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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在前人探讨的基础上，对哲学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总结与概括，这个总结特别对了近代欧洲哲学的发展，较完整地表述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揭示这个问题的核心内容。但这个概括带着近代欧洲哲学是针史的特殊性，和三千年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有着重大的差异。
　　恩格斯的经典表述是：“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1〕。
　　应当说，这些总结谈的都是近代欧洲的哲学史问题。欧洲哲学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时期——古希腊、中世纪和近代。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占绝对统治的时代，差不多经历了一千多年。这种“绝对统治“远远超过中国所谓“独尊儒术”的学术统治。中世纪的基督教统治是绝对不容许有任何“异端”、甚至不容忍任何可能引至怀疑圣经教条的自然科学的观点。这种绝对统治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就是最提倡“神学”的董仲舒时代，也没有对自然科学家们进行任何审查。因此，整个欧洲的哲学、文化和科学基本上停顿了千多年，相当于晋朝至明朝，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的二分之一！由这样特殊的历史总结出来的规律，可以完全不经修改而应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吗？
　　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长在基督教占统治的欧洲，他们的哲学史观点不能不受那里的存在所决定。西方统治者通过宗教调动百姓的巨大能量，使宗教成为西方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东方的中国，远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早已放弃运用这种力量。西方的董仲舒曾经企图通过“天人感应”，部分地恢复宗教之力量，但被学术界所否定。中国的智者坚决放弃运用宗教这个巨大的政治力量，是基于什么原因呢？宗教不能在中国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完全是源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源于中国历史的特殊历程 。因为中国人通过易学、儒家、道家等政治、伦理、道德学说，成功地统一民族、发展生产、抗击外敌、管理百姓、教育士人、培养官员。而在西方，这是依靠庞大的宗教力量才能完成，于是产生宗教和世俗两重结构。
　　宗教和世俗两重结构之产生和现实的民族历史有关。在古代，征伐是避免不了的，但在征伐之后如何对待被征服者，会影响该民族日后的历史。根据中国史书所载，周族战胜殷人，虽然加以严密的监视，但没有将殷人当作奴隶；之前的成汤建国，也没有对夏人进行奴役。同样，在黄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尧、舜、禹的征伐之中，并没有制造出如欧洲、北非和中亚细亚那样大规模的民族奴隶制度。中国古代的史家和思想家都认为，我们祖先的德行是善待被征服者，不将失败者当作奴隶。孔子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主张，以及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是这种仁慈政策的回响。令人信服的是：“五胡乱华”和”满清入关”中的“胡人”，对汉人也还以怀柔之道！反之，《圣经》所记载的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的奴役，有所谓《出埃及记》的故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这类史前民族仇恨，将一直延续至２１世纪！欧洲民族的长期对立，民族战争频繁，战事之激烈程度，都是由于征服者恣意奴役被征服者所致。而在东方，五帝时代、大禹精神、成汤开国和周朝的“文武之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向往的仁政境界，是华夏民族和中国文化统一的核心。中国文化没有以宗教统一思想，没有依靠宗教作为民族斗争的力量，放弃运用如此巨大的宗教力量是其他民族所不敢为的。中国文化另有统一力量，中国读书人在宗教以外另有修、齐、治、平的境界追求，因而中国就没有如欧洲之宗教和世俗的两重结构。中国没有针对教会提出了“世界是神创造的还是从来就有”这样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西方哲学最高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哲学史没有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军对垒作为其普遍形态之主要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史的概括的确是特指近代欧洲的情况。在欧洲千多年的中世纪时期，虽然有所谓“唯名论”与“唯实论”的斗争，教会神学依然是处于绝对的“绝对统治”之中。我们看不到在这千多年之中，有任何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坚实立足之地！也没有以“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作为哲学争论基础的条件。“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2〕
　　欧洲中世纪这段非常特殊的历史，决定了其后的文艺复兴、自然科学的兴起、工业革命等等事件，使欧洲人从宗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并获得巨大动力。这巨大的动力产生后，就和千多年的传统有神论和唯心主义产生强大的矛盾，这个巨大的矛盾决定了欧洲近代哲学发展的方向。恩格斯所总结的就是这一段特殊的历史，这样特殊的历史在中国完全没有出现过。
　　近代以前的中国哲学史有其特殊的基本规律，它和儒、道、释三家有关。尤其是儒家，是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官方派别；道家和佛家只能作为一种“补充”。儒家虽然在两千年来占了主导地位，但在中国，仍没有出现如欧洲中世纪那样的专制统治。道家和佛家虽然也对儒家思想进行批评，但这种批评却变成儒家学说的补充”，没有能力全面推翻儒家的统治地位。中国哲学强调“自强不息”、“生生不息”、“穷变则通”，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规律，多少表现在儒家的自我更生、吸取佛道两家的哲理之上。
　　例如两汉经学，从恢复和整理秦火后的经籍，设五经博士，变成对儒家“五经”的钻研，再加上汉武帝独尊儒术，这个时代的学术研究显为儒家的世界。其后的魏晋玄学虽然对儒家的名教进行批判，但“三玄”中的《周易》实为儒家五经之首。王弼尽扫两汉的象术，使易学的注意力回到哲学层次，为宋明理学奠立了哲学基础。玄学的思辩方法和老庄思想一起，被儒家进一步吸收，保持了儒家主导。隋唐以佛教蓬勃发展为特色，但儒家还保持一定程度的统治地位；当儒家地位受到威胁，宋明理学就以卫道者的姿态出现。宋明理学是以“爆炸”的形式突然占据中国的思想界，佛教和道家毫无反击之力。宋明理学虽然有重大的改革，但他们们还是打着保卫传统儒家的旗帜。只是理学侧重发展了儒家的《周易》哲学和孟子“心性”理论一面；而这完全是儒家的自我发展。理学发展到清代和民国、直到今天海外的新儒家，仍然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学派。清代的考据学也没有在儒学之外发展另一套，清代学者在满清统治之下，只是侧重较为安全的文字训诂等考据学而已。清未的实学和革新思想发展了儒家的“实用主义”、《周易》的尚变思想和儒家对上古政制的追求。从汉朝到清朝，中国哲学形式上没有经历如欧洲般的巨大变化。
　　《周易》哲学和老子都讲相反相成，讲波浪起伏的变化；中国哲学史以儒家为中心的演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近似这种波浪起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围绕着忠实演绎孔子、老子、周易的原着精神、还是远离“道统”的波动，当然其波动的“中轴”可以指向越来越复杂、直至现代化的社会现实。历代以来，中国思想界都是围绕这个变化而波动。以西方哲学的观点来看，中国哲学史是一部没有发展的哲学史。黑格尔更露骨地说过，中国哲学是一个“停止发展的精神”。
　　的确，欧洲哲学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古希腊哲学是欧洲哲学最美丽的开端，可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绝对统治，只容许作为“神学的婢女”之经院哲学存在。欧洲哲学从极光辉滑到极黑暗，这不能说不是一次巨大的变化。之后的文艺复兴宣扬回到希腊，也是为了复兴这个光辉。欧洲经历了频繁的民族兴起和衰落、宗教专制与改革、文化大幅度黑暗和复兴以及早熟的工业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产生等等。在如此的背景下，其哲学演化自然较之于中国为大。中国类似的变化直到２０世纪才出现。
　　以往根据两军对垒为纲对中国哲学史之研究，几乎得出了绝大部分中国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者的结论，而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家一般来说都不属于重要的思想家。从这个结论看，中国哲学史没有什么可以令人兴奋的地方。如果没有西方的唯物主义传人中国，恐怕中国的哲学史便是“一潭死水”。显然，这种方法和观点有着很大的片面性，且易导致民族虚无主义。
　　除去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为纲的教条后，中国哲学史研究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从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到时代思潮的研究，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到周易研究，以及大量的史料学、文献学、出土文物研究（特别是马王堆帛书）、对古籍的重新整理和重新注释，使人看到中国哲学实在非常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大有文章可做。
　　其中一篇大文章是：将传统文化现代化。这是一个大工程。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是对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应用性”很强。“先秦诸子学说，‘皆起于救世之弊’，诸子着书立说，只是为了‘言治乱之事’，‘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社会政治人事之外的问题，不在其视野之内。至于贯穿整个中国思想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主线，也是以社会历史的治乱兴衰为思考中心的。”〔3〕当然中国传统这种思维方式在优点中也有缺点，对近代哲学思维不严密、自然科学不够发达要负上一定的责任。今天，中国的自然科学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通过现代科学知识，将中国哲学作现代化的转换，在振兴中华的现代化建设中，进一步发挥中国哲学的“应用性”，中国哲学将大有可为。
　　中国哲学大大有别于西方哲学发展的形态。中国哲学走了非常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有其特别深刻之处。中国哲学有很多意境是西方人远远不能达到的。在中国人学习了西方现代化的方法后、加上中国哲学传统的优势，可以启发人们去解决一些西方哲学史上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
　　例如，中国哲学有一个非常特殊于西方哲学的情况。在西方哲学史中，灵活掌握辩证法往往是少数的唯心主义者的事。在中国，所有出色的思想家对辩证法几乎有“天生”掌握的能力。对这些出色的中国思想家不可以简单地以唯心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概括之。他们的学说不是采取彻底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形式，但却有着非常深刻的“哲学意境”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中国传统哲学对世界的解释都是立足于解决现实的社会和人生问题，而不是为了解释而解释。西方哲学之严密体系，是为了解答或摆脱“神创造天地”的问题。中国哲学界没有这个需求，这决定了中国哲学不必要如西方哲学那样繁琐。严密繁琐不代表能解决问题。例如毛泽东思想，表达出来是那么通俗，没有复杂的逻辑架构。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难题之解决，如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争、持久战、统一战线、运动战、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特区、一国两制等等，如果以西方哲学的角度看，这些观点之逻辑是很难理解的，更遑论从学术上达到这个结论。从中国哲学观点看，这些实践策略和周易思维尚变概念、迂回战术与太极曲线、阴阳和谐、穷变则通、循序渐进、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等等有明确的关系。看来西方哲学界的一些难题，极可能被那些掌握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同时掌握西方知识的中国思想家所解决。
　　中国哲学以不彻底的本体论或认识论方　式进行思维，却能解决很多西方人难以解决 的问题。例如“天人合一”，中国人不将人与　环境绝对地对立起来，不去事事追究精神是　第一源泉还是物质是第一源泉，不在其学说　中严密确立“源泉”与理论架构之间的关系，　因此不会发展出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客　观唯心主义体系，或“人是机器”这样的机械　唯物主义体系。所谓“天人合一”，强调人与　自然环境的不断循环、互相影响，尤如鸡与蛋之循环关系。在这种循环关系中，人受自然环境之影响而产生相对于“物质环境”的“观念”，而自然环境却受到人的不断实践影响而改变了形态（沧海桑田）。所谓“物质环境”在中国人眼中不是绝对死的物质，而是包含着主体以外的社会因素、人的因索。“天”对人的作用包括了社会因素和自然规律对人之影响，不可以简单归结为“物质”对“精神”的关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中的“存在”，也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而是“社会的存在”。
　　有人将“儒教”类比基督教，将“孔教主”类比耶和华，因而将打倒孔家店作为中国反宗教之神圣战争，将大部分支持儒家学说的哲学家定性为唯心主义者，诸如此类，都是不了解中西方经济基础、文化特色、宗教特色、哲学史规律之区别所致。如果将欧洲人在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之批判精神移植至中国，却没有将欧洲那些现实环境、特别是宗教统治的现实情况也移植到中国，那么在中国现实环境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就要被迫承受那些充满情绪化的批判矛头，这将是一场不公平的无妄之灭。
　　中国哲学史的特殊性给我们一个重新检讨“两军对垒”普遍适用性的机会：启示哲学家关注哲学之应用性的问题：重视东方辩证法发展的特殊形态；重视哲学研究与自然平衡问题；研究无宗教斗争中之哲学发展形态等等问题。总之，我们从中国文化的特殊角度看西方哲学史，会对西方哲学史的规律有进一步理解。进一步理解西方哲学史的深层结构，反过来看我们中国哲学史，则会更明确我们重新寻找自己的道路的意义。当中国人进一步探索中国哲学史的规律后，将共性与个性统一起来，将会寻找到人类哲学发展的更深层原因。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3〕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
学术月刊沪47～50B5中国哲学谢宝笙19981998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助理 作者：学术月刊沪47～50B5中国哲学谢宝笙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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