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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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11月7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会长陈岱孙教授致开幕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约130余人出席了会议,就“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中讨论较多的问题作一简要的概述。
  一、关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学研究
  关于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问题,是此次会议中讨论较多的议题之一,许多学者就此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一)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
  与会者一致同意,对西方经济学应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不要盲目反对,也不应盲目推崇。
  有些学者认为,现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粗略地说,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当代西方经济学看作是庸俗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一概予以排斥。一种是全盘接受,盲目推崇。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可取的。
  他们认为,在我们的研究中,对各种意见都应慎重考虑,认真思考,都应进行自由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在这个问题上,不要采取行政手段;不要圈定哪种观点对、哪种观点错;不要随便扣帽子、打棍子;要实行“三不主义”。在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的前提下,大家都可以参与讨论。当前我国的改革实践还处于摸索的过程,还不成熟,思想界理论界都还在探索,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对待任何一个问题,都有许多方面的因素可以考虑,不要轻易下结论。比如休克疗法,并不是没有道理,只是要看用在哪个国家,在战后的西德、日本,以及后来的东德,就行得通,为什么呢?休克疗法的成功需要一些条件。就东德而言,就有两个条件。第一,东德被西德吃掉了,东德无权了;第二,西德有钱,可以把大量资金投到东德。但休克疗法对中国会有效吗?看来不行。我们现在并非无权,也不能靠别人来解决问题。俄罗斯就是前车之鉴。再如私有化问题。私有化是有效的。但也应看到其代价。从总体上讲,私有化的确创造了效率,但它牺牲了公平,带来了不稳定。因此不能将其绝对化。那么公有制呢?不可否认,西方国家的地铁、邮政等国营部门确实缺乏效率,有些部门在国有与私有之间曾有过多次反复。私有化导致了高效率,公有制企业和部门管理不善会导致低效率。那么国有企业是不是就一定不行?新加坡的128家国有企业个个都很出色。因此,要认真考虑各种不同意见,不要轻易下结论。
  有的学者认为,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立足点应该是“用”,而不是“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但在经济运行机制上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多少差别。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要与世界接轨,那么在反映经济现实的经济理论上也应与世界沟通。我们应吸收和利用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东西。但我们的利用不是照搬,应按我们的实际情况加以选择利用。实际上,有些西方经济理论,西方国家自己也不用,比如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利用外国经济理论时,同时要考虑发展阶段。西方国家大都是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我国目前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而是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之中,所以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在我国都不能生搬硬套。我们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总结出自己的经济理论,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
  (二)注意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新动向
  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研究有三个层次,一是提出新观点;二是用相应的工具去论证这种观点,在西方经济学中主要是用数学工具来进行论证;三是用实际经济资料来验证这种观点。我们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往往忽视后两个层次。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应注意西方经济学中新的观点、新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比如期货市场理论,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是西方经济学一二十年前的东西,而对当今的西方期货市场理论不甚了解。在西方经济学中,期货市场过去被看作商品市场,用套期保值理论来解释;而现在期货市场则被看作金融市场,用资产选择理论来解释。我们应加强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密切注意其发展的新动向。
  (三)如何对待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有些学者批评了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倾向,同时也指出,我国经济研究中有一种忽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现象。这种倾向要么是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无知,要么就是“忘祖”。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比如产权问题,马克思是最早论述产权问题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学过法律,又研究政治经济学,可以说对二者都很精通,因此对产权问题的论述就很精辟、很透彻。又比如两权分离问题,首先也是马克思谈到的。因此,要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作深入的研究。既懂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又懂西方经济学,那就会对经济学的理论问题理解得更深刻、更全面。
  二、关于通货膨胀
  专家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通货膨胀的危害性进行了论述,并对我国现阶段通货膨胀的形势作出了分析。
  有的学者指出,通货膨胀并不是一种用来调节经济的宏观政策,而是某种宏观政策的后果,或者宁可说是宏观政策失败的后果。他们介绍了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并指出,有不少证据已表明,高通货膨胀国家往往伴随着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因为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都是经济政策的后果,所以问题很可能是,能很好运用政策的政府会创造出低通货膨胀和高经济增长;而高通货膨胀的出现则是政府已失去良好管理的能力的征兆。因而可以看出,为保证低通货膨胀,一个国家必须专心致志于非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也许还要加上非膨胀性的财政政策。除此之外,应调整名义汇率以适应非稳定的实际汇率,灵活汇率政策应与非膨胀性的货币政策所承担的义务相结合。
  学者们指出,通货膨胀的代价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上升的。当通货膨胀进程开始时,它的代价通常未被考虑到。然而,(a)预期和金融习惯适应于高通货膨胀时,真实余额的需求就下降,因而通货膨胀率对于既定的货币筹资的财政赤字或货币供应的增长就上升。(b)当通货膨胀加速时,最后就必须采取稳定性措施,而且常常是严厉的,而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将使经济和政治都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通货膨胀势必伴随着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明显教训,这就是:“高通货膨胀,一旦保持若干年,就难以使其降低而又没有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这些方面的沉重代价。”因此,一定要避免在这条路上启程,须知,通货膨胀是一种效能低的税收。尽管它对那些很难削减支出或提高其他税收的政府产生眼前利益,可是代价随之就产生了;而且当货币需求下降时,成本——收益比率就恶化了。
  与会学者们认为,我们一定要认真吸取其他发展中国家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经验教训,正确看待和处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要患上“通货膨胀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近视眼病,不要误信“只有恶性通货膨胀才可怕”的论调,不要被“通货膨胀是平等负担,人人一律有份”这样似是而非的言论所迷惑,更不要被“用通货膨胀治理通货膨胀”那种主张所误导。我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切实地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周密地配套考虑,使我国沿着既是低通货膨胀又是高经济增长的正确发展道路前进。
  有的学者认为,通过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其结果将反而阻碍经济增长,甚至会破坏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造成经济和社会混乱。其理由如下:1.一旦人们觉察到通货膨胀的存在,就会产生通货膨胀预期,人们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就会抑制想象中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2.在通货膨胀发生时,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的上涨幅度很少是相同的,所以将造成市场上相对价格体系的扭曲,而错误的价格信号将引致错误的投资,从而使资源配置失调,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3.真正的投资者害怕通货膨胀,而投机者则喜欢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所造成的不稳定和不规则性导致了未来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使企业和个人不敢进行长期投资,也不愿进行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而热衷于非生产性的短期投机活动。4.汇率的调整通常难以及时反映价格水平的变化,在此情况下,通货膨胀使本国产品价格上升,而外国产品价格相对下降,从而刺激进口,抑制出口,结果必将使国际贸易赤字扩大,外汇出现短缺。5.通货膨胀导致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再分配。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受害的往往是拿固定工资的普遍大众阶层,这就扩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引起普遍民众的不满,甚至会导致社会动乱。
  三、关于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取代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前者的资源配置效率在一般情况下远高于后者,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全局性误区恰恰就在于把二者的关系弄颠倒了。其立论根据则是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党的十四大以后,很少有人继续坚持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了,但有些观点依然是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这表明理论认识上的转变过程仍未完成。
  学者们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生产的无序状态并无必然的关联。市场是一架收集、处理和反馈无数信息的最有效能的机构,市场具有其他经济体制所没有的自组织功能,现代市场经济受法律的约束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但是,市场和政府都有可能失灵。市场失灵的存在说明了政府调控的必要性,同时也界定了政府调控的领域和手段。政府调控决不能通过侵犯市场原则和扭曲市场机制来达到改善市场缺陷的目标,而只能是通过政策变量的调整来引导市场机制作用的方向以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物价稳定、分配合理和环境的改善。
  有的学者还认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是一条坎坷之路。目前我国经济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出现不能归因于市场经济体制,而应从其他非市场因素那里找原因。
  有的学者指出,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要防止一种超现实的倾向。改革不能太急了。比如统购统销制度,我国前一段时间取消了,但现在在有些地方又恢复了,这是为什么呢?取消统购统销有个前提,那就是要有足够的有效供给,有效供给不足就不应取消。因此,改革要一步一步走,不要企图一步登天。
  四、关于产权理论与科斯定理
  有的学者认为,科斯定理不适于中国的改革。科斯定理本来是针对外部性问题的,其含义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不论产权归谁,都不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因而,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只要产权明确化,市场机制便能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因而就无需政府的介入。他们认为,科斯定理在西方学术界都是有争议的,它有以下缺陷:1.假设条件太苛刻。科斯定理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2.即使交易成本为零,还有策略性行为的存在和影响,这也使科斯定理所设想的理想状态难以实现。3.科斯定理忽视了产权分配的效应问题。比如,把产权交给资本家还是工人,其效果是大不相同,弄不好甚至会引起社会动乱。
  与会的一些学者认为,科斯定理不能搬用到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原因如下:1.科斯定理在西方都是有争议的,把在西方都有争议的东西直接接受和搬用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这样做很不严肃。2.科斯定理的前提是私有制,它必然排斥公有制。3.科斯定理讲的是外部性问题,而非企业本身的产权问题,科斯定理讲的问题与我国产权改革的问题不一样。
  还有的学者认为,产权理论和科斯定理非常有启发性,可以为我们所用。
  五、关于效率与公平
  有的学者指出,在西方经济学界,由于各人确立的公平的标准不同,对公平内涵的理解也有不同。一种以收入多少为标准,便认为公平在于收入均等化。这种观点虽不要求人人收入完全均等,但认为若收入差别过大就破坏了公平。另一种观点以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为标准,便认为公平在于机会均等,即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或机会参与市场自由竞争。
  但有的学者认为,机会均等本身就不均等,不公平,或者说以表面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各经济人在参与市场竞争之前所具有的条件、个人的机遇不等,从而各人参与市场自由竞争的机会实际上就不可能平等。
  有的学者指出,鉴于对公平有以上两种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其与效率的关系的看法也有很大差别。第一,收入均等化的公平论者认为,效率与公平存在互替关系,效率的提高必然要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最终结果是,愈公平,愈无效率;愈有效率,愈不公平。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情况下,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收入分配上的差别悬殊,但这种差别悬殊却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因为它违反了社会道德的要求,也会妨碍社会的稳定,因而是人类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们主张通过国家的再分配政策来纠正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第二,机会均等的公平论者认为,效率与公平是统一的。因为人人在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愈是均等,愈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愈能使社会资源获得有效配置,提高效率,因而,效率与公平是完全统一的,不存在任何矛盾的问题。既然公平的标准在于机会均等,因而收入分配不均或差别悬殊,也就不是什么不公平的事情。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晓达)
  
  
  
经济学动态6京23~26F11理论经济学苏剑19951995 作者:经济学动态6京23~26F11理论经济学苏剑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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