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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早期洋务派思潮研究中，有许多学者已经对冯桂芬及其《校ｂīｎ＠①庐抗议》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但是，很少有人涉及过在百日维新中有过重要表现、却又落得一个可悲下场的翰林院编修陈鼎。他的那部被守旧派视为离经叛道、荒谬绝伦的重要着作《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至今还尘封宫禁，很少有人问津，更谈不上有什么深入的研究了。这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忽略。陈鼎是晚清很有代表性、很有特色的知识分子。他愤世嫉俗，企盼改革，却又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找不到一条通向改革的康庄大道，因而长期在苦难中煎熬。而当百日维新高潮到来之际，陈鼎“欢欣鼓舞，不能自已”[1]。他响应光绪皇帝的号召，大胆陈言，直抒胸臆，触到守旧派的痛处。因此，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他的境况十分凄惨，受到守旧派冷潮热讽，排斥打击，不久便撒手尘寰。在陈鼎身上，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晚清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
　　本文拟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戊戌进呈原本及已刊的《汪康年先生书札》等资料，对陈鼎生平事迹稍事勾勒，对其所进呈的着作与改革思想略予评论，不当之处，敬请师友指教。
　　 一、清贫的京官生活
　　陈鼎生平业绩和传略，坊间少有流传。陈秉仁先生等所辑《汪康年师友各家小传》一文中，对陈氏生平有简略概括，略谓：“陈鼎，字刚侯，号伯商，湖南衡山县人，侨居江苏常州。生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卒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光绪六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曾充光绪己丑（十五年）恩科浙江乡试副主考官，汪康年等皆出其门下。后以戊戌党事被判永远监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大赦时获释，次年卒于江苏常熟县。着有《黝曜室诗存》、《陈怀庭年状》。”[2]
　　据陈秉仁先生《汪康年师友书札各家小传说明》记载，小传资料来源于原合众图书馆。收藏《书札》时，顾廷龙先生曾根据汪诒年先生在每袋书札前填写的作者姓名、字号、籍贯等，汇成《汪穰卿先生师友书札姓氏录》一册，并请与汪康年关系较密切的张元济、叶景葵、陈叔通、项藻馨、章宗祥等人对书札作者加以补注，然后又参酌了碑传、方志等史料，互相校核补充而成[3]。因此，小传的内容大体上是信实可靠的。
　　就陈鼎而言，他的一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光绪六年（1880年）之前，他孜孜ｋū＠②ｋū＠②，勤奋攻读，最后如愿以偿，成为进士，并且被选为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此后整整30年他一直在京师翰林院供职，差不多一生都是在书斋中度过的，可谓典型的知识分子。翰林院为封建朝廷的储材之所，人才济济。在为数众多的官员中，有的勇于建言，崭露头角，最后位列封疆，极尽显赫；有的攀权附贵，遨游卿相，以至跻身侍郎尚书，施展自己的雄才伟略；也有的默默无闻，混迹人海，自甘于清贫的京官生活而落魄京师。陈鼎显然是属于后者。
　　青少年时期，陈鼎像一般士子那样无间寒暑，刻苦励学，经史各科，靡不涉猎，26岁便中进士，入翰林，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但从此他便一蹶不振，没有往政治方面发展，虽官京朝，却不骛时名，不通声气，闭户读书，一如既往。只是在光绪十五年皇帝大婚时，开设恩科，陈氏才被选派为浙江乡试副考官，录取了包括汪康年在内的一批名人学士，使得平淡无奇的京官生活中多了一点生气。
　　由于长期在政治上的落魄失意和经济上的拮据清贫，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未老先衰。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初六日写给汪康年的信中称：“屡欲乞假归，总未能自决。又历年多病，懒动怕事，近复吐血，而鬓发益白，年未五十，已如六七十岁人，境遇所迫，以至于此，亦可叹矣。”[4]在翰林院当了二十余年编修的陈鼎，居然要乞假南归，其景况窘迫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正是这种长期贫病交迫、独居感愤的京官生活，使他对封建官场的种种弊端有了深刻的了解，他不愿意趋炎附势，随波逐流，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批评匡正。他对京师团拜的态度，颇足以说明他为人处世的准则。陈氏在写给友人的信函中谈到：“京中团拜，最是弊典。汉文帝不肯以百金筑一台，而今日请老师，一宴辄数百。平日翰、詹诸君，藜藿不充，而此日必征歌选舞以为尊，此皆反常之事，兄（按，陈氏自称）所深疾，今年务请免此一举。诸年兄中如凌衡甫、朱少梧、黄履中皆身后萧条，无立锥之地。老母、孤儿、幼妻、弱妾，含辛茹苦，同宜怜悯。榜中诸公，自必乐于相助，请与高子明兄同出一知单，恳各位极力赙赠，更将团拜一宗款项，添入帮款之内，此等事多多益善也。鄙意拳拳，幸勿笑其迂拘为祷。”[5]
　　晚清官场极为腐败、京官们以观剧饮宴为乐，酒醴笙簧，每月数次聚会。尤其是城南的士大夫，每借同年团拜，即音尊召客，“自枢王以下，相率赴饮”。陈鼎对这种酒食争逐、江河日下的风气深恶痛绝，故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建议将团拜撤销，而把省下来的钱支持贫寒的士子家庭，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鼎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的性格。
　　 二、百日维新中的重要表现
　　当百日维新的春雷在京师响起之后，陈鼎一反往日墨守书斋、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他既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所掀起的“气象维新，举国奋跃”[6]的改革浪潮所席卷，更被光绪皇帝屡颁明诏、锐意更张的作为所鼓舞。他跃跃欲试，颇想有所作为。但是，从现有资料分析，他虽然赞同改革，痛斥守旧，却很少与康、梁等改革派人士往还。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甚至还流露了与维新派在改革科举制度方面的分歧。其言曰：“科举既改，将来必有才识之士，为中国转旋气运者，但不能于一时求之耳。讲章黑水，陷溺已深。每见变法中人高谭雄谈，而仍不能脱八股窠臼，其他可知矣。自有格言以来，亚洲一隅，遂无霸才为黄人生色者。华族之弱，不得不以宋儒为罪首。窃谓改科举，立学堂，设特科，求经济，皆不能得人才。惟有尽烧宋人之书，使天下士人一以真面目相见，庶几雄才大略，不为龌龊小儒所掩。然而，朝廷方纳八行取士之奏，日以惊天动地之功望人，而日以ｋēｎｇ＠③ｋēｎｇ＠③小人之行求人，可异也。”[7]
　　陈鼎信中所谓的“高谭雄谈”的“变法中人”，指的正是康、梁。康有为于百日维新刚开始，办理的头一件大事即废八股。康氏《自编年谱》曾说：“［四月］二十三日奉明定国是之谕，举国欢欣。先是又草变科举折，变为二篇，分交杨漪川、徐子静上之。”[8]杨深秀于四月十四日（6月2日）所递“请斟酌列代旧制正定四书文体折”正是代表了康有为的意见。杨折称：“今夫四书文之所以足贵者，将使人读书以明理，穷经以尊圣也。今截搭枯窘割裂破碎之题，非以通经，乃以蠹经……请特下明诏，斟酌宋元明旧制，厘正四书文体。”[9]
　　可见，康、梁所要改革的只是八股文这种形式，还没有涉及考试的内容。而陈鼎则要“尽烧宋人之书，使天下士人一以真面目相见”。这里涉及到彻底否定当时所流行的科举考试的内容。不言而喻，陈鼎在改革科举制度方面，与康、梁存在着很大分歧，陈氏比维新派走得更远。这件小事也反映了陈鼎对改革的渴望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偏激情绪。
　　陈鼎的这种情绪及其变法主张，还系统地反映在他向清廷呈递的《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一书中，而陈氏此书之进呈与孙家鼐所奏请的请臣工签署冯桂芬《校ｂīｎ＠①庐抗议》殊有关系。戊戌五月二十九日身为光绪皇帝师傅及办学大臣的孙家鼐建议颁行《校ｂīｎ＠①庐抗议》。孙氏谓：“臣昔侍从书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ｂīｎ＠①庐抗议》一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选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岁月蹉跎，延至今日，事变愈急，补救益难……臣观冯桂芬、汤寿潜、郑观应三人之书，以冯桂芬《抗议》为精密，然其中有不可行者。其书板在天津广仁堂，拟请饬下直隶总督刷印一二千部交军机处，再请皇上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发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对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可不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10]孙氏所奏，当日即奉上谕：“着荣禄迅即饬令刷印一千部，克日送交军机处，毋稍迟延。”[11]六月十四日（8月1日）清廷即将印好的《校ｂīｎ＠①庐抗议》发交各衙门加签。
　　签注冯氏《校ｂīｎ＠①庐抗议》是百日维新中的一件大事，在京师官场上引起一番骚动。孙家鼐的建议含有一石三鸟的深刻用意。其一，孙氏想借用这本书对当时的京官进行一次时事测验，使皇帝能了解情况，择善而从；其二，这对守旧势力来说，无疑是一个劝说和敦促，促使他们同意皇帝的改革方案。因为冯桂芬早在三十多年前即认为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故极力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对西方采取“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态度。冯氏《校ｂīｎ＠①庐抗议》虽然刊行已三十余年，然而对守旧派来说，这些向西方学习的措施，他们依然难以接受；其三，签注《校ｂīｎ＠①庐抗议》是要遏止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所鼓吹的“民权”思潮。冯氏此书的写作宗旨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孙家鼐正是要用“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的《校ｂīｎ＠①庐抗议》来抵制维新派在政治上的改革要求，抵制日益兴起的民主思想。
　　由于当时京官中守旧者、观望者占绝大多数，因此，对《校ｂīｎ＠①庐抗议》的签注并没有达到光绪皇帝预期的效果。在现存的372人签注的二百多部中，“签注者对《校ｂīｎ＠①庐抗议》各篇所注意见，有的很简单，只有此条可行、不可行等寥寥数字”[12]。虽然有的签了千百字的意见，但大体看来，官僚们的反映并不理想，这与戊戌时代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认识水平、精神状态是相关联的。
　　但是也有个别人例外，想借对《校ｂīｎ＠①庐抗议》的签署，抒发胸臆，陈述改革方略，推动维新事业，翰林院编修陈鼎正是这种个别例外之人。
　　陈鼎非但对冯桂芬的《校ｂīｎ＠①庐抗议》进行了认真思考，而且还联系实际，仿照该书体例，撰写了一部《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以下简称《别论》）。陈氏的《别论》凡四卷，分为四册，用十分工整的楷书写黄进呈。这本充满改革思想的新书于戊戌七月一日通过翰林院掌院学士呈递光绪皇帝。当时，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是远近闻名的顽固派首领徐桐。徐氏字荫轩，正蓝旗汉军人，是一个主张“宁可４亡国，不可变法”的人物。他对陈鼎一向充满敌意，但是，迫于光绪帝在百日维新中颁布的各衙门要大开言路、对所属官员的上书要“随到随递，不准稽压”的上谕，徐桐也只好将《别论》以翰林院的名义代呈于御座之前。
　　年青的光绪帝见到陈氏《别论》之后，深深被其中许多新颖论述所吸引，于是当机立断，颁布谕旨称：“翰林院奏，编修陈鼎进呈《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四十八篇，据呈代奏一折，该编修所着论说，其中有无可采之处，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王大臣，悉心阅看，妥议具奏。”[13]非但如此，光绪帝还下令陈鼎再将《别论》誊写10部，交翰林院代呈[14]。
　　 三、惊世骇俗的改革建议
　　按照清廷惯例，只有臣工所递的奏折内容非常重要，皇帝才命令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共同研究讨论，决定取舍。例如，戊戌正月，康有为呈递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即《统筹全局折》，光绪帝曾三令五申命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大臣“妥议具奏”。陈鼎的《别论》非但交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妥议，甚至要再次誊写进呈，“由翰林院咨送军机处，以备呈览，毋庸由翰林院具折”[15]。这本书何以如此重要，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视？
　　首先，《别论》以鲜明的态度，痛斥守旧派，强调向西方学习、更张旧法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该书之序言称：“日本以咸丰甲寅始变法，至于光绪甲午前后方四十年，而朝鲜之役，我乃割地输币以和，一时贤士大夫自知其学弗竟也，于是，变法议起。而大臣之中，迂谬狭隘者多，既以其所不知，岸然阻之于上；小臣之承迎意指自便身图者，又复一唱百和，附之于下，遂使良法美意，多所湮塞，不能以时举。皇上洞见情伪，乃有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之旨（按，指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光绪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两月以来，嫉技违彦村学鄙夫之流，犹复执其制梃以达之空谈，竟欲以假借仁义之文，凑合波磔之字，与天地终古也，岂非冯桂芬之罪人哉？”[16]
　　百日维新开始后的两个多月，陈氏目睹守旧势力依然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气焰嚣张地阻挠新法，他痛心疾首，焦急异常。他反复论说“法久既玩，事久则变”[17]是世间不可抗衡的规律。而“一二老臣，凡百君子，处此迫不及待之日，不知急求自强之法，而独于守旧变法之是争，此真可痛哭流涕者也”[18]。在当时京官中，很少有人能像陈鼎这样对变法事业有如此强烈的紧迫感与责任感。
　　其次，《别论》强调以君权变法。陈鼎认为，中国之民智未开，只有皇帝的锐意图治，更张旧法，才是变法成功的保证。他说：“皇上于群言杂沓之时，新旧纷纭之顷，毅然独行其是，岂非天下万世之福哉？然后知甲午至今，四海之内所以能危而复安者，皆九重之精神，有以弥纶之也。至于富国强兵，安内靖外之说，冯桂芬书中所宜行者，皇上于孙家鼐未进书之前，早已次第行之矣，中国之兴，盖可拭目而俟，此臣所以欢欣鼓舞，不能自已者也。”[19]
　　陈氏论说充满了天真幻想和书呆子气。诚然，光绪帝力主“兼采西法”，通达西人政学，且有“变法之心”，“救中国之勇”，但是，陈氏忘记了他头上还有慈禧，慈禧周围还有为数众多的守旧诸臣。即使在变法高潮中，这些人“谣谤纷纭”，不止攻击康有为，且多直诋圣上者，以至“胥动浮言，使小民摇惑惊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20]。因此，陈鼎的“欢欣鼓舞”未免有些高兴得过早。由于缺乏清醒的头脑，陈鼎过于乐观地估计形势，和盘托出了他的改革计划，这也就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再次，《别论》提出一系列改革内政外交的重要建议，其言辞激烈，别出心裁，急于求成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陈鼎着《别论》大体上仿照冯桂芬《校ｂīｎ＠①庐抗议》所列纲目，篇目稍有增加，分为四十八篇，大胆详细地提出了改革意见。其内容广泛，诸如采西学、制洋器、善驭夷、重专对、公黜陟、汰冗员、免回避、厚养廉、许自陈、复乡职等等，既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也包括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善驭夷论”一篇中提出的大胆建议，在有清一代几乎可称为绝无仅有的篇章。
　　《别论》多次强调，魏源所谓师夷长技，时哉，不可失矣。但就中国目前而论，须按“赵武灵王用胡服胜胡之说，急为变通之谋，使至孱极弱之亚洲，忽然傅于至强极盛之欧洲，而后可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之策也”[21]。
　　为实现赶超欧美列强的目标，陈鼎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变通之策，认为是自强的当务之急。
　　其一曰变服装。陈氏认为，中国人把西方人称作“鬼子”，并非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衣服奇异而产生一种畏惧心理，正如“一孩提之童，见一不熟习之客，反走不顾者，有矣，然固不如见一西人啼之甚也。中人之鬼，西人也。”中国人向来惧怕“鬼”，故一与“鬼”接仗，便败下阵来。假若中国人亦改穿西服，“则自顾与之等，无所容其畏矣”[22]。陈鼎的看法，在今人看来，未免有些幼稚，但在清朝末年，却不失为大胆的建议。许多维新派人士，都认为中国流传的服装，应该改一改。康有为曾指出：“且夫立国之得失，在乎法治，在乎人心，诚不在乎服制也。然以数千年一统儒缓之中国，褒衣博带，长裾雅步，而施之万国竞争之世，亦犹佩玉鸣琚，以走趋救火也，诚非所宜矣。”[23]康有为还草拟了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但因为易服改元，一向为守旧派所反对，故康折虽拟而未敢上，陈鼎则直陈君王之前，要求中国改换宽衣博袖之旧装，难怪招致守旧派的忌恨。
　　其二曰合宗教。陈鼎的这条建议，涉及到宗教信仰问题。他认为地球上信仰基督教的有2/3，而信仰儒教的只有中国人。基督教的教义是“以祸福之说惑愚民而无绝伦灭俗之事，且又时缘饰中国之经术，以文其浅陋之处，更能实行其爱力，以胜我假仁假义之伪儒，故其教之根柢虽不正，其创教之人虽不圣，而自此以后且有日盛一日之规”[24]。因此，陈鼎认为不应使中西两教相仇相杀，而应使彼此融合。他并且提出两教融合的具体办法。即“自今日始，列基督教于祀典之内，使地方官于朔、望日视同释教，一体拈香。而彼中教士，亦令于朔、望日谒我文庙，随同地方官一体行礼。如是，则天下士民自当日释其仇教之心，而彼之邪教虽行于中国，我之正教或亦可行于彼国也。此通教之说也。”[25]面对全国各地接连不断的反洋教运动，许多有志之士都在想方设法消弭教案。因为每发生一起教案，列强便借端勒索，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进行恐吓，“一星之火，可以燎原，则皇上忧劳，大臣奔走，土地割削，举国震骇”[26]。康有为企图用振兴孔教、商定教案法律的办法解决教案危机，陈鼎则设想用通教之法来弥合宗教矛盾。他们的计划充满了幻想，很多地方不切实际，却反映了晚清改革派人士的善良愿望。
　　其三曰通语言文字。语言是人们沟通思想、联络感情的工具，中西的隔阂，首先是语言造成的。陈鼎作了一个比喻，福建方言极为难懂，他省人遇之，几乎与“遇西人同”，故闽省人与他省人每格格不入。忽然有一操闽语者厕其中，福建之人且刮目相待，其殷勤之意，或更胜于同省之人。“此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理也”。陈氏认为，如果中国读书之人，尽学各国之语言文字，“庶几与西人相处，一如福人之闻福语也，其又何至动辄为难哉？”[27]陈鼎关于通语言文字的建议颇具新意，只是当时难以实行。
　　其四曰通婚姻。陈鼎把通婚姻作为一个加强中西沟通，中西融合的手段。他认为自中西通商以来，西人源源来华，或传教，或经商，人数众多，无所不在，“我之虚实，彼固无所不知者，而我于彼事则多懵焉。此又何能不败耶？”[28]因而，陈鼎提出一个十分新奇的建议，即中西通婚。他解释说：如果能使中外互通婚姻，那么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会日益加深，“则彼之虚实，我且渐以得知也”。他还觉得，这件事非同一般，因此他郑重建议“行之自大臣始”[29]，以为表率，逐步提倡。建议中西通婚，陈鼎大概是中国官员中的首倡者。尽管在此之前已有在外华人与西人通婚之先例，但在国内提倡其事，对一般官员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陈氏为何出此奇策，他有自已的解释：“凡此皆不得已而为之计也。北洋之险要，已为英、德、俄所据矣；东三省之津梁，已为俄人所通矣；长江之锁钥，已为英人所启矣；广东之咽喉，已为英、法所吭矣；闽浙之波涛，已为日本所逼矣。我以至孱极弱之力，抗此至强极盛五国之锋，方且欲为自强之谋，以彼之寻衅于我者，反而加之于彼，渐以其行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之策焉，我不有以合之，其何足以分之，使不协而谋我哉？……故不得已而出此变通四术之末策也。”[30]
　　显然，陈鼎想用中西沟通、中西融合的办法来解救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其用心可谓良苦。中国近代多灾多难，欧美列强登堂入室，任意宰割。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刺激、煎熬着改革派人士，于是，他们设想出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希望借此来缓和民族危机，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尽管他们的改革方案存在许多缺陷，甚至包含荒谬的建议。然而，他们的大胆革新、锐意图进的精神则是值得肯定的。
　　 四、悲惨的结局
　　陈鼎在《别论》中提出许多富有新意的改革建议，应该说是相当勇敢的，但是在封建君权面前他却表现得十分怯懦，他在《别论》的序言中曾公开表示：“冯桂芬之议，固自有不可行者。中国之人急私斗而怯公战，怀私惠而昧公义。民政之说方嚣然其不靖，而泰西用人之柄，又实不操之于下，则一切公举之议宜慎也。”[31]
　　陈鼎对西方的议院与民主选举并没有多少深入了解，却视之为洪水猛兽，加以反对，他公然宣称：“至于公举之事，非特其弊百出，更将为民政议院之先声。夫民不可虐，而亦不可授以权者也。议院可了小事，而不可办大事者也。泰西各国，分教分党，动辄称戈，＠④杀君父，不以为悖；涂炭生民，不以为怪，岂非权为民夺之过哉？且法国以议院之议，与普战而几亡其国，俾士麦散议院以专君权，遂强普而霸日尔曼诸邦。瑞典、挪威不以有议院而广其土地，俄国不以无议院而损其威名，议院又何益于国耶！”[32]
　　由上述议论可明显看出，陈鼎对西方议院的产生方式、功能与作用了解得十分肤浅，甚至有许多误解，然而，他却起劲地反对议院，反对民权，仿佛在神州土地上稍稍刮点民权之风，天就会塌下来。而且，不仅仅陈鼎一人持这种观点，其余所有参与签注《校ｂīｎ＠①庐抗议》的大小官僚，包括那些拥护变法、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改革派人士徐致靖、杨深秀、宋伯鲁等人，也都认为“变法之初，决不可用”民权与议院[33]。这真是一种可悲的历史现象。冯桂芬的《校ｂīｎ＠①庐抗议》已刊出三十多年了，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像谭嗣同那样敢于提出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发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34]的呐喊以外，晚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无不对君权顶礼膜拜。知识分子的思想尚且如此，其它农、工、商阶层对君权的态度更不遑论及了。
　　作为19世纪末年翰林院中颇具特色的代表人物陈鼎，由于对议院、民权的批评，使得他精心撰写的《别论》失色不少。尽管他在君臣关系上恪守旧说，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封建王朝并没有因此而稍稍减轻对他的迫害。
　　戊戌七月初十日陈鼎的《别论》第二次由翰林院代呈给光绪帝。光绪帝即命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大臣“悉心阅看，妥议具奏”。当时，正值百日维新高潮之际，军机处与总理衙门需要议复的条陈甚多，而且，陈鼎的建议又涉及许多重要的方面，因此《别论》一直悬而未议。直到戊戌政变爆发，政治风云突变，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等亡命日本，许多与变法有牵连的人士都被革职监禁，京师一片恐怖。陈鼎因为在百日维新中与康有为并无瓜葛，而且，他的《别论》是奉诏进呈，因此，慈禧、徐桐等守旧势力没有立即对陈氏进行处置。然而，当时的政治局势发展愈来愈对改革派人士不利，陈鼎忧心忡忡，足不出户，担心厄运到来。
　　从戊戌政变失败到庚子义和团事件爆发是晚清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一段时间。守旧势力极为猖獗。他们钩稽党籍、倒行逆施，由仇恨改革、痛恨新党，演变为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庇护康、梁等维新派人士的外国势力的疯狂仇视。顽固派被一时得势冲昏了头脑，他们极力主张一切复旧，停止改革；他们还主张关起国门，称王称霸。更有甚者，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由于受到慈禧的纵容与宠爱[35]，公然提出断绝与各国往来，杀尽在华洋人[36]。当然他更不放过在他所管辖的翰林院里鼓吹向外国学习，与西方合教、通婚的陈鼎。据时人记载，徐桐掌翰林院时，“日戒所属毋用洋货、服洋药”，“凡门人言新政者，皆屏不令入谒”[37]。在他看来，陈鼎已经走得太远了，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陈鼎的厄运终于来临。是月初，徐桐等保奏翰林院侍读学士宝丰品学可信，初八日宝丰即奉命在弘德殿行走，照料大阿哥读书。二十日，翰林院侍讲学士陈秉和请禁言利异端，躬行节俭。陈折未见，疑系徐桐授意，弹劾陈鼎等人。陈秉和折递上之后，清廷颁布密令，从严惩处陈鼎等人。该谕旨称：“寄翰林院、崧蕃、丁振铎、鹿传霖、俞廉三、陆元鼎：翰林院编修陈鼎、检讨吴式钊、编修沈鹏等，着崧蕃、丁振铎、鹿传霖、陆元鼎，饬地方官监禁。陈鼎现在京，翰林院传送刑部，解交俞廉三监禁，吴式钊如在京一律办理。二月初九日清廷再次密寄鹿传霖、丁振铎、俞廉三、陆元鼎：“编修陈鼎等，永远监禁在省，迅饬管狱各官仍不时认真巡查，毋任与地方人往来交接。”[38]
　　清廷对陈鼎等人的惩处，是戊戌政变后守旧派对翰林院中同情变法人士的一次清洗。与陈鼎同时被监禁的沈鹏，字诵棠，号翼生，又号北山，江苏常熟人。光绪甲午进士，翰林院编修，以博学儒雅而闻名于世，与翁同ｈé＠⑤关系至为密切。改革失败后，沈氏目击时艰，对慈禧、荣禄等反变法势力极为不满，恒思有所见白，遂于光绪二十五年冬，冒死上书，弹劾“三凶”。三凶者，荣禄、刚毅、李莲英之谓也。徐桐拒绝代奏沈氏折稿，沈鹏则将其发表在天津《国闻报》上，朝野为之轰动。另一位被监禁的翰林院官员吴式钊，同样以同情变法被逐，后又以图谋开复而出卖有名的改革派人士沈荩，以至声名粮藉。 陈鼎被赶出京师之后，处境每况愈下，身心俱受摧残，三年后虽遇赦获释，但不久即与世长辞。人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晚清知识分子所遭悲剧的缩影。
　　 （责任编辑：黄春生）
　　〔作者孔祥吉，1943年生，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释：
　　[1] 陈鼎：《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序》，戊戌进呈本。
　　[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3页。
　　[3]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第3981-3982页。
　　[4]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2063页。
　　[5]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2062页。
　　[6]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
　　[7]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2063页。
　　[8][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44、343页。
　　[10][11] 《戊戌变法》第2册，第430、40页。
　　[12] 李侃、龚书铎：《戊戌变法时期对〈校ｂīｎ＠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介绍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校ｂīｎ＠①庐抗议〉签注本》，《文物》1978年第7期。
　　[13]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三，第16页。
　　[14] 《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秋季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5] 《戊戌变法》第2册，第62页。
　　[16][17] 陈鼎：《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序言》。
　　[18] 《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第二十四篇《善驭夷论》。
　　[19] 《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序言》。
　　[20] 《戊戌变法》第2册，第85页。
　　[21] 《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第二十四篇《善驭夷论》。
　　[22] 《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第二十四篇《善驭夷论》。
　　[23] 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戊戌奏稿》，第63-64页。
　　[24] 《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第二十四篇《善驭夷论》。
　　[25] 《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第二十四篇《善驭夷论》。
　　[26] 康有为：《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杰士上书汇录》卷二。
　　[27] 《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第二十四篇《善驭夷论》。
　　[28] 《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第二十四篇《善驭夷论》。
　　[29] 《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第二十四篇《善驭夷论》。
　　[30] 《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第二十四篇《善驭夷论》。
　　[31] 《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序言》。
　　[32] 《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别论》第六篇《复乡职论》。
　　[33] 参阅前引李侃、龚书铎文。
　　[34] 谭嗣同：《仁学》，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34页。
　　[35]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徐桐传》谓：“能崇正学，黜康、梁，孝钦以其年耆硕学，倚之以收士论，尊礼若保傅，朝谒令近侍扶掖，欲使参机务。”见该书上册，第113页。
　　[36] 徐桐：《宜顺民心尽戮各省洋人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又见王晓秋编《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军机处档案钞》，《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第16册，第575页。
　　[37] 《近代名人小传·徐桐传》上册，第113页。
　　[38] 王晓秋编《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军机处档案钞》，《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第16册，第522-523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分加阝
　　 ＠②原字为石加乞
　　 ＠③原字为石加（径去彳）
　　 ＠④原字为片加戈
　　 ＠⑤原字为龠加禾
　　
　　
　　
历史研究京66-76K3中国近代史孔祥吉19971997 作者：历史研究京66-76K3中国近代史孔祥吉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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