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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学科在诸学科中最直接关涉到人类对其自身的反思。它包括诸如语言学、文学、古典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哲学以及宗教等领域，这些学科使得我们得以某种个体的或相互交融的样式契入诸如表达、情感、传统、记忆、象征、思想和终极关怀等属于人类自身的方面。确然无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之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人文学科却具有这样一种直接性，它特别地关系到人类对自身境遇的理解与颖悟。这一点恰可说明为何在人文学科中，我们不易觉察到认知者与被认知对象之间的界限，而旁观者与当事人之间的角色分别并不是那么显然的。
　　人文学者对价值与事实的双重介入要求他们批评性地意识到他们契入问题的诠释性视角，并且能够自我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着的伦理与宗教的信念。而且，在人文学者的探求中，根本不可能存在那样一种由量化的客观性所提供的避风港，但这对于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来说，仍然具有某种想像中的可能性。然而，人文学者却被赋予一种牵涉、参与乃至投入的情感，从这层意义上而言，他们应被培养为公众知识分子。但是，人文学与公众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却具有丰富的多义性。
　　在现代西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尽管诞生于十九世纪的沙皇俄国，但西欧与美国的知识分子却在一种远为广阔的文化渊源中确定他们自身的涵义。从词源上而言，“知识分子”这一语汇取自俄罗斯的知识阶层。由于深受法国启蒙运动的感召，这一阶层中的某些成员致力于他们俄罗斯母亲的西方化运动。因而就他们的知识分子概念来说，即使不是一个革命者，知识分子也必须是一个行动者：他必须关心政治，必须投入社会生活并且具有文化上的敏感性。于是，这样一种人既非古希腊意义上的哲学家，也不是希伯来语义中的先知先觉，而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致力于社会内部的创造性变革的反思者。
　　根据这样一种定义，一个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一个现状的批判者，因而常常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人；然而，知识分子概念同样应该包括那些“斯拉夫主义者”，即主张回归至俄罗斯的传统精神价值之中的这样一些人。就西欧或美国的情况而言，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则更为复杂。一旦知识分子无须与现存政治保持一致，他（或她）便也不必与政治运作所要求的权力结构保持距离。也就是说，西欧或美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态度常常有点暖昧。固然，抗议已成为知识分子精神中的一种典型品格，但它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获得表达。譬如，在美国，它的实现在于增进市民社会；在英国，则体现为社会批评；在法国，则是文化上的反省；而在德国却体现为民族一体化的进程。这任何一种方式都不同于俄罗斯，而在俄罗斯知识分子那里，抗议的精神首先直指政治的上层建筑。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关联中，东亚关于读书人的理想则为讨论公共领域内的知识分子理想提供了一种更为有价值的参考。
　　在儒家传统中，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及对文化的关注，是读书人最鲜明的特征。中国的“士大夫”，日本的“武士”以及朝鲜的“两班”（包括文官与武官），他们不仅仅致力于自身的修养，而且担负着齐家、治国乃至平天下的重任。一句话，他们身处其位，就具有凭其权力与声望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他们都具有这样一个信念，即要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并且更有效地实现太平与繁庶的大同理想。他们为从内部改造世界这样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所激发，力图通过一种示范教育，以激励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促使人类繁荣的教育进程中去。
　　如果知识分子不是从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规定，而是着眼于它的自我认知及其社会功能的一面，那么，学院化的人文学者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知识分子理想的继承者，不论是俄罗斯的、西欧的、美国的抑或东亚的都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形态。
　　如同马克斯·韦伯通过他特有的概念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生活的职业化使得这个问题更为复杂。由于人们才从（中世纪的）“神秘园”中苏醒过来，便置身于现代性的“铁笼”之中，我们的日常生活便被一系列平行的领域规定着：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社会、审美、宗教。尤其是，我们自己的职业化生活占据了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于是，在我们那支离破碎的（如果还不是相互隔绝的）生活世界中，要想围绕着某种统一的生活目标而组织协调各人的利益与愿望将会显得何其艰难。无论如何，尽管完全的整合统一既非可能亦非必要，但由日常之生活及生命之意义对于和谐性的要求却常常是紧迫的。韦伯关于知识分子个人的存在选择——是“科学之为召唤”还是“政治之为召唤”——却暗示着现代知识分子范畴的双重涵义。
　　“科学之为召唤”可被视为知识分子范畴中的一种倾向于自持与内敛的回应：通过把自身托付给纯粹的学术研究，现代知识分子能在非功利性的（这其中实际上暗含着某种目的感）学院化追求中寻找到慰藉。具有良好防范功能的“象牙塔”，却也并非异于为中世纪的僧侣们所建的隐居地，它为学者们进行基础研究及构思文化转型，提供了一处安全的圣殿。与此相应的“政治之为召唤”则是这一范畴中的一种介入社会的回应，它使现代知识分子参与到公众事物之中，并且以一种超乎哲人或祭司之想像的方式对社会施加深远的影响。在韦伯看来，有关责任感的伦理规范，正因其不同于终级目标所设定的要求，而需要某种政治性的参与。知识分子正由于具备了职业性的专长以及正确的自身知识，所以能够有效地为政治服务。然而，这两种不同的召唤是如此截然相反，彼此之间难以相互协调。事实上，也许韦伯并没有试图为现代知识分子调和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内敛的和介入的），而且他本人也遭受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对立。正由于这两种态度之间的紧张与冲突无可调和，学者型的政治家概念作为一种术语都显得自相矛盾，而人文学者则的确常常困扰于这样一种两难抉择。
　　准确地说，“人文学者”这一词可以指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它或是指一个人文学科的学者（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古典学者、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宗教家等等），或是指一个深具人文关怀和信念的人。前者是指某种学院化的职业，而后者从原则上而言，则应该超越职业化。严格地说来，职业化的人文学者，如同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首先是学院人士。无论就其定义或教育功能，研究者或教师（抑或两者兼是），他们的职业本身并没有迫使他们成为知识分子。研究转换生成语法、莎士比亚文学、古希腊语言学、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德国唯心主义、非洲亲属关系、或宗教仪式学的教授并不必然地比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或数学家更关心政治，投入社会或敏感于文化。实际上，一个社会学家或生物学家可能会选择担负起公众知识分子的角色，而这一角色却常常为绝大多数的人文学者所忽视。
　　一些提倡公众神学或公众哲学的人文学者指出，某些学院人士感到一种超越他们的职业性限制而使自己的专长运用于公众事业的必要，而且学术运用于社会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贡献。这样一种人文学者与具有人文关怀与信念的社会公民之间的卓有成效的相互作用与彼此协作，正体现了正统观念的延续以及某些最典型的“人文科学”观念的正当性（诸如詹巴蒂斯塔·维科、卡尔·雅斯贝尔斯与汉娜·阿伦特所倡导的）。
　　如今，人文学科作为一种学术领域，最直接地关系到人类对自身反思，因而重新担当起启示那些具有人文关怀的人的任务。值得告诫的是，只有一小部分的人文学学者倾向于成为公众知识分子，其余的由于致力于人文学科自身的探求，则根本没有为韦伯吁求的“政治之为感召”所激励。无论他们是否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听从于“科学之为召唤”，这一感召却引导着他们的精神生活成为某种职业。这种对学院化工作的认同与那些在社会与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同事们的态度并无不同。他们也许并未感到有必要为其存在与学术兴趣向公众辩护，他们没有也从没有想过要成为公众知识分子。然而，相当重要的一点在于，必须注意到他们的研究与教学对于高等教育机制的健康发展所具有的批评性价值，并由此而产生的对于整个社会的助益。很明显，讨论有关人文学科之于一种活跃的民主制的关涉性与重要性可从它处入手，因为人文学者本人其实并没有从其职业化的要求中感受到有责任要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
　　学院中的公众知识分子可以来自所有的领域。对人文学科之重要性的陈述并不都必然来自历史学家或哲学家，他们很可能是物理学家、化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学家。事实上，有良知的行政官员、深思熟虑的新闻记者与见多识广的政治家能够比人文学者远具有影响力。他们可以向普通公众传达人文学科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文科教育的主要科目，并且，恰恰是这样的教育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的根基。然而，人文学科对于积聚社会资本，提高文化竞争力，以及培养公民的精神价值观等方面作用却不是自明的，它需要不断地进行强调和推动。尽管人文学者并无必要向普通的公众实现其学术的“兑现价值”，他们却能够使其所学之专长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成为某种长见识、可接近又具有启发性的切实帮助。
　　学院中的人文学科研究机构实际上可以提供一大批潜在的公众知识分子，但是，职业性的压力却使得他们难以使研究的问题面向家庭、国家与世界。在人文学科的学院人士之中，朱迪斯·西克莱尔所说的“职业化的知识分子”微乎其微。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伦理学、韦伯的“政治之为感召”的观念，或让·保罗·萨特的生存参与，这一切都并非实际可行，因而并未取得学院人文学者的广泛响应与认同。相反，社会科学家，特别是那些从事于法律、公共政策、商业管理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却为他们的专业领域所驱使而介入公众事业，但他们是作为参谋者或建议者，他们的专长是其职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结果是，他们可能由于缺乏充分的政治关怀、社会投入以及文化敏感，而难以担当得起公众知识分子的角色。“自然科学家们”特别是那些在环保与医疗领域内的科学家，却能够很好地为社会承担起公众知识分子的职能。当然，一旦他们选择如此行事，他们将不仅仅是职业的科学家，而更是广见博识且有良知的公民。
　　由于公众知识分子仍然聚集在学院之内，因而印刷以及电子传媒提供了最具活力与影响力的传播方式。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社会批评家及政治评论家，无论是否从属于任何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倡导了公众讨论的特殊议题与对话方式。社会活动，特别是由环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消费者权益维护者、人权保护者以及宗教多元主义者所组织倡导的，亦吸引了普通公众的关注，并且，它们为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创造了各种样态的公共空间。此外，市民团体，包括各种基金会、非营利的机构以及各种为少数人种、贫困阶层、下层社会所设立的慈善举措，它们体现了美国市民社会的活力，这正如阿利克斯·德·托克维尔所明智地关注到的那样，它们常常成为美国民主之良知的表达。正是这些公共组织与机构培育了公众知识分子的灵智并为他们的声音提供了论坛。
　　事实上，商业团体为家庭、民族乃至世界性的热点问题提供了愈益显着有效的公众讨论机遇。为回应市场的全球化而导致的合作型文化转型激励着那些商业的领导层适宜地投入到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事业之中。在最近由全国商业学校为领导人士开设的课程中，包含有品格培养的教育，且特别强调伦理学科的重要性。这些说明了公众知识分子的观念，不仅同商业教育相关，而且特别有助于商业领导层的培养。
　　在我们这一信息时代，商业领导人士必须既能为公司赢得利润也能为社会积聚资本，既具有技术上的专长也能培养文化上的竞争力，既为雇员谋求物质福利亦能启迪他们的精神价值观念。因而人文学的教育对于培养未来商业管理人员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商业、贸易、金融行业的领导人士，一旦他们关心政治，投入社会生活，并且敏感于文化便能对人文学学者提出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既然在美国高等学府文科教育中最受珍视的依然是人文学传统，　　 那么人文学者将向“新人类”（Newhumankind）（借用日本人的一个时髦用语， 指在节奏感及多媒体虚拟现实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提供什么样的文化信息以使人们能更有效、更实用、更方便、更迅捷地进行思考？
　　政府部门或更恰当地说是政治进程，对于公众知识分子的有意义的活动同样是一方重要的舞台。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概念使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对现存状况的批判者，必然地会疏远于当政的政府官员。这一观念可能启迪了那些关注社会活动的法国当代知识分子，如从存在主义的让·保罗·萨特至后现代主义者米歇尔·福柯。但实际上，抗议的精神作为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显着特征，却很可以通过为政府的服务而获得实现。德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以及美国的知识分子常常是政府官员的咨询者和建议人士。而在东亚的传统社会里，无论是中国的“士大夫”，日本的武士阶层，抑或是朝鲜的“两班”，其作用相当于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在法国，一个政治权威人士如雷蒙·阿隆，可能比一个“萨特”或一个“福柯”更显明地体现出公众知识分子与所承担的伦理义务。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众知识分子并不使其自身局限于学院之内，他们服务于大众传媒、市民团体、社会运动、商业或政府部门等各个职业领域。新近出现的各种观念，诸如关于公共出版业、慈善机构、授权以及富有责任感的商业与政府活动启示了公众知识分子如何进行崭新的伦理对话。人文学科由于其直接地同公众知识分子相互间批评性自我意识的培育相关涉，则其应该成为文科教育的核心课程。
　　公众知识分子受惠于文科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无功利的学术精神的培养。公众倡议往往具有争论性，而那些激起普通公众之注意力的论题则常常不同程度地充满着彼此间的纷争与张力。公众知识分子并非仅仅是为利益所驱使的说客，他们必须具备某种超越性的目光以使他们的倡议服从于长远的周密考虑和道德的清醒意识。这样，他们所倡导的才能够最终有益于公众，乃至为整个人类共同体提供福祉。尽管忽视某些方面会使他们的见解有失公允，但他们所具备的职业性忠诚则能弥合这种偏颇。公众知识分子因而为文科教育的最优秀成果所指引，那就是一种根植于非功利性精神的普遍意识。事实上，正是非功利性精神使从属于各个领域的公众知识分子：学院的、大众传媒的、市民团体的、社会活动的、商业的以及政府部门的，能以一种超越职业化界限的方式相沟通，协商彼此的特殊利益并且参与一种不间断的对话，从而在整个社会展开批评性的公共讨论。
　　人文学者作为富有责任感的公民（包括那些无心成为公众知识分子的人士），必须认识到他们作为教育者的使命，从而使自己的知识视野扩展到象牙塔之外。固然，一个英国诗学教授或一个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员，无须公开维护人文学术的追求。而在美国，学术自由之可能、学院任期制度或者私立高等学府之活力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它们为那些希望规避公共争议的学者提供了藏身之处。而学术团体亦保护那些倾向于深居象牙塔之内的学者，因为事实上，这样一种规避的特权却依赖于公众知识分子为其利益的声张。这样，即使最具私人性的学者实际上也受惠于公众知识分子的吁求。另一方面，非学院化的知识分子与学院化的知识分子共同担负着使人文学科繁荣昌盛的使命，这同样包括那些从表面上看来同我们时代的热点问题毫不相干的纯学术研究。唯有这样，那使得公众灵魂得以纯化与丰富的知识分子精神生活才能获得持久和兴盛。
　　这一初步的讨论是为了表明，人文学科研究在引导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方面所具有的显着社会意义，而公众知识分子则反过来说明了人文学科研究对于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作用。公众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深具个人性，然而我们不能说这是纯属私人的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研究触及了我们共同生活世界的深层蕴义，因而这样的问题必须能相互融通而成为普受公众注目与关切的焦点。由于公众知识所给予的启示必定最终同市民社会的理想息息相关，而后者却又正是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念与志向抱负之所在，因而公众知识分子将体现出这样一种品格，即热心投入社会生活而不丧失其非功利性精神的远见卓识。
　　（本文是作者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二日世界第20届哲学大会上的发言）
自然辩证研究京59～62C1社会科学总论19991999陈怡/曾亦Tu Weiming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and　Philosophy，Harvard University杜维明，现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与哲学教授，哈佛－燕京学院院长，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其研究侧重于儒学之为一种生活方式及儒家人文主义的现代转型。主要着作有《儒家思想：自我的创造性转换》，另编有《常青树－现今中国人涵义之变迁》、《东亚现代化中的儒学传统—日本与四小龙的道德教育及经济文化研究》。 作者：自然辩证研究京59～62C1社会科学总论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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