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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R.萨索尔 曲跃厚译）
　　 一、引言
　　到后现代性的领域（这是一个常常受到误解和嘲讽的空间，是一个过于模糊以致难以测量的领地）上去旅行，部分地是和卡尔·波佩尔一起进行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有保罗·费耶阿本德为伴；然后再去寻找女权主义者的同伴。所有这些同伴都对一种适用于科学的后现代哲学的感受性（sensitivity）作出了贡献， 因而成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即使是在主要的后现代作者的特殊观点不同于科学哲学家的观点时也是如此，反之亦然。尽管这两者彼此漠视对方，但我还是希望把他们结合起来，使他们了解对方，并使他们各自的理论很好地一致起来。
　　例如，波佩尔是把科学和所有其他话语形式区分开来的最近一次主要尝试的伟大推动者，但费耶阿本德则批判了这种尝试。现在，“分界问题”（无论它如何被表述）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即证明一种特权形式——“元叙述”——的问题，这种特权形式正是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在原则上拒绝接受的。波佩尔在“虚构”和“科学”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界限，这一界限变成了一个排外的俱乐部的栅栏，变成了一种权贵地位的象征，因而它本身就成了科学文化之批判分析道路上的一个障碍。
　　又比如，波佩尔认为，形而上学在科学中也很重要，在科学共同体中，真理必定会归结到一种荣誉概念的位置上，但是人们并没有英国女王那样的政治神通，而且科学哲学尚未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心理学的问题：科学家是怎样达到其新思想的呢？什么样的气质才是人所必须具有的，因而才能挑战已经确立的各种模式并提出可供选择的其他模式呢？进而，心理学怎样才能符合科学话语的语境呢？
　　简单地说，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借助于来自后现代主义者的话语的工具而提供的。在某些方面，在授权所有叙述并重组各种制度化的权力关系的意义上，我在后现代性的批判话语中所展现的各种心理学的可能性中得到了安慰。当然，人们也许会说，迈克尔·波拉尼和托马斯·库恩已经写下了许多我们必须了解的他们称为“科学共同体”的着作，分析了领导和责任的问题，提出了有关科学方法论能够而且应该藉以沿着一条研究纲领的道路被向前推进的方式的问题。但是，我所推荐的对科学的激进批判则是和这一领域中已经发现的、以所谓价值中立着称的政治特征相关。例如，当马克思抨击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时，他同时也就批判了其模式的理论内容及其政治结论，尽管马克思并没有提到他们的方法论基础。这样，他就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建立了联系。当代女权主义者以一种类似的方式批判科学，并把科学研究置于其社会—经济的和政治的联系之中。唐娜·哈拉维关于科学的社会—女权主义观点，对正确评价后现代科学哲学及其嬗变以及各种不同的观点（如理查德·罗蒂提出的某些似是而非的自由理想）是至关重要的。
　　 二、背景
　　最近，在文学和哲学圈内，“后现代性”已经受到怀疑和嘲讽。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有人拒绝承认后现代主义的地位，即拒绝承认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例如，C.巴里·查博特认为：“第一，并不存在一种对后现代主义令人满意和广为接受的解释；第二，许多被称为后现代的东西实际上直接来源于现代主义；第三，关于其存在的大多数论据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现代主义的简单概括而达到其最初的似真性的，特别是这种概括忽视了其本质是一个二阶（second－crder） 概念。”
　　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背景的一个途径是，强调扩大可能性的视界并不一定会形成选择的等级制度，正如M.卡利尼斯库所说：“美学二元论或多元论所表明的，只是一种并不一定暗含对其他有效选择之简单拒斥或全然无知的选择。”在后现代主义的开放性和“客观性”的开放性以及作为“现代性”之指导原则的合理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区别。后现代性的开放性试图模糊各个学科的界限，并鼓励违反传统规则，或用经验技术把理论和实践并列起来（因为它们不是可通约的，就是历史地被区分开的）。
　　后现代主义认为，由其自身把不同的推论变换形式（forms of di-scursive exchance）连接起来， 并不一定会增加跨越各种知识障碍的更大的交锋的可能性，后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了这种交锋的政治潜能。与此同时，科学也失去了其作为“和平缔造者”的杠杆作用，而被理解为一个权力和（白人的、霸权的等等）统治／压迫的范畴，当这些争论被认为过于激进（因而威胁到其权威）或不够激进（因而根本不值得注意）时，这一范畴便避免了争论。在把后现代主义和科学结合起来的尝试中，我试图把潜在的各种分散的意见统一起来，从而对批判话语具有一种更大的影响。在简要地考察哪些东西可以被当作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信条，并进而阐明它对考察科学及其附属的各种批判的重要性之后，我将再回到后现代主义和科学之批判的和激烈的交锋的问题上来。
　　 三、后现代科学哲学应该存在吗？
　　“后现代科学哲学应该存在吗？”这个问题强调了两个相关的论点：第一，后现代主义不同于现代主义；第二，如果有区别，那么一直存在着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确，如果人们同意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在于其心理学的背景和可能性，那么阐明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就是可能的，比如对“说明”或描述“自然”所要求的解释活动的认识，已经展示了许多真正的科学家。回首17世纪，人们很容易就能在弗兰斯西·培根的《新工具》中发现他对科学研究的解释模式的认识，因而他也可以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拥护者”。理查德·罗蒂也许会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他和费耶阿本德结为紧密同盟，也把培根视为一个“自作主张的预言家”（a prophet of sef－assertion）， 把他看作是和“以自我为基础的预言家”（the prophet of self－grounding）笛卡儿和康德相对立的。
　　在方法论上，罗蒂对培根的评论可以被理解为提出了一种主要致力于研究对象的问题取向的科学观。根据这种观点，认识论问题更直接地和心理学的气质以及人们基于研究藉以进行的环境而历史地和社会地接受的时尚（fashions）相关。因此，人们不是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口味（flavor）甚至是由科学研究之最严格的现代主义的版本相伴随的，就是认为它是科学哲学的一种较新的或不同的种类或分类。对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这种考察，似乎必然和关于科学事业的结构主义观点有关。科学的结构，即斯蒂芬·图尔敏所描述的从“作为旁观者的科学家”到“作为参与者的科学家”的转变，立刻就成为一种政治承诺，一种再也不能由于其假定的价值中立而回避公开交锋来保护自己的承诺。
　　撇开对“后现代科学哲学”这个术语的滥用，人们可能受到很大压力地发现了一个适用于这个术语或在其拥护者中具有共识的、经过明确定义了的研究领域。目前，有好几个受到科学哲学这一标签影响的研究领域：科学史、科学方法论、科学社会学、甚至科学、技术和社会。但是，后现代科学哲学——它把两个互相争论的论证领域即后现代主义和科学哲学联系起来了——的范畴，则立刻成为有迷惑力的和令人可疑的。这种论证的迷宫实际上代表的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划分了现代科学哲学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时序指称（chronological designation ）或历史指称吗？它预示了一种关于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来临吗？此外，它是科学或科学哲学的焦点吗？
　　已经有人认为，后现代取向可以追溯到若干历史文本，但它却可能觉察到科学哲学之所谓的现代主义版本和后现代主义版本之间的一种区别。与此同时，新的研究方法根据的并不是“独创性”而是“差异性”。后现代主义者（他们的努力是不同的）的反省概念是对先前的或其他尝试的一种直接批判，例如，启蒙运动的现代主义者就声称其研究方法、方法论和成就优越于先前的各种实践。这种差异性的隐语（jargon）——无论是在德里达的意义上还是在利奥塔的意义上——试图通过开放研究领域和提供其他选择（这些选择既没有声称优越性，也没有声称必然要摒弃一切先前已知的话语形式）来改进以往关于优越性的各种争论。而且，正如图尔敏承认的，这种差异性的隐语保证，它并不一定要把科学研究“实证主义地”还原为一种“简单的方法的框架”。
　　但到目前为止，关于什么是后现代科学哲学，我说的还很少。也许，聪明的办法是接受苏珊·鲁宾·苏雷曼的忠告：“如果后现代主义的实践在艺术中已经引起了争辩，那是因为它‘做（或没有做）什么’，而不是因为它‘是什么’”。从“它是什么”到“它做什么”，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苏雷曼继续解释说，后现代主义的“做”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地方，一个特殊的时间”。正如查尔斯·詹克斯解释的那样，后现代实践的具体语境化（contexualization）把他们和其他人区分开来了：“现代主义者和晚期现代主义者倾向于强调问题之技术的和经济的解决办法，而后现代主义者则倾向于强调其创造力的语境的和文化的成分。”
　　提出一个更为精确的定义是很困难的，因为定义不是过于宽泛就是过于狭窄，因而它们常常必定是受到限定的，正如库恩总是和他的“范式”概念相关一样。而且，提出一个定义和后现代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要捕获的是一个过于迅疾以致无法捕获的瞬间。因此，让我继苏雷曼之后进一步指出，后现代主义的实践——包括科学哲学的实践——阐明的是一种取向、一种方法、一种态度。谁的态度呢？在此，我倾向的是一种位于费耶阿本德的“什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和波佩尔的证伪理性主义之间的取向。顺便说一句，我诉诸于这些思想家不同于杰勒特·拉德尼斯基对他们的要求，例如在他看来，波佩尔和维特根斯坦必定是对立的两极，这种对立“雕刻”了20世纪科学哲学的景观。而就我的目的来说，这两个思想家的交往则背离了我自己的系谱学（genealo-gy），而且没有对后现代科学哲学或后现代科学之可能的和应该考虑到的模棱两可的名称（title）设定“界限”。
　　在其挑衅中，为了发展多种科学模式和研究方法，后现代主义坚持一种费耶阿本德所想像的多元论。在两种情况下，对最近的理论和科学发明存在着一种灵活的态度：他们欢迎“新来的人”，只要“旧的看守”没有被解雇或撤换。这就是我所说的那样批判的交锋，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置换（displacement）的过程（其中“新”和“旧”彼此继续发生冲突），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代替（replacement ）的过程（其中新来的人摆脱了旧的看守的任何痕迹）。在相对主义的问题上，费耶阿本德和后现代概念甚至具有某种姻亲关系：即各种模式的进化标准取决于其理论的框架，这些框架在文化上也必定被具体语境化了。费耶阿本德推进了对其逻辑主项的方法论思考，并通过邀请任何一种研究方法进行参与并符合类似的（科学）合法性而使得它们成为开放的框架，正如那些已经“建立了”的框架一样。承认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对波佩尔的观点的逻辑受惠性（indebtedness）及其反诘性，我想提出的是，波佩尔还能对这种开放性增加些什么呢？
　　波佩尔对费耶阿本德所假定的鲁莽性（recklessness）增加了限制。这种波佩尔式的限制并没有限制潜在的“新来的人”，因为他要诉诸的是全部科学假说，只要它们能够经受批判的经验检验并保护自身。这就是说，无论一种推测（假设）多么轻率，都应该允许它面对科学“上诉法庭”，并有其开庭的日子。如果它在原则上是可证伪的，那么就保留了其科学的地位，直到它事实上被证伪，并打算进行修改。这种波佩尔式的限制坚持认为，批判的考察既是以合理性为基础的，也是以经验材料为依据的。
　　这种限制太严厉了吗？它将使后现代科学哲学丧失其法国式的魅力和潜力吗？回答这些问题取决于应用这些限制的方法。启蒙运动坚持的那种科学方法走向了一种极端，以保证理性与合理性的一种严格的应用，并把它们的应用编纂进严格的逻辑术语当中。由于同样的原因，经验主义者以一种严格而忠实的方式诉诸于经验材料考察某些精微的事物，例如对汉森意义上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的正确评价。在图尔敏看来，现代主义方案中“所犯的错误”正如它目前的进步一样，在于没有意识到“行星系统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系统，在自然界中还没有其他存在系统适合于以同样的方式进行预测”。存在着一种理性的方式并没有狭隘地对一种特殊的方法或逻辑原则的框架承担义务，正如存在着一种经验的方式不一定成为一个经验主义者一样。
　　诉诸后现代科学哲学在于其灵活性，在于它对由波佩尔和费耶阿本德以及文学批评、建筑学和艺术批评领域中的学者所提出的观点的灵活接受。目前，我将继续集中考察波佩尔和费耶阿本德，因为将他们两人的思想并列起来考察可以表明，一种推论的交合（a discusive inter-section）可以归因于后现代科学哲学。 费耶阿本德的原则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因为他没有提出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严格的分界标准，因而根据事实本身（ipso facto）使任何一种理论和模式（如和西医相对立的中医）都成为合法的了。相反，波佩尔的原则被认为是理性的，而且其分界标准被认为是对本世纪逻辑实证主义标准的强烈冲击。那么，后现代科学哲学如何在理性原则和非理性原则之间楔入自身呢？它能够无视这种二元性吗？而且，如果能的话，会付出什么代价呢？即后现代主义的灵活性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允许各种矛盾共存的美德吗？
　　后现代的灵活性似乎在研究和实践的几个层面上起着作用。首先，既然后现代主义拒绝接受任何一种原则（无论这些原则是为哪一种事物设立的永久基础），那么相信这些原则既适合理性又适合非理性，就是不成问题的。这就是说，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人们所使用的这个基础是和语境或情境相关的，因而是“变化多端”的），那么人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它随时都会改变，它本身也会根据它被应用的特殊的“实用”目的而成为暂时的和受到约束的。关于这个问题，有一种正在增长的女权主义文学，这种文学将美国实用主义的焦点转变成了一种不同的话语。
　　其次，即使是这种与费耶阿本德相关的无政府主义原则也没有以一种非理性的形式出现，相反却存在着一种长期而艰巨的理性话语，这种话语赞成接受这种观点并诉诸各种一致的和无矛盾的概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可能正确评价逻辑原则的一种极少主义（minimalist）的应用，这些原则不再是严格的实践的规则，而是能够使谈话“顺利进行”（get off the ground）的指南。而且，这种态度既不是一种否弃了一定的语汇或话语形式的态度，也不是一种要求哈贝马斯式的“共识”的态度，相反，它是一种自由的态度，一种通过设定一个任何人都能跨越的门槛以试图解释排除传统障碍的态度。
　　第三，一旦批判的评价被看作改进一般话语（无论它是否是科学的）的工具，那么探求科学的合法性而非批判的评价，也就成为多余的了，如果不只是诉诸于权威的话。批判的评价作为交往之最低级的可能的门槛，原本是一种批判规则藉以形成的参照点。较低的标准是可以反对的，正如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所说：“现代主义，就它坚持高举最高的标准而言，在面临对较低标准的新的理解时，并没有被淘汰。”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灵活性继而引起很多批评和异议，其中某些批评和异议我们已经提到了。对这种灵活性的一种异议，是把和后现代主义这个语词相关的一切都斥之为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是对科学研究的诅咒，因为它可能允许两种互相竞争的和不可通约的理论相互共存，而没能区分其科学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如果说科学作出过什么贡献的话，那么这些贡献则是和能够区分信仰和真理、相信某人的陈述和这些陈述应该被相信的证据、以及想像的东西和实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一个标准的比较是巫术和科学，研究和实践这两个领域显然可以假定用现代主义关于科学和伪科学或非科学的分界标准来区分。一旦人们接受了相对主义，那么这种区分的标准就会丧失，从而使得科学技术威信扫地。
　　另一种相关的异议和后现代主义之空洞的本质有关，特别是当人们试图把它应用于政治实践或技术实验中去的时候。剥夺科学技术之令人尊敬的地位和物质性，并向任何人和任何想被称为科学技术的东西开放其住所（quarters），将会导致混乱并丧失可能诉诸的稳定性、安全性甚至常识。在传统上，科学一直是勇敢的知识分子躲避宗教迷信迫害的避难所，但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则彻底摧毁了这个最后的避难所。
　　 四、从科学到政治批判
　　当后现代科学哲学试图将其认识论关注应用于科学共同体所关注的各种特殊情况时，它是一种政治的话语模式。后现代取向对科学研究（如关于量子力学的各种观点）也许并没有什么挑战，然而，在它坚持的各种批判形式中，它能够鼓励对最近“被接受的观点”的结构和应用进行不断的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既可能是最温和的，也可能来自最遥远的地方。但它也可能是这样一种批判，即用另一种理论框架置换一种理论框架，而不仅仅是补充它。因此，所有必需的东西现在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宽容，而且后现代主义为使这种可能性成为事实做出了贡献。然而，正如下面将要表明的那样，诉诸（自由的）宽容会失去其力量，因为人们评价的是不同的批判的影响，并竞相提出未来科学哲学、一般哲学研究，或所谓科学事业的“最终语词”或“判决”。因此在这一方面，宽容可能是科学批判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20世纪后期的科学批判在其方法论的焦点和政治目标上发生了分歧。这些批判包括社会学的批判（如拉图尔和伍尔加）、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如阿罗诺维茨）和女权主义的批判（如哈丁），甚至包括从波佩尔到库恩这些哲学大家的批判。由于我们探讨的是下一个世纪，因此人们可以根据这些批判想像出不同的知识方案。首先，每一种批判模式都将无视其他批判，继续其努力，为传统的科学预设提供基础。因此，每一种努力都将有意忽视其他努力。其次，注意其他人的努力，即每一种批判模式都将试图登上一种霸权地位，从这种地位出发，所有其他努力或者被认为是有贡献的，或者被认为是非主要的，结果一种模式将占统治地位并使其他一切模式相形见拙。第三，各种不同批判之间的竞争将引起各种努力的混乱，因此其效果在总体上将是边际的或被概观的。
　　这三种方案可能同时出现，因此知识舞台上的模糊画面就可以搞清楚。然而，在所有这三个方案下，却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所有科学批判模式都将无力改变一切，因而仍将维持现状，在不同批判模式中诉诸某种交锋，（在学术和知识的语境中）就是在政治上维护这样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仅改变了科学家的特殊实践，而且改变了他们藉以操作的资本主义环境的全部政治结构。这种交锋的一个可能的场所也许就是后现代科学哲学。正是因为如此，我想更清楚地考察在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波佩尔主义者和任何其他批判团体（他们都对彻底改变科学家的——语言学的和直觉的——实践承担义务）之间，是如何结成同盟的。
　　辩证的批判试图理解一种理论或模式或行为方式的内在结构，这种结构在两方面为一种可能同时推进的重构提供了舞台。一方面，它为以一种严格的方式考察某些含混不清的或不言而喻的预设提供了一个机会，如女权主义者主要议论的是话语或实践的各种中性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提出了理论或模式或行为方式藉以可能被推至其“逻辑主项”的各种途径，以评价其潜在的崩溃，如马克思主义术语中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一旦经历了批判的评价过程，也还存在着对各种理论或模式行为方式进行选择的可能性。历史的例证是很多的，一个例证是维也纳学派成员中的归纳主义者和波佩尔之间的争论。归纳主义／实证主义的观点由于其不甚正确的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标准而受到批判。证伪则被假定为经验上检验各种推测和假说的科学“内容”的指导原则。波佩尔的证伪原则（及其附属的逼真概念）代替了经验确证的归纳主义原则了吗？他的批判拒绝了科学家关于形而上学承诺的讨论了吗？或者正如某些批判家继续宣称的那样，波佩尔的批判已经被或然性的归纳主义框架替代并不再是一种选择了吗？
　　另一个例证是库恩关于范式转换的观点以及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它代替了关于科学方法论的各种传统观点了吗？库恩的思想是由他对历史记载的说明和重构以及他所集中考察的某些社会学方面（这些方面组织并影响了科学共同体内科学知识的增长）所支撑的。因此，库恩的批判试图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即人们可能相信的一种更为精确或恰当的方式）重塑科学。但是，库恩的批判所取得的成功由于其导论几乎立刻成为一种无情批判的靶子：某些人谴责他的观点是不负责任的并伴有非理性主义的成分；某些人声称，他的观点是如此含混不清和模棱两可，以致根本不是一种有条理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批判，从卡尔·马克思到斯坦利·阿罗诺维茨，都具有这样一种共同的信念，即他们揭示了科学就是它实际上所呈现的那样：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活动目标就是剥削工人阶级（现在可能还有中产阶级）。对科学的这种批判试图指责环绕在科学隐语及文本之上的神秘性，以展示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真理的理想。纵观现有的关于技术和理想的这些巨大的分歧，他们显然是想根据这些批判，用某些其他的、更好的话语和实践形式来代替当前流行的各种科学实践。
　　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有什么不同吗？答案是既相同又不相同。正如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都把“剥削”和“异化”这些有用的语词当作旗帜以支撑其话语一样，后现代的批判也在许多其他的旗帜中举起了“置换”的大旗。假定“置换”这个语词取代了“替代”这个语词，那么后现代话语就应该与其他相邻的话语一致起来，而不能自称跨越了或克服了先前的各种话语。
　　 五、自由的偏狭和激烈的交锋
　　“关系的网络”已经被理解为“迷宫”，因为它很难将一种叙述和另一种叙述区分开来，因此每种叙述都以一种以上的方式与其他各种叙述相联系。系统地解构任何一种特异性和独特性的要求，可能使人感到困惑，正如哈拉维认识到的那样。因此，她似乎更愿意用“协同性”和“会话”的概念来解释她的一般取向。
　　“协同性”（solidarity）这个语词已经被罗蒂广泛使用。我在前面曾经提到，罗蒂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方式说明了培根的工作。但是罗蒂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自由，它也许是资产阶级的，也许是特权的。例如，在他对包括“偶然性”和“反讽（irony ）”的后现代取向的解释中，他根据一种“自由的乌托邦”的理解，谈到了“人的协同性”。但是罗蒂的协同性并不是哈拉维的协同性，而且这种区别对符号（note）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是要理解后现代主义和科学之间的批判交锋的话。
　　尽管罗蒂在他的着作中很快就诉诸于乌托邦的概念，但他显然不是马克思或哈拉维的乌托邦的翻版。在他看来，“自由的西方”的乌托邦梦想“与其说是一种解放的乌托邦，不如说是一种宽容的乌托邦”。罗蒂对后现代政治的蔑视，可以从下面的命题中得到推测。他认为，革命的政治不过是一种知识的展示，即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不足以使人对铺架连结知识的“小岛”和“大陆”之间的联系通道产生兴趣。
　　罗蒂本人的立场是和法国哲学家的立场相对的，而且并没有直接谈到对科学的女权主义批判。但是，如果我试图建立的对科学的后现代批判和女权主义批判之间的这种联盟即使能够暂时结出果实，罗蒂的态度也可能立刻削弱它的基础，并对女权主义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起到相反的作用。这就是说，在这一方面，罗蒂的观点是中肯的，因为他很容易转向任何一种努力，使科学话语更为激进，并把它们带向一种自由的交合（liberal fold）。在罗蒂对后现代批判和女权主义批判的地位的评价中，最有问题的是他对“大陆”这个语词的滥用。他所寻求的协同性是和这个大陆即自由的知识体系相关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是和划分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相关的。但是，某些原则是不可通约的，而且某种时候，这些区分也不能简单地被“划分”：真理不可能位于“中间的”某个地方。
　　罗蒂的宽容（这种宽容就继续批判他的观点并与之进行激烈交锋而言，是一种自由的偏狭）可能由于乌托邦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即那些仍然梦想使科学革命化的人）而受到损害。为了宽容而舍弃解放，罗蒂背离了他自己的优势（因为解放不再是必需的了）和偏执（为宽容而辩护使他的权力地位不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也许罗蒂关于宽容和解放的二分法必然会被克服，因而自由主义者和激进的批判家都会宽容一种解放的乌托邦。
　　当对科学的女权主义批判构想出各种削弱了科学的霸权地位的策略时，他们便用各种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编织了认识论的论据。像罗蒂这样的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人，也许无意中削弱和背离了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批判科学的各种努力，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必须改变他的态度和取向，以注意到那些提高或妨碍各种可能的改造的心理学背景。我想要增加给政治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的这种心理学的层面，已经由其他一些尊重人的承诺和个人的确信的学者提到了。
　　 （译者单位：天津解放军运输工程学院）＊
　　
　　
　　
国外社会科学京45-51B6外国哲学R.萨索尔/曲跃厚19971997 作者：国外社会科学京45-51B6外国哲学R.萨索尔/曲跃厚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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