理解和感受，使他们并不想使自己笔下的形象简单化，甚而至于尽量显示出对人物性格的宽容解释。这样的结果不仅增强了人物形象的魅力，而且也使文本中的道德议论被置于戏谑的境地。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天才在《复活》中的局部失败是有关这一论题的经典例子［②］。《家族》的出现使当代的人们对这个论题的争论更加触目惊心。
　　 三 现代的不道德与自然诗意的限度
　　长篇小说《九月寓言》是张炜《家族》这部交响乐中一阕相对完美的插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将成为标志中国长篇小说艺术水准的一个范例。正像《北方的河》抒发了一代人对东方河流的体认、诗意地刻划了河流的灵魂一样［③］，《九月寓言》倾诉了一代人对东方山野的感悟，出神入化地勾勒出山野的灵魂。我认为，这两部小说将当代人们对传统山河的美意识刻划得最为完整和深邃。它们也许是人们阐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对自然意识感悟深化和现代化的最佳范本。在《九月寓言》中，故事叙述者的道德思索和有关人性的分类冲动被生命的意识完全控制，在完整的意义上成就了小说作为艺术去发挥其“神话一体化”思维的事业。在这个寓言世界中，文本的接受者可以完全把这部叙事作品当作一首诗或一阕词去诵读。文本的叙事者对生命的本质体验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久被叙事作品遗忘的自然也以一个独立完整的生命形象回到小说世界，这里指的是作家所谓的“山野精神”［④］。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物活动的舞台，而是与人类共生的一类具有灵性的生命。这一特征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自然山野孕育了露筋、金祥和赶鹦们，在这些人物身上闪耀着生命的光辉，人们可以在他们身上领略自然的伟大、意志和灵性；二是自然山野具有自己的意志和性格，并不总是与人类和谐共舞，不少时间内自然之神任性任情的戏弄、折磨和毁灭人类，不仅如此，往往饱受这些苦难的不是邪恶之人，恰恰是善良纯洁之士。金祥是廷鲅小村的先知，正是他毙命于山野之神黑煞。如果说前一方面展示的是自然山野的人文情趣，后一方面就呈现了它的反人文的恶德。正是自然这两个面相的统一使人们真正把握到自然的生命个性。如此看来，只要作家在自己的叙事中完全以一个客观者的眼光去讲述故事，他的作品就可以达至艺术的上品。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非常次要的一面。即使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也会或多或少地理解到小说作者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尤其是那些高尚之人。不仅在叙事的长度上读者无法忘记金祥、肥和露筋的故事，而且在对故事的价值判断上也会注意到叙事者的情感强度。不过叙事者不是沉浸在对苍天的诅咒而是以更沉静的叙事语调去延续故事。为了保证叙事的完整和故事的生命力量，作者有意无意之间对传统的叙事艺术进行了革命性的修正，在文本的结构上彻底颠覆了时间的权威统治，建立了艺术文本自己独立的话语形式，以此从整体上为生命的表演提供最大限度的保证。具体说来这部小说共有七个单元，但作品并不强调单元间的前后关系，而是有意淡化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在每一单元的标题上并不标明表示它在整体中序列的数码，不仅在外在形式上消解读者接受中的线性思维，而且内在的叙事也挣脱了情节线的逻辑规约。《九月寓言》中每一单元中的故事发生的时间都是在秋天的九月。与其说这是作者对艺术形式的技术处理，不如说是一种生命意识的完全觉醒。因为生命的意义或质量在于他对美好经验记忆的长度，而不是物理时间对他表示的经历长度。如果作品的叙事仅止于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完美的叙事文本，具有相当可写性的特征。因为作品已经把生命的本质意义表现到前所未有的现代水平。作者对生命还有更深的忧虑，当他叙述了生命的诗意的时候，已经感受到了诗意的危机。这不是发生在生命内部的故事而是发生在生命与现代遭遇之后的故事。生命与现代遭遇之后的故事源于廷鲅小村的封闭状态已无法提供赶鹦们日益渴望的现代精神和情感需要，同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对生命家园肆无忌殚的毁灭。
　　《九月寓言》的喻意也许使人们联想到现代英国小说家Ｄ．Ｈ．劳伦斯等人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愤怒谴责。在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这一点上，张炜与现代世界的艺术家们是一致的，不仅如此，在对现代文明批判的同时，他以诗意的笔触营造了一个旨意深邃的生命世界，并且将自然山野的美意升华到神话原型的高度。但是张炜并不像西方的现代作家们那样对生命的原始状态有一种超验和绝对的信赖，而是在处理生命和时代的关系时存在着无所适从的理性矛盾。小说人物——肥出走廷鲅小村的彷徨心路和回归故土时的绝望心情具体地反映出作者的矛盾。赶鹦、香碗们向往工区的渴望和龙眼、憨人乐于去做矿工的冲动一致证实了廷鲅文明的脆弱、贫困和无助。小村年轻一代的价值取向强有力地说明了小村必然坍塌的宿命。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炜的真诚为他的艺术世界带来了无法弥合的缝隙，生命游戏本质的礼赞和现代不道德的揭露共同地生存在他的艺术世界中。出尔反尔的文本主旨并不是作者的过错或失败，而是任何时代的任何真诚的艺术家都必须要循走的斜径，但丁走过了，巴尔扎克和列夫·托尔斯泰还要走，外国作家走过了，中国的作家还要走。问题也许在于真和善在本质上是无法完全叠合的，生命和道德在本质上也是无法完全叠合的。如果在一个巨变的时代，生命和道德既有的些许融合的倾向会由于时代的震荡而沉落，甚而至于走向反面。在这个意义上说，处于世纪之变的当代作家的深刻和力量不在于他的作品为来日诵唱诗篇的华美，而在于为生命和道德的必然分裂造成情天恨海低吟的挽歌的情怀。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张炜的长篇小说在主题表现和艺术效果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冲突。作家主体的道德意识愈强，文本的矛盾愈强；文本的艺术效果愈强，文本的矛盾愈强。这一现象也许再一次证明了文学的内在矛盾——道德与生命的高度意识共同地决定了文本的整体价值，任何中庸的企图和作为不仅无助于文本的完美，而且还会削弱文本的艺术力量。
　　 （责任编辑：翁奕波）
　　①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０１—２０２页。
　　② 文学界在评价大作家作品中的某些艺术阙失时，往往归咎于作家思想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这一结论不仅混淆了艺术和政治的不同规则，而且也妨碍了人们对于作者和文本的深层复杂关系的理性的探究。实际上，艺术与道德的亲和关系与敌意关系同样是古老和现代的。即使像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当代美国文学也同样面临着艺术与道德问题的困惑和焦虑。关于此，参看美国当代名批评家Ｈ．文德勒《在见证的迫切性与愉悦的迫切性之间徘徊》，《世界文学》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４７—４９页。
　　③ 王蒙说：对河流的描写，至少３０年，您写不过他啦。（《大地和青春的礼赞》，《文艺报》１９８４年第３期）。
　　④ 张炜《九月寓言·附录》，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47-5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冯尚19971997 作者：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47-5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冯尚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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