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尊孔”、“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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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以来,读了几位前辈论说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文章和着作,自己也就有所思索 。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讲到“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时,有云:“质 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 注:《梁漱溟学术精华录》第64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这是一个 美好的预言,也是美好的愿望。
  梁先生所谓“中国文化的复兴”,也即是“孔子的礼乐”的复兴。这话是他在20世纪2 0年代之初讲的。到了80年代,他在《东方学术概观》中讲“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 子”时,曾引前辈夏增佑所着《中国古代史》云:“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 历史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又引前辈柳贻征《中国文化史》云:“孔子者中国文化之 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 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梁先生说:“两先生之言几若一致,而柳先生所说却较明确。”
  诸公之言,很发人深省,我由此便想到了中国历代的“尊孔”和“批孔”。记得十来 年前,季羡林先生在《从客观上看中国文化》一文中讲到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时,曾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注:《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3页,中华书 局1992年4月第1版。)我看世人评价孔子,也不免循此规律,这里且从“尊孔”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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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在世时,虽是“圣之时者”,却似不甚得志,鲁迅曾说:
  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 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 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 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 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窥见那消息。(《且介亭杂文二集·在 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为什么说孔夫子“死了以后”才“做定了‘摩登圣人’”呢?这要从汉代的“独尊儒术 ”说起,而且还要归功于刘邦和武帝。
  刘邦本来不是崇儒尊孔的,据《汉书·郦食其传》记载,有个骑士对郦生说:“沛公 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说刘邦“不喜 儒”,这是一段“嘉话”。
  但刘邦思想亦有变化,从“不喜儒”到崇儒尊孔,有个过程。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 叔孙通。
  史称刘邦初做皇帝,与群臣宴饮之时,“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 “患之”。于是叔孙通献计,与儒生“共起朝仪”。其后即按此“朝仪”行礼。这一举 措,立见效果。史称“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刘邦 十分满意,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叔孙通趁此机会,立即向刘邦建议:“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共为仪,愿陛下官之 。”于是这些儒生都有了官衔,而且各得“五百金”的赏钱,高兴地说:“叔孙生圣人 ,知当世务。”这是说,叔孙通亦“圣之时者”。(详见《汉书·叔孙通传》)
  从刘邦“不喜儒”到封赏儒生,可见儒者的妙用。
  再说武帝。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是为世所称的 ;但汲黯却说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书·汲黯传》)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说明 武帝之崇儒术,未必全心全意,这从此后元帝与宣帝的一段对话中也可看出问题。《汉 书·元帝纪》云:
  (元帝)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 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 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 太子也!”
  所谓“汉家自有制度”,这话很有深度。大概从刘邦开始,即已“霸王道杂之”。汉 朝家法如此,而元帝有所不知,故宣帝慨乎言之。我在50年前写过一篇《汉代崇儒的真 相》,也谈过这个问题。(《益世报·人文周刊》第40-41期)
  至于汉代以后,历朝历代之崇儒尊孔,柳贻征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言之甚详。(注: 见《中国文化史》第二十五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孔子从“至 圣”而逐步上升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连孔子的后裔都封为“衍圣公”,则柳先生所 谓:“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可谓信而有征。与此同时,鲁迅先生所谓“孔夫子之在 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云云,也非无征不信。
  权势者们之捧孔子,不仅见于古代,也见于近代。这是鲁迅亲眼见过的。他说: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 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 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 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 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 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 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 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 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据着江 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 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 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 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 夫子》)
  在鲁迅先生看来,袁世凯、孙传芳和张宗昌这些权势者,也和古代的权势者一样,其 崇儒尊孔,都是为我所用。从刘邦到袁世凯,虽改朝换代,而尊孔这一文化传统,却历 久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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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批孔”,也可以从古代说起。这里且不说那与孔子并世的隐者对夫子的讥刺,( 注:见《论语·微子》。)只说汉代的王充和明代的李贽。
  在“评法批儒”时期,王充曾以“批孔”着称。他着有《论衡》,写过《问孔》。但 “问孔”并不等于“批孔”。他只是说,孔子的话不见得句句都对,不认为“圣贤所言 皆无非”。如此问孔,未可厚非。
  王充又写过《儒增》,对汉代的儒书,多所批评。但他批评汉儒,也不等于批孔。他 在《正说》中说: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 习词语。苟名一师之学,超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竞进,不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 。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
  这些话都是批评当代儒生的,不是批评孔子的。
  还有,王充不但不曾批评孔子,他写《自纪》,还曾说过:“可效仿者,莫过孔子。 ”又说:“鸿才莫过孔子”。
  不过,尽管如此,正当举世奉行尊孔之时。王充竟敢“问孔”,仍是“冒天下之大不 韪”的。
  再说李贽。
  在“评法批儒”时期,李贽也是以“批孔”着称的。说李贽批孔似比说王充批孔有些 实据,当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疏劾李贽,就曾说他“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背戾 ”。(注:《神宗实灵》第369卷,转引自《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第13页。)李 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确有关于“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言语,他说:
  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 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 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也 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罚赏哉!
  当举世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之日,李贽出言如此,确实未免“狂诞背戾”。问 题似不在于他批评了孔子,而在于触犯了官方儒学的统治。这是有害于当代的政教、有 损于世道人心的。
  但当大金吾审讯李贽时,李贽却说:“罪人着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李 贽死后,袁中道撰写《李温陵传》,也说他的着作“大有补于世道人心”。(注:《珂 雪斋近集》卷三,1982年11月上海书店重印本。)这样的话,不知有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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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古代这些尊孔、批孔的事例看来,历朝历代的权势者大抵都是尊孔的;凡是“知当 世务”即识时务的儒生也都是尊孔的。两千年间不识时务者只有半个王充和一个李贽。 李贽涉嫌批孔,不得好死。历史昭示如此,耐人寻思。
  当然,耐人寻思者,更有近世的事。
  近百年来,世界大势是发生了空前的变化的,不仅中国自身改朝换代,西方文化也云 涌而来,中国的文化之门也不得不开。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也就发生了新的尊孔、批 孔的问题。“五四”运动本来不是“批孔”运动;但提倡“新文化”,打倒“孔家店” ,孔子也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当然,在这几十年里,有批孔的,有尊孔的,言论也非一律。这同政治主张似有一些 关系。康有为主张变法维新,着《孔子改制考》,建立“孔教”,是尊孔的。章太炎主 张种族革命,着《诸子学略说》,谓“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儒家者流,热中趋利 ”,是批孔的。但章氏批孔,半途而止。他在《致柳翼谋书》中说自己是因为“深恶长 素(康有为)孔教之说”,才“激而诋孔”的。章氏之回心转意,和他后期“既离民众, 渐入颓唐”,(注:见《且介亭杂文末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也许不无关系。
  此外,刘师培上书端方,有“尊孔”、“读经”的倡议;(注:刘师培《上端方书》, 引自《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第104-105页。三联书店1998年6月北京第1版。)林琴南《答 大学堂校长蔡鹤卿书》说到“覆孔孟、铲伦常”,谓“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挽回之时” 。(注:见《林琴南文集·畏庐三集》,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3月第1版。)凡此种种,也 都是尊孔的。
  “五四”以后,仍然批孔、影响较大者,有李大钊的《从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 动的原因》和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李大钊说:“中国的劳动(工)运动,也 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孔子的学说,对于劳动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统治者的 地位,作统治者阶级的牺牲。”他还说:“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 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之师表’。他的学说 ,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两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化,他的学说 适宜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 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就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 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 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注:见李守常《 史学要论》附录第13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说“纲常名教”,“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从经济上作此解释,这在当时是新颖的 。但在林琴南看来,很可能也是“覆孔孟、铲伦常”的胡言乱语。
  鲁迅的文章,我在前面已经引过,这里不再多说;但有一点要说的是:鲁迅的文章虽 然可以说是批孔的,但他批的主要是那尊孔的。鲁迅立论的根据,不是“经济”,而是 事实。从袁世凯到张宗昌,都有尊孔的故事,鲁迅讲的很有意思。这些故事不像是鲁迅 捏造的,却是令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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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讲了“尊孔”和“批孔”,现在要回到“中国文化的复兴”。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呢?说来说去,不过两个字:“尊孔”。而“尊孔”也正是 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
  梁漱溟先生讲“世界未来文化”时,还十分肯定地说:“以后世界是要以礼乐换过法 律的,全符合了孔家宗旨而后已。”又说:“我虽不敢说以后就整盘的把孔子的礼乐搬 出来用,却大礼旨趣就是那个样子,你想避开也不成的。”(注:《梁漱溟学术精华录 》第64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这话是说得非常自信的,不容置疑 。
  但我惑而敢问的是:“孔子的礼乐”是什么模式?梁先生在这里并没有说,不知他在别 处可曾说过。只有鲁迅说袁世凯称帝之前恢复过孔子的“祭典”,这“祭典”应是“符 合了孔家宗旨”的;孙传芳也曾复兴过“投壶之礼”,这是前面讲过的。可惜余生也晚 ,都没有见过。但这样的典礼,是否可称“孔子的礼乐”、“符合了孔家宗旨”呢?未 可知矣。
  
  
  
鲁迅研究月刊京4~7G0文化研究郭预衡20032003作者通讯处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邮编 100875 作者:鲁迅研究月刊京4~7G0文化研究郭预衡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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