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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社会，科学知识通常体现为一种特定的话语系统，它具有相当严格的规则。知识分子则是一批使用这种话语系统的人。
　　商业社会的骤然降临迅速暴露出知识分子的尴尬，在金融与商品的巨大声势面前，知识分子的音量微不足道。使他们能以仍旧保持情怀的，恰恰是其所使用的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所包含的理性原则就会成为知识分子阶层的职业人格。
　　理性原则并非完美无瑕。但这一话语系统内部包含了自我调节的功能。这种功能的承担者便是作家，历史上称之为文人。作家有必要意识到，在人格的意义上，“知识分子”是他们不可放弃的一个称号，他们需要接受这一话语系统为知识主体所规定的位置。
　　知识分子的主题再度浮出话语的水平面，在某些刊物、报纸和某些圈子的聚谈会之间流行。不难察觉，目前这一主题的再现不是来自思想资料的长足积累或者学术逻辑的必然引申，而是对知识分子的处境作出回应，换言之，历史布景的急剧变换驱使知识分子重新为自己定位，或者重申这个阶层的社会职责进行自我鞭策，或者为这个阶层传统角色所遇到的难题深感迷惘。
　　这样的现状可能暗示了另一个处理这一主题的维面。这里，我打算暂时避开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根据知识与知识主体的关系谈论知识分子。这种关系是分析知识分子处境的一个重要参照。现代社会，神学式微之后的许多知识均归附于科学的名义之下，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知识通常体现为一种特定的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具有相当严格的规则。从学科逻辑、大师的榜样到实验室操作程序，这一话语系统的规则得到了层层贯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知识分子首先是一批使用这种话语系统的人，这意味了什么呢？
　　这样，我有理由对不少知识分子所感到的危机作出分辩：这场危机来自话语系统内部，还是来自使用这一话语系统的主体？最后，这一话语系统是否也存在着阿喀琉斯之踵？
　　　　一
　　知识分子再度从中心位置滑向边缘，这个事实通常是作为一个危机的表征被认识的。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可以毫无惋惜地放弃谋士或者幕僚的身份，放弃参预政治运作的机会，但是他们却不能轻易地抛开文化中心，不再充任一个社会的精神领袖、启蒙者或者公理代言人。通常看来，失去了文化中心显然得导致知识分子传统的中断——他们亦将失去注视公共事务、关怀人类命运的制高点，失去担当社会良知的精神高度和号召力。可是，商业社会的骤然降临迅速暴露出知识分子的尴尬。“士”所栖身的历史环境已经彻底过去；在金融与商品的巨大声势面前，知识分子的音量微不足道。股票行情与广告夺取了大众视域的时候，知识分子的艰深言辞又有什么吸引力呢？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丧失了召唤对象以后，类似的追问迟早要出现：如果不是传统的精神残迹或者个人的道德修养，知识分子社会关怀的真实依据是什么？知识分子的日常起居无法脱离尘世的供给系统，知识分子所赢得的个人待遇与他们的注视范围形成一个反讽形象；除了他们所使用的话语系统，知识分子还有什么异于常人的秉赋？什么使他们仍旧保持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在我看来，恰恰是知识分子所使用的话语系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是，主体并不是自由和自足的：主体仅仅是语言结构之中的一个成分，主体的位置是由语言结构设定的。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所使用的话语系统同样体现出一种强大的规约力。尽管科学的话语可以按照不同的学科类别显示种种的差异，但是，这种话语的基本规则是统一的。进入这个话语系统首先必须遵循理性原则。这个话语系统内部，人们有义务坚持真理，怀疑权威，宽容异见，舍弃独断和迷信。为了有效地保持上述特征，这个话语系统通常在逻辑、论证、追问——而不是想象或者臆测——的轨道上运行。众所周知。这种理性原则是科学工作者的纪律，所有服从这一话语系统的人都不能任意违背。事实上，这也就是知识对于知识主体的基本规定，许多知识分子的性格原型——例如理性、严谨、精确乃至刻板、保守——无不可以在这种基本规定之中得到解释。　　
　　如果将知识分子看作这一话语系统下面的共同体，那么，这一话语系统所包含的理性原则就会成为知识分子阶层的职业人格，众多知识分子的社会来源不同。他们可能出自书香门第，出自官宦之家，也可能出自穷乡僻壤；同时，每一个和知识分子的经历、修养和气质也千差万别，一些人可能风趣、豪爽，另一些人可能拘谨、严厉。尽管如此，知识分子的职业人格却是一致的。这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向社会出示的特征。
　　显而易见，这种职业人格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职业的范围。它可能在职业范围之外成为一种伦理规范。Ｃ·Ｓ·皮尔士谈及科学的客观与公正时认为，观察性科学所使用的逻辑上推理是结合在一起的，它意味了一种合理知识公正的伦理学。［（１）］默顿从四个方面表述了科学的精神气质：普遍论——真理必须接受非个人的标准检验；共产论——科学发现属于共同体和社会协作的产物；无偏见的公正态度和有组织的怀疑精神。［（２）］这种精神气质甚至在科学家之间形成了制度。如果将这种制度延伸到公众社会之中，它将显示出一个理性和自由的模型。库恩从科学的理性活动之中看出了某种民主伦理学的内容。在他看来，那些忠于科学真理的人们之间可能形成一个小小的民主社会。这里的公民参预所有的决定。他们选择某些人的思想、理论或者建议，同时又不断地予以检验，去伪存真。此外，这种科学的民主还具有另一种需要尊重的品质：“我曾经强调过的社会协作是同对个人工作的特别尊重结合在一起的。假如古典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古典社会主义的冲突性主张将在一个完全健康的社会中得到调和，那么我相信，它将反映出科学内部的独立性和相互依存性的这种美妙的合法性……”［（３）］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知识分子的职业人格同时暗示了这个阶层的社会功能。换句话说，职业人格不仅是知识分子从事专业活动的基石，而且，知识分子在职业范围之内批判什么，赞许什么，倡扬什么，他们的基本立场同样依赖于职业人格的规范。
　　一个社会的话语谱系之中，知识的话语系统不可替代。它不会为其他话语系统吞噬或者融化。一批深奥的概念、术语和范畴，种种严密的分析、归纳、证伪，检验、辩驳，不懈地指向真理与逼近真理的主题，这一切都抵御着其他话语系统的侵蚀。种种日常的话语无法截断它的逻辑之链，真理的主题撇开了政治话语的权力集聚或者商业话语的利润追逐。于是，除了表述专业结论，知识话语系统的另一个功能即是，顽强地抗拒世俗的包围。这个意义上，知识话语系统对于其他话语系统具有制衡作用，它的基本立场无形地遏制了其他话语的系统的过分膨胀，从而为一个社会的话语谱系带来必需的平衡。作为这一个话语系统的使用者，知识分子迅速推到异于世俗的位置上。职业人格导致知识分子天然地反抗迷信，拒绝盲目，避免轻率地皈依什么或者膜拜什么。即使在政治社会或者商业社会，真理的主题同样规约他们不至于轻易向政治权威屈服，或者为商业利润所诱降。这可能是一种激进，也可能是一种保守。总之，知识分子常常在公众眼里扮演了一种不合时宜的形象。这是他们的骨气，也为他们制造了数不清的悲剧情节。或许可以说，知识这一话语系统与其他话语系统的差距难以消弭，这使许多悲剧成为宿命。
　　通常，人们往往将知识分子所承认的社会责任同他们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这样，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仿佛负有特殊使命，他们必须立即实践他们所谈论的内容；同时，另一些知识分子有理由置身于局外，他们的化学、生物学或者医学与社会事务无关。这是一种错觉。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源于他们所共有的职业人格，即使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可能对于人文精神”或者“人文关怀”有着更多的理论沉思。同样的理由，一个经济学家可能纵谈投资和利润，一个政治学家可能分析权力与国家机器，一个营养学家可能考察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崇拜利润、投身政界或者追求口腹之乐。只要他们的谈论使用的是知识话语系统，不同专业的知识分子仍然从属共同的职业人格，并且因此站在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上。
　　到目前为止，知识分子所意识到的危机是否导源于这一话语系统的危机？人文学科内部，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也许正在制造一场前所未有的颠覆。在德里达他们那里，传统形而上学等成为理论的打击目标，终极或者本源这些概念逐一被宣判为谵妄。这有力地摇撼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基础，使之陷入一个莫大的困境。然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阐述并未逃出这一话语系统，概念、推理、逻辑、驳斥仍然主宰了德里达话语的基本运行，至少他的论述过程并未成为理性崩溃的标本。德里达的叛逆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叛逆，这不仅使德里达与街头文盲划清了界限，同时还显出这一话语系统在理性原则之下的充分弹性。这样的弹性足以承受解构主义的冲击。既然如此，这样的疑问必将在下一个驿站提交讨论：如果知识的话语系统并没有遭到致命的威胁，那么，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却感到进退失据呢？
　　　　二
　　知识分子失去了中心位置，这个事实的原因可以简单地表述为：知识分子的职业人格在很大范围内遭到了遗弃。对于知识分子说来，这是一个精神事件；尽管这一精神事件常常是通过知识分子的待遇低下表现出来。在许多人眼里，知识分子所得到的待遇令人鄙视的时候，他们的言论也就同时丧失了回声。当然，反过来说也一样；由于他们的言论被视为徒有其表的书生之见，所以他们不配享有更高的待遇。这再度证明一个事实：文化的权力并不是独立的；目前而言，很大一部分文化权力依附于经济背景，参照注册资金沉浮起伏。知识这一话语系统内部的规则一如既往，可是，大众的接受程度却取决于这一话语系统的经济声势。许多专业知识一旦与税后利润失去了明显的联系，知识分子的职业人格亦即显露出了堂吉诃德式的可笑。
　　解释这种状况的原因时，一些人某种程度地套用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新时期”这一概念显然可以视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某种翻版。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眼光，现在已进入一种“无深度”的平面；现代主义的整体性消失之后，个体选择可以任意而为。这个时候，“启蒙”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昔日的古董，知识分子应当明智地走下“精英”的圣殿，汇入大众的世俗狂欢。超级市场、电子游戏机、ＭＴＶ、卡拉ＯＫ、电视肥皂剧、高尔夫球场、海滨度假村雨后春笋般涌现。处于祥和的商业和消费力气氛中，大众享有了充分的文化空间。这种快乐的时刻，谁还需要知识分子不识时务的谆谆教诲呢？
　　很难解释的是，诸如“后新时期”这种历史分期或者历史定位的概念是否已属利奥塔德所形容的宏大叙事？而且，如果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特殊语境，无论如何不该轻视一只看不见的手——经济。经济不仅体现为人们存折上的货币数目，同时，经济还将在它所派生的一切方向——例如商品、广告、消费、娱乐、私人财富乃至个人生活方式等等——造成一种特定的价值尺度，特定的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将在幕后有力地控制人们，操纵人们，没有人能够轻易地逃脱。至少在现在，经济的巨大声势业已笼罩了所有的方面——从企业、政府机构、大众传播煤介到学院、艺术团体、职业和伴侣选择以及种种流行时尚。这种声势之下，“整体性”依然非常明显，那种后现代式的零散和彻底的多元并未如期而至。大众的欲望似乎正在得到广泛的满足，然而，又有哪一种欲望不受物质诱惑呢？或许，这就是“后新时期”与后现代的貌合神离之处。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主题词是“怎样都行”，那么，我宁可选择肥皂剧中的一句俏皮话形容“后新时期”：“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或许，这种状况即是人文环境的一种写照。面对这种人文环境，知识分子有必要意识到他们的职责。这恰好是一个知识分子站出来的时刻。知识的话语系统将在这种环境之中产生一种反抗的姿态，知识分子将通过他们的职业人格证明商品或者物欲以外的另一些意义。当然，这不是意味着知识分子挥戈讨伐商品和物欲。商品和物欲的历史合理性难以否认。知识分子的义务在于说明，商品不是社会文明的唯一标志，物欲不是人的唯一尺度。必须存有另外一些标志和尺度与之抗衡。这将使人避免成为纯粹的经济动物，同时使社会文化保持一种必要的弹性和丰富程度。然而奇怪的是，不少知识分子恰在这个时刻感到了贫乏无力。一片纷纷扬扬的嘲笑和自嘲声中，他们丧失了向社会发言的信心。他们所得到的待遇同时使他们相信，这种可怜的人不配有指点江山的资格。这才是知识分子的危机所在。表面上，他们似乎屈从了世俗的标准，深深为那些无法产生利润的知识而感到内疚和理亏；在另一方面，这无宁说是知识分子职业人格的萎缩——他们已经没有勇气让职业人格支持自己的社会立场。不可否认，多数知识分子仍然在知识的专业范围内严格地坚持理性原则，但是，这种良好的品质无法超出书桌和实验室，延伸到社会事务的判断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职业人格仅仅为专业而存在，这种职业人格不再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对于社会而言，知识分子的声音消失了，对于每一个知识分子说来，承担社会职责的维度中止了。表面上，似乎是商业与消费瓦解了知识分子的职业人格，可是，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多少知识分子曾经意识到他们的职业人格呢？在许多知识分子那里，学以致用的传统已经深入人心，他们仅仅习惯于考虑种种知识的应用价值，知识这一话语系统在话语谱系之中独特位置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如果说，某些知识分子由于这一话语系统的规约而不知不觉地维持了他们的职业人格，那么，经过政治风暴的强袭，知识分子在专业之外的基本立场已不复存在。政治话语统治了一切领域，无论是人品鉴定、选择爱侣、服饰打扮还是外交关系、生产决策或者教育方针。政治定性成为一切领域的终极判断。某些时候，政治话语甚至雄心勃勃地闯入特定的专业，成为专业的至高圭臬。人们可以在六、七十年代出版的许多医学、物理学或者化学教科书中看到，政治领袖的语录强行嵌入教科书的每一章节，充任这些章节的政治导读。我在另一个场合曾经指出，无所不在的政治话语造成了人文环境的极度贫困，人们的精神仅仅维持在政治层面上。如今进入了经济或者商业时代，但是，相似的情况依然可见：人文环境的贫困仍将使经济和商业缺乏必要的文化合作，人们依然以崇拜政治的方式崇拜经济或商业：
　　政治独尊的时代取缔了一切异己的标准，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只能在政治天平上标出重量。除此之外，人们不知道还可以有其他尺度。于是，一旦政治骤然为经济腾出主位，人们的内心又有什么能够对抗强烈的物欲？
　　不可否认，较之政治独尊的时代，经济和商业赋于个人更为充分的自由。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来，个人对于自己位置的选择更严峻了。政治不再是一种胁迫左右人们的所有言行，这时，自由迫使个人无可推卸地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个人被迫追问每一个选择的依据。这个时候，知识分子还能无视职业人格的巨大意义么？
　　　　三
　　现在，我想指出问题的另一面：相对于人类理想的生存景况，理性原则是完美无瑕的吗？理性之中同样隐含着压抑乃至专制的因素。人是社会之一分子，同时又是自然的一个类别；如果仅仅依赖源于人类智力的理性，人类无法承担生命的全部意义。理性原则将在很大程度上压抑冲动，摒弃激情，轻视感觉，放逐个性；置身于理性设计的坚硬墙模之中，生命将逸出自然的秩序而丧失造化所赋予的生动。这种机械和僵硬就是人类的理想形象吗？作为一个理性的楷模，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康德。康德的理性思辨是众所周知的；同时，康德的生活习惯也以刻板着称。他的起居饮食几乎一成不变，他的散步规律甚至可以成为邻居钟表的校对。也许，人们可以从这位哲学大师身上意识到一个问题：强大的理性思辨背后，生命之树还能不能保持天姿和生趣？
　　在个人与集体、个体与类之间，理性判断天然地倾向于后者。这是理性的概括、共识、公理、普遍这些特征所决定的。当然，这无法证明个别、独异、私人、特殊均为贬义词，但是，理性的一个基本涵义就是超越个体。种种不同学科均企图说明个体后面的规律。理性考察的计量单位通常不是个体，而是类。理性的视域之中，诸多不可重复的个人特征遭到了漠视，这些特征的意义被忽略不计。理性将类的和谐、合理作为最终目标，并且不惜为此抑制乃至牺牲个体的自由、利益乃至生命。这一切常常遭到个体的反抗。人们如果将尺度调节到某一个体的存在处境之内，考虑个体的感官快乐、私欲、隐秘的激情、瞬间直觉、本能、潜意识、内心之流，这时，理性所给定的许多结论都显得比例失调，对不准焦点。于是，类与个体之间一旦出现了分裂，理性仅能代表前者发言，理性很难成为两者之上的一个共同的调度，也许，理性对于个体本能的防范暗示了一种历史的进步，人类即是通过理性将自己从原始状态之中升华，进入辉煌的现代。但是，到了今日，人们已经有理由提出两个问题：首先，理性是否必然完善？其次，理性是否已经完全抑制了个体的本能冲动？
　　理性投入现实的成就之一体现为技术的运用。技术对于人类的意义无庸置疑，人类许多局部的理性正逐一由技术予以实现。交通工具、电脑、医疗设备、家用电器、人类日益舒适、安逸，并且有了更高的效率。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到机器人或者通讯卫星，理性的功绩是无可比拟的。然而，在另一方面，理性所产生的技术是否可能最大限度地阉割了人类内心勃然而起的激情与冲动？这样，人类将安于现状，并且日益平庸；而整个社会不再激动人心，从此陷入一种富足的无所作为。这就是马尔库塞从发达社会之中看到的技术的负面作用：“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且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沾、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当代社会似乎有能力遏制社会变化——将确立根本不同的制度，确立生产发展的新方向和人类生存的新方向的质变。这种遏制社会变化的能力或许是发达工业社会最为突出的成就……”［（４）］技术以其不可辩驳的合理性取消了批判，然而，在一个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这种合理是否隐含了理性所难以解释的不合理？
　　于是，知识分子的职业人格同样也显出了背阴的一面。也许，没有哪一种职业完美无瑕，任何一种职业都需要来自其他职业的阳光。有趣的是，知识这一话语系统内部包含了自我调节的功能。这一话语系统内部时常回旋着另一种超理性或者超逻辑的话语，这种话语将有效地瓦解理性原则坚硬的骨架棱角，恢复生命所应有的柔软和弹性。操持这种话语的人是知识分子之中的一批特殊人物——我指的是作家，历史上称之为文人。
　　考虑到更高的归属，文学应当汇入美学。从词根上可以知道，“美学”包含了感学的涵义。这同时暗示了文学的基本指向：感性、情绪、本能、直觉、冲动、潜意识。这是与理性原则相反的基本指向。
　　显然，文学在于将个体从强大的理性原则下面解放出来。这种解放时常体现为一种自由，一种欢乐，甚至一种放纵。这使作家获得了许多意趣相近的评语：“风流名士”、“放荡不羁”、“文人无行”、“超凡脱俗”，如此等等。这一切无不显明了作家对于个体的关注。他们可以因此无视理性所制定的种种公共戒律，甚至不惜作出一副矫饰的叛逆姿态。无论是名士风度，放诞言行、纵酒长醉还是风流倜傥、吟风弄月、寄情山水，他们都仿佛置身于礼俗之外，特立独行。这是个性向理性原则的大胆挑战。文学话语的运行不再追求公论，它们有意回避了普遍而归返一时一地的个别。文学话语的结构同时训练了作家，使之成为性情中人。个性仿佛成为辨别作家的传统标志。即使在服饰方面，作家也决不像一般知识分子那样严肃古板。感性生活致使作家某种程度地脱出书斋和实验室，他们更易于接近世俗，接近民间，接近活生生的口语。作家对于文学的爱好类同于知识分子对于专业的态度，在另一方面，反叛理性又使作家异于通常的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群落之中的异己分子。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对于公众社会的责任承担似乎比通常的知识逊色。文学是非现实的，小说的故事或者诗的音节很难原封不动地铆入某个局部的社会实践，充当一个零件使用。文学更多地作用于分散的个体，并且在心理学的范畴之内起作用。然而，这是否意味了文学从另一种意义上承担社会责任？按照马尔库塞的看法，某些心理学范畴可以变成政治范畴，至少美学所产生的心理意义是如此。马尔库塞如此论述美学：“在这个历史上，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美学的基础抵抗着理性的压抑性统治：由于想要证实审美功能的核心地位并使之成为一种生存范畴，结果使感觉的固有真理价值在盛行的现实原则下没有发生退化。美学这门学科确立了与理性秩序相反的感性秩序。”［（５）］在这里，感性的解放通向了人的解放。当理性、技术在合理的名义下形成桎梏的时候，感性的解放尤为重要。这是破除理性专制的最后一阵冲击。通过理性分析可以看到，货币和金融行业对于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没有货币和金融行业所造成的经济奇迹也就没有今天的繁荣。然而，人们可以从文学史上发现，无论是莎士比亚、莫里哀、巴尔扎克还是卡夫卡、艾略特、福克纳，他们都没有对货币产生应有的崇拜。这似乎不太公平。这些大师必定察觉到了货币和金融行业的意义，可是，他们的艺术本能却阻止了他们的赞美之声——“可以为少女失去的爱情而歌唱。”没有人认为，作家的批判乃至诅咒可以阻遏商业时代的来临，但人们不得不承认，作家为社会保存了另一种声音，另一种精神向度，另一种尺码。这时可以说，作家的感觉甚至比理性更坚决地指向了自由。这亦即通常所说的无用之用，或者“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尽管如此，人们还必须意识到另一种危险：某些环境之中，感觉、情绪、本能、直觉、冲动、潜意识很多可能投奔到“自私”的范畴之中。这个意义上，个体的感觉可能成为一柄双刃剑。“文人无行”的实例并不罕见。对于作家说来，知识这一话语系统的伦理意义过于薄弱。也许，作家有必要意识到，他们可能不需要很多的理论和概念，但是，在人格的意义上，“知识分子”却是他们所不可放弃的一个称号。为此，他们需要返回知识这一话语系统，接受这一话语系统为知识主体所规定的位置。
　　（１）（２）（３）　均参见《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Ｐ５８０——５８６
　　（４）　《单向度的人》Ｐ４
　　（５）　《爱欲与文明》Ｐ１３２
　　
　　
　　
上海文化022-029J1文艺理论南帆19951995 作者：上海文化022-029J1文艺理论南帆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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