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由来已久,现今见到的最早的古籍《尚书》中,就载有公元前2000多年前古代帝王教育其子弟的文章。春秋以后,这方面的记载越来越多,特别是进入汉朝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家庭教育呈日渐发达的趋势。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制度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没有根本的变化。
然而当我们具体讨论家庭教育的传统与经验时,发现“传统”与“经验”又不好区分,没有绝对的界限。本文暂且把解决具体问题的、可操作性较强的归入经验,把比较抽象的、带有指导思想性质的归入传统。
一、家庭教育的传统
(一)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皆以教育子女为父母之责任
在华人,家庭教育的传统中,首先值得称道的,是我们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世世代代形成了一个共识,即重视家庭教育,认为教育子女是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子女只养活、不教育的父母,不能算合格的父母。这就如同宋朝王应麟在《三字经》中所讲的:“养不教,父之过”。要想作个合格的父母,就必须尽到教育子女的责任。
教育子女的重要性已被周朝的帝王认识到,周成王主持国政后,周公就作《无逸》告戒成王不可贪图安逸。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记载了周公告戒儿子伯禽不可以国骄人的两段话。可以说,先秦时,华夏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风气已经比较普遍流行,父母负有教育子女的责任的观念已经成为共识,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也大体定形,家庭教育传统的雏形已经形成。
秦汉以后,家庭教育的传统得到巩固。家庭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也不限于子女年幼的时期,而是贯彻子女的终生。陆游在78岁的这一年还写了一首诗,赠予即将去江西吉州任职的儿子,告戒儿子听讼决狱要明察详审,居官要尽职尽责,廉沽自守。当代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谢觉哉也写信给他近60岁的儿子,要他服侍好自己的母亲,教育好子女,学习好国家的政策。
总之,把教育好子女作为父母的重要责任,是中华家庭教育几千年来的传统。
(二)家庭教育既是为家庭、为子女,亦是为社会、为国家
重视家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重视家庭也是重视家庭教育的重要原因。但是,从家庭教育的内容、家庭教育的指导思想、以及从家庭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作用来看,重视家庭教育的原因并不局限于为家庭的发达。纵观几千年的家庭教育,贯穿于其中的基本精神是健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理论认为,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家庭教育立足于每个人的修身,而修身又以教为基础。只要能养成好的品德,在家就能尽孝,在国就会尽忠。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修身,欲修身先行孝。家庭教育成了修身与治国的中介。这样,家庭教育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其客观效果上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因为这种家庭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家庭,为了个人的子女,同时也是为社会、为国家。正因为如此,家庭教育在历朝历代都被统治者所重视。清朝的刑部尚书魏象枢曾说过:“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也。教化既行,在家则光前裕后,在国则端本澄源。十年之后,清官良吏、君子贤人,皆从此中出,将见人才日盛,共襄太平矣。”家庭教育的目的不限于为一小家,这是中华家庭教育的传统。
(三)家庭教育的核心是教子做人,其次才是教子做事
人的一生中重要的事情只有两件,即做人与做事,家庭教育不可避免要教子做事,要把自己做事的经验传给子女,要教给子女以知识、技能。但是,从古至今在中华家庭教育中,把教子做人看得比教子做事要重。明朝高攀龙在临死(被魏忠贤所害)之前给子弟的遗书中说:“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家庭教育中教子做人是“第一义”的指导思想,到新中国成立后还保留着。翻开老一代革命家的家书,就可看到他们虽然有时也与子女谈学习、谈做事、谈身体,但谈论最多的还是如何学做人,把做人看得更为根本一些。刘少奇身为国家领导人,公务十分繁忙,可是为了教育儿子学会与人相处,学会认识与改正自己身上的缺点,多次写长信给正在苏联的儿子,苦口婆心地教子学做人。(参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125—147页)毛泽东的家书都较短,活泼、幽默,交谈的内容很宽泛。常引古人的诗词或典故,但围绕的核心也还是教子女学做人。(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第67页)
把教育子女学会做人放在家庭教育的首位,是中华家庭教育的传统。
(四)鼓励子女立志、自强自立,不为子女积攒钱财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华家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引导教育子女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指引子女走一条最稳妥的人生道路。这是父母对子女的爱、父母对子女负责精神的体现。这种引导最重要的体现,是鼓励子女立志,鼓励子女自强自立,教育子女不要依赖父母,不要指望父母积攒的钱财,不要依赖父母建立的社会联系。诸葛亮告戒他的外甥、儿子要立志,要“淡泊明志”,“志当存高远”。嵇康在《家戒》中说“人无志,非人也”。司马光指出了为子孙积攒钱财的害处,他认为如果为子孙积财,使子孙只知有利、不知有义,那么积财只会招来子孙游手好闲、不知上进。这种鼓励子孙自立、自强,劝说父母不要为子女积攒钱财的家庭教育传统,在有识之士中间,颇为流行。
(五)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族精神教育子孙后代
仔细研究中华家庭教育传统与经验,可以总结一句话,即中华民族家庭教育之真谛,在于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教育其子弟,诸如自立自强、勤奋好学、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国家、尽职尽责、重义轻利、不畏强暴、热爱和平、同情弱小、诚实忠厚、克己节俭、待人以礼、注重节操等,都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一代一代的家庭教育中加以流传与发展,家庭教育成了传播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与手段。关于这一点,傅雷在给他的大儿媳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他说:“大多数欧洲人看到中国人没有宗教(以基督教的眼光来看),而世世代代以来均能维系一个有条有理、太平文明的社会,就大感惊异。秘密在于这世上除了中国人,再没有其他民族是这样自小受健全的道德教训长大的。”(《博雷家书)第261页)在一定的意义上讲,华人的家庭教育既是做人的教育。父母长辈虽然也给子弟传授知识、技能,但其重点不在这方面。知识技能有多有少、有深有浅,人有智有愚,力有大有小,物质生活可以富裕也可以清苦。唯独做人立身才是父母最不放心的,做人的准则是不可打折扣的。而做人立身的这些基本的准则中,所贯穿的核心、灵魂,就是几千年形成的民族精神、传统美德。每个优秀的中华子孙,都是民族精神的缩影。
二、华人家庭教育的基本经验
(一)对子女的教育要尽早着手
对子弟、子女的教育要尽早着手,这一问题在周朝已被人认识,贾谊在《保傅》一文中写道:“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他们认为“孩提有识”,从孩提就开始教育效果好。贾谊引孔子的话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这就是说,对于子女的教育,要从婴儿开始,有的人认为,不懂事的孩子无法教育。只有等到孩子懂事后,才能开始教育。到这时,你才能告诉她应该怎样做。颜之推认为,到这时才开始教育就晚了。他认为古代圣王有胎教,当孩子生下后就请师保进行训导,一般人是没有条件这样的。“凡庶,纵不能尔,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他看到社会上有很多人对幼儿只有爱,没有教,“饮食运为,咨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知识,谓法当尔。骄慢巳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他呼吁人们要及早教育子女。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从现代教育理论来看,颜之推的这番理论也是完全正确的。对子女的教育要早,这是中华家庭教育的一条重要经验。
(二)慈爱与威严并重
中华家庭教育的多数资料都出自家书、家训。读家书、家训,可以感到浓浓亲情不时朝人袭来。父子、父母、祖孙、兄弟之情,长辈对子孙的关心慈爱,洋溢于字里行间。前面提到的78岁的陆游、78岁的谢觉哉,他们的子女都已是成人,甚至已快60岁,有的是国家的官吏,但他们对子女还是不放弃教育的责任。其实,这种教育中,更多的是一种亲子之间的爱,傅雷的儿子傅聪在离家出外就学时,傅雷给傅聪的信很多,后来傅聪成为一名世界知名的音乐家后,傅雷还是每月数次给傅聪写信。对儿子取得的成就进行鼓励、祝贺,对儿子的生活中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对艺术上的问题进行讨论。一部数十万字的《傅雷家书》就是傅家亲子之间爱的交流。毛泽东是世界伟人,他考虑的问题是世界、国家大事,他是最繁忙的人。可是翻一翻他写的家书,他对子女的学习、工作、思想、生活、婚烟、身体,样样记挂在心,予以指导。亲子之爱,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中华家庭教育的情感基础,没有这种强烈的爱,就不会有家庭教育。
但是家庭教育仅有爱是不够的。慈爱只是教育的一个基础。没有亲子之间的爱,大人就不会去关心子女的成长,不会去教育子女。但是只有爱、没有威严、没有严格管理与要求,也不会有成功的家庭教育。韩非对此有一个总结,他说:“慈母有败子”这个“慈”当然不是一般的慈爱,而是一种溺爱,溺爱会毁掉子女。颜之推总结了家庭教育的经验,认为亲子之间应该有严肃的一面,也应该有慈爱的一面,两者皆不可少。他说:“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宋朝袁采提出家庭教育要注意“不曲爱”,“不妄憎”。曲爱即溺爱,妄憎即把子女的缺点看得过重,因而对子女产生厌恶。他还提出,“曲爱”多发生在婴幼时,妄憎多发生在懂事之后。“曲爱”,即是父母对子女失去了应有的严肃,不教育、或由于过于的随便使子女不把父母的教育当回事,这样教育应产生的效果被过于的亲昵所冲淡,因而不起作用。妄憎时只有威严、或是威严过度,失去了应有的爱,失去了耐心,使亲子之间产生了相互的怨恨,这时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不被子女所接受。所以说,威严与慈爱并举,是中华家庭教育的成功经验。
(三)身教重于言教,教在不言之中
身教在家庭教育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其一,在子女幼小时,他们没有是非、善恶、美丑观念,而模仿性强,言语行为,以长辈为模仿对象。其二,子弟受父母兄长庇护,父母兄长又是其衣食供养者,父兄与子弟的情感最深,因而子弟年幼时对兄长最信赖,因此父兄的言行在子弟的心目中最可信赖,最有权威性。其三,幼年子女在家庭这个空间中活动的时间长,与父兄交往的机会多,所以父兄父母对子弟子女的影响强烈,父兄父母对子弟子女的薰陶、感染作用随时都存在。懂得此一道理的家庭,对身教极为注意,曾子杀猪的故事,所讲的就是曾子以履行自己的诺言为榜样,教育儿子要诚实守信,不得妄语。陶侃年轻时在浔阳县作小吏,管理渔业。有一次他派人给母亲送去一罐糟鱼,母亲拒收官物,把鱼退了回去,同时写一短信批评儿子说:“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陶母以自己的行动教子不得沾公家的便宜。郑板桥为了教育儿子待人忠厚,写信给他的弟弟说:“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为此要平等招待仆人子女,“凡鱼飧果饼,宜均分散给”,“纸笔墨砚,吾家所有,宜不时散给诸众同学,……至阴雨不能即归,辄留饭”,郑扳桥以厚待仆人子女、善待儿子的同学的慈善行为,对儿子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中华家庭教育的历史上,此类重视身教的例子不胜枚举。此种教子方法即所谓教在不言之中。
(四)育人于勤劳节俭、艰苦奋斗之中
育人于勤劳节俭、艰苦奋斗之中既是中华家庭教育的经验,也是中华家庭教育的传统。自周朝至今日,凡是有识之士,无不以提倡勤劳节俭、艰苦奋斗来教育子女的,前文所述长辈鼓励子女自强自立,不为子女积攒钱财的传统,与育人于勤劳节俭、艰苦奋斗之中是两个相贯通的问题。自强自立、不依靠父兄的财产、权势,那就必须靠自己的德与才,靠自己的能力。而品德与才能都只能通过克勤克俭、艰苦奋斗才能锻炼出来,《尚书·周书》中有《无逸》篇,“无逸”即不要沉湎于逸乐之中,这是周公对其子弟提出的要求,文中还要求其子弟懂得稼啬之艰难。春秋时,鲁国贵族公父文伯的母亲敬姜,虽身为贵夫人,儿子是当朝的高官,但她仍然纺织不停。儿子怕在人前丢面子,劝说她不要纺织了,她不仅不听,反而借机教训儿子,讲了一通即使是贵族也应勤于劳作的道理。这就是有名的《敬姜论劳逸》。诸葛亮教子要淡泊明志,“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都是对道德教育的经验的重要总结。勤劳节俭、艰苦奋斗,既是家庭教育的内容,同时又是家庭教育的基本方法,“俭”并不一定是为了经济上的节约,而是为了“养德”,“劳”也不一定是为了生产物质财富,“劳”是为了“善心生”。中华的祖先很早就认识到了勤劳节俭,艰苦奋斗对人的教育作用。
(五)重视礼教,强调家庭道德
华夏民族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重视礼仪教育。孔子对他儿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学礼的场所首先是在家庭之内,学礼最好的时间是在幼年。礼教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孝敬老人,友爱兄弟,也就是尊老爱幼、兄弟姐妹互相关心爱护,一家人之间和睦相处,概括地说,这是重视家庭道德的培养教育,家庭道德的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孝悌是家庭道德的核心,家庭教育首先是对子女进行孝道教育,甚至把孝道作为整个立身的基础,从而也成为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按照孔子的说法,孝首先是一种亲情,是子女对父母养育子女、爱护子女的情感的回报,这种回报构成子女的道德义务。子女孝敬父母,表明子女没有忘本。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就是有良心。心中有父母的人,才可能忠于国家、忠于国君。
自本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后,在批判封建旧道德时,对封建家庭道德特别是对孝的批判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到了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孝道成了家庭封建专制的武器。有的人认为孝是整个封建专制的基础,所以对孝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但是当人们完全抛弃了孝悌教育几十年之后发现,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长辈都不尊敬,对自己的兄弟姐妹都不友好,那么到了社会上就很难尊敬他人,很难有责任心,很难形成良心。这种人不会与他人相处,不会关心他人,没有同情心。这一情形从反面表明,传统家庭教育中对孝悌的重视虽然是着眼于家庭道德、家庭和睦,但这种教育的客观效果,却超越出家庭范围,也超越了家庭和睦的范围。家庭中对孝悌品德的培养,确实有利于整个人的成长与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
(六)注意良好家风的培养,以风化人
在历史上,中华家庭多为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人口众多,关系复杂,不立规矩则不便于管理。此种习俗一直沿续到近现代。朱德在纪念他母亲的文章中,曾讲过他小时家中所立的各种治家规矩。规矩建立,代代相传,渐渐形成风气,一家人随时都受到家风的熏陶,又共同维护此一家风,有违反者,会受到大家的批评,家风成了约束每个人、教育每个人的无形力量。司马光在给儿孙的书信中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世代相承,便是一种家风。元稹对他的儿子说;“吾家世俭贫,先人遗训,常恐置家怠子孙,故家无樵苏之地,尔所详也”。不给儿孙留丰厚家产,从根上断了儿孙依赖祖上的念头,迫使儿孙自力更生,这就是以风化人。
注意培养良好的家风,以家风辅之于教育的经验中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肯定。其一,一般说来,家风之树立,都是有一位成几位有识之士起着核心作用、是带头人、倡导者。他们的视野开阔、有远见卓识,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且有胆量、有谋略。这些人多半是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他们对于教育人的规律有一定的研究,在家庭教育这个历史课题中,有所建树。其二,一家家风之树立,在周围会有榜样作用,会发生社会辐射的效果。近者会影响到一个村庄、方圆数几十里;远者可通过他们总结的治家格言、家训等传播到全国,成为跨越时空的民族文化中的精神财富。朱相庐所说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教子格言,在中国人中几乎无人不知。诸葛亮所说的宁静致远的名言,被制作成匾额,高悬于大堂、世代流传。
培养良好的家风,通过家风教育子弟,同时辐射到周围与后人,影响社会历史发展,是中国家庭教育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华家庭教育理论、教育经验发展的重要方式。
三、华人家庭教育传统经验的现代价值
历史上中华家庭教育方法、教育理论、教育传统中,无疑有许多封建糟粕。即使上述的传统与经验,也未必都能搬到今天来使用。但是如果说上述传统、经验,于今日全无价值,也不符合实际。社会历史虽然发展到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人们的观念、习俗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青少年需要教育这一点是相同的;家庭教育的职能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所无法取代的,这一点也是相同的;家庭教育的具体内容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教育的具体方法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家庭教育的基本规律不会发生变化。家庭教育的社会职能与家庭教育的根本规律,是连接传统家庭教育与现代家庭教育的桥梁。
上述那些能够称之为中华家庭教育传统经验的内容,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选择后,被保留下来。在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有识之士从历史的演变、从许多人的人生的经历中、从许许多多家庭兴衰过程之中,捕捉到家庭对子女的教育中应注意的问题,在历史的经验中总结出了家庭教育的规律。所以,这些传统、经验,有其教育学的价值;但是,更为重要的价值则涉及到怎样认识和处理家庭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到家长在子女与社会之间的地位、责任,涉及到如何认识社会对人的选择、要求与家长如何适应社会的这种要求去造就社会所需要的人。中华家庭教育的传统、经验涉及到的这些重大的课题,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课题。正因为它是永恒的课题,而不是解决一些只具有时代特点的问题,所以这些传统、经验才会经久不衰,不仅在古代、近代有价值,在现代也仍然有其价值。对此,不应有什么怀疑。
当代青年研究沪84~87,40G52家庭教育陈升19981998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作者:当代青年研究沪84~87,40G52家庭教育陈升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2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