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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哲学界出现了一个值得肯定的现象，就是提倡中国哲学（主要是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哲学界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三者的对话如果仅仅停留于观照相互间的同异差别是不够的，其深层的意义是把这三者作为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视野。这就必然涉及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因为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属于西方哲学，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哲学则是传统的中国哲学的延续。于是，当代中国哲学站在三者对话的基础上建构自身的过程，就遇到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问题。
    其实，当哲学作为一门近代学科出现在中国的时候，一开始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传统学术中没有独立的哲学学科，哲学是来自西方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思考是以向西方寻求真理为导向的，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产生并扩展影响力的过程，是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尝试。这里简略地谈谈中国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大体上有哪些普遍性的问题。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
    就社会层面而言，中国近代是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西方哲学思想之所以能影响中国，是由于它们在某个方面、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中国近代社会大变动的需求。这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在涌入近代中国的西方哲学中，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影响最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合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回答。进化论原本作为有哲学意义的科学理论，在中国并无多少影响，然而当它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需要相联系，就成了有科学意义的哲学理论，风靡中国，极大地影响了从戊戌维新到“五四”时期的两代人。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中国人首先接受的也是同社会变革紧密相关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变迁的理论。可以说，某一西方哲学在中国社会层面上影响力的大小（亦即其中国化的深浅），与它满足中国近代社会大变动需求的广度和深度紧密相关。
    就文化层面而言，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是指它们在中国取得了新的理论形态，有着与其在西方不尽相同的面貌。如进化论在中国具有了一种世界观的新形态；杜威的实用主义在美国是其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中国主要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一科学方法论的新形态而出现；即便是技术性很强的分析哲学，在中国哲学家手里也是另一种形态，即并没有像西方分析哲学那样用逻辑分析来瓦解形而上学，而是用逻辑分析方法来建构形而上学。冯友兰、金岳霖和张岱年的一些着作就表现了这一点。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毛泽东思想的新形态，更为大家所熟知。这样的新形态意味着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使西方哲学发生了某种变形，由此其“合法性”也往往受到质疑：既然变形了，还能冠以原先的名称吗？套用金岳霖在上世纪30年代对“哲学在中国”和“中国的哲学”的区分，也许可以这样来回答这种质疑：原封不动地把西方哲学搬到中国，这是西方哲学在中国；西方哲学在中国取得新形态，这是中国化了的西方哲学。前者是对西方哲学的译述，后者意味着西方哲学在中国获得了发展和出新，表现了中国哲学家在建构自身理论时的创造。从文化层面来说，西方哲学在中国之所以取得了新形态，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成了其重要的思想资源。所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始终贯穿着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三个互相联系的普遍性的环节：变革、融合、制约。
    首先是变革。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变动相适应，中国人所青睐的基本上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这些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存在着时代性差异：前者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产生的，后者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里形成的。这就决定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必然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变革（解构）的过程。这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环节。没有这样的变革，西方哲学无法在中国显示其影响，只能被中国传统哲学所拒斥或同化，建构其中国化的理论也就无从谈起。这样的变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不仅来自于滋生哲学的社会土壤正在新陈代谢，还来自于此前的中国思想文化背景。西方近代哲学是与文艺复兴直接相连的。在中国步入近代之前的明清之际，已有着某些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思想胚芽，这就为中国人接受和理解西方近代哲学提供了思想文化的历史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把在西方思想激荡下产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包括哲学）称之为明清之际思想的“复活”）。提供了接受和理解西方近代哲学的可能性，也就提供了用西方近代哲学变革传统哲学的可能性。因为只有接受和理解了西方近代哲学，才谈得上它对传统哲学的变革。可以说，近代西方哲学的中国化都是与变革传统哲学相伴相随的。当然，如何变革传统哲学、变革传统哲学的哪些方面，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理论学说中是有差别的。
    其次是融合。在中国近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走的是将西方哲学或多或少与传统哲学相融合的途径，否则中国近代以来在西方哲学引导下的理论建构就会被看作是纯粹从外国输入和强加的，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没有根基的，与以往的传统哲学是没有历史延续性的。这样的理论建构与中国化是不沾边的。因而，将西方哲学与传统哲学相融合，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环节。这个环节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将两者处于自在状态的相通之处予以自觉的融合。一般来说，两者融合的基础是它们具有某种相似性。尽管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存在着时代性、民族性的差异，但两者所要回答的都是最根本的问题，即宇宙世界的根本原理、人类生活的根本准则、人类认识的根本规律。因此，两者的差异只是表现在对这些根本问题的提问方式、侧重方面、所得结论上，但所要回答的问题在内涵上是具有相通性的，这就使两者的融合有了可能。而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正是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二是在对两者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取长补短。上述两者的融合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互相取长补短。通过比较，可以看到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各有其特点，但它们各自的特点并不就是各自的长处，因为特点往往既是其所长，也是其所短之处。如金岳霖认为，与分析哲学相比，概念的歧异性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既有缺点又有优点，其缺点在于概念的意义模糊，优点在于其蕴藏的丰富情感是哲学化为行动的原动力，而这正是分析哲学所不及的。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往往从揭示中西哲学的特点入手，分析各自特点的优长和缺失，由此达到中西哲学取长补短之融合。三是由于哲学是以概念、范畴等理论思维的方式来掌握世界的，因而对中西哲学概念的相互诠释和发明就成了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的重要方面。通过这样的相互诠释和发明，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就有了西方的含义，而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也有了中国的意味。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和张岱年的“天人五论”，都体现了这一点。
    再次是制约。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过程里，变革和融合这两个环节是有内在联系的：变革不仅仅是对传统哲学的否弃，同时也包含着对传统哲学的提升；融合则是在变革传统哲学中实现的，同时又使变革获得了历史上的继承性。比如，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论，作为杜威实用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在变革传统哲学缺乏逻辑方法的同时，也把传统朴学的方法提升到科学方法论来认识，把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和朴学方法相融合，从而与中国传统方法论有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并进入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新阶段。然而，无论是变革还是融合，均以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为前提。理解总是在主体的“前理解”即原有观念结构的作用下发生的，而传统哲学在主体的原有观念结构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因此，传统哲学作为主体的观念结构的组成部分，参与了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使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渗入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中。所以，传统哲学的制约，与变革、融合交织在一起，成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第三个环节。这样的制约作用表现为造成主体（即中国哲学家）往往无意识地对西方哲学产生“误读”。正由于“误读”是无意识的，因而更能显示中国化的底色。但是，对于“误读”的作用需要作具体分析。一般来讲，“误读”的正面作用是使中国人容易接受外来的观念，并和原有的传统相衔接，但同时也可能带来负面的作用，就是外来思想的根本精神在误读中遭到扭曲和遗失。比如用“大同”来解读“社会主义”，一方面有利于中国人理解后者，表现了对传统的理想社会的继承性，另一方面又容易使人把理想社会主要看作道德理想的传统，而忽视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实质还包括发展生产力。因此，尽管“误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有不断认识“误读”的负面作用，才能使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揭示中国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中的一些普遍问题，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动对话中发展当代中国哲学术月刊沪5～13B5中国哲学陈卫平20042004随着人们对中国哲学常规性叙事不满足感的增强，要求改写中国哲学的愿望也变得更加强烈，并开始尝试超越之道。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思和检讨了中国哲学常规性叙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走向中国哲学“原创性叙事”的途径和方式，认为建立多元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通过历史时空的移动及广泛的对话参与寻求中国哲学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在视域和范式的引导下获得观察中国哲学的深度视点、在领悟整体意义与深化部分研究之间形成中国哲学的良性诠释循环、追求对中国哲学的充分描述、复杂关联的说明及意义关怀等，对于造就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来说，都是非常基本的。本文系作者提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联合主办的“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3月）的会议论文。霍桂桓






付The Doctrine of "YuanHengLiZhen" in the Theory of I-Ching
  Zheng Wan-ge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陈卫平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作者：学术月刊沪5～13B5中国哲学陈卫平20042004随着人们对中国哲学常规性叙事不满足感的增强，要求改写中国哲学的愿望也变得更加强烈，并开始尝试超越之道。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思和检讨了中国哲学常规性叙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走向中国哲学“原创性叙事”的途径和方式，认为建立多元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通过历史时空的移动及广泛的对话参与寻求中国哲学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在视域和范式的引导下获得观察中国哲学的深度视点、在领悟整体意义与深化部分研究之间形成中国哲学的良性诠释循环、追求对中国哲学的充分描述、复杂关联的说明及意义关怀等，对于造就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来说，都是非常基本的。本文系作者提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联合主办的“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3月）的会议论文。霍桂桓

网载 2013-09-10 21: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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