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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主体性”问题可谓国内哲学界近年来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毋庸讳言，对它的讨论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急切催促的背景下发生的。但从对历史主体性的讨论情况看，似乎讨论还过于抽象地囿于一些一般性问题上走不出去，因而没有“具体地”针对中国现代化的水平、问题、出路等来探讨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主体的资质构成、主体性的内容以及主体性的实现等问题。而没有对历史主体性的这种具体思考，一般性问题的深化恐怕也难以达到。本文由此出发试图去思考几个与具体性思考相关的问题。
　　在传统哲学中，主体是一个同质、单一的预定存在，是一块不能对它剖析的先验理性园地。在许多人那儿，它成了先验的假定。主体凭借什么才成为主体？它凭什么资质和手段、途径来发挥主体性作用？主体是一个人还是具有某种结构并通过交往联系构成的系统？塑造主体系统结构的交往是自发性的还是全理性的？判断真假、确定善美价值的主体是个体还是群体……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传统主客体理论中还没有出现。二十世纪新哲学日益揭示出传统理性主体的先验性和独断性，揭示出与那种唯一且绝对客观的“真理”相对应、与唯一可取的文化价值相对应的单一同质的主体是一个十足的抽象假定。这不能不使人们去追究，历史活动者凭什么资质、通过什么途径才成为历史主体？才能确立合理的真理和价值？由此获得一个成果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主体都是一种复杂的系统结构体。主体的系统结构及其复杂性对于合理理解历史主体性具有关键意义。笔者认为，应首先从二个层面上观视这问题：其一是暂撇开各主体的差异来分析单个主体资质构成的结构，并着重分析其中的理性资质；其二是把所有主体视为一个整体，从各主体的交往结构中看待主体的社会资质构成，并着重于国家主体分析。本文仅从第一层面做些分析。
　　　　二
　　在第一个层面上，从已发国家的现代化来看，主体的资质构成主要是以西方意义上的“理性”所主导的一种结构。理性被视为主体思想和行动的主要原动力。虽然尼采和弗洛伊德提醒人们注意意志和本能的主体性作用，哈耶克在强调处于本能与理性之间的自发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但理性构成现代化主体主要资质的观念并没有因此产生根本性改变与动摇。海德格尔以来的多种西方现代哲学虽在力图批判、消解主体性哲学，但与其说是在消解人作为主体的理性资质，倒不如说是在消解理性作为主体资质的武断性和先验性，并为现代人资质的新理性的形成鸣锣开道。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虽然也具有以某种传统中国理性及现代变体抵御西方意义上的理性的主张，但从主流上说，把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视为人的（以西方意义上的理性为主导的）理性化、甚至精神状态上的理性化，却明显占优势。从严复的“力、德、智”到鲁迅全盘改造传统的启蒙或改造国民性，体现出愈来愈重视把西方理智精神及其价值追求状态融入中国人内在资质中的倾向。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坎坷与曲折使我们不可超越的哲学目前仍面临融化西方理性的任务，而没有去全面拥抱消解理性主体性哲学的充足基础和背景。所以，立足中国现代化的现实根基、水平和问题来探究主体理性资质的形成和适应性变化，从而建构新的主体性哲学，在我看来仍然是不可超越它所在的社会的中国哲学目前所面临的任务。
　　从此而论，我们把历史主体的资质构成看作以西方分析理性为主导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基本上由五个子系统组成：情感—一动机子系统，需要—一价值子系统，认知—一技术子系统，具体行动子系统，以及交往—一协调子系统。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中都有生理因素与文化因素（主要是理性因素）的交织。要确切地理解历史主体，就必须摒弃以前那种仅从一个子系统方面释解主体的片面观点，代之以着眼于系统相关性的整体把握。不管是把主体仅视为理性认知者（近代西方哲学），还是意志力量（尼采）或道德化育力量（儒家），都不仅在理论上导致片面性，而且实践上更招致了严重后果。尼采曾说，人的需要、价值观与能力、人的身体状况、社会地位等都具有内在相关性（或同源性）。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能力和成败状况导致了不同的需要和价值观念。把这个思想加以推广，构成主体的各子系统之间都有内在相关性，一旦一个子系统发生了较大变化，随之发生的它与其它子系统的冲突就包含着一种潜在的随同性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很复杂，但它最终总要获得某种统一，即便是表面上的。在社会的巨变转型期，上述各子系统程度不一的分别变革在许多主体那儿会造成一种实质性的冲突，一些主体可能不能实质性地真正解决这种冲突，而以某种形式把内在的冲突掩盖起来，使之获得形式上的解决—一这会对他（们）所发挥的社会功能造成重要影响。
　　主体系统的整体相关性为构成现代主体资质的现代理性的多方面建构提供了基本框架。纵观理性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理性不断从外在于人甚至独立存在的分析推理逻辑系统和盛装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向内在于人社会本性的一种能力方向转化，而且其内涵在现当代不断突破为科技理性所能把握的范围而扩展到各个方面，以前被认定为非理性的东西正在渐渐被当代思想家融进理性。从近代理性来看，作为超越主体本能和感性能力的理性能力，就是一种把对象予以思想或实际分割剖析，然后按一定目的予以重建或改造的能力，其内涵主要包括：１、文化人具有的一种只有通过其作用和效力才能理解的、认知和改造内外部世界的能力。２、发现、确立和指明自然与社会内在必然关系与规则的能力。３、通过所发现的必然关系把主体得到的众多离散事实联为一个统一整体，从而在思想中、甚至在实际中再塑实际事物的能力。４、由于主体常为某些靠不住的常识意见、偏见所缠绕，理性又表现为一种沉思、怀疑、批判的精神，一种永不满足地追求历史合理性的能力。５、理性愈来愈成为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体。它不仅表现为为了达到预期效果而在给定条件和既定约束之内进行有效手段和途径抉择的能力，也表现为衍生并内造价值的力量。在后一方面，它渐渐与占有和消费自然、财富等外在标榜联系了起来。
　　具有这些理性能力的近现代主体征服自然、开发新大陆、改造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成果。可以说，近现代主体就是利用理性能力确立自己在所居世界中自足自立品格的理性动物。这种理性动物把自然界看作可以科学理解的、合逻辑的秩序体，合规律的发展进程；把社会历史视为可由他们自己发现、并在发现基础上建构合理性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秩序的变动性存在体。时至今日，当代思想家们不断发现近代理性的缺陷，诸如排斥非逻辑的东西，过度封闭、独断和超验，忽视交往理性，忽视需求合理性而片面褒扬无限度的占有与消费，过度工具化而忽视对自身价值基础的反思和重构等等。对近代理性的过度崇拜（突出代表是黑格尔）导致了理性的专横、疯狂和灾难。近代理性的缺陷和人对理性的不合理态度导致了各种非理性文化的出现。尽管应对“非理性”做具体分析，但就中国现代化的水平、区域等状况而论，中国现代化的主体绝不会是非理性的狂迷者，只能是不断发展着的新理性的具有者。把正在发展着的结构合理、水平适当的当代新理性纳入中国现代化主体的资质构成中，正是当代中国主体性构建的主要任务。
　　自从近代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以来，中国人一直面临在主体系统的各子系统方面转变并在转变中重塑自身的任务。新理性都要干预、改造各子系统的状况，使之重新获得合理性。在追寻能够发展中国的新理性的过程中，有许多基本问题需要注意。比如，以前我们更多地关注了精神思想形态的新理性建构，相对轻视实践层次的新理性建构，致使精神层次的理性与实践层次的理性很不协调、前者脱离了作为基础的后者片面疯狂地自我蜕变，最后不但使精神观念形态的新理性成了滞碍实践进步的好看不好用的东西，使主体的实际行为与思想观念产生矛盾与多面性变换，而且使精神观念理性久而久之过度理想化或简单化，日渐失去历史合理性。再如，由于受中国传统理性主要是强调道德实践的“实践理性”倾向影响，近现代中国实践层次新理性的建构更多地是在道德践履、政治行为上用功夫，经济领域、特别是商业金融和消费投资等方面的新理性建构相比之下却明显被忽视了。这种先高层次后低层次的理性建构与经济是社会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显然并不一致。急切现代化所导致的这种新理性建构上的好高鹜远倾向进一步加重了新理性结构上的不合理性。着眼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有效快速发展，探讨构成中国当代“主体”主要资质的新理性的合理结构，我认为是哲学主体性研究一项虽艰难却是义不容辞的任务。在本文的篇幅内，我们初步探讨二个方面的问题。
　　　　三
　　自近代以来，科学理性（认知）、国民精神状态（意志）、西方某些价值（民主等）、再加上传统的道德，都曾被人们当作塑造中国新型主体的主要立足点。相比之下，需要结构及其合理化、情感—一动机系统的传统积习及其顽固性，交往过度禁锢于自然性联系的状况很少受到理性的反思。要建构合适的理性及其结构，就不能忽视对主体资质影响甚大的这些方面。
　　先就需求结构来说，人在客体世界面前成为一个主体首先靠的不是理性和意志，而是向客体世界索求的需要。需要才是主体资质构成的原初根本（理性是后来的文化积淀）。没有需要结构的合理化，恐怕很难理解理性的结构本质；不与需要结构和意向调整相结合，单纯的理性认知与意志也不能造就出现代化。从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角度看，对人的研究不能只关注认知理性和意志的优化，更应关注需要结构和意向的优化调整。现代化主体不是只有认知理性、技术理性与某些价值理性的人，更首先是追求功利和欲望合理满足的主体，是凭自己的才能、勤勉合法合理地追求功利并创新立业的主体。没有需求上的强烈欲望提高，没有需求欲望的合理调节，工具理性要么不用，要么造成浪费，要么是需求的强烈匮乏，要么是无节制的浪费泛滥；而价值理性要反流于空想、虚无漂渺，要么造成表面一套实际上又一套的价值结构失调。
　　费正清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发现，哥伦布时期中国航海业在技术能力上很发达，其造船和航海技术都优越于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但中国并没有因此做出发现新大陆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业绩。这显然不是技术能力的原因，而是需求欲望结构上的原因。近年来日益抬头的享乐主义倾向则与上述恰恰相反，一些先富起来的国人恃富傲物，以令人惊讶的奢侈与糜烂显示自我价值，并且产生了某种社会示范效应。需求欲望和消费产生了试图脱离现实技术理性水平、摆脱价值理性控制片面发展的势头，从而使需求理性的建构日益迫切。这就涉及到一种经久不衰的观点和另一种正在兴起的误解。
　　本来，人类生活追求不固定的本性中总有一种超越平凡的求圣倾向，问题是怎样去求和求什么样的“圣”。在前现代社会中，历史主体基本上是通过贬抑甚至弃绝世俗物欲而去追求难及或根本不可及的神圣。现代化就是逐渐淡化和反对这种求圣。由此，历史主体逐渐把生命追求从遥远的理想彼岸移向现实世界中可直接经验与占有的世俗价值物。西方现代化印证出的这种需求结构上从超验神圣转向世俗价值的历程模式适用于正在追求现代化的中国吗？中国现代化有没有一种需要淡化、去除阻碍现代化的超验神圣之任务？
　　有一种经久不衰的观点认为，中国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精神相比就有一种缺乏超验神圣的世俗化倾向。不少当代新儒家持有这种观点，比如余英时先生就主张，“中国的现代化根本碰不到‘俗世化’的问题，因为中国没有西方教会的传统，纵使我们勉强把六朝隋唐的佛教比附于西方中古的基督教，那么禅宗和宋明理学也早已完成了‘俗世化’的运动”。“如果西方‘消除神话’是基督教的‘现代化’，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三教都早已‘现代化’了。”①
　　我们不敢苟同这种论点。实际上，传统中国人文精神中充满着与现代化所要求的世俗化相冲突的超验神圣，而且它们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追求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交织性。这为世俗化的合理展开增添了更多的困难。按照贝格尔的观点，在一种文化的内在结构中，经验的东西与超验的东西、实在人与崇高神结合得愈紧密不可分，愈不利于摆脱超验神圣的世俗化转向的发生和开展。传统中国人文精神恰恰正是这样。以儒家为例，在儒学中，人性中就包含着神性，人与神无法分开。人与“天”分不开，人与无私忘我、鞭挞物利、握住世界根本之道、达到天人合一崇高境界的“圣”也无法分开。神圣境界的达求不是弃绝经验物利，而就是在与它们的平凡交往中通过约束、鞭挞、修炼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人文精神于发展过程中在超验神性与“堕落”人性、超验神圣与经验物利之间愈来愈分裂开（新教、文艺复兴）相反，人神合一、经验超凡合一的倾向随着儒学的进展不是在弱化，而是在强化。在王阳明那儿，第一，圣人仍然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②第二，功利仍被视为“毒”，认为追求功利的赘疣会堵塞圣人之道，因而必须克服掉那习以成性的功利之毒，才能恢复“本心”，成就天理。第三，通过把能力无限的“良知”视作五常之首，通过“心之良知谓之圣”导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以至“满街都是圣人”，从而把人与神、人性与神性更紧密地合为一体了。于是，人的做圣之功并不在于格外物的多少，不在于经验知识的多少，物只有与做圣之功相关，才必须知，才有意义。这种对实用知识、对物利的排除不更强化和突出了儒家的超验神“圣”吗？同时，他摒弃了程朱那种常人之上的家长似的“圣人”（与凡人相对的圣人），认为一般人的求圣不是先修身并在成功之后再改造他人，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对他人进行改造教化，而是每个人身上知与行、亲民与明德的携手共进。这种每人皆能、都该去求“圣”的主张不更堵塞了通往世俗化的现代之路吗？
　　诚然，表面上看，五四以来的中国主流文化早已摒弃了儒家的求圣之论。但无论从现代中国的思想理论、习惯意识还是实践行为上说，儒家似的求圣在现代中国理性追求上留下的烙印还是很明显的，并且，它并没有完全化成灰凉的记忆，而仍在当今主体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中存在、深刻影响着众多步于世俗化道路上的历史主体的理性资质及其结构。
　　如果采纳朱高文先生的分法，把个体之人视为其环境中三种存在物（有意义的他人，物质对象，观念、信仰、价值）之间的互动，那显然，第二种因素在互动中的作用愈来愈强，而且有支配另二者的趋势。这似乎是世俗化的必然结果。但不少人对这种结果存在愈来愈导致严重后果的误解。它认为，世俗化就是无圣化，就是摒弃一切超验价值。在其影响下，道德政治领域一些超验价值的难求与走形和法律权威的不完善已经使相当一部分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堕入超验价值全无的真空状态，致使出现了无权威、无信仰、享乐主义纵行的后果。世俗化的任务在许多主体那儿尚未完成，另一些主体已把世俗化引向了危险境地。从而使合理界定和引导世俗化日显重要。实际上，世俗化绝不是弃绝一切超验价值，而只是，１、超验价值和世俗价值二者先与后、基础与高筑关系的一种颠倒和结构调整，是着眼于更现实有效而选择的一条对实现崇高价值理想更合理可行的道路。２、同时也是对作为主体追求根本目标的理想价值的重新寻找、构建、释解和确定。立足中国实际，合理理解世俗化转向，构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新的价值理性（包括需求合理性），这是主体性哲学不可忽视只可有所贡献的任务之一。
　　　　四
　　在情感—一动机系统方面，无论是传统儒学还是以前我们接受的西方近代理性主义（黑格尔是突出代表），特别是二者在现代中国的结合，铸造了一种以理性鞭挞、反对异己存在的习惯。极度自傲的理性把异己存在（特别是不受自己控制的异己存在）视为低级的、无益的、甚至不该存在该消除掉的东西。对自发性的态度就是明证。自发产生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无益的和该消除的。在“现代化就是理性化之扩张”见解的影响下，上述习惯的影响似乎是在扩张。这种过度拔高理性的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有利于主体性的发挥，倒已经带来过许多人为的冲突与灾难。
　　二十世纪心理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学科的进展充分显示了传统理性的独断与缺陷，并为自发性的必然和有益存在提供了科学说明。弗洛伊德揭示了本能对人行为的支配作用。凯恩斯认为，人作为经济行为的主体并不具有完全理性，而通常是依照惯例和经验行事，并往往感情用事。就是说，虽然理性在现代化进程中作用愈来愈显着，但从动机到行为的整个过程，支配主体的并不是完全理性，也不是只有理性。主体的动机系统是很复杂的，仅从理性角度（把人视为理性人）来探究主体的动机及其引发的行为，那是一种极大的片面。西蒙为此提出了有限理性说来取代传统的完全理性说。而莱宾斯担的“×理论”则认定，人天生具有惰性，这惰性使其行为往往缺乏理性。只有外部的压力才可能改变这种惰性。当人毫无压力困扰时，人完全为惰性支配，单凭习惯、嗜好行事。当具有一定压力时，人可能调用理性计算使其行为达求某种合理化。只有当压力足够大时，人才努力调动更多理性争取最大最优化目标的实现。（当然，应该说，当压力过大、人无力解决所面临的难题时，他可能逃避，并因此衰落甚至灭亡）所以，最重要的是构建一种适宜的社会环境，以更多地调动主体的理性潜力和其他潜力来促进主体性的有效发挥。
　　这说明，主体之为主体，并不只受理性的驱动和支配，往往也受自发形成的习惯、传统、经验、情感等因素的影响。考察主体性的作用，也就不能只关注理性，而应着眼于情感—一动机系统中各种作用因素与理性的有效合作。不管主体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组织化集体单位，在其身上，自发性因素与自觉性因素总是程度不同地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自发性因素在主体性作用发挥过程中是永远存在的、不可能也不能完全消除的。问题的关键并不象以前我们的理性主义传统所做的那样，贬斥并力图消除自发性因素，而在于，区分与时代相宜的必须的、与时代不相宜的等多种不同的自发性因素，贬斥和消除那些无益的、落后于时代的自发性东西；着眼于适宜自发性因素与自觉性因素的有效结合来加强和促进主体性的发挥。
　　以对机遇的发现和利用为例。人一般都有维系于一种既定关系格局生存的习惯。只要这种关系格局能够为其生存提供必需的东西，他（们）就会抓住不放；即使一种新的更好的关系在他（们）身边造成一组机遇，他（们）也要么不想去尝试，要么根本熟视无睹。特别是，由于对新关系“好”、“坏”的判定多在参入其中或完全转入的事后才能做到，他（们）就更有心理上的理由来拒绝新机遇。当主体自己软弱孤单已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时尤其如此。能使人生存下去的既有关系格局具有使这类主体求得安全与归属从而克服软弱孤单之境的功能。对此功能的深陷很可能会使主体把既存关系格局视作必然如此的、无可更改的、甚至是预定了的自然存在，从而使主体心安理得地服从和认可这种格局，并使痛苦、焦燥和不满的心找到一个遗忘避难所。一旦主体陷入一种关系格局不能自拔，他（们）就会对来自外部的新机遇视而不见—一这会严重影响历史主体性的发挥。特别是当这种关系格局是在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的氛围中自发形成的之时，尤其如此。现代中国的多数主体却正程度不同地处于这种境况之中。市场经济及其牵动的社会变革要求改变上述自发形成的习惯、经验、情感；但并不是取消自发性。市场制度本身作为自发形成的东西虽被我们自觉引进和构建，但它本身的形成和完善没有一个自发振荡、发育的过程，没有主体形成的新习惯和经验，没有自发造就出的许多必须的构置，仅靠理性规范也是不可能真正确立起来的。市场建构去除某些自发的东西，同时需要某些新的自发性的因素、环节和方面。市场制度就是利用主体对世俗价值的自发追求并在理性合理规范许可的范围内广泛刺激这种自发追求去消除主体原有的惰性、传统习惯、自然交往等因素。从此而论，可以在情感—一动机系统方面把历史主体分为三类：
　　一类是创新参与层类。这一层类的主体在意识和行为上是最先觉醒和接受先进事物的人，他们一般都不满足既定自我，而力图通过参与现代化去追求新价值的实现，并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时常是创新行为的发明者。一般人习惯于按流行既定“合理行为”行事的习惯使他们的创新显得格外宝贵，也使他们的风险意识和成功的意志显得分外注目。这类主体在国家政府较少界入经济事务的早内发国家中多成了“企业家”，在现代化起始主要由国家发动组织的晚外发国家中却流向更为复杂。不管流向何处，这类主体的产生一般具有“一个带动一批”的特征。一旦一个主体在某环境内产生出现，他就为具有同样素质潜力的他者树起了一个范型，打消了一些顾虑，减少了风险系数，从而使他人通过模仿和创造加入此类行列。
　　二是拒绝层类。即以不参与的拒绝态度对待现行社会并试图在对现行社会的逃避或掠夺破坏中寻求价值和意义的活动者。在一个各种社会利益正重新分配和组合的社会时期内，拒绝层类“主体”会复杂多变起来。现代条件下的拒绝层类“主体”主要包括消极逃避、隐性阻抗以及掠夺破坏几种。当主体与所在群体发生冲突、产生失意并给他（们）造成被抛意识，或对群体价值追求在认同上产生疑问，消极逃避就可能随之发生。并不直接破坏危害社会的逃避由于试图走出现行社会价值之外去寻求意义寄托，所以对于社会建设是一种参与上的重要损失。阻抗是表面上履行参与而实际上以隐蔽方式阻抗社会，或者在某几方面参与而在其他方面抵抗的现象。由于与参与时常交织在一起，这种阻抗对社会建设比消极逃避更具有隐藏性，其危害性也更大。掠夺破坏是采取直接与社会对抗的方式进行历史活动。他们试图在对社会的蚕食和掠夺中建立生命价值。李大钊先生早就指出过，中国传统中把劳动视为低级卑下之事的习惯使相当一部分国人贪惰性成，总希望通过不参与社会劳动的方式掠占社会财富，“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③。在不少人的习惯意识里，这种掠占还得到仰慕的评价。为此李大钊先生曾寓意深刻地主张，中国的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要把每个人变成靠为社会做工谋生的“工人”，在制度上杜绝消除各种“强盗”社会财富的行为。果真做到这一点，那对现代化条件下主体性的合理发挥将是一个重大的促进。
　　三是困守追随层类。这类主体非批判地接受和认可先辈或社会传予他（们）的关系格局和目标追求。其生存活动一般越不出既定的社会关系格局，因而一般发现不了走向现代化的新机遇；即使有时越出了习惯在视界中发现了新的无法溶合进先前视界的东西，也不去冒险尝试，而是继续回到保险系数很大的传统家园，追求现成习惯了的意义与价值。
　　以市场制度为底基的现代化意味着历史主体摆脱旧的群体生活经过一个个体日益专门化的分化过程而走向新的群体合作的进化，这必然造成主体性发挥的变化。现代化是人创造的业绩（通过创造的业绩来评价人的价值是现代化所建立的人的新范式的基本内涵），没有更多的创新参与层类主体参与创新，或者说主体多停留在困守追随层类上，甚至存在不少拒绝层类主体，现代化很难得到充分地拓展。尽管任何社会、包括现代化社会中都会存在一定的困守追随层类主体，但现代化作为对社会力量的一种重新组织和社会结构的更合理变更，也就意味着各层类全体的一种新的分化与重组。接受现代化特别是参与现代化是一种勇气和毅力，是一种理智的锻炼和洗礼。主体不会同时以同样的勇气、理智和毅力去参与，参与的时序和方式肯定具有很大差异。困守追随层类主体在参与时序上更晚些，没有不少的榜样，没有先行者把风险系数化小，他们是不去贸然参与的。现代化的进一步开展必须以困守追随层类主体被尽量多地提升到创新参与层类为前提，以尽量减少拒绝层类主体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是对各层类主体的一种筛选、锻炼和创造，更是一种要求主体学习和接纳新经验新活动方式、思维方式的挑战，只有永远向世界开放，而且永不封闭起自己的主体才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主体性功能。
　　至于要从过度禁锢于自然性联系的状况中摆脱出来，建构起适合当代中国的交往理性问题，只能另文探讨了。
　　　　　　　　　　　　　　　　　　　　　　　　（责任编辑　赵稀方）
　　①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１５、第４１页。
　　②《阳明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
　　③《李大钊文集》上，第５９５－５９６页。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001-008B1哲学原理刘森林19951995 作者：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001-008B1哲学原理刘森林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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