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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日期：2007-05-19
　　[中图分类号]D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7）04-0069-73
　　宗教保守主义是冷战后美国政坛崛起的一支新生力量。由于宗教保守主义与共和党之间有着更多的政治共性，以布什为代表的共和党政府在外交上一定程度上烙有宗教保守主义的痕迹。本文通过探讨宗教保守主义在美国政坛的崛起以及其与共和党的政治联盟，进而从四个方面剖析了宗教保守主义对冷战后美国外交的影响。作者认为，作为一种保守化的政治与社会思潮，宗教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超党派性与持久性。
　　一、宗教保守主义在美国政坛的崛起
　　在美国历史上，宗教大觉醒运动先后出现了三次。随着美国社会的日趋世俗化，人们很难想到当今的美国社会还会再经历一次宗教复兴运动。但事实正是如此，美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正在经历着又一次宗教大觉醒运动。美国学者安德鲁·科赫特（Andrew Kohut）等人就认为：“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就像18世纪和19世纪一样，美国正在经历着另一次‘宗教大觉醒’。”① 虽然这次新一轮的宗教大觉醒运动还没有得到美国社会的广泛认同，但不可否认，宗教作为一种保守势力开始逐渐在美国政坛崛起，这将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本质上讲，宗教是一支保守的力量，但美国宗教界也有自由派与保守派之分。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自由派曾长期影响美国的政界、学术界和新闻界，保守派则主要在基层、民间、商界及南方地区活动。但是，伴随着美国政治思潮的保守化，这种现象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像圣公会、长老会、卫理公会这些传统的主流教派的信徒正不断加入保守教会的行列，以基督教福音派为代表的宗教保守主义力量正不断增加。福音派承认圣经权威与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强调严格地从字面上解释《圣经》的经文，主张通过耶稣基督来拯救灵魂，履行传播基督教信仰与福音的义务。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基督教福音派正日益成为传统与保守的扞卫者。在传统上，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主要集中于南部、西南部或其它一些欠发达地区。但近年，一些观察家发现，福音派有复兴之势，那些自称为“再生”的基督徒人数不断增加。这样，福音派教会快速增加，信徒明显增多。正是由于这种现象，一些社会学家声称如今主流派教会正从美国社会的中心走向边缘，而保守派教会则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
　　宗教保守派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关注个人信仰与道德问题。所以，福音派不主张参与政治，甚至厌恶政治。他们认为世俗世界是肮脏的，信徒应该避免介入。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许多福音派领导人逐渐认识到政府与大众文化日益世俗化的危害，他们意识到必须从教会走向社会，从着眼于个人“重生”转向参与公共政治。宗教保守主义在美国政坛出现的标志是70年代末以来基督教右翼的出现。美国学者罗伯特·福勒（Robert Fowler）等人就认为，基督教右翼的出现是宗教保守主义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个典型事例。②
　　7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一系列基督教右翼组织。例如，“基督教之声”、“道德多数派”、“宗教圆桌会议”。到了90年代，美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三大基督教右翼组织：“基督教联盟”、“美国关注妇女协会”、“关注家庭协会”。在这些宗教右翼组织的带动下，美国南部“圣经带”地区几乎成为福音派的天下，有“政治博物馆”之称的弗吉尼亚州几乎成为福音派的大本营。有资料显示，美国社会现在有大约5000万人自称为福音派信徒。③
　　在所有这些基督教右翼组织中，“基督教联盟”最为典型。“基督教联盟”的创始人为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浸礼会牧师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1988年，罗伯逊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中失利后创立了“基督教联盟”，并从一开始就将其定位为宗教政治组织，更多地强调其政治性，而非道德说教性，该联盟很快得到了福音教会及其基层组织的大力支持。据统计，到1995年，“基督教联盟”有正式会员170万，在全国50个州建有地方组织。④ 正是看到“基督教联盟”强劲的发展势头，1990年，罗伯逊称“基督教联盟”的奋斗目标是，争取于1994年选举出一个亲家庭的国会，2000年选举出一个亲家庭的总统。⑤“基督教联盟”执行主任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博士于1994年指出，“基督教联盟”要建立一个新的普世性的基督教大联盟，要把保守的天主教、犹太教和非裔美国黑人吸纳进去。⑥
　　冷战结束后，美国新保守主义逐渐占据了国内政治思潮的主流，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保守主义以其独特性正发挥着日益强劲而持久的影响力。1995年，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教父”克里斯托尔在回顾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历史时曾指出，宗教保守主义的前途不可限量。他认为，在战后美国保守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中，宗教保守主义成为美国政治中一个积极的推动力。⑦
　　二、宗教保守主义与共和党的政治联盟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虽然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政教分离，主要是宗教与国家政权的分离，事实上，宗教与政治始终无法分离。在美国这样一个宗教信仰比例相当高的国家，宗教需要借助政治来表达自己的世俗关怀，政治需要借助宗教来取信于民众，以实现自己对权力的诉求。冷战结束后，以基督教右翼为核心的宗教保守主义远远超越了对社会道德问题的关注，它们把目光转向美国政治问题，试图通过与政党的结盟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由于在价值理念上有着更多的共性，美国宗教保守主义最终与共和党站在了一起。
　　20世纪30-40年代，以罗斯福为首的民主党政府在宗教群体方面依赖的对象主要有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南方贫困的福音派新教教徒，而北方新教徒，尤其是那些新教主流派以及传统上的北方共和党人是罗斯福政府的主要反对派。到了50-60年代，随着美国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传统上的阶级与种族宗教差异开始让位于道德与生活观念的差异。那些最初对民主党抱有成见的新教主流派开始逐渐由共和党阵营转入民主党旗下，而对民主党自由主义越来越不满的大批福音派新教教徒开始转向共和党一边。冷战结束之后，伴随着新保守主义的逐渐抬头，共和党的日益保守化，以福音派为代表的宗教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舞台的影响力不断加强。在1992年的美国大选中，鉴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老布什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之间就美国社会问题的争执，有人形象地把1992年称为福音年与世俗年之间的较量。在选举政治高度发达的美国，宗教保守主义的价值观日益与政治结合起来，成为影响政治选举的重要力量。90年代初，“基督教联盟”执行主任里德就曾宣称，“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支持谁，而是谁支持我们的计划……美国的前途不取决于谁坐在椭圆形办公室，而取决于谁坐在宗教原则的办公室。”⑧ 2004年10月30日，就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加拿大一家报纸发表署名文章指出，美国人是在选举一位总统，而不是一位牧师或拉比，但信仰却成为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一个关键因素。白人福音派基督教徒选民占据美国选民总数的四分之一，这是乔治·W·布什的重要选民集团。该文章最后指出，关注宗教信仰的这种趋势迫使民主党候选人、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天主教徒约翰·克里（John Kerry）必须公开面对宗教在政治中的作用。⑨
　　冷战结束后，美国宗教保守主义最终意识到，只有建立起与共和党的政治联盟，才能实现自身的政治诉求。为此，基督教右翼正日益不断地溶入共和党，与共和党一体化。美国研究宗教与政治的权威学者约翰·格林（John Green）教授指出，基督教右翼发现共和党是它们进行政治组织的有效工具，是它们进行政治活动的有效平台。⑩ 他认为，基督教右翼只有通过共和党才能实现其影响国会构成的心愿。基督教右翼越是在共和党内部采取强有力的政治运动，其政治抱负越有可能实现。（11） 正是看到了共和党政治理念与自己的相似性，宗教保守主义才不遗余力地希望与共和党建立起巩固的政治联盟。1995年9月，“基督教联盟”在华盛顿召开的第六次年度会议上，里德告诉与会代表，“基督教联盟”的奋斗目标是使其在共和党内具有更强有力的影响力。“基督教联盟”的创立者罗伯逊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在1994年的选举运动中，“基督教联盟”在31个州的共和党内部占据优势，“但是……我们还要为之做大量的工作，因为我喜欢100％，而不是60％或70％。”（12）
　　在宗教保守主义试图与共和党建立政治联盟的同时，共和党也正在试图寻求宗教保守主义的支持。在美国，任何政党要想唤起选民的支持，它都必须为自己贴上扞卫宗教信仰的标签。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高度宗教化的国家。福音派的价值理念与福音派教徒的不断增加，所有这些使共和党看到了潜力巨大的政治选民。正如科莱德威尔科克斯（Clyde Wilcox）评价的那样：绝大多数共和党候选人都相信，没有“基督教联盟”的默许，他们试图赢得党内提名是非常困难的。（13） 在199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在一些关键性的州或选区赢得了基督教保守派和其它一些保守势力的支持，这促使共和党在近20年以来首次控制国会众议院，并重新夺回在参议院的控制权。为此，共和党领袖曾公开承认，他们感谢基督教右翼组织在大选之际，帮助其动员了大量白人福音派基督教徒投票支持他们。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副总统、参议院议长戈尔的首席战略顾问莱西也认为：“没有基督教右翼的支持，一个共和党人要想赢得竞选提名或大选是绝对不可能的。”（14） 正是由于共和党的保守化倾向以及共和党与宗教保守主义的结合，促使许多共和党人必须为自己贴上保守主义的标签。所以，有学者评价道：“基督教保守势力在当今美国共和党内部具有确定身份的作用。”（15）
　　宗教保守主义与共和党各取所需，彼此合作，其结果是宗教保守主义日益共和党化，共和党正逐渐宗教保守化。从选民层面上讲，由于福音派教徒不断加入到共和党选民的行列，共和党选民中福音派的比例逐年增加。据统计，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中，白人福音派中63％选择了里根，33％选择了卡特。到了1984年，78％的白人福音派选择了里根。1988年，老布什赢得81％白人福音派的支持。1992年和1996年，克林顿虽然赢得了大选，但他并没有能够吸引更多的福音派支持，仍然有61％的福音派投票给共和党。（16） 由于福音派教徒在共和党选民中比例的上升，使得民主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胁。
　　应该指出，宗教保守主义并非对共和党就没有任何成见。有学者就认为，作为基督教右翼组织，“基督教联盟”并非始终就一定支持共和党，只能说它主要支持共和党。（17） 在美国这样一个政治运作机制相对成熟的国家，宗教团体往往发现它们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周旋，即一方面它们必须与美国政治体制妥协，另一方面，它们又有必要维护其宗教与道德观的独立性。以福音派为代表的宗教保守主义为了使自己的道德问题赢得共和党的支持与重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支持共和党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又必须处于它们道德利益的边缘。基于上述考虑，“基督教联盟”全力支持共和党，尽管共和党的政策纲领仅处于“基督教联盟”要求的边缘。
　　三、宗教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宗教保守主义在美国政坛的崛起以及与共和党的联盟充分说明了宗教势力在当今美国政治生活中影响力的加强。就内政而言，这种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美国社会日趋保守化，在涉及对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态度时，美国民众主体意识保守化倾向比较明显。就外交而言，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宗教保守主义强化了美国外交中的“使命”意识。在北美殖民地建立初期，早期清教徒受《圣经》思想的影响，逐步确立了上帝“选民”意识，他们希望在美洲大陆建立起一座“山巅之城”，作为人类的灯塔，把自由民主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并视之为一种宗教使命。美国立国之后，这种使命意识成为激励其向北美大陆乃至世界各地进行扩张的动因之一，并对美国外交产生了持久性的影响。受这种使命意识的影响，美国历届政治家在涉及对外政策时，经常借助于宗教语言，以寻求其使命的合法性。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人员、《新共和》杂志的资深编辑约翰·朱迪斯（John B. Judis）就曾指出，美国的全球目标是建立在17世纪英格兰基督教“千禧年之说”的基础之上的。美国历届总统都曾无一例外地借助宗教语言来阐释其对外政策。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福音派保守势力影响力的加强以及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势力的抬头，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使命感意识更加明显。布什总统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讲，其涉及对外政策的部分充斥着美国被上帝和“自由的创造者”召唤并赋予“使命”的论调。为此，朱迪斯夸张性地指出，单就布什讲话中使用宗教用语的数量而言，布什就超过了他的所有前任。（18） 伴随着反恐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的展开，布什经常以上帝的使命为借口，试图唤起国内民众尤其是福音派基督教徒的支持。据伦敦《每日电迅》报道，2003年6月，在约旦亚喀巴港（Aqaba）举行的中东峰会上，美国总统布什曾对巴勒斯坦总理与外长等巴方政府官员说到，他是秉承上帝赋予的使命，发动对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与此同时，布什指出，在建立巴勒斯坦国方面，他具有道德与宗教的责任与义务。2005年10月6日，布什再次重申，他决定发动对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争是上帝赋予的使命。（19） 朱迪斯通过分析布什在有关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讲话，发现三个相互关联的观点：其一，“美国是上帝选择的国家”；其二，美国肩负着一个“使命”或受上帝的“感召”去改造世界；其三，为了担负起这一神圣的使命，美国代表着铲除邪恶的正义力量。朱迪斯认为这些观点植根于美国的宗教史并贯穿于整个美国历史。（20）
　　第二，宗教保守主义强化了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正义与邪恶的二元论观。在美国这样一个以新教为主流价值观的国家，上帝选民意识根深蒂固。既然美国是上帝“选择”的国度，美国就应该代表着正义，恐怖主义自然就是邪恶势力的代表。“9·11”事件发生后，当布什总统把反恐战争上升为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时，他能够更多地赢得美国国内的基督教教徒尤其是福音派保守主义的支持。有报道指出，“9·11”事件之后，布什的最初演说稿中把伊拉克、伊朗、北朝鲜等国家比喻为仇恨轴心（Axis of Hatred），但其演说稿撰稿人、福音派基督教徒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建议把它们称为邪恶轴心（Axis of Evil），因为他认为这会更能够以神学的语言唤起民众的支持。（21） 事实正是如此。美国《外交》杂志曾刊登文章指出，“9·11”事件之后，当布什政府把那些恐怖主义分子界定为邪恶势力，并指出美国政府要担当道德使命的领袖时，他得到了国民，尤其是那些宗教感强烈的民众的响应。（22） 应该指出，虽然正义与邪恶的二元观并非基督教信仰的全部，但这种观念对促使美国人形成对世界的二元思维具有一定的影响。布什总统正是抓住了民众的这种心理来赢得其对反恐战争的支持。据英国《独立报》报道，从一开始，布什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就用了准宗教词语，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战争。对布什而言，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是打击恐怖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布什本身似乎就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23） 该报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没人会认为美国发动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是出于宗教动机。确实，布什政府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是受到了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但是，布什自身对正义与邪恶界线分明的基督教世界观对他发动对伊拉克的、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也起到了渲染的作用。”（24）
　　第三，宗教保守主义强化了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的外交理念。以基督教右翼为核心的宗教保守主义在传统上主张“亲家庭”、“爱美国”，支持单边主义和加强防务力量，强调社会治安，并一贯反对国际主义，对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制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宗教保守主义的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社会价值观与外交理念，这促使以布什为首的共和党政府新保守主义的外交理念更具坚定性、进攻性和持久性。就布什总统而言，他本身就是一个虔诚的福音派基督教徒。布什本人年轻时也曾经酗酒，属于60年代“垮掉的一代”，但他能够“迷途知返”，痛改前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和感召。成家之后，布什逐渐成为一个虔诚的再生派基督教徒，其立场日趋接近福音保守派。在2000年总统竞选中，布什声称《圣经》是他最爱看的书，耶稣是一个哲学家，并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他以得克萨斯州长的身份签署一项法案，宣布2000年6月10日为该州的耶稣日（Jesus Day）。入主白宫之后，布什的宗教色彩更加浓重。他组织身边人员成立《圣经》研读小组，每日坚持读《圣经》和祈祷。布什前演讲撰稿人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评价布什的宗教信仰时指出，布什参加《圣经》研究，完全是自愿，并非强迫。（25） 可以说，就美国历届总统而言，布什的宗教信仰是相当虔诚的。布什这种虔诚的宗教观为其赢得了更多福音派选民的支持，这也就使其新保守主义的外交理念更具选民基础。虔诚的宗教信仰加之福音派基督教徒的身份，这一切使布什在推行其新保守主义的外交理念时更容易赢得宗教保守主义的支持。
　　第四，宗教保守主义强化了美国人权外交中的宗教自由因素。人权外交在冷战后期的美国外交中逐渐受到重视，但是，把宗教自由问题作为人权外交的一部分却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才出现的。1998年，美国第105届国会出台了《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The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98），该法首次明确把宗教自由问题作为美国人权外交的一部分。依据该法，美国国务院每年就世界各国存在的宗教问题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并要求行政当局就它国违反宗教自由采取措施。迄今为止，美国国务院已经连续出台了多次年度报告，对国际社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就该法出台的历史背景以及实施的现状而言，宗教保守主义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宗教保守势力看来，宗教自由应该成为人权的核心问题。他们不光对美国国内的宗教自由问题高度关注，也对遍及世界的宗教迫害问题投以关注的目光。在国内宗教保守主义的呼吁下，从克林顿政府到当今的布什政府，美国历届政府在向他国提出人权问题时，宗教自由问题也成为核心议题之一。
　　注释：
　　①Andrew Kohut et al. , The Diminishing Divide-Religion' s Changing Role in American Politics,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 9.
　　②Robert Booth Fowler et al. ,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Faith, Culture, and Strategic Choice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9, p. 141.
　　③④Clyde Wilcox,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The Religious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6, pp. 5-6, p. 42.
　　⑤John C. Green et al. , The Christian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 Marching to the Millennium,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
　　⑥Clyde Wilcox,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The Religious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 p. 42.
　　⑦Irving Kristol, " American Conservatism 1945-1995" , The Public Interest, Fall, 1995, p. 87.
　　⑧刘彭：《宗教对美国社会政治的影响》[J]，《了望》新闻周刊1996年第5期，第40页。
　　⑨Beth Gorham, " Religion Playing A Key Role In U. S. Election" , The Brockville Recorder & Times( Ontario, Canada) , October 30, 2004.
　　⑩John C. Green, James L. Guth, " The Christian Right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The Case of Pat Robertson' s Supporters" ,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0, 1988, p. 162.
　　（11）John C. Green et al. , Religion and the Culture Wars: Dispatches from the Front,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1996, p. 113.
　　（12）（13）Clyde Wilcox,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The Religious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 p. 42, p. 3.
　　（14）同注释⑧。
　　（15）Clyde Wilcox,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The Religious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 p. 8.
　　（16）Robert Booth Fowler et al. ,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Faith, Culture, and Strategic Choices, p. 94.
　　（17）Clyde Wilcox,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The Religious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 p. 8.
　　（18）John B. Judis: " The Chosen Nation: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U. S. Foreign Policy" , Policy Brief, No. 37, March 2005.
　　（19）Matt Born: " God Told Me to Fight Terrorists" , DAILY MAIL( London) , October 7, 2005.
　　（20）John B. Judis: " The Chosen Nation: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U. S. Foreign Policy" , Policy Brief, No. 37, March 2005.
　　（21）Peter Singer, The President of Good & Evil: The Ethics of George W. Bush, New York: Penguin Group Inc. , 2004, p. 208.
　　（22）Daniel Yankelovich: " Poll Positions: What Americans Really Think About U. S. Foreign Policy" ,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5, p. 7.
　　（23）Rupert Cornwell, " Bush: God Told Me To Invade IraqPresident Revealed Reasons For War In Private Meeting" , The Independent( London) , October 7, 2005.
　　（24）Paul Vallely: " Whether God Speaks to him or not, Bush' s Religious Fanaticism has Shaped our World" , The Independent( London) , October 8, 2005.
　　（25）Bill Keller: " God and George W. Bush" ,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7, 2003.

国际论坛京69～73D7国际政治杨卫东20072007
宗教保守主义/共和党/美国外交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自由主义的泛滥在宗教界的反弹就是宗教保守主义的崛起。由于具有更多的政治共性，宗教保守主义与共和党走向联合。宗教保守主义对冷战后美国外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强化了美国外交中的“使命”意识；强化了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正义与邪恶的二元论观；强化了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的外交理念；强化了美国人权外交中的宗教自由因素。
作者：国际论坛京69～73D7国际政治杨卫东20072007
宗教保守主义/共和党/美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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