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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简称为珠江模式。所谓珠江三角洲不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单元，而是经国务院正式批准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又称为“小三角”。它的范围包括广州市、佛山市、中山市、江门市、惠州市、深圳市、东莞市、珠海市、佛山市所属的南海、顺德、高明、三水；江门市所属的新会、开平、恩平、鹤山、台山；广州市所属番禺、增城，深圳市所属的宝安、龙岗，惠州市所属的惠阳、惠东等县级单位。土地面积2.27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000万。
　　“珠江模式”的内涵为：发挥紧靠港澳和与海外联系紧密的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大力引进外资企业，加快工业化进程。在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中，“三来一补”企业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特色，也是“珠江模式”的突出表现之一。
　　 一、“三来一补”企业在我国东南沿海农村的发展，是二战后国际社会产业结构调整与我国的改革开放相结合的产物。
　　世界各国的产业发展遵循着以下规律：一是首先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实现工业化。二是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一个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发展转变的过程，称为工业化的三个阶段。三是各国工业化的发展在时间上有先后，最先工业化的国家会把前一个阶段所发展的产业转移到还未经历这个发展阶段的国家，形成产业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空间上转移，这种转移，促进了后起国家工业化的进程。
　　二战以来，国际社会的产业结构经历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在发达国家，这个转变是在60～70年代完成的。在亚太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最先是50年代在美国开始的。美国在转变中所淘汰的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日本。60～70年代，日本又将其转到了台湾、香港、南朝鲜、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亚洲四小龙”国家地区经历了10～20年的发展，进入80年代后，也面临着一个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
　　80年代中国向外部打开了大门，以优惠条件吸引外商前来投资，使“亚洲四小龙”及美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找到了继生地，将它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地域广阔、劳动力众多价廉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三来一补”企业的这种发展背景，对中国东南沿海农村地区是一个良好的机遇。我国东南沿海农村地区经过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大批的农业劳动力。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国情下，农村劳动力只能就地转移，发展乡镇企业。在80年代以前，我国的乡镇企业以自营的、内向型企业为主，资金、材料、设备、生产技术、产品市场全是自己解决，这在城乡分割、资金、原材料、人材匮乏的农村，实在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只能在城市国营经济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我国城市中引进外资，大量建立三资企业，给广大农村乡镇企业的创办者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农村引进外资的基础条件比城市要差得多，没有城市那么多的资金和人才。我国的农村，在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和向城市倾斜的分配政策作用之下，资金和人才大量流入了城市，只剩下两个优势，即廉价的地皮和劳动力。这样，农村乡镇企业引入外资，其特色必然与城市大不一样，难以大量举办对我方投资水平和人员素质要求较高的合资企业。只能以低层次的仅仅利用我方地皮和劳动力的“三来一补”企业为主，这是中国农村地区引进外资的一大特色，是特殊的历史条件的产物，类似于韩国的发展模式。如果不采用这样的方式，中国农村就难以吸引大量的外资，放弃了利用亚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最后机会，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现代化的城市，凋蔽的农村”的现象在中国一些地区也会重演。
　　 二、农村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农村城市化有不同的道路。
　　从国内外其它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看，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都有其内在的深层原因。虽然农村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但根据各国的国情，农村城市化有不同的道路。在亚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农村城市化道路：一种是以韩国、香港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道路；另一种是以台湾省和印度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分散化的道路。两条道路体现出不同的农村城市化模式。
　　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农村城市化的共同特点是，通过发展城市工业，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并实现农业的商品化和机械化。例如，韩国通过推行全面引进外国投资、技术和原料，迅速提高工业产量和出口的外向型工业化发展战略，促进城市工业的迅速发展。城市工业的发展先于并帮助农村的发展。其经济增长在城市化、城市问题、城乡关系方面引起了下列变化：一是工业布局向东南沿海的地域转移。二是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有了迅速的增长。三是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韩国为什么能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移机制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原料的援助，并且，在60年代，韩国进口了大量的美国第480号公法粮食， 而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这些条件。因而不能采用韩国的发展模式。至于香港、新加坡则主要由于它们是以城市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加上其他条件的配合也是可以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移的。
　　与韩国不同的农村城市化道路称农村工业分散化道路，即农村人口是不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而是在农村就地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其典型是我国台湾省和印度。台湾农村就业结构的改变，主要不是通过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移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实现的。既利用农村的各种资源条件，就地发展各种加工业、商业、服务业。农村非农产业得到迅速增长，对台湾农村就业结构的改变有很大影响。例如，1956年，台湾73％的农村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就业，非农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仅为27％。进入70年代以后，台湾省农村地区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已降到40％以下，非农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达到60％以上。
　　从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村城市化的经验和教训来看，中国只能走农村工业分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没有韩国那种外部支持。中国地广人多，农村人口占80％，也没有新加坡及我国香港那样单纯以城市而存在的条件。中国的情况与印度和我国台湾省相类似，也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相类似，农村城市化的过程表现为在农村大力发展工业，伴之以大量的中小城镇的崛起，农村人口就地转移。但是，中国是一个人口的众多、土地面积广的国家，农村工业分散化也不可能是一个模式，各地区因具体条件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农村工业化模式，这是中国的农村城市化的一个显着特点。
　　在我国乡镇企业发展中，首先被人们所公认的一种具体模式是“苏南模式”。苏南邻接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无锡、苏州、常州又分别是国内经济、科技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被人称为明星城市。“苏南模式”特点是乡镇企业依托城市，依托大工业，依托科研单位，与城市大工业配套。
　　与“苏南模式”不同的另一种农村地区城市化模式是利用本地资源发展农村工业的“温州模式”。温州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但有家庭手工业的历史传统。由于外部环境的限制，温州乡镇企业在发展非农产业中，选择了较早放开并实行市场调节的日用小商品为主导产业。小商品的产值大约占了乡镇企业产值的七成左右。生产这些小商品的原料主要产自农村和城市工业的废料、下脚，产品大部分销往全国农村和边疆地区。随着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形成，第三产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温州不仅家庭商业繁荣，供销员跑遍全国，而且家庭办的交通运输、饮食服务及民间信贷也日益兴旺，这就为乡镇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服务。
　　“珠江模式”的形成，其社会条件与苏南和温州又不同。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境内铁路、公路、水路交通非常方便。全区有华侨250多万人，港澳同胞278万人，这些独特的优势，为吸收外来势力、信息、技术、资金、设备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华侨，港澳同胞对祖国、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几年来，他们中不少人为发展珠江三角洲农村经济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从乡镇企业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企业来看，港澳地区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关系十分密切。在引进外资构成中，港澳资本占绝大部分，小部分是华侨和国际资本。珠江三角洲了解国外信息，引进各种技术设备等主要通过港澳地区。在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与港澳之间通信技术业务大力发展，电报、电话交换量是省内最多的，连农民家庭也装上了程控电话，与港澳、国外联系十分方便，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许多国际市场信息（包括价格、产品规格、标准、销售状况等）。此外通过大量的经济往来，联办企业等为三角洲地区培训技术和管理人才，引进新技术设备，这是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由此可见，“珠江模式”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它本身也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工业化的一种模式，对这种模式，应给以以充分的肯定。
　　 三、在进入21世纪以后，“珠江模式”的内容正在发生变化，由过去那种单纯“三来一补”企业转向多种形式的产业和企业。
　　“三来一补”企业向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方向演变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外商将我方提供的厂房和土地的使用权买足，一些新来的外商干脆自己负责对土地和厂方的投资，企业的全部投资逐渐由外商独自承担，企业性质向独资方向发展。二是我方在原有土地、厂房投资的基础上增加新的投资，折成股份，将原“三来一补”企业改为合资企业，提取公缴费制度也改造为利润分成制度。三是直接引进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企业。最近几年，深圳市郊区直接引进三资企业的比重在增长。
　　包括由“三来一补”企业演变而成的三资企业和直接引进的三资企业在内，深圳市宝安龙岗两区各镇三资企业比重，近两年已达到10％以上。据对横岗、坪山、坑梓、松岗四镇抽样调查，2000年四镇有“三来一补”企业1800家，三资企业270家，三资企业占企业总数15％， 初步改变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单纯“三来一补”企业的局面。从最近几年引进企业的比重看，三资企业比重更大，去年宝安龙岗两区18个镇引进“三来一补”企业700多家，其中三资企业170家左右，三资企业比重达25％。“三来一补”企业向三资企业转型，为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当地扎根，并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创造了条件。
　　除“三来一补”企业向三资企业转型外，香港、深圳和广州的产业结构的转型给珠三角农村地区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个机遇有两方面，一是农村地区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基地和加工区。近年来，深圳经济特区内很多大企业在二线关外设厂，包括深圳石化投资10亿元，华为公司投资4亿元在布吉工业区设厂，罗湖区在坪山购买了2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发展高新技术工业的生产基地，清华大学在福永镇设立产业园区。规划中的深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加工区，位于开发建设中的深圳市龙岗大工业内。二是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配套服务。香港产业第二次向以广东为主的周边地区转移，除了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实力和市场容量的原因外，还同这些地区所具备的产业配套能力有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来技术密集型大工业发展。大工业的发展需要很多的中小企业为之配套，生产各种零部件。近几年，配套企业成为珠江三角洲和其他地区乡镇企业又一发展机会。产值突破百亿大关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有超过60％是依靠外协配套完成的，1998年，其配套生产值有近60亿元，为格力电器配套企业有300多家， 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深圳市有100多家大型企业集团，在广东省， 深圳市是大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这些企业每年有大量的配套生产需求。90年代以来，一大批来自内地的中小企业家，在深圳关外投资设厂或租用厂房，专门为深圳的大企业生产各种类型的配套产品。发展配套企业成为珠三角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又一新的机遇。
　　珠三角农村地区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造就了一支民营企业家队伍，这支队伍在日益成长，成为珠三角农村地区经济中的内生变量。民营企业来自两个方向：一是本地居民，在经济实力增长以后，投资办企业；另一部分是从内地前来投资的企业家，或原打工阶层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在珠三角农村地区投资办企业。“九五”时期，深圳市宝安区民营经济进入黄金发展时期，截至2000年，深圳市宝安区民营企业总数达到5000多家，注册资金60多亿元，均比1995年翻了一番多，经科技部门认定的民科企业有49家，民营高新技术企业4家。 民营企业的经营领域也不断拓宽，已由原来的商贸业、建筑业、制造业扩展到通讯、科技咨询、法律服务、教育文艺、生物工程、电脑等10多个领域。此外，电力、煤气、地质勘察、综合科研等新兴行业均有民营企业涉入。据统计，从去年开始，民营企业出口额已占据全区一般贸易出口额的“半壁江山”。2001年一季度，全区民营经济提供的国税收入达8500多万元，占全区国税收入总量的近1／6，比上年同期增长一倍多。
　　 四、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三来一补”作为一种国际性产业，在珠江三角洲形成，有其客观必然性，是国际外部条件和华南地区的内部条件相结合的产物，不应简单地去进行褒贬。“三来一补”产业对带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起飞，功不可没。由于“三来一补”产业的空间流动性和对外依赖性特点，决定了这种产业的历史暂时性。珠江三角洲农村地区在利用“三来一补”产业完成了经济起飞过程之后，不能被经济的表层繁荣所迷惑，而应利用发展“三来一补”产业所形成的资本原始积累，积极发展自营产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长远发展的经济基础。
　　目前，应积极发展民营自营企业，促进集体企业由物业管理型向自营产业转型，促进“三来一补”企业向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转型，引进区域内外的大企业来本地落户或建立生产配套基地等。
　　佛山、南海、顺德、中山等地的自营企业加区域产业专业化，是发展自营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以村镇为单位，在自营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专业化产业，每个镇成为一种专业产品的生产、销售集中地，在全国的市场份额中占有重要地位，引来国内和国外的客户前来购买，形成通向国内外的营销渠道。如南海市大沥镇的铝型材产品，其产销量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0％，南海市南庄镇和佛山市石湾镇的建筑陶瓷产品，产销量占全国市场份额的35％以上。区域产业专业化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自营产业的发展。
特区理论与实践深圳56～58F2农业经济导刊查振祥20022002查振祥，深圳市专家联谊会经济分会 作者：特区理论与实践深圳56～58F2农业经济导刊查振祥20022002

网载 2013-09-10 21: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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