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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代社会的新话语
　　资本主义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使得其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和重组，并促使那些具有敏锐意识的理论家们为这种社会重新勾画图谱，由此出现了“富裕社会”或“新工业国家”（加尔布雷思）、“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晚期资本主义”（弗·詹明信）等学说。在法国，40年代开始施行的莫内计划提倡国家控制政策，使其在60年代出现了现代化、技术发展、垄断企业和国家技术官僚，“法国经历了一场辉煌的复兴。停滞不前的经济体制变成了全球最具活力和最为成功的经济体制之一，物质现代化快速向前推进，一个农业社会转变成了一个以城市工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到处是繁荣的景象，同时伴随着生活方式的变革，法国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同新的模式之间的种种奇妙冲突也随之出现。……人们以往一直埋怨死抱住过去的那种生活，如今他们突然间面对生活在现代世界这一事实——这使他们既激动又措手不及。”（注：约翰·阿达（John Argdagh），1982，《八十年代的法国》，纽约，第13页。转引自S.贝斯特和D.凯尔纳，1991，《后现代理论：批判的质疑》，纽约。）
　　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促使法国的理论家们提出全新的社会理论来说明社会条件和日常生活的变化，而战后法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新出现的摩天大厦、百货商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无所不在的消费品广告和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更是促使理论家们去研究时尚、传媒、消费品，去分析语言、表象、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意象和符码。于是，列斐伏尔把战后新的社会称作“技术社会”、“富裕社会”、“闲暇社会”，最终又称之为“有计划消费的官僚社会”；迪波称之为“展览的社会”；雷蒙·阿隆和阿兰·图新则称之为“后工业社会”。
　　　　　　在战后这批群星闪耀的理论家中，　让—博德里拉（JeanBaudrillard，1929—　）， 无疑是一位作出了重要贡献却一直被国内学界所忽视的理论家。博德里拉60年代中期在南特大学（巴黎第五大学）师从列斐伏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状况进行研究，并同罗兰·巴尔特过往甚密，因此，从走上专业的学术研究之途的一开始，博德里拉就突出了文化、意识形态和符号在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强调大众传媒、时尚、艺术性和技术等等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化形式和消费形式，强调只有研究和考察商品化、文化和符号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逻辑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才能够真正理解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及其他各种社会现象。这些基本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早期着作《物的体积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
　　　　　　二、“消费社会”的符号学维度
　　二次大战后迅速变化和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博德里拉理论探讨的出发点和主要对象。博德里拉用“新的技术秩序”、“新的环境”、“日常生活的新领域”、“新道德”等字眼来描述这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并且认为，这种社会的特征即是“消费”和“富裕”：
　　如今，我们无处不被丰富多彩的物、服务和消费品所形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和富裕所包围，这在当今导致了人类生态学的一种根本变化。严格而言，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他人所包围，而是被物所包围。他们不再同其他人交往，毋宁说，他们的日常交往成了某种表现，旨在获取和操纵物与信息……“环境”和“氛围”的概念无疑成了时髦，仅仅因为我们的生活逐渐变得较少同他人相关，较少同他人的在场和话语相关，而是更多地处在欺骗性和臣服性的物的默视之下，这些物持续重复着相同的话语……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注：博德里拉：《消费社会》，载于《让—博德里拉文选》，1988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第29—30页。）
　　“消费社会”或“富裕社会”同时是一个物质极大过剩的社会：“大型百货商场充满了奢华的罐装品、食品和服饰，它们已成为富裕的主要场景和几何中心……我们的市场、商业大街和购物中心……是我们的迦南之谷，其中流淌着的不再是奶和蜜，而是番茄酱和塑料缺口。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不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物质的过剩，是对每一个人都表现出来的过剩……”。（注：博德里拉：《消费社会》，载于《让—博德里拉文选》，1988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第30页。）
　　既然“物”与“消费”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心，那么，通过对“物与消费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进行分析，就能够使我们理解日常生活的结构，把握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博德里拉在其处女作《物的体系》的一开始便描述了“物”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日常生活中的组织结构，其理论依据就是：所有社会成员都是通过物的生产、安排、使用和消费活动来组织其日常生活的，现代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环境完全成为一种多功能的有限空间，“物”不再像以往那样是表现性的、主观性的、家族的、传统的和装饰性的，而是更为功能化、同质化、人工化和缺乏深度。
　　博德里拉进一步使用了“氛围”（ambience）的概念来说明和解释“物的体系”，因为“物”固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但同时又必须同其他东西关联在一起（比如职业经历、儿童时期受教育的程度、居住地、人际关系网络等等），有关“物”的话语必须同其他社会实践相关联：“毋庸置疑，物品往往构成了一种认同体系，但它连接于尤其是附属于其他的体系（诸如手势、仪式、典礼、语言、诞生仪式、道德价值符码等等）”。（注：博德里拉：《物的体系》，载于《让—博德里拉文选》，第19页。）因此，围绕着“物”而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环境或“氛围”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符号体系。从此开始，考察“符号”在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组织方式、本质和效果便成为博德里拉着作中一以贯之的重点。
　　“物”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体系”，那么对“物”的消费便可能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及其内在区分的主要基础。博德里拉认为，消费品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分类体系，对人的行为和群体认同进行着符码化和规约；他还特别分析了广告词在这一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如果说，我们把产品（product）当作产品来消费，那么， 我们则通过广告来消费其意义。……广告业真正的所指是在一夜之间以其全部的纯粹性而出现。广告……促成了大众社会，它借助一种任意的、系统的符号来诱使人们的认同，刺激人们的意识，并在此过程中把自身重新构造为一个集合体。大众社会和消费社会不断从广告中获得其合法性。（注：博德里拉：《物的体系》，载于《让—博德里拉文选》，第10页。）
　　广告的这种作用在某种程序上锣似于列维—斯特劳斯所分析的图腾系统或社会关系的无意识结构的功能，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借助这种任意性的图腾符号使自身获得了维持自身特性的能力。广告所使用的符号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区分体系”，使得一种消费品同另外的消费品区分开来，由此使消费品成为一种系列或体系。“物”只有在被消费时，亦即其“意义”被传递给单个的消费者时，这种“物”才能发挥其自身的作用。一种无穷的“符号游戏”便可能从中出现。
　　由于获得了一种符号学的视野，博德里拉便对“消费”作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照：“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消费看作是工业文明的一种典型模式，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从根本上把消费同其作为满足需求过程的流行意义区分开来。消费不同与主动性的生产方式相对立形成一种被动性的摄取和占有方式，以便成为一种朴素的行为（和异化）概念。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表明，消费是一种主动性的相互关联的方式（不仅对物是如此，对于集合体和世界而言亦然），是一种系统化的行为方式和总体反应，我们的整个文化系统就建基于其上。”（注：博德里拉：《物的体系》，载于《让—博德里拉文选》，第21页。）
　　在博德里拉看来，物品并不就是我们的“消费”对象，它们充其量只是需求的对象和满足这些需求的对象。我们一直在购买、占有、享用和花费，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在“消费”。原始社会中的节庆、封建主的挥霍、19世纪资产阶级的奢华，所有这些行为都不能被称作是“消费”行为。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可以被称作是“消费社会”，并非因为我们比以往变得更富裕了，占有了更多的意象和资讯，也不是因为我们掌握了更多的器械、设备和科技手段，因为“物”的数量和需求的满足仅仅只是“消费”的前提条件，不足以用来界定“消费”概念本身。博德里拉进一步提出：
　　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食物、服饰以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亦非依据视觉和听觉的意象和资讯的材料来界定，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指称来加以界定的。消费是在具有某种程度的连贯一致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资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注：博德里拉：《物的体系》，载于《让—博德里拉文选》，第21—22页。）
　　由于把“消费”定义为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或总体性的观念实践，这样的“消费”便大大超出了人与物品之间的关联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个体性关联，从而可以被拓展到社会、历史、文化乃至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在此，“物”与“消费”同人类关系的“消费”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等的逻辑：要成为“消费”对象，“物”必须成为“符号”，因为“物”从来都不是因其物质性而被“消费”的，而是因其同其他“物”的差异性关系而被“消费”的；同样，当“物”转变为系统化的“符号”，当“消费”成为系统化的符号的操作行为时，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随之转变成一种“消费”关系，也就是说，人们之间的关系试图在物品中并且通过物品而被“消费”——事实上，“消费”（consume ）一词在此展开了它的双重含义：它一方面意味着“消费”（因而也就是消除），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实现”（因而也就是完成）。博德里拉还特别举了美国的夫妻们每年都要交换结婚戒指的案例说明，这种“消费”行为是企图通过礼品和购买来“指称”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夫妻关系，因此，“每一种欲望、计划和需求，每一种激情和关联都被抽象化（或物质化）为符号，并且成为有待购买和消费的对象”，“被消费的不是物，而是关系本身”。（注：博德里拉：《物的体系》，载于《让—博德里拉文选》，第22—23页。）
　　在提出和阐发他的符号学消费理论的过程中，博德里拉还进一步在《消费社会》一书中重点批判了以往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领域中以需求为出发点的消费理论。他把这种以“经济人”（homo-economicus ）概念为基石的需求消费理论以下述这种寓言化的方式加以描述：
　　曾经有一个人，生活在匮乏之中。经过在经济学中的诸多冒险和长途跋涉之后，他遇见了富裕社会。他同富裕社会之间一拍即合并且产生了许多需求。（注：博德里拉：《消费社会》，载于《让—博德里拉文选》，第35页。）
　　在博德里拉眼里，从马克恩到加尔布雷思的整个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消费理论都是这种从“经济人”的设定出发的需求消费理论，这种理论表面上看来有其政治道德含义，因此需求可能是世界上最公平分配的东西，人们在作为交换价值的物品面前是不平等的，但是他们在作为使用价值的物品面前却是平等的，人们根据自己的阶级、收入或性情来决定是否使用物品，但利用这些物品的潜在可能性却是人人都有的，每个人获得幸福和满足的可能性都是同样丰富的，这便是上帝面前人人都可能平等的思想的一种尘世化表现，即“需求民主”。（注：参见博德里拉：《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载于《让—博德里拉文选》，第71页。）然而，此种“需求民主”并不能够掩盖其同义反复的内在矛盾，因为把需求和满足加以神化，只会导致“我买这件东西是因为我需求这件东西”的同义反复，而在博德里拉看来：
　　消费没有任何界限。如果天真地把消费看作是一种摄取和饕餮之举，那么总会有饱和之时。如果视之为需求秩序的一种功能，那么总会有满足之时。然而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试图消费愈来愈多的东西。这种消费驱动力并不是某种心理因素的结果，亦非仅仅是一种模仿的力量。如果说消费是不可遏制的，这恰恰因为它是一种总体性的观念实践，不再同需求的满足有关，也不再同现实原则相关。（注：博德里拉：《物的体系》，载于《让—博德里拉文选》，第25页。）
　　因此，博德里拉得出结论说：“消费是一种维系符号运作和群体团结的系统：它同时是一种道德（一种意识形态的价值系统）、一种交往系统、一种交换结构”，“消费系统是以符号代码（物／符号）和差异性为基础的”，“消费是一种集体性的和主动性的行为，是一种约定，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价值系统，该词蕴含着群体团结和社会控制”。（注：博德里拉：《消费社会》，载于《让—博德里拉文选》，第46页、第47页、第49页。）
　　　　　　三、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如果说博德里拉从符号学的角度对“物”和“消费”进行阐释还只是对符号学理论的一次“挪用”，那么，《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则展示了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批判，博氏进而把这种批判运用到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之中。
　　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理论中，“能指”（the signifier ）或语词是同“所指”（the signified）、“意象”（mental image ）或“指称对象”相分离和割裂的，因此“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任意的：“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连接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注：索绪尔，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第102页。）一个符号的“值”（value）是由塔同其他符号和结构性关联所构成的。博德里拉认为，索绪尔的这种“策略”实际上是把“所指”或语词所指称的对象当作了“能指”或语词的“辩解理由”。而政治经济学的商品理论则秉承了同样的“策略”：在一个由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商品有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相对区分，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是指其满足某些需求的功效，而商品的“交换价值”则是指它的市场价值。这种理论同样是运用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策略”，即把“使用价值”当作“交换价值”的“辩解理由”。
　　在博德里拉看来，仅仅对“物”作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显然是狭隘的，因为有许多“物”难以还原到这种两分法之中。比如，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依然普遍存在的“礼物”（诸如结婚戒指）就是超越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两分法的一种“物”，有鉴于此，一种“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必要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分析符号形式，就如同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分析商品形式一样。由于商品同时包含着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其总体分析必须包含着系统的两个方面；同样，符号既是‘能指’又是‘所指’，因此对符号形式进行分析必须在两个层面上进行”。（注：参见博德里拉：《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载于《让—博德里拉文选》，第75页。）博德里拉进而提出了这种“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三大任务；从批判政治经济学走向批判“使用价值”，从批判政治经济学走向符号和符号系统，提出“象征交往”（symbo lic exchange）理论。（注：参见博德里拉：《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载于《让—博德里拉文选》，第63页。）
　　为了提出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种总体理论，博德里拉为“物”这一范畴增添了“象征物”和“符号物”的概念，并且指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四种各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逻辑：
　　（1）实际运作的逻辑，其对应于“使用价值”；
　　（2）等同性逻辑，其对应于“交换价值”；
　　（3）模糊性逻辑，其对应于“象征交往”；
　　（4）差异性逻辑，其对应于“符号价值”。
　　上述这四种逻辑也可以相应地被称作是“有用性逻辑”、“市场逻辑”、“礼物逻辑”和“身份逻辑”，“物”在这四种逻辑中也相应地成了“工具”、“商品”、“象征”和“符号”。（注：参见博德里拉，1981，《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圣路易斯，第66页。）
　　博德里拉还从上述四种不同的价值逻辑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普遍化的换算公式来阐明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理论：
　　“符号价值与象征交往之间的关系，同交换价值与合作价值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
　　“符号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同象征交往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注：参见博德里拉，1981，《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圣路易斯，第126页。）
　　这些抽象化的换算公式揭示出，“能指的逻辑的、它的自由活动和运作是如何成为交换价值系统的逻辑的，所指的逻辑是如何从属于能指的逻辑的，使用价值的逻辑是如何从属于交换价值的逻辑的”。（注：参见博德里拉：《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载于《让—博德里拉文选》，第63页。）这些换算公式的获得，是把符号形式的分析同商品形式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结果。而在博德里拉看来，以往纯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者说物质生产理论只是一种“商品拜物教”，符号学或者是文本生产理论只是一种“符号拜物教”，两种理论都没有能够把对符号形式的分析同对商品形式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于是博德里拉得出结论说：
　　如今，消费（如果说该词具有不同于庸俗经济学家的含义的话）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商品完全被当作符号，被当作符号价值，而符号（文化）则被当作商品。……如今任何东西（物品、服务、身体、性、文化、知识等等）在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都不能够单独被作为符号来解释，或者单独被作为商品来把握，在一般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起主导作用的任何东西既不单独是商品也不单独是文化……而是不可分割的两者的结合体……。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集聚在一种复杂的模式中，从而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最普遍的形式。（注：参见博德里拉：《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载于《让—博德里拉文选》，第80页。）
　　博德里拉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把对符号形式的分析同对商品形式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结果，而这种结合归根结底是把文化分析引进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和批判的领域，因此我们同时也可以认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文化分析、文化理论或文化阶级策略。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博德里拉便曾从电视这一“隐喻”入手对这种文化理论作了举例说明：电视首先是一种物，具有商品的特征，但电视还可能被看作是社会象征符号，是社会成员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作为消费者的单个个体也正是凭借这种地位和身份而被整合到社会系统之中。由于电视这样的“物”具备了商品的价值和社会仪式的价值，因此，“一种适合的关于物的理论不能够建立在需求及其满足的基础之上，而应建立在一种声望和指称理论的基础之上”，“对‘消费’进行社会学分析，其根本的概念假设不是使用价值及其同需求的关系，而是象征交往价值”，在“购买、市场和私人财产等等所有的上层建筑后面往往存在着社会失望的机制”，“此种区分和声望的机制恰恰正是价值体系以及社会等级秩序整合体系的基础”。（注：参见博德里拉，1981，《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圣路易斯，第30页。）
　　从文化分析或“文化阶级策略”的角度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以往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和符号学理论加以批判，显然表明了博德里拉“六经皆我注脚”的思维倾向。博德里拉着作的主要英译者及其思想的主要研究者、 英国Loughborough 大学社会高级讲师迈克·甘恩（Mike Gane ）便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博德里拉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了批判。在他看来，英国工人喜欢啤酒，法国工人喜欢葡萄酒，说明酒同时可能是符号和交换价值，是礼物和社会声望的表现，而博德里拉把“物”的使用价值囿于符号系统之内显然是狭隘的，因为对使用价值的分析同时必须和符号系统外其他社会实践和文化进程结构一并加以考察。（注：参见迈克·甘恩，1991，《博德里拉：批判命运理论》，伦敦，第84页。）这种批判显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之意。事实上，博德里拉认为使用价值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东西，这种读解是“树起了一个稻草人马克思，极其夸大了马克思需求理论和使用价值理论中的所谓自然主义”。（注：道格拉斯·凯尔纳，1989，《让—博德里拉：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及其超越》，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第36页。）虽然广告、时装、大众传媒等全新的主宰手段在马克思的时代并没有像在当代社会这样占主导地位，因而符号价值及其功能、合理化和系统化的过程并没有成为马克思的理论考察核心，然而，博德里拉为了强调自身的符号理论而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自然主义或经济主义式的读解却是一种单向度的片面读解，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文化实践和社会历史进程的强调。博德里拉理论和学说中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他使用了大量新概念和新术语，他本人却很少对这些概念和术语加以严格清楚的界定，其立场的变动不居更是加大了人们对这些概念和术语的理解难度。这一问题在博德里拉有关“符码”、“类像”、“仿真”、“超现实”等等概念和学说的表述中更加明显。
国外社会科学京50～55C4社会学季桂保19991999通信地址：上海《文汇报》社 作者：国外社会科学京50～55C4社会学季桂保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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