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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以来，读了几位前辈论说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文章和着作，自己也就有所思索　。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讲到“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时，有云：“质　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　注：《梁漱溟学术精华录》第64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这是一个　美好的预言，也是美好的愿望。
　　梁先生所谓“中国文化的复兴”，也即是“孔子的礼乐”的复兴。这话是他在20世纪2　0年代之初讲的。到了80年代，他在《东方学术概观》中讲“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　子”时，曾引前辈夏增佑所着《中国古代史》云：“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　历史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又引前辈柳贻征《中国文化史》云：“孔子者中国文化之　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　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梁先生说：“两先生之言几若一致，而柳先生所说却较明确。”
　　诸公之言，很发人深省，我由此便想到了中国历代的“尊孔”和“批孔”。记得十来　年前，季羡林先生在《从客观上看中国文化》一文中讲到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时，曾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注：《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3页，中华书　局1992年4月第1版。)我看世人评价孔子，也不免循此规律，这里且从“尊孔”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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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在世时，虽是“圣之时者”，却似不甚得志，鲁迅曾说：
　　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　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　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　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　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窥见那消息。(《且介亭杂文二集·在　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为什么说孔夫子“死了以后”才“做定了‘摩登圣人’”呢?这要从汉代的“独尊儒术　”说起，而且还要归功于刘邦和武帝。
　　刘邦本来不是崇儒尊孔的，据《汉书·郦食其传》记载，有个骑士对郦生说：“沛公　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说刘邦“不喜　儒”，这是一段“嘉话”。
　　但刘邦思想亦有变化，从“不喜儒”到崇儒尊孔，有个过程。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　叔孙通。
　　史称刘邦初做皇帝，与群臣宴饮之时，“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　“患之”。于是叔孙通献计，与儒生“共起朝仪”。其后即按此“朝仪”行礼。这一举　措，立见效果。史称“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刘邦　十分满意，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叔孙通趁此机会，立即向刘邦建议：“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共为仪，愿陛下官之　。”于是这些儒生都有了官衔，而且各得“五百金”的赏钱，高兴地说：“叔孙生圣人　，知当世务。”这是说，叔孙通亦“圣之时者”。(详见《汉书·叔孙通传》)
　　从刘邦“不喜儒”到封赏儒生，可见儒者的妙用。
　　再说武帝。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是为世所称的　；但汲黯却说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书·汲黯传》)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说明　武帝之崇儒术，未必全心全意，这从此后元帝与宣帝的一段对话中也可看出问题。《汉　书·元帝纪》云：
　　(元帝)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　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　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　太子也!”
　　所谓“汉家自有制度”，这话很有深度。大概从刘邦开始，即已“霸王道杂之”。汉　朝家法如此，而元帝有所不知，故宣帝慨乎言之。我在50年前写过一篇《汉代崇儒的真　相》，也谈过这个问题。(《益世报·人文周刊》第40-41期)
　　至于汉代以后，历朝历代之崇儒尊孔，柳贻征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言之甚详。(注：　见《中国文化史》第二十五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孔子从“至　圣”而逐步上升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连孔子的后裔都封为“衍圣公”，则柳先生所　谓：“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可谓信而有征。与此同时，鲁迅先生所谓“孔夫子之在　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云云，也非无征不信。
　　权势者们之捧孔子，不仅见于古代，也见于近代。这是鲁迅亲眼见过的。他说：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　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　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　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　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　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　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　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　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据着江　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　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　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　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　夫子》)
　　在鲁迅先生看来，袁世凯、孙传芳和张宗昌这些权势者，也和古代的权势者一样，其　崇儒尊孔，都是为我所用。从刘邦到袁世凯，虽改朝换代，而尊孔这一文化传统，却历　久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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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批孔”，也可以从古代说起。这里且不说那与孔子并世的隐者对夫子的讥刺，(　注：见《论语·微子》。)只说汉代的王充和明代的李贽。
　　在“评法批儒”时期，王充曾以“批孔”着称。他着有《论衡》，写过《问孔》。但　“问孔”并不等于“批孔”。他只是说，孔子的话不见得句句都对，不认为“圣贤所言　皆无非”。如此问孔，未可厚非。
　　王充又写过《儒增》，对汉代的儒书，多所批评。但他批评汉儒，也不等于批孔。他　在《正说》中说：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　习词语。苟名一师之学，超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竞进，不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　。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
　　这些话都是批评当代儒生的，不是批评孔子的。
　　还有，王充不但不曾批评孔子，他写《自纪》，还曾说过：“可效仿者，莫过孔子。　”又说：“鸿才莫过孔子”。
　　不过，尽管如此，正当举世奉行尊孔之时。王充竟敢“问孔”，仍是“冒天下之大不　韪”的。
　　再说李贽。
　　在“评法批儒”时期，李贽也是以“批孔”着称的。说李贽批孔似比说王充批孔有些　实据，当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疏劾李贽，就曾说他“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背戾　”。(注：《神宗实灵》第369卷，转引自《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第13页。)李　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确有关于“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言语，他说：
　　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　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　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也　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罚赏哉!
　　当举世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之日，李贽出言如此，确实未免“狂诞背戾”。问　题似不在于他批评了孔子，而在于触犯了官方儒学的统治。这是有害于当代的政教、有　损于世道人心的。
　　但当大金吾审讯李贽时，李贽却说：“罪人着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李　贽死后，袁中道撰写《李温陵传》，也说他的着作“大有补于世道人心”。(注：《珂　雪斋近集》卷三，1982年11月上海书店重印本。)这样的话，不知有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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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古代这些尊孔、批孔的事例看来，历朝历代的权势者大抵都是尊孔的；凡是“知当　世务”即识时务的儒生也都是尊孔的。两千年间不识时务者只有半个王充和一个李贽。　李贽涉嫌批孔，不得好死。历史昭示如此，耐人寻思。
　　当然，耐人寻思者，更有近世的事。
　　近百年来，世界大势是发生了空前的变化的，不仅中国自身改朝换代，西方文化也云　涌而来，中国的文化之门也不得不开。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也就发生了新的尊孔、批　孔的问题。“五四”运动本来不是“批孔”运动；但提倡“新文化”，打倒“孔家店”　，孔子也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当然，在这几十年里，有批孔的，有尊孔的，言论也非一律。这同政治主张似有一些　关系。康有为主张变法维新，着《孔子改制考》，建立“孔教”，是尊孔的。章太炎主　张种族革命，着《诸子学略说》，谓“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儒家者流，热中趋利　”，是批孔的。但章氏批孔，半途而止。他在《致柳翼谋书》中说自己是因为“深恶长　素(康有为)孔教之说”，才“激而诋孔”的。章氏之回心转意，和他后期“既离民众，　渐入颓唐”，(注：见《且介亭杂文末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也许不无关系。
　　此外，刘师培上书端方，有“尊孔”、“读经”的倡议；(注：刘师培《上端方书》，　引自《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第104-105页。三联书店1998年6月北京第1版。)林琴南《答　大学堂校长蔡鹤卿书》说到“覆孔孟、铲伦常”，谓“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挽回之时”　。(注：见《林琴南文集·畏庐三集》，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3月第1版。)凡此种种，也　都是尊孔的。
　　“五四”以后，仍然批孔、影响较大者，有李大钊的《从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　动的原因》和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李大钊说：“中国的劳动(工)运动，也　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孔子的学说，对于劳动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统治者的　地位，作统治者阶级的牺牲。”他还说：“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　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之师表’。他的学说　，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两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化，他的学说　适宜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　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就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　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　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注：见李守常《　史学要论》附录第13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说“纲常名教”，“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从经济上作此解释，这在当时是新颖的　。但在林琴南看来，很可能也是“覆孔孟、铲伦常”的胡言乱语。
　　鲁迅的文章，我在前面已经引过，这里不再多说；但有一点要说的是：鲁迅的文章虽　然可以说是批孔的，但他批的主要是那尊孔的。鲁迅立论的根据，不是“经济”，而是　事实。从袁世凯到张宗昌，都有尊孔的故事，鲁迅讲的很有意思。这些故事不像是鲁迅　捏造的，却是令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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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讲了“尊孔”和“批孔”，现在要回到“中国文化的复兴”。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呢?说来说去，不过两个字：“尊孔”。而“尊孔”也正是　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
　　梁漱溟先生讲“世界未来文化”时，还十分肯定地说：“以后世界是要以礼乐换过法　律的，全符合了孔家宗旨而后已。”又说：“我虽不敢说以后就整盘的把孔子的礼乐搬　出来用，却大礼旨趣就是那个样子，你想避开也不成的。”(注：《梁漱溟学术精华录　》第64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这话是说得非常自信的，不容置疑　。
　　但我惑而敢问的是：“孔子的礼乐”是什么模式?梁先生在这里并没有说，不知他在别　处可曾说过。只有鲁迅说袁世凯称帝之前恢复过孔子的“祭典”，这“祭典”应是“符　合了孔家宗旨”的；孙传芳也曾复兴过“投壶之礼”，这是前面讲过的。可惜余生也晚　，都没有见过。但这样的典礼，是否可称“孔子的礼乐”、“符合了孔家宗旨”呢?未　可知矣。
　　
　　
　　
鲁迅研究月刊京4～7G0文化研究郭预衡20032003作者通讯处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邮编　100875 作者：鲁迅研究月刊京4～7G0文化研究郭预衡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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