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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桂棣和春桃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是我所看到的最真切的乡村现状备忘录，它揭发了一大堆可怕的事实，还原了中国乡村的严峻现实，那就是中国农民的令人惊骇的苦难，他们不仅承受贫困，而且必须面对村官乡霸的欺凌。它引发我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究竟是谁剥夺了农民言说其痛苦的权力?谁在企图扮演农民的代言人?谁在忽略和隐瞒农民问题的真相?
    农民是失去话语权的一族。农民没有自己的媒体，也没有自己的“代表”和“委员”，他们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言说其冤屈、不幸和痛苦的独立通道。他们的惟一方式似乎就是“上访”。而就是这样的言说途径，都被判定为“非法”或“有害”。在失去了话语权之后，“自焚”竟然成了农民话语的最后呐喊。它的悲剧性就在于，他们不得不用生命的代价来喊出最高的愤怒与绝望。在自焚者看来，这是惟一可以上达朝廷的言说通道，他们要藉此让上面倾听到他的悲歌。自焚者把自己变成了一支火炬，燃烧在广场的中央，仿佛是卖火柴女孩手中的那最后的火柴，用自己的身躯为自己和家人取暖；它也是一次尖锐的道德宣判，判处那些盘剥和欺压者有罪。
    “零度话语权”导致了农民的严重失语。这无疑是中国农村政治的核心弊端之一。农民无法表述自己的愿望，也不能说出自己的生活真相，他们的所有希望，只能寄托在“代言人”——那些媒体记者、“知道分子”和“人文主义者”身上。但农民的天真信念是注定要破产的，因为那些“代言人”大多是缺席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代言制”，滋养了大批学院贵族，但他们并未像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成为“底层利益”的喉舌。“底层关怀”的口号，不过是书房和客厅的某种道德点缀而已。人们在杯斛交错中悲叹着农民的命运，然后带着悲悯的满足感返回住所，继续他们的惬意人生。中国知识界的不在场，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失语的绝望状态。
    更有甚者，所谓的“人文关怀”，最终竟然被人引向了自我利益的高度关怀。曾经有人把与学校门卫的区区冲突(无非是事主未能出示机动车出入证之类)，“升华”为所谓“校园民主运动”，而与门卫吵嘴者则被欢呼成了“民主斗士”，这种知识分子的自我热爱和自我放大，与他们对农民问题的漠视，形成了尖锐的对比。殊不知9亿农民的生存危机中任何一则个案，都比所谓“校园关怀”重要一百倍以上。但这种“校园民主”却引发了蛊惑人心的回响，甚至有媒体对此大肆炒作，似乎这场“通行证风波”切中了中国问题的核心。这种自我夸大的虚妄价值评判，除了为“知道份子”脸上增加一道“人纹主义”油彩之外，对中国乡村危机以及整个社会弊端的认知毫无裨益，相反，这些被浪费的版面，只能转移人们对重大问题的视线。
    文学的不在场，是乡村痛苦得不到传递和表达的另一重要原因。返观中国作家，除了那些热衷于情色写作的“美女”和“美男”，难道我们还能看到别的什么东西吗?自从都市“下半身”夺走了文学的视线之后，市场资本主义就接管了文学，它的粉红色营销策略，足以令人沉湎于日新月异的肉体叙事之中。即便是那些“现实主义”乡村故事所传递的，也都是被精心粉饰过的现实，甚至是新的乌托邦神话。这意味着我们根本无法从中获得关于乡村的正确资讯。当文学放弃了话语实验的内在激情之后，它甚至连起码的“载道”勇气都已丧失殆尽。文学奖闹腾了这么多年，没有一项与农民疾苦有关，相反，它只能向我们提供充满繁华幻象的虚拟真相。如果没有《中国农民调查》，文学将带着这种耻辱继续爬行。令人庆幸的是，终究还有少数有良知的作家迈出小小的一步。他们挤开一道被闭合的门缝，让我们窥见了有限而冷酷的真相。
    在我看来，耗费三年时间写成的《中国农民调查》，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结束了文学的可耻状态。但它给我的最大启示，却是“代言制”的可疑。农民现状的全社会惊觉，取决于个别作家或社会学家的良知，这正是九亿农民的悲哀。在我看来，不要试图去请求知识界响应农民的呼吁，以期他们返回“代言”的“岗位”上去，而是应当尽快帮助农民建立其自身的言说通道和程序，并且鼓励农民亲自去喊出心声。毫无疑问，让每个农民都畅快地说出自己的生命真相，并由他们自己来推进乡村改革，远胜过寄望于几个精英作家的“人文承担”。
    
    
   社会科学报沪⑧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朱大200420042003年第6期《当代》杂志发表了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耗时3年完成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一部以“三农问题”为题材的报告文学，成为新年伊始书市最热销的书籍之一，两位作家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向世人再现了当代中国乡村的严峻现实。它刺痛了中国知识界因长期对底层百姓生存状况的冷漠、忽视而被蒙蔽的良心，它使我们意识到：要对农民喊出一个回应，这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鲁迅/启示意义/独立人格/自我意识/牺牲精神在我看来，耗费三年时间写成的《中国农民调查》，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结束了文学的可耻状态。杨昊成邱香凝
    本文系得到日本关西大学北冈正子教授之同意，根据北冈教授发表在《野草》第71号(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2003.2.1)之该论文及发表在《野草》第72号(2003.8.1)之订正与在这之后的亲笔补正翻译而成，译文由北冈教授亲自校正。  WANG Li-li
  Department of Chines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The three debates,which has mattered much in the Hu Feng incident,haveconstituted three key factors for ideological turns in literature of the1940s,therefore the Hu Feng incident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collisionbetween Hu Feng and ideological turns in literature.With ideological turnsin literature starting from the debate on“the issue of national style”inthe early 1940s,the debate on national style was,for the Left-wing literary　school in debate with Hu Feng,actually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and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literary theory system,which differentiated Hu　Feng and his counterparts in the Left-wing literary school.Beginning fromthe anti-dogmatism movement co-sponsored by Hu Feng and the“gifted scholar　group”in Chongqing in the mid-1940s,sponsors of the“subjective”debate,who had intended to echo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had subconsciouslycollided with the movement due to their different academic and politicalideology.They have,subsequently,become the targets of the Chongqingrectification movement.The criticisms in Hong Kong in 1947 and 1948 had not　only publicized the criticism of Hu Feng by default in 1945 and 1946 butalso symbolized the call for remold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ideology ofliterary and artistic movements in line with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pattern acceptable in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The response by HuFeng in the article“On the Road for Realism”indicated the virtual futileappeal to him of ideology.陈晓明，男，1959年生，福建人。77级大学生，1987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留院工作多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院高评委委员等职。2003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着有《表意的焦虑》等10多部着作，发表论文评论200多篇，200多万字；并发表英文论文多篇，主编编选丛书、文丛多种。曾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2002年度评论家奖” 作者：社会科学报沪⑧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朱大200420042003年第6期《当代》杂志发表了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耗时3年完成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一部以“三农问题”为题材的报告文学，成为新年伊始书市最热销的书籍之一，两位作家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向世人再现了当代中国乡村的严峻现实。它刺痛了中国知识界因长期对底层百姓生存状况的冷漠、忽视而被蒙蔽的良心，它使我们意识到：要对农民喊出一个回应，这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鲁迅/启示意义/独立人格/自我意识/牺牲精神在我看来，耗费三年时间写成的《中国农民调查》，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结束了文学的可耻状态。杨昊成

网载 2013-09-10 21: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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