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是人们对自身存在境遇的一种理性审视和情感渲泄。中国近代哲学,简而言之,便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审视现实的诊断书和追求光明前途的寻路史。这使爱国主义成为中国近代哲学的主题和基本特征。
从盘古开天地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大地上虽然屡经改朝换代、更名改姓,但始终是中国人支撑政权。尽管其间有过少数民族政权,但一直是华夏民族的天下,中国人始终是中国的主人。在这种社会氛围中生活的人们习惯于把中国乃至天下看作是帝王一人之私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不可能抛开忠孝把自己的命运与群体和国家直接联系起来。
鸦片战争的轰轰炮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中国社会从一个主权完整的独立王国变成了任人肆意宰割的半殖民地;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亡国灭种的厄运使中国人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唇亡齿寒、国破家亡的道理,为了保家、保种、保群、保国,他们不仅在行动中用武力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而且在思想上为反帝呐喊助威,高唱爱国主义、弘扬国家观念、强化群体意识。
为此,中国近代思想家对君和国做了区分,告诉人们国家是国民的共同财产,并非一己之私。因此,人们应“不忠于君,要忠于国”。(孙中山:《总理全集》第2集,第259页)与崇尚君权和夫权的传统哲学不同,近代哲学所向往的是国权和人权。“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严复:《原强》)是中国近代哲学的最强音。
为了弘扬国家观念、强化群体意识,中国近代思想家做了大量的工作:
1.极力推崇和神化“群”,从进化哲学的高度说明善群者存、不善群者亡的道理。
2.介绍“物竞”、“天择”的生物进化法则,呼吁忧患意识。
3.剖析列强侵略、吞食中国的野心,唤醒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4.学习西方长处,增强保国实力。
5.断言利群、爱国是人的本性,人们应该为了大我放弃小我的利益乃至牺牲生命。
6.利用佛学的“五蕴”说,宣称肉体为虚幻。
7.视仁为宇宙本体,万物本原,突出博爱的群体意识、国家观念和中西平等思想。
8.利用推崇主体意识的近代心学把自己说成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增强反帝的自信心。
总之,中国近代哲学反映了帝国主义践踏下中国人民反帝救国的呼声。中国近代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资产阶级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御敌抗辱的战略纲领。中国近代思想家着书立说念念不忘救国初衷,字里行间都飘逸着拳拳的爱国之心和浓浓的爱国之情。正是围绕着这个不变的轴心,古今中外一切可以利用的思想都搬来了。它们或被机械地组合在一起,或平安相处,于是,形成了中国近代哲学横跨中西、纵亘古今的数派学说的综合大观。
爱国主义的特征和主题不仅解释了中国近代哲学的庞杂,而且涵盖了中国近代哲学不同以往的政治内容和崭新的价值功用,是研究中国近代哲学首先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参数。
二
从忠君到爱国,这无疑是一次思想启蒙。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近代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历史舞台。作为中国近代哲学主体的资产阶级,其主张和言论与封建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政治上,要求推翻封建专制,实行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让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参政、议政;经济上,主张冲破自然经济的束缚办实业、修铁路,自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思想上,摆脱宗法等级观念、以天赋人权论和民约论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之说。
这些新要求、新主张使启蒙成为中国近代哲学的燃眉之急和历史使命。中国近代思想家认为,对于中国的贫弱和衰微,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难辞其咎。受凌辱、受蹂躏的现实和亡国灭种的危险使他们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本能的不满、厌恶和憎恨,渴望在此之外寻找另一种真理和寄托。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空前现象,它使中国近代哲学具有了全新的时代流韵和风格。与维护君权和夫权的传统哲学不同,中国近代哲学所向往的是人权和国权。这种呐喊自由民主、高唱爱国主义的哲学就是与以往哲学截然不同的启蒙哲学。
就反帝与反封建、启蒙与爱国的比较而言,近代思想家对启蒙寄予了更大的希望。这不仅因为保群保种的爱国主义教育本身就是近代思想启蒙的主要内容,而且,只有挣脱封建的奴性建立健全的人格,才能树立国民意识、增强爱国观念,自觉地维护国格的尊严;只有呼唤自由、平等,才能摆脱封建的桎梏,树立抗侮御辱的自信心,在反帝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近代思想家大都把提高中国人的国民素质作为改造中国的根本纲领,塑造体智德强,高、新的“新民”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殊途同归的“英雄所见”。这一切使反封建成为中国近代哲学首要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使启蒙性成为中国近代哲学的历史使命和基本特征。
中国近代哲学的启蒙性体现在近代思想的方方面面、点点层层:
1.在自然观上,用无神论取缔了天命鬼神论。
2.在本体论上,用原子论、元素说和以太说等西方自然科学的新发现赶走了元气自然论,用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挤掉了天理、同心的地盘。
3.在认识论上,用“即物实测”的经验论原则取代了玄想、顿悟的直觉主义,认识论不再与道德修养术纠缠在一起,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领域。
4.在辩证法上,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吸引力与排斥力涤荡了阴阳的相互作用,使变升华为宇宙的普遍规律,而不再是个别现象和暂时状态。
5.在伦理观上,抨击了古代的蒙昧主义和僧侣主义说教,断言人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而不是无情无欲、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追求其体的苦乐而非抽象的善恶。追求幸福、逃避痛苦是人类的共同本性。人都是自私和自利的。自私、利己并不是恶,它是人类行为的源泉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不仅不应禁绝,反而应该大力宣传和提倡。
6.在政治观上,揭露三纲五常的虚伪与残酷,利用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说讴歌自由、平等和博爱思想。
三
启蒙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影响是巨大而广泛的,这集中地体现在启蒙为中国近代哲学带来了鲜明的主体特征。
1.注重个体和个人的主观意志、情感好恶
在寻找宇宙始基、世界主宰之时,中国近代思想家不再把眼光放在某种混沌、笼统、抽象、绝对的整体之上,而是青睐于某种富于个性与灵感气息的具体,如以太、原子、元素、细胞、心力等等。这反映了中国近代哲学注意个体的理论导向。就作为中国近代哲学主流的心学而言,其推崇和膜拜的心也不再是古代的万世揆一的、不变的、持久的、稳定的“同心”,而是人人各不相同的、跳动的、洋溢着生机和活力的内心世界。这个心富于幻想和冒险精神,充满希望和情感好恶,追求个性和标新立异,享受民权和自由……具有无法想象的神奇威力。在对世界的改造上,更突出地反映了人的主体性差异。
2.偏袒感觉和感性经验
中国近代思想家偏袒感觉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主宰世界中的决定作用。他们认为由各种主观感觉所组成的心境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外部事物没有自身固定的属性和特征,一切都是人的主观感觉赋予和外加给它们的。因此,感觉主宰外物的变化、发展和成毁,人们凭借不同的主体感觉和经验会创造各不相同的新世界。
正是出于对主观感觉的偏袒和独好,中国近代哲学崇尚感觉和经验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其认识论的总原则就是“即物实测”,强调接触事物、进行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材料,这是一切认识的起点。不仅任何归纳和演绎都离不开感觉经验,而且,感觉还是衡量认识、鉴别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切反映了他们是以人为出发点和坐标系来考察认识的。例如,谭嗣同之所以得出万物无大无小的相对主义结论,即是因为人在宇宙中不大不小——既有比人大的存在物,又有比人小的存在物。如此一来,比人大者称之为大,比人小者称之为小。可比人大者之外还有比它更大者存在,这样,它便不可再称为大了;比人小者之外,还有比它更小的,这样,它便不可再称为小了。同样,严复之所以走向不可知论,也是由于对感觉的过分钟情。在他看来,感觉是认识的唯一门径,人们的认识都在感觉经验之内,不可能超出经验之外。人们所认识的都是有形象、有实体、可以被感知的东西。至于“天地元始”、“造化真宰”、“万物本体”和“力之本始”等超经验的问题则是不可知的。这些结论尽管有些偏颇,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哲学对个人价值的关注和肯定。
3.关注人的物质欲望和生理需求
中国近代思想家认为,人性本无善恶,一切善恶都是人们后天造就的。在人们后天的所作所为中,苦乐是衡量善恶的标准。凡是能够给自己或人类带来快乐的就是善,而凡是给自己或人类造成痛苦的就是恶。只有在自私和利己的刺激下,人们才能为社会的文明、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取;只有在自私和利己这个“真正的利己心”、“原本的爱己心”的支配下,人们才能为了更好地利己而产生“变相的爱己心”,去利人爱他、爱群体、爱社会;只有在自私和利己的考虑中,人们才能饱含政治热情,为国家的生存和富强勇于奉献和牺牲。
4.有个性有才能的人是社会历史的主宰
中国近代思想家认为,人不仅为自然立法,而且为社会、为历史立法,人才是社会历史的真正主宰。历史不受任何必然法则的支配,完全是人类操纵的。社会的强弱兴衰取决于人们德、智、体各方面的素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取决于人们的冒险、进取和发现。在社会历史的舞台上,主角是富于个性、不与当时的社会相苟同的英雄。他们秀出于万人之上,想他人所不敢想,为他人所不能为,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只不过是记载少数英雄人物功绩的传记而已。离开了英雄人物,历史便黯然失色。这种唯心史观用自己的独特方式表达了人类的自信和对自身力量的崇拜。
四
反帝救亡需要使中国近代哲学高扬群体主义,反封建的启蒙需要使中国近代哲学推崇个人主义。这使独与群、启蒙与爱国成为中国近代哲学的基本矛盾,浸透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和方面。
在本体论上,被中国近代思想家所膜拜和夸大的“心”,主要指个人的主体意志、主观感受和情感好恶。对此,他们宣称,面对同一物境,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千万人于此,其感觉会有千万种之不同;无数人于此,其感觉会有无数种之不同。至于这些感觉到底谁真谁假,孰是孰非,则无可奉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标准,外部世界究竟什么样?我的主观感觉它怎样它就怎样。
在这里,近代思想家肯定人的感受各不相同,肯定人人各有属于自己的世界,这说明他们所神化和夸大的心乃是个人的主观精神。然而,在论证身心(肉体与灵魂)关系时,他们都把灵魂说成是脱离肉体的永恒存在,普遍有崇尚灵魂而藐视肉体的倾向,这给他们的精神涂上一层厚厚的客观色彩。
借鉴佛学的“五蕴”说,中国近代思想家指出人是由物质性的血肉之躯和精神性的灵魂构成的。肉体的存在是短暂的,最终要分解而消散,而人的精神、灵魂则不生不灭、万古永恒。这使他们所讲的灵魂并非专指个人的“小灵魂”,而是兼指且主要指人类精神的“大灵魂”。在人死之后,这种不死之物可以遗传给子孙后代。这表明,在论证灵魂不死时,中国近代思想家把个人的灵魂与群体和国家联系在一起。他们长在不死的“秘诀”就在于用群体、社会之体载我之灵魂。这使灵魂成为一种绵延群体国家、贯穿人类始终的超时空的东西。它显然不可能是个人的主观精神,而只能是被抽象、被绝对化的宇宙精神。
在伦理观上,中国近代哲学一方面从注重个人的价值出发论证自私、利己的正当性、合理性;一方面又从维护国家、群体利益出发阐释了合群、利他的必要性、迫切性,同样表现出“独”与“群”的矛盾。
利用西方的自然人性论,中国近代思想家宣称人是一种生物,具有刺激反应性,对外界的刺激会有适宜和不适宜的感觉。适宜者乐之,不适宜者苦之。追求幸福,逃避痛苦是人的天然本性和追求目标。就人的本性而言,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为了促进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必须利用人们的自私心和利己心来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政治热情。因此,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不仅不应消灭,反而应该大力提倡和弘扬。
同时,中国近代思想家极力宣扬和倡导爱群、利他的利群主义、利他主义。在他们看来,人是合群的社会性动物,喜群恶独是人的本性。人们都喜群恶独,于是,形成了家庭、部落和国家。在人组成了部落和国家后,同一群体中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是一致的,个人的命运、前途完全依赖于群体和国家。这决定了人应该具有社会观念和公德意识,肯为国家、群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
五
人生哲学是中国近代哲学的落脚点和归宿。中国近代思想家的一切言论和行为都可以在他们的人生哲学中得到印证和说明。人生哲学既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又是他们的内心独白。
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命运,中国近代思想家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指出,人是从生物进化来的。人作为生物进化的最高阶段,它优于且高于万物存在于人的聪明才智和理性思维。因此,人的聪明才智和理性思维是人的根本属性。与生物消极地适应环境不同,人可以凭着自己的主观意志改变创造世界和环境为我所用。这一切表明,只有我,只有心才是世界的主人和主宰。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仅可以主宰宇宙,而且可以主宰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因为人在希望和自信的鼓舞下,能够发挥巨大的潜能,做出英雄豪杰的壮举,行信于天下。
关于人的本性即人的动物性,中国近代思想家指出,人作为一种生物具有刺激反应性,对外界的刺激会有适宜和不适宜的感觉。适宜者神魂为之乐,不适宜者神魂为之苦。这表明,追求幸福、逃避痛苦是人的天然本性和追求目标。人们的行为、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等等都是受“求乐免苦”这一动机支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都是自私和利己的,自私、利己是人的天性。为了促进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繁荣,必须利用人们的自私心和利己心来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政治热情。
关于人的本质即人与动物的区别,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博爱”派认为,仁是人的本质,是否能“爱类”是人灵且高于万物之所在;严复代表的“天演”派认为,人别于万物的根本所在是人的精神意识和理性思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理想”派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关于社会和未来的观念,愿意牺牲个人和目前利益而购此社会和明天。这些主张尽管在具体细节上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把社会性看作是人的本质属性,强调利群、合群及人的社会责任,这是中国近代人性论的突出特征。
中国近代的人生哲学以自然科学为根基,奋力呼唤主体价值,力图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来塑造人,对人生充满了自信和乐观。在对人的曝光中,既透视出人的本性怯弱、卑劣等阴暗面,又透视出人的智慧、果敢、高尚的光明面。这一切为现实斗争提供了一套行动方案。
(作者魏义霞系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其山,伊春市委党校哲学部)
哈尔滨师专学报:社科版21-25B5中国哲学魏义霞/王其山19971997 作者:哈尔滨师专学报:社科版21-25B5中国哲学魏义霞/王其山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2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