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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论探究人类知识的起源、基础、真理性和辩护（justification）。 认知科学是哲学认识论的当代延续和扩展，是“当代回答长期未解决的认识论问题所做的以经验为基础的努力”（Gardner,P.6）。这些努力不但关注知识，还关注智能——实现知识的能力；它不但关注心智是什么，还致力于人工地实现智能的不同方面。
　　在认知科学的经验研究中，人们对认知和智能的观念经历了两次革命性的转变，形成了两代认知科学。第一次是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这次革命促成了认知科学的诞生。“认知革命”带来的重要的观念突破在于超越了行为主义否认心智的狭隘观点，承认复杂的行为和认知能力是经内在状态（internal states）即心智的调节完成的。在随后的发展中，认知科学，特别是它的中心学科心理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一个共同的研究范式，即将心智的内部状态视为抽象表征水平的逻辑或计算过程。基于表征计算范式的认知研究被称为“第一代认知科学”（Gardner）。然而， 这个范式遇到了两方面的困难：（1）当人工智能依照这个范式力图再现人类不同方面和水平的智能时，出现了一些根本的困境，以至于布鲁克斯说，“没有人再谈论复制完整的人类智能了”（Brooks, pp.139—159）。（2）当从生物发展的角度，也就是说从种系演化和个体发育两个尺度上追溯人类认知的发展时，人们发现存在不同于表征水平的广泛的认知能力，以及实现这种能力的不同于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生物神经系统，是功能主义或表征的计算无法充分刻画的。为了解决这两个困难，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新的认知观念开始逐渐凸显和成熟起来，其基本点是：
　　（1）具身的（embodied）：人的心智不是无形质的思维形式， 心智本质上是具身的生物神经现象，是神经系统整体活动的显现（appearance），机体的认知能力是在身体—脑活动的基础上实现的。
　　（2）情境的（situated）：认知是情境的，因为具身心智嵌入在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约束中。认知不是具身心智对环境的单向投射（projection），而是必须相应于环境的状况和变化。环境对于机体不是外在的、偶然的，而是内在的、本质的。
　　（3）发展的（developmental）：认知不是一开始就处于高级的认知水平。对人而言，认知不是一开始就处于言语思维的认知水平，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4）动力系统的（dynamic system）：认知不是一个孤立在头脑中的事件，而是一个系统事件。具身心智的认知活动和环境是耦合的，动力系统研究这种耦合情况下的认知发展的动力机制。
　　具身性、情境性、认知发展和动力系统四者一起构成了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观念基础。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论述这些观念的有机联系。
　　二、身体观
　　第二代认知科学以确定心智的身体基础、身体在认知和社会活动中的首要作用为标志，哲学地和经验地表明身体是我们接触、 介入、 认识和拥有世界的枢轴（pivot），是心智表现的最初样式。人们逐渐意识到， 将人的认知活动单纯归结到反思意识的符号思维水平是极为片面甚至有害的，人的认知活动需要从更基本的身体能力和身体经验中找到它的起源，以及在这个起源上的演化和发展。
　　笛卡尔的二元论奠定了近代基本的认识论的概念框架，同时造成了一个至今在意识研究中未能很好解决的身—心关系问题。在笛卡尔开启的区分中，身体被归为客体一侧，被视为无生机的机器。第二代认知科学正是在系统地扭转这种二元论的身体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进一步探究知觉、行为图式、记忆、学习、情绪、情感、思维是如何基于、体现于和实现于身体的。
　　1.身体—主体
　　具身认知的发展吸收了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的思想。梅洛—庞蒂指出人类主体既不是无形质的纯思维形式的主体，也不是将行为还原到物理解释的躯体，而是身体—主体（body-subject, bodily subject）。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完成认知任务的“我”或“主体”都是一种暧昧的（ambiguous）存在， 一种思维特性和物质特性编织在一起的存在。梅洛—庞蒂区分了两种身体：客观的身体和现象的身体（phenomenal body）。（梅洛—庞蒂，2001年，第538—540页）前者是一个能像物质一样进行分解的生理实体，后者则是某个“我”所经验和经历的、承载着“我”的、介入自然和社会的有机体。如果“我”是一个主体，那么“我”既不是“在身体前面、在身体之中”的存在，也不是先验地表征（representing）世界的、无形质的、与世界相对的思维存在；“我”就是我所经验的身体，是身体地在世存在（bodily being-in-the-world）。身体—主体而非无形质的思维主体，是人类唯一经验到的主体的样式。主体始终是身体之经和在世之纬编织而成的：“……主体的本质联系于身体的本质和世界的本质，是因为作为主体的我的存在就是作为身体的我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是因为被具体看待的作为我之所是的主体最终与这个身体和这个世界不可分离”。（同上，第511—512页）这个样式呈现两个基本特性：
　　（1）创造性的整体
　　仅仅借助物理学的概念体系来刻画身体肯定是不充分的，因为身体是活生生的、有生机的身体，我们必须从生命现象这一自主的系统整体来看待身体。（参见贝塔朗菲；戈尔茨坦）
　　作为整体的身体不是它的各个部分的堆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它是一个物质系统，它满足系统的组织性和统一性要求。身体的各个部分以一种独特的神经系统相互联系在一起，它们不是一些部分展现在另一些部分旁边，而是一些部分包含在另一些部分之中，一些部分支撑另一些部分，一些部分可以触摸、注视、倾听、感受另一些部分。身体的各种反应不是某些基本运动的堆积，它们“是一些具有某种内在统一的姿势”（梅洛—庞蒂，2005年，第198页）的反应，并且服务于这个姿势；身体每个部分对刺激做出的反应不是作为一个单纯的物理部分所做的反应，“每一局部效应都依赖于它在整体中实现的功能，依赖于它相对系统所趋向于实现的结构而言的价值和意义”。（同上，第200页）神经系统各个部分的功能取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实际状态，取决于与外周器官（感官、肌肉）的关系，例如，脊髓孤立情况下的反射就不同于它在完整无损的神经系统中的行为；许多反射只能在孤立的脊髓状况下清楚地表现出来，而在神经系统无损的动物中，比较高级的神经中枢和大脑的影响会明显地改变这些反射。（参见贝塔朗菲，第16、121—126页）作用于身体的一个刺激不是以一个简单的线性方式映射出去的，刺激不可能单独依赖自身被充分规定，它必须依赖有机体整体的反应而获得意义，每一个局部的刺激都是经历了身体整体的整合和“解释”后作为行为反应出现的。没有这个“解释”，身体的响应性活动就没有“为我”的意义。因此，身体不是一个行为主义所描述的简单的应激系统，而是一个创造性和适应性的内在解释系统。
　　身体统一姿势的创造性不仅表现在它对刺激的反应方面，而且反映在生命的适应活动和自主活动的表达方面。在人类独有的语言表达能力之外，所有自然有机体的欲望、情绪和智力极大地依赖于身体的反应和表达。作为表达的身体，身体动作图式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几乎是无尽的，人类的身体的技艺和艺术（各种体育运动、武艺、舞蹈、杂技……）无与伦比地展现了这一点。
　　（2）身体意向性
　　显示“内在统一姿势”的身体形态是辨别“我”的同一性或身份的最初的生物基础。① “我”与世界最初的区分是通过“我”的身体完成的，但是身体不是像某个物体一样安置在宇宙中运动，也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物理系统，它还本质地有一种面向世界的意向能力，一种寻求适应和生存的自发和自主的生命能力。生命不仅仅在世界中存在，它还在环境中求生存。在生物演化的进程中，我们首先看到的不是一种清晰的自我意识或反思意识的意向性，而是一种更原始的生存意向性或身体意象性。身体区分开“我”和世界，同时意向性又使身体内在地关联到它所区分开的世界，意向关联是生物体和环境的一种相应关系：世界有一个“为我”的意义，同时我也有一个“为世界”的意义，因为我不可能脱离世界而被规定。生命的整个活动乃至意识生活都有赖于与世界的意向关联：“意识的生活——认知的生活、欲望的生活或知觉的生活——是由‘意向弧’支撑的，意向弧在我们的周围透射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将来，我们的人文环境，我们的物质情境，我们的意识形态情境，我们的精神情境，更确切地说，它使我们置身于所有这些关系中。”（梅洛—庞蒂，2001年，第181页）在这个意向关联的过程中，世界成为“为我的世界”（world-for-me）和现象的世界。 身体意向性从来就不是单向的：它不仅仅是“我”的身体活动指向世界和“我”通过身体活动进入世界，而且也是身体应和、依赖和适应世界，世界向身体开放，世界给予“我”，进入“我”，显现于“我”的知觉、记忆乃至言语思想中，成为“我”知觉、回忆乃至构想的世界。
　　2.认知无意识
　　如果我们接受智能的自然演化的根本假设，那么在无生命的物体运动和人类有意识的语言思维活动之间，生命的身体活动这个中间层次是如何实现的呢？笛卡尔的思维概念能充分描述这个中间层次的认知方式吗？认知过程始终是通过“我知道……”完成的吗？
　　莱考夫和约翰逊把认知无意识（cognitive unconscious），即“思维大都是无意识的”，归入认知科学的三个重要发现之一（Lakoff & Johnson, p.1）。不但人的身体的活动大多数是在清晰意识的层面之下进行的，而且，“我们的思想是在认知觉知（cognitive awareness）的水平下活动，难以通达（inaccessible）意识，并且活动太快而不被注视”。（同上，p.10）
　　无意识的身体活动和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是我们普遍经验的现象。（Kihlstrom,pp.123—143）例如身体的协调大都是自动完成的。以球类的运动现象为例， 运动中我们有意识的活动不是分配给如何协调视觉、听觉、身体感觉与身体的运动（我们自动地却又是如此精确地、恰当地接球、击球、传球或停球），而是分配给构思竞技策略，甚至偶尔想些别的；我们的身体自动地完成种种不可思议的协调。即便是知觉，也并非总是有意识的，存在着广泛的无觉知的知觉。阿姆斯特朗谈论了这样一个经典现象：“在驱车很长一段时间后，特别是在晚上，你可能‘醒过来’并意识到，在过去的时间中你一直开着车却没有觉知到你在做什么。”（Armstrong，p.59）在这个驱车过程中，我们以知觉—行动（perception-action）耦合完成了许多认知工作，但却是在有意识的水平之下进行的。在被笛卡尔如此看重的思维领域，完成“我思”活动的神经过程也是我们清晰的意识没有通达的，尽管思维的内容是我们意识到的。我们每天都在轻松地、流利自如地讲话，但规范的语法表达却不是我们有意识完成的：我们只要张开嘴说，一切似乎“浑然天成”。（Lakoff & Johnson, p.10）看来，所有反思意识都有前反思（pre-reflexive）或非反思（non-reflexive）的基础，即无意识的神经生物基础。（Crick & Koch, pp.103—110）
　　三、情境具身性
　　心智是身体之经和在世之纬编织起来的：认知依赖于经验的种类，这些经验源于具有各种感觉运动和语言能力的身体，而“主体与世界、与主体投射的世界是不可分离的”（梅洛—庞蒂，2001年， 第 538 页）。 但是， 心智的情境具身性（situated embodiment）是如何生物地实现的？这是第二代认知科学一直在探索的中心主题。
　　1.具身性
　　具身性，简言之是指我们是具有肉身（flesh）的生物体，我们的意识和智能、我们的情绪和价值、我们维持生命的生理活动都是在这个生物基础上实现的。当然，广义的具身性还必须涉及主体间性。（Varela、Thompson & Rosch）
　　心智的情境具身性在现象经验和神经科学的证据中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当一个人遭受身体损伤特别是脑损伤后，他和世界原先完整的意向关联就会遭到损害，并在现象经验的层面上表现出来。（参见梅洛—庞蒂，2001年）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即物理实现层面、身体经验层面和意识经验层面来研究心智和认知是如何具身的。（参见Lakoff & Johnson, pp.102—104）
　　与哲学揭示具身心智和具身认知的观念任务不同，认知科学不仅一般地描述心智和认知的具身方式，它还希望在观念的基础上找到建造智能体的明确方法和技术。认知神经科学和脑科学研究具身性的神经生物实现。然而，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计算和计算机网络无所不在的社会里，我们有能力用计算的方式模拟自然生物智能的某些方面，甚至建造智能超过这些方面的人造智能。因此，在演化选择的具身性之外，我们还有基于逻辑设计的具身性的物理实现，即传统人工智能的研究方法。广义地看，任何智能设计都有赖某种物理实现。即便是第一代认知科学中的功能主义也要有某个实现心智功能的物理硬件，例如，纽维尔和西蒙的“物理符号系统假设”（Physical Symbol System Hypothesis）（Newell & Simon, pp.113—126）也明确承认认知系统需要一种广义的物理实现。在实际的研究中，智能体的具身实现是沿着物理具身性（physical embodiment）、类有机体具身性（organismoid embodiment）到有机体具身性（organismal embodiment）的渐次方式逐渐深入的。（Ziemke）
　　身体经验大都是认知无意识的。大量的身体活动、情绪表达和实现语言能力的机制是自动地和非反思地（unreflectively）运行着的；我们的心理意象、意象图式、隐喻、概念和推理模式都直接和间接地与我们的身体构成、身体组织、感觉运动图式相关联。这些高度结构化的心理活动无意识地发挥着作用；认知无意识是位于可通达的意识之尖下面的、由所有那些无意识地发挥着作用的心理活动构成的巨大的冰山部分，它们支撑了有意识的心理活动。身体经验和认知无意识构成了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一个巨大的研究领域，具身智能（embodied intelligence）的研究主要以这个方面为中心。
　　意识经验是有意识的或者是意识可接近的，是由我们能够觉知到的一切构成的。现象学反思的意识或内省就发生在这个层面上。然而，即使这个最具个体主观特性的层面，也是通过脑神经系统的活动实现的。因此，意识之谜的探索不可能局限于“第一人称”（first-person）的内省或反思的方法的范围，它必须结合“第三人称”（third-person）的神经科学的研究。
　　显然，这三个层面不是彼此独立的。无论是认知无意识的身体经验还是主观的意识经验，都出自特定的生物体的神经结构和过程。但是单独的神经描述不足以刻画心智所有方面，因为对于意识经验而言，其主观性始终是一个本质的方面。
　　2.情境认知
　　每一个人的认知和行为总是发生在某个环境中，并且需要相应于环境的约束①，这就是认知和行为的情境性。智能体的认知和行为是如何与环境相应的呢？这些自然的适应机制是如何实现的呢？
　　（1）协调（coordination）
　　当代的情境认知理论认为，当符号主义者把世界视为一个描述的对象，把知识等同于一组描述，诸如专家系统的一组事实和规则时，他们是在抽象地描述特定情境中的程序如何行为，而没有捕捉到大脑中知觉、行动和记忆如何相关的充分的灵活性。与此不同，情境认知理论认为行为与环境的相应是通过一种广泛的协调机制实现的。
　　以视觉为例。视觉的表征观将视觉视为“纯粹视觉”（pure vision）：视觉很大程度上是产生一个足够丰富的世界图像，以便我们可以脱开世界，仅仅将思想集中于世界的内部图像，而行动在视觉的表征观中只是去实现纯粹认知所提供的解决方案。然而，自然生物体的视觉任务不是建构环境三维实在的丰富的表征模型，而是精简和有效地利用环境中的视觉信息服务于实时的（real-time）行动， 视觉和身体动作是在交互的过程中协调一致的。这种交互策略包括：（1.1）精简地利用环境中易于检测的信息，如柯达胶卷的黄色标识。（1.2）知觉—行动交互的协调，如依赖粗略知觉指导的行动搜寻产生更好知觉数据的进一步输入，移动头和眼睛以便有更佳的深度知觉。（1.3）不断地探寻外部世界，取代表征观中对详细、充足的内部图像的要求。（Clark, pp.345—351）
　　这种协调不仅体现为知觉—动作的协调，而且在人类的文化社会活动中体现为一种扩展的理论—实践的协调；协调是在知觉—行动、理论—实践耦合的时间的延展中实现的。克兰西认为，从协调的观点看，“思维是一个像骑车一样的身体技能。在骑车的过程中，方向轮的每个扭动和转向以及姿势的每个变换不是由学校中学过的物理方程控制的，而是依赖于先前的姿势、看的方式和运动序列的不断协调。同样，在推理过程中，当我们为事物命名，在段落中调整句子的位置，以及解释我们陈述的意思时，每个步骤不是通过生硬地应用语法描述和先前存储的计划来控制的，而是通过不断地协调先前的看、讲话和运动的方式。所有的人类活动通过感知、构思和运动的直接耦合至少部分是当下的（immediate），这种协调机制是未经联想、规律或程序的中介的。这个机制补充了慎思和计划的推理过程，这些过程是基于描述操作的认知理论的支柱。知觉过程、概念过程和运动过程在大脑中的直接耦合涉及一种‘带有记忆的自组织’，这是我们在计算机程序，或者的确在任何机器中都无法复制的。”（Clancey, p.2）
　　（2）给予性
　　环境在认知和行为活动中首先不是作为认知和行为的对象，而是作为认知和行为的支撑出现的，因此，智能体的生存的适应性策略不是抛开而是借助和依赖环境本身给予认知和行为以支撑的某些特有结构和持久特征。在生态心理学中，吉布森用给予性（affordance）概念来表述认知、行为与环境的这种关系（Gibson）。
　　知觉是为了有利于行为，我们总是知觉有利于行为的那些可能的环境信息和特征。吉布森把有利于行为的那些可知觉和可凭依的环境的可能性和机会称为给予性。给予性不是指一个自在环境（environment-in-itself）的信息和特征，而是指与智能体的知觉—行动协调直接相关的环境的可能性。“给予性是由智能体的身体结构、能力、技能与环境本身的相关于行为的特性之间的‘匹配’决定的。 ”（Clark, pp.345—351）同样的环境，例如树丛上， 对猴子而言是栖身的家园和游戏的乐土，但对于人类而言却并非如此。
　　托维（M. T. Turvey）和肖（R. E. Shaw）举了一个动物的例子阐述给予性的含意。这个动物站在溪边，溪面太宽它跳不过去。但是当它跑动起来，接近小溪时，步速的变化或位置的变化意味着地面的边缘现在提供了跳跃的可能。托维和肖认为：“为有机体的环境（environment-for-the-organism）是动态的和行动导向的（action-oriented），然而自在的环境（这一直是这个世纪近来几十年中大多数建模的目标）对有机体和其行为来说是固定的和中立的。”（Clancey, p.253）
　　给予性概念与我们上面对身体意向性的分析是一致的，它们都表述了一种“我”和世界的相关性关系。“这个关系既不内在于小溪也不内在于有机体，而是与有机体正在进行的活动（如正面跑向小溪）相关的小溪的特性。给予性概念强调这是一个相关于行动的特性。也就是说，它的存在是真实的，但仅仅是相关于这个动态的参考框架时是真实的。”（同上，p.255）
　　概括地说，要探究认知的情境机制，我们需要关注两个方面：（1）智能体自身活动的协调；（2）相关于智能体行为的环境的给予性。
　　四、认知发展的动力机制
　　认知是在复杂的环境中起源和发展的。情境认知理论表明，个体不是认知分析的充分单元；认知是一个系统事件，它涉及脑、身体和世界的复杂相互作用的动力涌现。认知的动力系统理论（Dynamical Systems Theory）力图进一步明确认知和知识的情境性和历史性（“……这是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至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试图解释的观念”［同上，p.1］），并揭示认知发展的动力机制。
　　1.认知发展
　　当代的认知发展理论力图解释一个长久以来困扰哲学家和科学家的问题，即“具有人类一切力量和想象力的心智是如何出自人类的婴幼儿、一个发展得如此不充分和无助的生命的？”（Smith & Thelen, pp.343—348）预成的观点将这个显着的转变归于婴儿具有遗传设定的、预先存在的心智结构，其潜在的语言的、数的以及身体和社会的推理能力会随着婴儿的成熟而显露出来。但是，一个直观的事实是，人类的认知能力不可能完全被遗传地决定。那么，在婴儿已有的遗传基础上的认知能力是如何在后天的经验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呢？
　　皮亚杰在其发生认识论中提供了认知发展机制的一个粗略的概念框架，即认知发展是由一个同化—顺应（assimilation-accommodation）的动力模式推动的。（参见皮亚杰）所谓同化，就是已有的认知结构对外来刺激或输入信息的加工改造过程；所谓顺应，就是认知结构为了适应输入而积极改造自身的过程。因为选择的压力，通过对新异的起初无法加以同化的环境因素不断进行顺应和同化的尝试，系统自身的内在认知结构逐渐发生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皮亚杰提供的只是一个概念的、质的解释，它还缺少解释实际过程的研究方法。认知的动力系统理论正是为完成这个任务发展起来的，动力学研究的一个根本优势就是它能描述系统的时间过程和状态的演变。
　　2.认知发展的动力系统取向
　　动力系统取向（approach）将环境中的有机体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将认知发展视为复杂动力系统中的变化，是诸多分散的（decentralized）和局部的相互作用的涌现的结果。例如，多年来，许多研究者将婴儿够取（reaching）物体和行走的能力仅仅归结为负责这些活动的脑神经发育的成熟，但是西伦及其合作者通过近20年的细致的研究表明，婴儿够取物体和行走能力取决于发育的神经系统、生物力学和局部环境参数之间的多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Thelen & Smith）
　　像许多复杂的动力系统一样，有机体同样展现一致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它们是自组织地涌现出的稳定结构。这些稳定结构可以由系统状态的相对稳定性或不稳定性来描述，发展可以被看成动力稳定性模式的演变或消失。我们以稳定的演变来概念性地展示认知的发展过程。
　　在动力学中，状态的稳定性可以用势阱（potential well）形象地表示（见图1）（Thelen, p.77），势阱的深浅显示稳定性的程度。认知的动力学将思想和行为的稳定模式看成是行为空间的吸引子，发展由个体发育的地形（ontogenetic landscape）来显示（见图2）（同上，p.79）。西伦认为，当组织行为模式的个体因素和环境条件的变化改变了个体当前偏好的模式时，发展的变化就会出现。根据一般的动力学原则，如果原有模式的吸引子过强，也就是说系统过于稳定，行为的发展是很难出现的。然而随着系统的参数的变化，参与因素的原有协调可能消失，这导致个体探索新的稳定模式。通过现有的稳定形式的失稳，动力系统会转移或分岔进入新的吸引子。发展就是一系列吸引子的演变或消失。（参见 Thelen）
　　
　　图1 动力系统中的状态相对稳定性的势阱描述。
　　
　　（A）吸引子　（B）多稳态的浅吸引子　（C）排斥子
　　图2　个体发育的地形。发展被视为一系列演化和消失的吸引子。时间从后到前。每个水平线描述任一时间点系统（由集合变量指示）将处在不同的吸引子状态。深的和陡的吸引子是非常稳定的。在一个新的地形沟发展之前，吸引子状态必然展平——系统必然失去稳定性。随着时间的进展，地形发展为多重稳定的行为吸引子。
　　五、结语
　　第一代认知科学的符号计算范式展示了人类有意识的符号思维活动的重要特点，即一种遵循规则的逻辑能力。但是这个范式不能充分地描述常常是无意识的身体水平的认知和行为方式，这种方式不是描述的、序列的、离线的（off-line），而是协调的、并行的、在线的（on-line）（Clancey，p.1）。具身的、 情境的和动力学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揭示这种协调的、无意识的认知和行为方式而发展起来的，但它们也同样适用于理解完成高级认知的神经系统的动力过程。
　　人类认知的不同方面和不同水平不是彼此独立、相互排斥和截然分开的，在适应性的生存演化中，它们是相互协调、彼此促进并共同形成一个“统一的姿势”。这个“统一的姿势”最初是通过身体活动的协调来完成与世界的意向关联；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语言的表达也融合到这个被扩展的统一体中，语言所引起的文化世界极大地丰富了身体的天生的和基本的身体技能的适应能力和表达能力：例如在艺术表演和体育运动中，人类思维创造的种种人造工具或人造物从自然的身体活动扩展到文化的身体活动，从自然行动扩展到实践活动，从自然表达扩展到艺术表达，从适应性的身体能力扩展到具有逻辑特点的理论思维。
　　既然不同的认知水平共同形成了人的“统一姿势”，那么我们就不能在两代认知科学之间做非此即彼（either-or）的取舍， 而是应该采取克兰西深入分析的“既—又”（both-and）的综合方法。（Clancey, pp.225—242）因为如果不是第一代认知科学家严格地忠于计算思想，那么我们就不会如此深刻地发现：人类的认知方式确实不同于支配了第一代认知科学家思维的冯·诺伊曼（Von Neumann）型的序列数字计算机。（Gardner, p.385）我们赞同克兰西的观点：“最重要的是，我不认为描述的模型是错误的而情境认知是正确的。相反，我的宗旨是揭示不同的观点如何可能调和。我发现这样的观点常常是有益的……”（Clancey, p.3）
　　注释：
　　① 人类至今仍然依赖身体形态进行身份鉴别。从种系演化和个体发育来看，自我首先是身体自我。我们在婴幼儿期间形成的自我区分是基于与其它物体不同的我们的身体的感觉运动经验。
　　② 迈特罗纳（H. Maturana）和瓦雷拉（F. J. Varela）把有机体和环境的这种相应关系称为“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 它有两个含意：协调和共同演化。（参见Varela、Thompson & Rosch）
哲学研究京92～99B2科学技术哲学李恒威/黄华新20062006
李恒威/黄华新，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
作者：哲学研究京92～99B2科学技术哲学李恒威/黄华新20062006

网载 2013-09-10 21: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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