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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剧热播，受到普遍关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题材上的突破，包括出现了首次华国锋等人物，同时涉及粉碎“四人帮”“大逃港”等事件。那时，其实还发生了很多事……

示威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天安门广场，1976年4月5日

中国的清明节（每年的扫墓日）是每年祭奠亡灵的日子。离1976年4月5日清明节还有好几周的时候，“四人帮”就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个时机上街游行悼念周恩来。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北京，不仅干部和学生，很多一般群众也对1月份没有为周恩来举办适当的悼念活动感到气愤，他们的确打算在清明节表达对周恩来的崇敬。

清明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邓小平及其“后台”，称还有另一个“走资派”。人人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在这件事上，“四人帮”理解民情的能力极差，因为这篇试图抹黑周恩来的文章引起了反弹。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愤怒了，把他们过去在批判江青的对手时学到的本领反过来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围了报社，要求做出解释。

在距上海3小时火车车程的南京大学，很快就出现了抨击《文汇报》文章的大字报，示威也从大学蔓延到南京主要街道。人们抬着花圈从南京市中心的街道向雨花台进发，将花圈摆放在陵园内；这里是为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10万共产党人而建立的墓地。后来“四人帮”让自己的人取走花圈，并阻止了进一步的示威。他们不让官方媒体报道南京示威的消息，却无法阻挡消息从非官方的渠道传播到其他城市。

3月26日，南京爆发示威活动的次日，邓小平被叫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名声扫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并被谴责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最终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邓小平还受到警告说，4月5日如果发生任何示威，他也要对其负责。

仅仅4天之后，3月30日，悼念周恩来的第一批花圈开始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们张贴悼念周恩来的诗文；歌颂周恩来、抨击“四人帮”的演说开始吸引人群。另一些大字报表示支持邓小平，还有人拉出一串小瓶子，因为汉语中的“小瓶”与“小平”谐音。

北京的中共领导层试图阻止民情的进一步宣泄，宣布各单位可以在自己单位内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但要维护天安门广场的秩序。他们派出巡逻警察阻止任何示威活动。北京市的官员估计，4月3日星期六那一天，大约有100万人去过广场，当天广场上的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并一直维持在数万人以上。北京市的领导发出紧急通知说，“不要去天安门送花圈……送花圈是旧习俗”。但是消息不胫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向周恩来表达敬意，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

为避免让江青抓住更多的把柄攻击自己，邓小平禁止家人去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诗文、大字报、小白花、花圈越来越多。人们聚集在演讲者周围，听他们冒着被捕的危险表达对周恩来的爱戴；演讲者们表示，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反对阴谋篡权的“四人帮”。广场上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干部、学生、工人和农民。几个最大胆的演讲者遭到逮捕。亲自观察过现场的英国大使馆官员罗杰·加塞德（RogerGarside）说：

这次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比我见过的任何国家葬礼都要感人。这种政治示威与我在中国见过的任何事情大相径庭。……大批人群的行动是发自于信念……表达着多年来暗流涌动的思想感情。这是……对周恩来去世后所受待遇的愤怒，是对中国未来的忧虑，是对那些肯定会惩罚示威者的人的蔑视。

4月4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如何应对广场的事态。同情示威的政治局委员叶帅和李先念告病缺席，邓小平也没有到会。华国锋主持了会议，并且有毛远新到场。北京市委书记兼革委会（它全面负责北京的治安）主任吴德在会上说，广场上的2073个花圈分别来自1400多个单位。一个地方的花圈堆了6米多宽。吴德还报告说，有些示威者早就在策划这些活动，而且受到邓小平的影响。江青想要让示威停下来，她宣布，清明节已经结束，要在黎明前把花圈清理出广场，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华国锋指示吴德想办法落实江青的要求。

4月5日星期一的黎明前，北京市派出大约200辆卡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工人们把花圈扔到车上拉走了。天亮之后人群又涌入广场，人数超过10万。当他们明白了发生的事情后，群情激奋，开始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无畏的人群冲击人民大会堂，点燃汽车，砸毁自行车，追打一位外国摄影记者，还攻击了一座驻有民兵的小楼。

当天下午政治局再次开会。已多日不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被叫到会上接受批判。张春桥首先攻击邓小平说，他和纳吉（ImreNagy，1956年匈牙利暴动的主使者）一样。毛远新接着传达了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书面和口头指示，邓小平一直保持沉默。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要调动10万民兵平息示威的命令。但是负责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说，顶多可以调动3万民兵，吴德也补充说，这么多民兵对付不了广场上的大批抗议群众。

接下来，张春桥说，吴德应当向示威人群发表广播讲话。于是吴德写了一个简短的广播稿，把它交给华国锋等政治局成员过目，他们同意了讲话的内容。广播稿不提抗议的原因，而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警惕广场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是这些人在把悼念活动转变成一场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治运动。它还提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不是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周围，而是大刮右倾翻案风。广播员说，由于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这一事件，革命群众应当立刻离开广场。

4月5日下午6点30分，吴德的录音讲话在广场上播出。在《人民日报》次日刊登的这篇讲话中，加上了没有出现在广播中的邓小平的名字，特别指出他就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根据政治局批准的计划，民兵要在晚上8点出动，但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认为，广场上的示威者仍然太多。他对一直与他保持电话联系的华国锋和陈锡联解释说，民兵此时清场为时尚早。晚10点半广场上打开了探照灯，再次广播了吴德的录音讲话，要求抗议者离开广场。最后，夜里11点吴忠打电话报告吴德，还留在广场上的示威者大约只有1000人了，吴德下令出动民兵。当时逮捕了38人（按后来追查，又陆续拘捕了260余人，先后共拘押388人）。虽然警察没有使用枪械，但他们确实使用了棍棒，有数十人受伤，清场之后街上留下一些血迹，但没有关于死亡的报道。

几小时以后，4月6日的黎明之前，部分政治局成员开会评估这一事件。他们断定示威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因此已经构成一场反政府的阴谋。当天下午，毛远新与毛泽东会面，一起讨论了事件的性质，毛主席同意宣布这是一场阴谋。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本人认为邓小平是组织示威的幕后黑手（如公开宣布的那样），但他确实认为，假如邓小平继续掌权，将会把党带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当天晚上，江青也与毛泽东见面，再次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毛泽东仍然没有同意。

1976年4月7日以后的邓小平

1976年4月8日，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的次日，邓请汪东兴把他的一封信转交毛泽东。邓小平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仍会遵守党纪。他写道：“（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他知道江青想把他开除出党，又说，“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

但是，邓小平不被准许参加党内讨论或公开会议，也不能参加红军司令朱德（7月6日去世）和毛泽东（9月9日去世）的追悼会。在毛泽东逝世当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再次试图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不仅遭到叶帅的反对，也被恪守毛泽东命令的华国锋拒绝。

被批判和孤立的压力即使对邓小平这么刚强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重负，何况很多人没他那么经折腾。4月5日之后，批判周荣鑫的会议愈演愈烈，连负责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吴德也承认，是“四人帮”和迟群“把他斗死了”。

毛泽东不仅保护邓小平，允许他留在党内，还为他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关照。例如，邓小平在6月10日让汪东兴把他的一封信转交华国锋和毛泽东，他说自己的妻子为了治疗眼疾住进医院，最好能有一位家人在医院看护她。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请求。邓小平在6月30日也接到通知，他可以从东交民巷的临时住处搬回宽街的老住所。即使在弥留之际，毛泽东也没有完全放弃邓小平。

1976年4月7日后的政治制衡

华国锋被选为总理和第一副主席意味着他在政治上的排名第一次超过了“四人帮”。华国锋想跟“四人帮”搞好关系，可是他们却要唱自己的戏。大体而言，他们是激进的宣传家，华国锋则是解决问题的实干家。此外，华国锋的晋升也使“四人帮”有理由把他视为劲敌。

华国锋从一个谦逊的中层干部到突然身负大任，在把握紧张的政治气氛上格外小心。很多老干部支持他，是因为至少在短期内他们找不到另外一个能维护国家团结的人，还因为华走的是温和路线，更因为华主动和他们合作。

直到4月7日以前，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仍有精力操纵上层政治，但是他也知道，人们都觉得他最多活不过一年。他已经看到耗子们正在弃沉船而去。2月23日他会见尼克松总统时，提到了自己念念不忘的“六厂两校”，他说，“我也只能管得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高层干部因为他早年取得的成就仍然尊重他，但是他们也在考虑还要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他。他已经不再能把自己的威名变为实权，像1958年或1966年至1967年那样动员全国了。

毛泽东选定了华国锋，并在4月7日进一步明确地把统治权交给他，但无论在这之前还是之后，两人之间都很少直接来往。在这之前，即使卧病在床，毛仍然积极部署批邓运动，挑选未来的领导核心。而4月7日之后，尤其是5月11日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他就既无心也无力积极指导华国锋了。与此相反，江青依然精力充沛，猛批邓小平和其他老干部。她尽力巩固自己的关系网，重点首先放在党和军队的宣传部门上，并且恫吓那些畏惧在毛死后由她掌权、不敢得罪她的人。

身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在部署批邓和提拔华国锋上扮演着核心角色，但是4月5日之后，随着毛泽东不再积极问政，毛远新的角色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尽管华国锋在4月7日担任了更高的职务，但并没有获得对军队的控制权，这使他不能像邓小平那样行使权力。华国锋指导行动的治国方针并没有远离邓小平的做法，即以务实的方式推动四个现代化。上面的决策仍然悬而未决，下面的官僚系统则每天继续运行着，同时不安地等待着毛泽东之后新的权力格局的出现。

毛泽东去世，1976年9月9日

1976年5月11日，天安门示威刚过去一个月，毛泽东犯了心脏病（心肌梗塞）。他仍然有意识，但身体已变得十分虚弱。此前毛泽东还一直能审阅政治局的文件，在政治局的决定向下传达和落实之前给予最后的批准。但是在5月11日之后，他就不能再看文件了。6月26日他的心脏病第二次发作，9月2日又发作了一次，并于9月9日零时10分去世。自动成为党的代主席的华国锋当天清早马上召集政治局开会，批准了宣布毛泽东逝世的讣告。讣告将于当天下午4时公布。

毛泽东的去世让举国陷入悲痛之中。这是一个领导了中共40年、领导了国家27年的传奇人物；政治上一无所知的普通群众一向接受着热爱毛主席的教育，为他们顶礼膜拜的领袖的去世而落泪，表达着他们的崇敬之情。即便是那些参加“四五”游行的人也在担忧毛的去世将对国家的未来甚至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是否会回到1966至1969年的混乱状态？政府是否会崩溃，使得国家陷入内战？

不管高层干部有多少类似的担忧，眼下他们得做非做不可的事--准备追悼会、处理遗体、写公告、接待国内外各种团体、维护首都的治安。以华国锋为首的377人的治丧委员会立刻宣布成立，名单序列说明了官员的地位高低及其对党和国家的贡献多少。

北京和各省都在精心筹备追悼会，人人都在表达对毛的崇敬，政治角力也被暂时放在一边。各级负责人各就各位，再次明确了他们在官场上的位置。华国锋牢牢控制着追悼活动，他全面领导悼念活动的工作后来得到了很高评价。从9月11日到17日，人民大会堂每天都在举行悼念活动。

9月18日，按照常规仍由王洪文--他不再负责日常工作，但仍保留着正式职务--主持追悼会，但最高荣誉给了华国锋。他在天安门广场上宣读悼词，赞美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估计有100万人出席了追悼大会。同日，全国的工厂和列车鸣笛三分钟致哀。华国锋还宣布，毛泽东的遗体在解剖之后，将被保留并供人瞻仰。后来天安门广场上建起一座纪念堂，参观者在外面排队进去瞻仰毛的遗容。邓小平和1975年与他密切共事的干部--胡乔木、张爱萍、万里和胡耀邦--被排除在参加悼念活动的党政领导人之外，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打击。不过邓小平在家里设了一个灵位，与家人一起私下祭奠毛泽东。

追悼活动一过，高层政治领导人又恢复了各种政治运作，以树立和维护他们的公共形象，为必将来临的权力斗争做准备。

抓捕“四人帮”

在毛泽东在世的最后一年，江青力求巩固自己的地盘，她借助于党的宣传机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继续开展毛泽东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她与上海民兵中能搞到武器的激进派保持着联系。将军们并不担心她有可能在任何关键性的军事较量中取胜，他们担心的是一些军队干部会出于畏惧同她合作，担心她煽动激进派闹事，造成长期的争斗与混乱，这只会放缓中国前进的步伐。

江青知道，最能帮上她的就是找到甚或是修改一些毛的文件，以使她确保更多的权力，并由她来阐释毛的遗志。毛泽东一死，她便天天去找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求她把毛的全部文件转交给自己。她确实得到了一些文件，把它们留在自己手中数日，但当华国锋坚持全部文件要由汪东兴保管时，她不情愿地把文件交了回去。其后她又对纪登奎施压，想查看原来由林彪收集和保管、当时还封存于林彪在毛家湾住所的材料。

华国锋致悼词后的次日，江青要求立刻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处理毛的文件，常委会中要有她的盟友王洪文和张春桥，但不许叶帅到会。华国锋感到别无选择，只好在当天下午召开会议。江青把姚文元和毛远新也带到会上，她要求由毛泽东去世前10个月里一直负责管理主席文件的毛远新继续掌管他伯父的材料，并准备一份相关报告。由于其他人对此表示反对，会议无果而终，结果材料仍然留在党中央。

江青还试图加强对宣传部门的控制，她在“文革”早期个人权势达到巅峰时就控制着那里。此外她还动员年轻人继续搞阶级斗争，批判官僚主义。10月1日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话中，江青鼓励年轻人立下战斗到底的誓言。

当华国锋听说“四人帮”在一些会议上告诉他们的盟友10月7日、8日或9日会有好消息时，他断定必须立刻采取行动。虽然没有江青正在策划政变的证据，却有另外一些不祥的征兆。10月4日迟群向江青发誓效忠，而10月4日《光明日报》重点推出一篇署名“梁效”的文章（北大和清华一些激进派的笔名）--《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声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影射华国锋），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出于对这些事态的担忧，叶帅当天便去找汪东兴和华国锋商量，他们已经在担心“四人帮”会很快采取某种行动。

没有人怀疑江青属于“你死我活”的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她会一拼到底。任何逮捕“四人帮”的决定，都需要华国锋的果敢领导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帅及时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保卫党中央）负责人汪东兴的配合。一切都要面对面地商量，而且要行动迅速。毛泽东一死，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叶帅就向华国锋保证，他将全心全意支持华国锋向后毛泽东时代顺利过渡。毛去世几天后，华国锋就曾派李先念去叶帅那里探听如何对付“四人帮”的口风，李、叶两人都认为有必要抓紧采取行动。汪东兴后来讲述如何为逮捕“四人帮”做准备时说，华国锋和叶剑英都是战略家，他本人仅仅是执行了他们的命令。

叶帅力求避免在采取抓捕行动时军队之间发生冲突，造成进一步的混乱。“四人帮”在钓鱼台的住所都有自己的警卫，因此应该避免在那里交手。时机的选择也至关重要。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这三位策划者一致认为，必须抢在“四人帮”之前动手。在看过10月4日的社论，又听说“四人帮”告诉其同党到10月9日就会有好消息之后，华国锋、叶帅和汪东兴三人准备迅速采取果断行动。同时，汪东兴从他可以信赖的警卫团中逐个挑选了一小批可靠的人。

10月5日下午叶帅分别与华国锋和汪东兴商量，他们决定由华国锋发出通知，第二天即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临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这也有常例可循）；宣布的会议内容包括三个重要问题：出版“毛选”第五卷，筹建毛主席纪念堂，研究毛主席在中南海过去的住所的用途。通常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和张春桥。这些议题都是王洪文和张春桥不肯错过的。姚文元虽然不是政治局常委，但一直是“毛选”第五卷出版工作的关键人物，请他到会参加讨论也顺理成章。

10月6日晚，汪东兴的一小批警卫人员已埋伏在室内，但是楼外一切如常。将近晚8点时王洪文从东门迈步走进房间，立刻就被警卫扭住。他怒斥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这是干什么！”警卫把他摁倒在地拖进了大厅。华国锋起身说道，“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要对你进行隔离审查。”王洪文被押出大厅后，张春桥也提着公文包准时到达。他正要从东门进入大厅，也被警卫抓住铐了起来。华国锋向他宣布要对他的罪行进行审查，他也乖乖就范。姚文元一到，在楼外就被逮捕了。

与此同时，一小队警卫前往中南海江青的住所，向她宣布要对她进行特殊审查。江青说她要去一下卫生间，于是一名女警卫陪同她前往。回来后她便被押上一辆轿车带走。35分钟之内，没放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四人帮”的威胁就被消除了。

大约在同时，华国锋和叶剑英还派出一队特别人马前往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以确保“四人帮”余党无法向社会传播消息，不公布任何新闻，直到把“四人帮”骨干分子全部抓起来为止。“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二天，北京市委的谢静宜和清华大学的迟群也被隔离审查。

接下来要抓紧解决的问题是，“四人帮”作为政治局委员一直抵制华国锋成为正式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因为江青也在觊觎这个位置。为此，叶剑英在西山自己家中召开了一次没有“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会议从晚10点一直开到凌晨4点，会上一致推举华国锋担任党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他们还讨论了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以防“四人帮”余党制造麻烦。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还立刻宣布，将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邓小平曾与“四人帮”极力争夺此事的控制权；它为华国锋提供了阐释毛泽东遗志的重要机会。

“四人帮”余党制造动乱的最大危险来自于上海的武装民兵。事实上，叶剑英和华国锋等人对“四人帮”被捕一事严加保密，直到他们确定已经控制了上海。曾长期担任南京军区（上海地区亦归其管辖）司令员的许世友飞到北京向几位领导人保证说，部队对上海可能爆发的战事已做好充分准备。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四人帮”被捕两天后，上海的余党因为与他们联系不上怀疑出了麻烦，开始为武力反抗做准备。

北京为了对付这种威胁，电召江青在上海的同党马天水等人去北京开会，这些人一到北京，就稀里糊涂屈服了。到10月14日，仍打算在上海策划抵抗的人感到党的高层干部和群众普遍反对武装反抗，他们自知处境无望，没打一仗就放弃了挣扎。中央随即派遣以苏振华将军为首的一批老干部去上海稳定局势。

同时，安全部门的干部也在甄别“四人帮”过去的部下中哪些人是最危险的。抓捕“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北京大约抓了30名“四人帮”的铁杆亲信。公安干部继续监视那些可能构成安全威胁的人。毛远新也被逮捕。

“四人帮”被捕的消息突然公布，让已经厌倦了无休止斗争的民众欣喜若狂，也消除了他们对那些人会卷土重来的顾虑。10月18日消息公布时，全国各地爆发了自发的庆祝活动。据观察到这些事件的外国记者报道，所有大城市都有异常兴奋的群众涌上街头庆贺。

华主席寻求党内支持

但是，对于是否应当逮捕“四人帮”，甚至对于毛泽东是否真心选择华国锋做接班人，党内是有怀疑的。毛泽东事实上从未公开批评过江青，人们先前也从未听说过“四人帮”一词。高层干部知道，毛泽东也从未想过要逮捕“四人帮”，即便不喜欢“四人帮”的人也觉得应当服从毛泽东的遗愿。

为了巩固对华国锋统治的支持，叶帅和李先念在各省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力挺华国锋。他们历数“四人帮”的罪行，解释抓捕他们的必要性。大多数高层干部都同意有必要逮捕“四人帮”，并且承认华国锋、叶帅和汪东兴在行动中表现得机智而果敢。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第一次出示了毛泽东在4月30日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访华期间给他潦草写就的纸条：“你办事，我放心。”此举有助于使各军区党委书记相信毛泽东确实选择了华国锋。与会者向他表明了支持他当选的态度。华国锋与“四人帮”的斗争后来被一再说成善恶之间的伟大斗争，是追求正确路线的党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就像中国历史文献中记录的很多故事一样。不过，这一次就像1949年一样，获胜者确实得到了真诚而普遍的拥护。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华国锋决定继续批邓，拖延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他在10月26日宣布，当前要批“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党内对邓小平的批判虽然没有像当初“四人帮”那样极端，但仍持续了数月。华国锋还没准备好让邓小平回来。邓太有经验、太自信，也随时能够掌控大局。叶帅也认为，华国锋需要时间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还是让邓小平晚一点回来为好。临近1976年底时，叶剑英元帅和李先念等老干部才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邓小平一向愿意接受权力的现实，他是最早表示拥护华国锋的领导人之一。10月7日，邓榕的丈夫贺平从叶帅的家人那里听到“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后，立刻骑自行车飞奔回家，向邓小平一家报告了这个喜讯，因此他们是先于公众知道此事的。邓小平在10月10日写了一封信，请汪东兴转交华国锋。他在信中祝贺党在华国锋同志领导下采取果断行动，取得了对阴谋篡权者的伟大胜利。他说：“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接班人。”

12月10日，即抓捕“四人帮”两个月后，邓小平因前列腺疾病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12月14日党中央通过决议，允许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住院期间他拿到的第一份文件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这也是为了使他拥护华国锋逮捕“四人帮”而预备的一系列文件中的第一份。邓小平看过第一份文件后说，大量证据已经说明采取行动是正确的，他不需要再看更多的材料了。尽管如此，华国锋与叶剑英还是亲自请邓来玉泉山，向他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这时，另一些领导人已经开始推断邓小平将在某个时间点回来工作。有些领导人认为，可能会给他安排类似于毛泽东在1974年设想的，让邓小平取代周恩来领导政府、同时配合王洪文的工作。或许邓小平可以利用他的丰富经验和能力，在党的首脑华国锋的领导下负责政府工作。其他人认为，可以让邓小平担任更有限的角色，只抓外交。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可以在某个时候让邓小平完全接过党的工作，就像1975年夏天那样。为邓小平恢复工作的决定于1977年1月6日做出。而实际情况是，华国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又拖了半年才让邓小平恢复工作。

（摘自《邓小平时代》）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3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