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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方法作为一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它独立的学术价值。但理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从哪里开始？我们以往认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开始，是从分析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开始。然而这种对起点的认识曾使我们产生严重的理论误解。误解之一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结构是商品元素最深层的矛盾结构。误解之二是，价值在商品矛盾中总是居于支配地位，使用价值始终处于陪衬的地位。这些误解与辩证法的原理和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不相称的。从唯物辩证的角度看，为事物设立某种“极限”是不妥的；将人与人的关系放在人与物的关系之上也不恰当。在自然科学中，生物学家在对宏观生物现象有了深入研究之后，也在研究细胞核内部的微观的DNA结构； 物理学家在对宏观物理现象不断探索的同时，也已经发现了几百种“基本粒子”。而经济学家还缺少自觉地探索更加微观的经济学结构的意识。笔者以为，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中获得启发和灵感。这种借鉴不等于简单的机械的模拟和类推，而是在观察到不同事物的相同的现象结构时，注意不同学科的内在联系和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不同学科的交叉发展显然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一种趋向。笔者在本文中对商品元素进行了微观结构的探索，并与物质元素的原子结构进行了跨学科的比较（对跨学科比较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物理内容而不影响连贯性）。由于逻辑方法是《资本论》使用的重要方法之一，我们的分析就从《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开始。
　　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马克思叙述的逻辑起点是使用价值。他把使用价值当作商品二因素之一的单纯的因素，类似黑格尔称之为逻辑学开端的“纯有”。然而，在马克思的精湛叙述里，无意中暴露出使用价值概念的内在矛盾性。马克思对使用价值规定如下：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但马克思马上补充规定：使用价值只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页。）。显然，前后两处对使用价值的规定有形式逻辑的矛盾。前一句规定商品体就是使用价值，这意味着商品在被使用和消费之前，使用价值是现实的。而后一句又说，使用价值在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这意味着商品在没有使用和消费之前，使用价值是不现实的。为了讨论的方便，我把这种由词义解释而产生的形式逻辑矛盾叫作释义矛盾。很显然，释义矛盾违背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前一句的使用价值与后一句的使用价值内容不同）和不矛盾律（如同为使用价值，不能既然是现实的，又不是现实的），从而也违背了充足理由律。问题在于，释义矛盾是否违背辩证逻辑？我们知道辩证逻辑允许概念上的差异，但概念要准确反映事物发展不同阶段的主要特征。前一句的使用价值概念指物的有用性，使用价值还处于潜在的可能的阶段。如果将商品体规定为现实的使用价值，便产生了可能与现实的矛盾。
　　然而，在社会物质循环的动态过程中，却可以从理论上抽象出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计划与生产的结果，是形成待实现的、可能的使用价值。这是其一，是对使用价值的供给。该阶段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商品体的有用性（usefulness）。另一方面，消费活动是使用价值得到实现的过程，那些符合社会需求的即将实现的使用价值就是经济学上的现实的使用价值。这是其二，是对使用价值的需求。该阶段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效用（utility）。
　　进一步说，从社会物质循环的角度，抽象出两个有差异的使用价值的内容。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概念应该兼有这两个内容。这种方法是从社会物质运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出发的，是合理的。但这种方法一经确定，就孕育着概念自身的矛盾性。因而，把握物质运动的概念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性。而辩证逻辑允许这种概念自身的矛盾性存在。这是释义矛盾产生的客观基础（注：参见《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与经济学的微观结构》，《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研究释义矛盾的目的在于发掘它留给后人的重要启示。释义矛盾引导我们认识到使用价值概念的矛盾性，这就提出了如何深入研究商品元素的微观结构的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完成了将商品分解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任务。马克思则明确地在商品“元素形式”的基础上建立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结构。其后的经济学家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使用价值的分解，但至今却不能自觉描述分解过程并建立一个明确的理论结构。笔者在这里借用物理学的“原子结构”这一概念来描述商品元素内部矛盾的结构（这里的“原子结构”代表了“原子结构”和“原子核结构”这两个层次——以下同）。我们不妨把物理学家在1932年发现的、在当时就已经正确描述的物质原子的结构与商品元素的结构作一比较（见图1）。
　　附图
　　辩证法的规律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把物理学和经济学的模型互相比较，其学术上的风险与可能获得的启发是成正比的。我们发现这两个模型的结构是完全相同的。商品元素和物质原子分别构成商品经济和自然界物质的基本元素；商品由使用价值和价值构成，原子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使用价值可以分解为有用性和效用，原子核可以分解为中子和质子。不仅如此，两者的关系结构也完全一致。原子核是决定原子性质的核心，而核外电子的数目和分布状态是受到原子核控制的。原子核发生了变化，核外电子数目及分布就发生相应变化，该原子就蜕变为别的物质原子。很显然，使用价值也是商品元素的“原子核”，是决定商品性质的核心，而价值是“核外电子”。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就没有价值，使用价值的多少决定了价值实现的多少。图1 的物质原子结构曾被认为是不可再分的“终极结构”，加上当时对光子和场的认识，人们已经能够解释很多自然现象。而当今的高能物理学家已经深入到更深的物质结构，发现了几百种“粒子”。然而质子、中子、电子和光子等是相对稳定的粒子，并构成世界的稳定物质。人类在不同学科中的认识规律往往有相同之处。从马克思以后，我们事实上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也当作商品元素的不可再分的“终极结构”，并一直用这个结构来解释经济现象的宏观世界。然而，当我们继续延伸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时，却可以突破这个“终极结构”，打开商品元素的“原子核”的秘密。图2概括了这种分析。
　　附图
　　首先看图2—（a），劳动价值论是《资本论》的基础。劳动一方面是私人劳动和具体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劳动另一方面又具有社会劳动和抽象劳动的性质，它“形成”价值。由于马克思把有用性规定为使用价值的内容，他实际上像卢瑟福分解物质元素的原子核一样，分解了商品元素的“原子核”——使用价值。遗憾的是，在这个“原子核”破裂的时候，马克思捕捉到的只是有用性。因为他使用的唯一的检测手段是劳动。然而，劳动只生产有用物，却不生产效用！值得一提的是，卢瑟福在1919年首先用人工方法分解了原子核，却只发现了质子而漏掉了中子。因为当时的理论准备和检测手段都不充分。但是，卢瑟福在发现质子后的第二年就预言了中子的存在。12年后，查德威尔证实了中子的存在，并由此形成了人类对物质原子结构的科学认识。当马克思在有用性的基础上把劳动价值论推到了顶峰的时候，奥地利学派立即打起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旗帜。所以，经济学家事实上早已分解了使用价值，可由于种种限制，人们始终把“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视为水火不相容，至今不能在使用价值的理论框架内统一这两种学说。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虽然没有捕捉到效用，效用与有用性却并列为使用价值的内容，因此用虚框的形式将效用并列在有用性的右侧。效用的出现打乱了图2—（a）的结构平衡。商品的有用性向效用的转化是价值存在的充要条件，但效用在图2—（a）中竟然没有立足的基础！毫无疑问，为了确定效用存在的基础，必须引入需求。
　　再看图2—（b），我们将需求引入了商品矛盾的分析模型X 轴以上的部分是《资本论》的结构。我们略去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这一对矛盾，是因为不能同时解决所有的问题。用商品体的概念（本文忽略无形商品）替换使用价值的概念，符合修改后的更为准确的逻辑结构。因为使用价值已经被分解，而具体劳动只生产商品体。X 轴以下的部分是新增加的。将效用放在Y轴右侧，一是为与有用性取得对称， 二是因为它与Y轴右侧上下的因素合乎逻辑地衔接。需求首先是具体需求， 是对形形色色的具体商品的消费需求。比如对衣食住行和艺术品的需求。具体需求与商品体结合才产生有用性。另一方面，需求又具有抽象需求的性质。如果我们从衣食住行和艺术品这样的具体需求中抽象掉像温饱、便利和美感这样的不同的有用性，剩下的便是人类生理和心理发展的一般满足。这种抽象需求形成效用。因此，我们发现了需求二重性（见图2—（b）虚框内），它决定使用价值的矛盾性。现在暂时回过头来， 我们看到劳动二重性只是“商品体”和价值的来源，而不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来源。劳动二重性只决定了商品物体和价值（实为物化劳动）。仅仅靠劳动二重性还不能决定商品的二重性。劳动二重性和需求二重性共同决定了商品元素的矛盾结构。这虽然是阶段性的结论，却与我们已往的传统认识有重要的区别。
　　我们来详细研究商品元素的“原子核”的内部结构。图2—（b）中的有用性依赖于商品体，又不等同于商品体。商品体产生于具体劳动，有用性产生于具体需求，所以将它们分列在X轴两侧，形成了完全的X轴对称。在使用价值内部，有用性与效用对立而统一，所以两者沿Y 轴相对而立。它们之间的互相转化构成了商品的核心。至于效用和价值的关系，孤立地看，效用是独立于价值的，没有价值可以有效用；效用的多少不取决于价值的多少。相反，价值是依赖于效用的，没有效用就没有价值，效用的变化影响价值“实现”的多少。两者不是同一的。因为它们产生的基础不同，一个来源于劳动，一个来源于需求。两者的关系又十分密切。从生活本原看，价值是劳动、辛苦和时间的付出，是负效用。而效用是生理或心理的满足，生命与社会的延续，是正效用。在人类的广义价值判断中，两者完全可以比较。近来在价值哲学的研究中，已有用“效应”来定义广义价值的。而“效应”不过是域义更广的效用。按图2—（b）的结构，效用和价值应该极性相反而数量相等。可以认真比较一下，物质原子的原子核与电子也是电极性相反而电荷数量相等。其直接原因是原子核中的质子与核外电子数目相同，而所带电荷相反（中子不带电）。质子数目决定了电子数目。效用很像质子，而价值又很像电子，连它们的极性特征也相同。电子为负电，价值为负效用；质子为正电，效用为正性。有用性则来源于两个方面，它与商品体和具体需求的关系同样密切，像中子一样为中性。另外，中子与质子的互相转化构成了物质的原子核，又通过质子与电子的等电量的异性相吸而形成了完整的物质原子；有用性与效用的互相转化构成了商品元素的“原子核”，又通过效用与价值的等量的异性相吸而形成了完整的商品元素。这的确是令人吃惊的天衣无缝的巧合！笔者绝对不是说已经用物理学证明了经济学，或者用经济学证明了物理学。但这种巧合实在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从最低的限度来讲，这种跨学科的比较，可以让一个普通的高中毕业生（已掌握基本的物理常识）轻而易举地理解这种连资深经济学者都感到困惑和晦涩的思维方式。仅此一点，这种方法就具有不可估量的应用基础和应用前景。
　　现在来解决一个颇为困难的问题， 寻找需求二重性的根源（见图3）。
　　附图
　　图3　劳动二重性和需求二重性的根源
　　读者一定会问，为什么图3 中使用“个别劳动”和“一般劳动”的概念？这是迫于需求的特殊性质。的确，私人劳动在社会分工深化中往往日益单一化，与社会劳动可能更加对立，因而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可以构成一对分析范畴。而私人需求却随着社会产品的日益丰富而不断多样化，与社会需求多样化的界限无法区分，因而私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概念不能准确地反映需求内在矛盾的差别。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个别和一般的概念。人类需求具有两种性质：个别需求和一般需求。需求总要体现在个别的具体的商品上。就某一个别需求来说，需求似乎是没有限度的。譬如我们无法指出服饰需求上质与量的最高限度是什么。另一方面，所有的个别需求都包含人类正常发展的一般的抽象的效用满足，个别需求的总和又构成一般需求，而一般需求总是受到特定条件下可支配资源的限制。所以，某一个别需求又必须与其他的个别需求相互依赖和协调。个别需求和一般需求的矛盾是需求二重性的根源。
　　由于在需求上必须使用个别和一般的概念，为了取得逻辑对称，在劳动上也相应改用个别和一般的概念。这种被动的改变竟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个别劳动与一般劳动这对矛盾对人类社会所有阶段的劳动都具有更一般的更普遍的意义。它不仅适于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甚至对于孤岛鲁宾逊来说，他的个别劳动（捕鱼、造屋、采集淡水……）和他的一般劳动（总劳动时间的分配）也是泾渭分明的。他不能因酷爱捕鱼而甘受寒冷和缺乏淡水的煎熬。此外，这种变动很容易地显露出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矛盾概念的一种误导性。当我们认为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时，就很自然地推导出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的主要的矛盾；而社会主义经济由于实行了公有制，就基本解决了这一对矛盾。这已经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了。这也只是阶段性的结论。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图3虽然有着完全对称的结构， 其实却并不完全对称，而且其中的某些概念经不起推敲。我们从《资本论》最初的劳动价值论的逻辑结构出发，只能先达到这种阶段性的分析结果。从单一商品元素的分析看，图3的结构似乎是对称的。 从商品元素总合的分析来看，图3的结构不可能对称。 劳动固然提供了人类需求的主要商品，但劳动必须与其他的生产要素或自然要素相结合才能生产商品体。商品体这个概念反过来要求表现所有的参与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实际是“劳动过程”，它包含了其他生产要素的参与。作为诸要素之一的“劳动”，其实正是马克思最早论述过的“劳动力”。马克思的这一科学分析又一次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另外，满足需求的商品并非全部是劳动产品，如稀缺的自然资源可以成为商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劳动力与其他要素同为“资源”（应为“可支配经济资源”，以下以“资源”代替。可支配经济资源在理论经济学里应该是一个多重的概念，它既表示抽象的经济资源或社会总的经济资源，也表示有限资源的相对约束，还表示生产关系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图4 反映了这些新的调整。
　　附图
　　图4　资源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
　　图4 的对立结构的框架对所有种类“资源”的要素分析都是适用的（为简化这种阶段性分析，仍忽略无形资源）。任何一种有形资源都包括有用物形体、价值和使用价值（有用性与效用），即图4 虚框以内的结构。图4是一般结构，可以分析人类所有历史阶段的物质形态， 如“商品”、“产品”或“自然物品”。对任何一种商品（或产品、物品）的分析，X轴以下的部分没有任何改变，而X轴以上的部分要对一些概念进行修改。首先，劳动二重性作为资源二重性的特例，虽有相对独立的学术价值，却必须要让位于资源二重性。任何一种资源，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个别的具体的经济资源来使用，生产某种有用物；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经济资源都可能用于其他经济用途，都是社会资源总量的一个部分，从而又具有一般资源和抽象资源的性质，并形成价值。任何一种有用物，在它的有用性转变为效用的同时，在它里面所消耗的具体资源就转化为抽象资源，它的价值就获得承认。譬如水资源，可以当作饮用水这种个别的具体的资源，生产成净化水这种有用物。另一方面，水资源还有多种用途。它又需要作为社会的一般资源和抽象资源而进行最佳配置。如果净化水这种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被证明是符合需求所限定的比例的，在生产净化水上所消耗的个别资源和具体资源也就转化为一般资源和抽象资源，价值就得到承认。很显然，又是“需求”迫使我们进行了这种调整，因为需求决定了可支配资源总量的最佳配置。“需求”有能量与所有种类的“资源”对称，而不是仅仅与“劳动力”对称。需求可以通过检验有用性向效用的转化程度，来确认所有可支配资源的价值量，而不是仅仅确认劳动力的价值量。如果某一具体资源的运用超过了资源总量限定给它的比例，需求只承认分配给它的那部分资源价值量。而如果某一具体资源的运用少于资源总量分配给它的比例，需求照例承认相当于分配给它的资源价值量。在需求进行资源价值的分配时，并不考虑是劳动力还是其他资源支配权利控制着这一资源，也不会考虑资源所有者是坐享其成还是劳而无获。在这种辩证的充满生命力的对称结构中，也隐含着一定的制度安排下逻辑结构扭曲的可能性。这是图4 的对称结构的启示。
　　既然需求和资源都对商品矛盾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很显然，是个别需求的具体多样性促进了个别资源的具体多样性；是一般需求对个别需求组合的限定，促进了一般资源对个别资源组合的限定；是需求的抽象同质性（效用）促进了资源的抽象同质性（价值）。如此看来，是需求二重性决定了资源二重性。然而，资源的消耗过程同时也是对生产要素的需求，需求的消费过程同时也是对生产要素的生产。就像原子核中的质子和中子通过不断交换π介子而转化为对方一样。我们必须承认两者间的辩证关系。实质上，正是资源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决定了商品矛盾的性质。而资源和需求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实质又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包含人与人的关系）。首先是自然资源的相对匮乏逼迫人类的祖先奋力开发新的资源，而资源的不断丰富又促进人类需求欲望的增长。需求的相对无限性和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形成尖锐的矛盾，并使需求内在的矛盾和资源内在的矛盾更加尖锐。
　　现在可以相对地讨论价值和效用的关系了。在任一历史时点上，人类的可支配经济资源是相对有限的，而人类的需求则是相对无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源价值（近似为可支配经济资源总量）不仅存在，而且强制性地限定了需求和组合效用的极限。但在资源价值的分配组合上，却是按边际效用均等的原则，效用发挥同样的强制性作用。而资源成本的变化规律和组合效用的变化规律，使得两者都具有不确定的性质。所以价值和效用的决定是互为条件的。图4 表明了效用与价值互相决定的客观性。实际上，瓦尔拉在上一个世纪就用数理方法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我们一向强调劳动二重性在理论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却不了解它仅仅是资源二重性的一种特例。而这一认识又依赖于需求二重性的发现。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沿X轴和Y轴双向对称的辩证结构。这就如同所有的物质微观“粒子”都有对称的“反粒子”一样（连中性的中子也有中性的“反中子”与之共存。图4 中除有用性与有用物这两者之间同为中性共存，其余概念均沿X轴和Y轴对立共存）。我们有理由说，商品经济乃至一切社会形态经济矛盾的真正根源是可支配经济资源与需求的矛盾。这一结论当然没有否定生产关系的重要影响。读者已经看到图4X轴以上的结构为生产关系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对可支配经济资源的制度安排显然是一切经济社会中的重要问题。
　　读者看到，当我们把理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深入到使用价值的矛盾体的时候，必须对我们以往的认识结构进行重要的调整。只要看一看生物学界如火如荼的“基因工程”，对于在经济学中采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尝试就不应该感到奇怪。笔者的目的就是试图发现理论经济学的“基因”，通过矫正对“基因”的认识来进一步矫正对经济表象的理解。生物学家在研究生命奥秘的时候，可以集中研究细胞核内的DNA结构， 而对于细胞质和细胞膜则可以搁置一旁。这并不意味着生物学家可以在没有与外界交换的适当条件中培养细胞。某些外界物质对细胞的侵入，还可能破坏DNA的逻辑结构，产生癌变。对于商品元素来讲， 使用价值是决定商品性质的核心，而使用价值的矛盾是有用性与效用的矛盾，也即人与物的矛盾。这也不意味着可以忽略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的影响。经济活动中也存在癌变。但我们一向停留在商品矛盾的层次上，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表面上是平等的，哪一方起决定的作用是含混的。其结果却是忽略对使用价值的分析，偏重对价值的分析，以为价值关系和生产关系是第一位的，甚至是决定社会经济矛盾性质和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这导致了历史上一系列的错误实践。所以承认使用价值是一个具有独立特征的矛盾体，是理论经济学的出发点，对进一步解放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成与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是密切相关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也必然受到当时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人类对物质原子核的分解是20世纪的一项伟大发现，它不仅开拓了对物质微观结构的深入探索和深层能源结构的开发，并不断将科技成果造福人类，而且从根本上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类对细胞结构的认识与对原子核的认识过程是相同的）。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分解比卢瑟福对原子核的分解早了50年。以马克思的睿智和洞察力，如果他知道物质原子核可以继续分解，他绝不会停留在商品矛盾的层次上。除了自然科学的限制之外，马克思还受到其他方面的限制。但即将跨入21世纪大门的经济学者，没有理由再受这些限制的束缚，也没有理由在原有水平上徘徊。
　　哲学方法是认识世界的一般方法，但它不可能代替经济学的具体研究。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恰恰是在他的经济学着作中才得到完整的体现。在经济改革20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仍然满足于从哲学方法上寻找改革的依据，改革就不可能是彻底的。我们的经济改革需要理论的支持，更需要理论经济学的支持。而理论经济学的变革必须从它的“基因”开始。这种变革需要继承前人的方法和成果，又要勇于开拓。另一方面，用逻辑方法研究经济有可能比用唯象方法研究经济达到更深邃更完美的认识境界。而我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洞悉了西方经济学的精髓，如果能兼收并蓄，我国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具有广阔的前景。
天津社会科学49～54,59F11理论经济学陶江19991999本文作者：陶江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系副教授 作者：天津社会科学49～54,59F11理论经济学陶江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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