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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有成效的管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特定文化传统的了解。不同管理模式的相互引入和借鉴，首先面临不同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人性信念相互磨合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传统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也进入了发展经济的黄金时期，管理活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也日显重要。从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对民族地区的管理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一
　　群体本位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普遍的、显着的特征。所谓群体本位，就是这样一种价值观：社会在价值取向上重视群体，轻视个体；个体的需要、利益都必须服从群体的需要和利益；群体是个体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是个体认知和行为的出发点。群体本位的文化特质是少数民族在长期的自然经济环境中衍生、发展起来的。它一方面对各少数民族的延续和自信，对本民族成员的凝结和约束，对维护本民族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能产生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会与市场经济所呼唤的个体独立意识产生冲突，使社会成员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沉睡不醒，落后于全社会的发展。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群体本位的传统文化对少数民族人们的价值意识不仅具有规范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人们只有按照这种群体本位文化确定的价值目标进行选择才是能被接纳的，反之，不仅会被认为无价值，而且会遭到排斥和惩罚。群体本位主义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显文化，其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无不体现着这种至高无上的群体意志。
　　群体是管理的基本对象，群体本位的文化特质对各少数民族群体的行为及其相应的管理活动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群体凝聚力。群体凝聚力是指群体成员彼此吸引以及他们分担群体目标的程度。从理论上讲，凝聚力高的群体比凝聚力低的群体更有效率。但凝聚力与效率的关系在管理实践中却相当复杂，不是任何凝聚力都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它要依赖于群体的态度和正式目标之间的一致性。在少数民族以群体为主要存在方式的群体本位主义环境中，群体的凝聚力是很强的，这种凝聚力一方面能使人们更加团结，共同指向团体目标，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群体的态度受到其自身文化素质、价值追求等因素的影响，而常常与组织指向的目标不协调，从而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所以民族凝聚力即是维系少数民族共同体稳定的重要因素，但也可以成为一些地区保持其自然经济形态和落后生产方式的顽固力量。所以，如何使群体态度和组织目标在管理实践中统一起来是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从管理教育的角度，可以通过行为强化、目标设置、沟通和参与等方式和途径来促进二者的趋同。
　　强化，即利用强化理论，对组织所要追求的目标和价值给予正强化，激发人们去追求；而对需要摈弃的东西给予负强化，使其减少发生，以此校正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其更加符合组织的规范、目标和价值追求。
　　目标，是通过管理目标的设置，引导人们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追求，使群体态度与组织目标趋同。设置目标不仅是一个激励方法，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的认定和引导，通过这种引导，能有效地将群体态度和组织目标统一起来。
　　沟通，即通过书面或口头、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与管理对象进行尽可能的沟通，以达到对组织目标的认识和了解，从而克服狭隘思想，提高主体意识，改变认识角度，主动与组织目标接轨。
　　参与，是让个体尽可能地参与组织的全部活动，尤其是参与管理活动。这样可以极大地调动个体的积极性，减少权力距离，使个体对组织产生亲近感，从而主动地对组织目标理解和趋同。
　　其次是非正式群体。非正工群体是相对于为完成组织所规定的特定目标与特定工作而产生的官方认定的正式群体而言的一种自然形成的组织形式，它是出于为满足生产以外的心理需要而产生的，在生产、工作活动中不占主导地位，但对进行生产工作活动的人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由于共同的心理素质、文化背景、语言风俗等原因，少数民族极易在某个正式的组织中形成各种非正式群体。这种群体的号召力很强，甚至超过正式群体的影响力，对这种非正式群体，首先，必须明确，正式组织的价值指向是单一的，而个体需要是多元的，应该正视非正式群体某些价值追求与正式组织目标之间存在不统一的合理性；其次，不能简单地理解与非正式群体的合作而轻率地将自然领袖纳入正式组织的领导集团，这样很容易造成非正式群体对原领袖的排斥而使其丧失影响力；再次，可以通过非正式群体成员信任感强、信息沟通快、自然领袖威信高等特点，将管理行为自然溶入其中，为管理目标服务；最后，正式组织的领导者可以通过加入非正式群体的方法取得与非正式组织的沟通，以期得到更广泛的接近，并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来传播正式的信息，对管理产生辅助作用。
　　此外还要注意到，由于传统文化中某些落后因素诸如宗法思想、血缘观念等的影响，少数民族非正式群体较容易形成狭隘的宗法小集团，对正式组织产生危害。对此必须防微杜渐，并及时通过兴趣转移、联络感情、目标导向以及影响其自然领袖等方法加以引导和制止。
　　最后是群体决策。决策在现代管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着名管理学者西蒙在其《管理决策新科学》中认为，管理过程就是决策，决策贯穿管理的全过程。毫无疑问，任何管理的成效都必须以正确的决策为基础。从一般意义上讲，群体决策比个人决策更具科学性，比如它可以获得较多信息，能集思广议，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智慧，并能增强人们的责任感和工作信心，有助于人们对决策的理解等。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实践中，必须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对群体决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第一，群体决策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参与决策者的素质。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中，不管是群体本位对个体的轻视、泛道德主义对事物认识的模糊，还是思维方式的直观等，都会制约其群体决策的质量。因而，在一个保守势力强大，参与者文化科学知识明显不足的环境中，简单使用群体决策不但不会提高决策的质量，甚至还会带负效应。所以，在使用群体决策的时候，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认识。
　　第二，虽然少数民族有重群体轻个体的文化倾向，但并不等于完全不看重个体，恰恰相反，对群体的重视必然导致对群体代表者的重视，即尊君敬长。君长作为群体代表者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和权力并受到不可怀疑的尊从，所以它是一个权力距离很大的社会。决策被看做不是一般人的责任，很难自觉参与决策行为，也难以有相应的责任感，这种情况下群体决策的优势便很难发挥。而来自群体从众心理对权威的迷信，对群体压力的屈从，对小团体的维护等群体决策的不利因素将会被强化，从而直接影响决策的科学性。
　　因此，民族地区的管理，必须处理好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关系，既要尊重群体的权利，在根本点上体现群体的意志，又要充分考虑决策的效率和后果。
　　　　　　二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产生影响的另一个文化特点是少数民族社会重义轻利的泛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倾向，即以道德评判来充当所有事物的价值尺度，尤其是以道德价值观代替经济价值观，甚至一切社会生活中都被打上重义轻利的道德烙印。受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原始共产主义思想观念在不少少数民族地区还较为盛行，独立利益主体尚未形成，人们的个人利益观念比较淡薄。社会交往无论是个人、家庭之间，还是村寨、民族之间，都讲求以诚相交、以礼相待，对物质利益和利害关系不甚重视。这种重义轻利的道德观被用来规范社会生活，其积极意义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它对于形成团结、互助、友爱的良好社会风尚，实现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接轨都会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其消极的方面也不可忽视，因为它掩盖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压抑人们的利益要求，使人们重均安而轻富足，失去追求和发展的原动力，导致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患贫穷，甚至不谋生产，吃光化尽的消极后果，严重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泛道德主义不仅对少数民族地区宏观经济发展会产生影响，也直接制约着群体的行为方向和特点，所以，民族地区管理模式的选择应处理好以下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事理与人情的关系。为了达到某一管理目标，必须制定相应的管理规范，并对违反这种规范致使管理目标不能实现的行为进行种种处罚。显然，任何管理上的规章制度，管理目标都来自于人们的理性对某一事物存在、变化和发展的必然性的认识，即来自于事理，而不能基于个人的情绪、情感。但现实中事理与人情的关系却是相当复杂的，在少数民族的管理实践中，由于受泛道德主义的社会准则的影响，人们往往并不重视事理或对事理认识含混，感情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力量远远超过事理。所以，情与理并重，在动之以情的基础上晓之以理，在合情的基础上再来最大限度地追求合理，是民族地区进行管理活动要具备的一个重要观念。如果再考虑到民族自尊心和价值观，民族的团结和边疆的稳定等因素，情与理的关系的妥善处理就更具重要意义了。
　　其次，要处理好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的关系。管理者怎样在管理活动中影响和改变他人的行为和心理，对管理成效来说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问题，这种能力即为管理者的影响力。管理者的影响力分为权力性和非权力性两种。权力性影响力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来自管理者法定的权力。而非权力性影响力则来自管理者自身的品格、能力、学识和感情等因素，没有合法权力那种明显的约束力。显然，合法权力是任何组织必需具备的，合法权力的执法性质能够保证组织有序运转。但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对法定权力并不十分看重，他们常常按照自己情感的倾向和好恶来选择、评价他人。当管理者非权力性影响力较大时，权力性影响力也会随之增高；而如果管理者尤其是领导者被认为品格出了问题，受到人们感情上的排斥时，其影响力会随之大大减退，甚至出现负值。于是，非权力性影响力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甚至在相当程度上，非权力性影响力会在领导者影响力构成中占主导地位，起决定性作用，成为权力性影响力的基础，没有它，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会变得毫无意义。
　　再次，要处理好言传与身教的关系。怎样使管理对象接受并趋同于管理目标，理解并遵从管理规范呢？在大多数的地方，言传的方式，即通过文件、会议和其它传播方式即可完成，而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领导者、管理者的身教在其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由于对社会角色划分不精确，泛道德主义传统文化的作用，在接受管理的人看来，管理者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将是效法、仿照的对象，人们对团体的目标、管理规范的理解也往往是通过管理者的行为来进行和达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工作对管理者的人格、综合素质要求更高，更复杂，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具体管理任务的要求。也正因如此，管理者一旦达到了这样的要求，管理工作的推进也会变得相当顺利而有成效。
　　上述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影响较大的群体本位主义和泛道德主义两个方面，分析了它们对群体行为和管理实践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邓策和建议。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任何文化都有其先在性和客观性，很难简单地判断其精华与糟粕，也不能说什么文化有利于管理，什么文化不利于管理，揭示文化的特殊性，不外乎是为了增强管理的针对性，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提高管理的效益。本文的意图在于引起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者对特定文化背景的重视。
经济问题探索昆明7～9A849民族研究李兵19981998史爱平　　　　　　李兵　作者单位：云南省行为科学学会 作者：经济问题探索昆明7～9A849民族研究李兵19981998史爱平

网载 2013-09-10 21: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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