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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已面世七年，这不长不短的时间按理不是评论的最佳时期：既过了作品刚问世时可能有的时鲜与轰动，又还不到足以确立作品稳定地位的时间。然而，《穆斯林的葬礼》几乎自问世时起就一直处在一个颇为特殊的位置。一方面，它与基本同龄的感觉主义文学主潮从题旨、内容到价值取向、创作方法及风格等等存在着全方位差异；另一方面它又赢得了毫不逊于主潮文学作品的声誉：电台连播、屡获大奖，译成多种文字、九次印刷册数高达十四万之多（尚不计盗版数）。尽管当今人们阅读热点跳跃多变，但《穆斯林的葬礼》一直稳居畅销书之列。这在文学作品中实属鲜见。这一特殊现象在显示该作重要价值的同时，也揭示着一种被当前主潮文学所淹没的潜在阅读期待和创作趋向。因此说，深入分析《穆斯林的葬礼》的内涵及其在当前文学中的地位，此时也许是最为适宜的。
　　　　一
　　与令人眼花缭乱的荣耀及其影响相比，有关《穆斯林葬礼》的评论实在不多。有限的文章中，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作品所展示的文化内容中。丰沛的文史材料，确为霍达小说一个富有特色的内容（作者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未穿的红嫁衣》亦充分显示了这一特征）。在《穆斯林的葬礼》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北京一带回族的穆斯林传统，即渗透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和仪式中的宗教习俗。再有便是玉器制作工艺及收藏鉴赏方面的知识掌故。应该说这些内容均详实丰富，别致新颖，读来增长知识，饶有趣味。然而，这并非《穆斯林的葬礼》唯一特征更非其主要价值和魅力所在。其一，在许多年来文化兴趣被及各人文学科和大量文学创作的氛围中（比如“寻根文学”），文化性并非《穆斯林的葬礼》所独有。其次，即便在看好其文化特性的评论中，也有的指出其文化内容的某些叙述有游离全书主线之感（特别是对于月、潮爱情这部分内容来说），甚至有的文章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提了严厉批判［（１）］。再从作者所作“后记”看，文化内容本身并非作者所刻意追求的主旨。当然，文化内容总的看来对于全书题旨和核心价值也起着宣示和象征作用，从而构成了整个作品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对此后面还要专门论及），但这毕竟是依附的价值。那么《穆斯林的葬礼》的主旨也即是它的核心价值魅力的根源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就在于它饱蘸激情地展示了人对高层次价值至死不悔地追求，真诚虔敬地讴歌了人最可贵的自由本质。
　　继行为主义之后最有影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主要代表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如同一个多层宝塔，底部为生理层面，包括食色等各种肉体感官需要。上层则有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真善美、正义、自我实现等等的需要。［（２）］而且，“越是高级的需要，就越为人类所特有。”［（３）］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越高层次的需要越能体现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和本质力量。尽管在马斯洛看来，“高级需要是一种在种系上或进化上发展较迟的产物”，“越是高级的需要，对于维持纯粹的生存就越不迫切”，［（４）］但马斯洛却将高层次需要的实现和满足看作人生和人类社会运作的目的和方向。马斯洛将其归为人的天然需要，也是为了确立它的客观实在性及必然性、合理性。《穆斯林的葬礼》便塑造了这样一组矢志不渝地追求高层价值和自我实现的人物形象，热烈地歌颂了那超尘拔俗却又自然可信的痴情和境界。
　　《穆斯林的葬礼》描写了一个穆斯林玉人之家三代人的悲欢际遇，但作者并未太看重他们的命运过程，而主要是关注他们的精神境界。三代人中各有一个作者情所独钟的理想人物。第一代是梁亦清。他虽为清贫匠人，但通体上下却没有“匠气”。玉器制作于他来说决非只是一种谋生手段或一种周而复始的劳作。在梁亦清看来，那些玉石玉器无不带有灵性。他的每一回制作，都是一次不可重复的创造，他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不可替换的艺术。玉器制作对梁亦清来说本身就是目的。他从中得到愉悦、宁静、满足。“没有达到自我实现的人似乎是以工作来获取低级层次需要的满足”［（５）］，“自我实现的人所献身的事业似乎可以解释为内在价值的体现和化身，而不是指达到工作本身之外的目的的一种手段”［（６）］。梁亦清的劳作中明显带有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要和价值。发乎口腹又不止于谋生，这就使得这一形象既真实可信又充满理想的光辉。这里从劳作、创造的角度展示了人的本质特征。
　　梁家第二代传人中，作者倾注同情和怜悯的是韩子奇。在他和结发妻子梁君璧的努力奋斗下，他由玉器工匠成为玉器商人。从经济地位上看这无疑是一种上升，但从道德角度上看却不一定。一般来说，唯利是图的商人气息较之“匠气”更容易使人溺陷于底层的功利需要之中，也更令人难以振拔。而韩子奇的可贵之处便在于他自然而然地超越了买卖功利价值而达到审美境界。玉的收藏、欣赏本身就是目的，甚至为此而几近着魔，舍情别家，飘泊异国，历尽磨难直至献出生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玉器商人蒲寿昌。以天赋才气、机敏、干练、知识技巧上说，他较韩子奇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缺少的就是那么一点升华，那么一种境界。不能说蒲寿昌对玉器艺术就没有审美鉴赏和喜爱，但这种高层次需求却被牢牢囚附在底层的直接功利目的和需要之上。而韩子奇则恰恰相反，他对玉的喜爱和收藏，固然起自玉器本身的经济价值，但他又超越了单纯功利需要，进到了审美境界。该形象同样既真实可信又充满理想光辉。这里，作品以审美欣赏的角度展示了人的本质特征。
　　梁家第三代中的核心人物无疑是新月了。这也是作者在全书中最为喜爱感情最深的人物。她以及她和楚雁潮之间的纯真爱情，是这部五十多万字长篇中最为亮丽动人的乐章。凡名之曰“爱情”者，都须有生理的基础，又须超越纯粹生理的需求，具有属人的正价值的精神因素。月、潮爱情的突出之处，便在于她超生物的内涵更多更丰富。他们真善美的自身存在以及对真善美的共同追求，使他们相知相解，相依相靠，相互倾慕，相互鼓励支持。一般来看，楚雁潮对新月的爱似乎是一种道德理性驱使下的利他行为，但书中却丝毫没有给人一种责任与义务的沉重和生硬。他们的爱也不是伯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他们从心灵到外貌，从精神到肉体都自然而然地相互吸引、牵挂、思念。在别人看来他们执行道德律令的时候，他们都享受着发自本性的幸福和快乐。这正体现了马斯洛所证明并推崇的自我实现的人，即“真正健康人”的特征。“在这些健康人身上，我们发现责任和愉快是一回事，同样，工作和娱乐，利己和利他、个人主义和忘我无私，也是一回事。”［（７）］“最为理想的例子是，内在的需求与外在的要求契合一致，‘我意欲’也就是‘我必须’。”［（８）］既是自然的幸福的，又是理性的崇高的，这就使得月、潮之恋既真实可信，又充满理想光辉。这里，作品从纯真爱情方面表现了人的本质特征。
　　对理想人格的由衷礼赞，直接制约着整个作品的表述方式和话语结构，并强烈地幅射到那些不无“游离感”的文化内容中，使之除了自身具有的认知价值和情节展开的需要而外，还带有浓郁的象征意味，有力地烘托了作品的主旨。
　　宗教的悠久历史以及它对人内在心灵和外在作为的某些道德要求，形成了宗教一些内容和仪式与人高层价值的公共象征关系。马斯洛便认为“我们描述的自我实现者的特性，在许多方面与宗教强烈主张的理想是类似的，例如，超越自我，真、善、美的融合，助人，智慧，正直和自然，超越自私和个人动机，脱离‘低级’欲望而趋向‘高级’愿望，增进友谊和慈爱……”。［（９）］对彼岸境界的向往，对此岸现实的思考，以及对庄重肃穆葬礼等等仪式的细致描绘，形成了一种圣洁、深远的特殊氛围。有关玉器制作及其珍品掌故的内容亦如是。良质美玉本来便晶莹纯粹，冰清怡人，再经能工巧匠精雕细刻、反复琢磨，益发光彩夺目，美仑美奂。中国自古便以玉喻君子美德。《穆斯林的葬礼》对玉器制作及其珍品掌故的描绘、介绍，借助传统的固定比喻关系，构成了有力烘托全书主题的整体象征。
　　理想天国、珍奇玉器和人的高层次需求及价值，从审美联想的角度说，异质而同构，具有内在的审美互通性，可转换性。《穆斯林的葬礼》中有关宗教文化和玉文化大量生动、细致、热情的叙述介绍，与作品对人性高层价值的景仰、追求和礼赞融为一体，形成了全书纯净高洁的美学风格。一些人物的称谓也有着富含诗性的象征意味。比如，一弯新月既是伊斯兰教的象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是积淀着明净脱俗、柔弱凄清，甚至不无悲剧色彩的审美物象。这些内涵无疑与新月的身世命运、品格本质是一致的。而新月和楚雁潮的名又借助月亮与潮汐之间的客观关系及其联想，喻示着月、潮之间天然牢固的爱情。这些明晰爽洁的浪漫主义象征手法，进一步抒发了作者的情怀，突出了全书的美学特征。
　　从叙述和描写的方式上说，由于那难以遏止的激情，作者采用了多年来小说甚至诗歌创作中都较鲜见的正面描写直抒胸臆的手法，放声讴歌理想。这看似最简单最基本的方法，其实最难，往往出力不讨好，或是底气不逮难以为继，或是词华于情，显得做作。尤其是对一部五十几万字的长篇叙事作品来说，更尤其是在当前讲求实用“不谈爱情”的社会氛围当中。然而，作者却以其发自心底的真情，较为成功地从正面突上了顶峰，完成了这部岩浆般激情铸就的赞歌。“我在等待落笔的最佳时机，不到激情在笔尖无法遏止地涌流的时候，不‘硬写’，我怕糟踏了这个自己非常喜欢的题目”。“我常常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心都在小说中。我忘记了人间的寒暑，以小说中的季节为自己的季节。窗外正是三伏盛夏，书中却是数九严冬，我不寒而粟。”“我的稿纸常常被眼泪打湿，有时甚至不得不停下来痛哭一场。……当我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送离人间的时候，我被生离死别折磨得痛彻肺腑。”［（１０）］正是由于激情与理想的强大张力，驱使作者在词汇的海洋中遍求丽辞亮语，精心地构积砌筑，使整部作品强烈地显示出绚丽雅致，浪漫理想的语言风格。
　　　　二
　　以上我们分析了《穆斯林的葬礼》的主要特征。但是，如果仅是孤立地去谈这些特征，尚不足以完全昭示该作广受欢迎的原因以及它在当前创作实践中的意义。对人的高层价值或者说理想人性的推崇赞美，乃是包括马斯洛心理学在内的哲学、心理学、艺术等等人类文化精神主流的基本目的。就文学而言，人们可以俯拾即是地举出从屈原到曹雪芹，从埃斯库罗斯到莎士比亚、雨果、列夫·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无数大师的无数名作。在这种超时空的语境中，《穆斯林的葬礼》的主旨并未显出什么特异性。但若是置于中国大陆当前的文学创作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氛围当中，其独异性便中流砥柱般地凸突出来。
　　由于对以往多年登峰造极的虚假文学根深蒂固的厌恶，自新时期以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直至寻根文学、纪实文学和目前余绪不绝的“新写实”文学，基本是以宽泛的现实主义，即近似现实生活面貌为主要构图方式。如同一般教科书中“现实主义”定义所说，写实性文学并非没有形而上的探寻和包括社会、政治、人性在内的理想内核。但是从近年来的文学发展看，理性探寻的兴趣是愈益淡薄，方向愈益模糊，信心愈益消泯，而理想的内核也是体积愈益缩小，质地愈益疏稀，光泽愈益黯淡。在所谓后新时期里，几乎整个文学乃至文化都蜂涌地漂挤到感觉的浅滩，在感性乃至性感中浮沉。１９８７年至８８年在理应是一个不间断的文学流中裂出了一道显明的界限。理性与理想主义在献出《穆斯林的葬礼》和《平凡的世界》这最后的余辉之后，迎来了感性弥漫的黎明。
　　很看重“怎样写”的先锋小说的内涵并不仅是叙述话语“陌生化”的自觉要求。但其内核也并非艰深的抽象观念，就如同晦涩无序的叙述方式所带给人们的印象那样。能真正称之为观念的东西从本质上说应是明晰而有序的。虽然可能因深奥而使人一时难以把握，却不应该因混乱而令人索解莫从。正因此，当人们以知性思维探寻这些作品在“讲些什么”的时候，便疲惫不堪地堕入到聚讼不休的境地中。先锋文学表现的并非什么“纯形而上学的思考”或抽象观念的象征，而是某种既真切常在又模糊断续的感觉以及在静寂中对它体味咀嚼：自觉与非自觉的，清晰与恍惚的，现实与幻觉的，意识与潜意识的……不排斥由现存感觉生发出的联想和某些知性分析，但都是基于对感觉的文化性开掘、思索和描绘上的。如同捉摸不定的雾气终于要化成实在的水而落到地面上一样，源自于感觉的先锋文学终于带着“高处不胜寒”的怅惘又回到感觉的原生本体（包括在叙述方式和语言上），汇入到“新写实”的滚滚红尘中。
　　无论从作者、作品、读者的数量抑或批评界的反响上说：“新写实”小说均堪称迄今为止的后新时期文学的主流。“新写实”以及它的诸多别名如新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然主义等，中心概念虽为“写实”但这类作品的内核却是感觉。准确地说“新写实”小说应为“新感觉”小说。如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新写实”也不可能细大不捐地罗列全部的生活现象。而它所择取素材的根据便是原生态的生活体验和感觉。换言之，碎屑的生活琐事，平凡的生活过程，并非“新写实”小说的叙述目的，借此表现与之共生的感觉体悟，方为其旨要所在（当然，从中亦可读出当前特定时期人们的存在状态）。“烦恼人生”、“一地鸡毛”、“冷也好热也好活着便是好”等等，仅从题目看就是典型的日常生活感觉的写照。与先锋文学不同的是，“新感觉”小说少了一份文化人的刻意授求和冥想，多了一份世俗自然的还原。它是常人的、连贯的同时也是有序、浅显、易解的感觉。其他如王朔小说，《废都》等等，一度喧哗之作，亦大都为感觉性的甚至掺着性感觉的作品。
　　感觉主义文学无疑譬出了在我国久为文学所遗忘的新领域，即生生不息、盈亿盈兆的普通人日常琐细感受（关于新感觉小说的价值和意义的全面分析当属另一篇专文的任务），但在体现这一鲜明特点的同时，又不免留下另一鲜明的遗缺，即过多地沉溺于原生态的琐碎感觉，缺乏应有的价值判断并导致道德、情感倾向和理想的失落。这里不排除作者有意淡化隐匿主观情感倾向和价值观念，以获取丰富、多元的审美意蕴和更广阔的再创造（审美联想）的余地。然而，这种价值判断的阙如或曰感情的“零度介入”主要还不是知性的有意为之。“文学即人学”，作为以情感、感悟的表现、传达为核心的文学，是很难抑制住作者主观情感的不自觉地流泻的。巴尔扎克是一位擅长采用理智、客观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大师，但也抑制不住他对没落贵族的满腔同情，奏出了一曲哀婉悲戚的挽歌。当前感觉主义文学中的情感倾向和理想的失落乃是一种本原性的不足。非不欲也，实乃不能。这与目前的社会环境和某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心态有密切联系。当今的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期，经济转型导致文化转型。如同旧有的经济体制已被证伪而新的体制尚在摸索中一样，精神领域中与旧体制结伴共生的理论观念和理想、价值体系受到国内商品大潮和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强烈冲击，而新的精神体系又远未建立。现象的疾速变化远远超过那滞缓的思维和精神的运转。人们迷茫困惑，无所适从。除了衣食住行等等的个体日常感觉，许多人似乎不知道什么更真实更持久更有价值。感觉主义文学的特异新颖之处，便在于将这以往人们虽然经验到，但在某种崇高的集体品格和社会理想的召唤或压力下蔑视并设法忘掉的，于今虽然看重但却缺乏自觉意识的日常生活的琐碎作为主体独立鲜明地凸突出来。感人之所感而道人之所未道，故此在读者中激起较大反晌。
　　然而，作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人类，无论将其本质定义为理性、道德、意志或是文化符号，都不能不肯定他超越肉体和感觉的天性。换言之，人不会仅满足于对表层现象的视听触嗅，也不会仅仅满足于对感性生活的被动适应。他有一种把握因果，寻根究底，向往有序、渴望永恒、追求理想的天然要求。而且“越是高级的需要，就越为人类所特有”。对于文学艺术来说，人们固然厌恶那虚假的夸饰和抽象的说教，期望从中看到真实的自我。但同时也渴望得到超现实超个体超生物的情感体验和理想游历。人，毕竟不能总是在感觉，感性甚至性感中体现自身的终极存在。然而，在当前感觉乃至性感的潮汛期里，却未能出现略能与“新写实”小说等作品相颉颃的理想主义之作（即便是霍达，在她不久前出版的《未穿的红嫁衣》中也全然失去了《穆斯林的葬礼》中的理想激情。当然如同本文无意否定当前感觉主义文学一样，这里也没有对霍达当前创作的不满。一个作家理应有不断创新的意识）。于是作为一段时期以来理想主义“绝唱”的《穆斯林的葬礼》（以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亦或可归于此），便在后新时期里独自撑起了当今文学创作与接受中的正面价值之极，理想之极。通过分析不难看出，《穆斯林的葬礼》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感觉主义文学截然不同。它是理想化的超越性的美文学的，且结构齐整、象征明晰、富于理性。而且其理想性既是超越性的高价值，又符合个体的天然需要；既符合人类群体的利益，又与个体的幸福满足并行不悖。它并非以往在某种抽象片面的观念指导下以拒斥个体需要为前提的单纯政治或群体的价值规范。这无疑与新时期以来个性解放与张扬的发展进步是一致的。因而能为今天的读者所接受。所以说虽然只是一部作品，但从质上讲《穆斯林的葬礼》却几乎顶起了一段时期里文学审美需求的半壁江山，维系着文学接受中现实与理想，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暂时与永恒，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某种均衡。它的持续畅销不啻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显示出潜藏在感觉主义浪潮下追求超越，呼唤理想的阅读期望。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无论是感性主义、理性主义或是某种创作方法、形式技巧，长久占据主流地位不见得就是好现象。从社会效果上说，一个正在努力向现代化迈进的国家，一个崇尚理想高尚的民族，不应不愿也不能长期陷于迷惘、琐屑、感性乃至物欲弥漫的文学氛围之中。未来很难预测，但从文学当前现状及《穆斯林的葬礼》和《平凡的世界》广受欢迎的现象看，理想成分的增加当为文学下一步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不能总是以昨日的余辉来满足今日的理想需求。我们期望新的理想主义力作问世。
　　附注：
　　（１）参见伊斯哈格·马彦虎《葬礼为谁举行》，《民族艺林》１９９１年１期。
　　（２）参见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第５７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３）马斯洛等着《人的潜能和价值》第２０１页，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４）同上。
　　（５）同上，第２１７页。
　　（６）同上，第２１５页。
　　（７）同上，第８３页。
　　（８）同上，第２１１—２１２页。
　　（９）同上，第７８页。
　　（１０）霍达《穆斯林的葬礼》第７４４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水工］
　　
　　
　　
云南学术探索昆明062-06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跃红19951995 作者：云南学术探索昆明062-06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跃红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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