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風悠悠—傳統政治與精神文明  >>>

簡體     傳統

---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唯一性”，是由它的对象决定的；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具体的哲学理论中，但这些具体的哲学理论是在“统一性”基础之上表现出的“多样性”，它们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超出“统一性”。哲学的对象决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必须把一种哲学理论中是不是存在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家有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明确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超越”、“批判”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明确提出并合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坚持哲学基本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哲学 哲学对象 世界观 哲学基本问题
　　＊ ＊ ＊
　　《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２期发表了俞吾金同志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一文（以下简称俞文），文章通过确定哲学元问题、划分“哲学”与“哲学类型”，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传统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对此，我们不能苟同。事实上，我们认为，俞文给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是否基本？
　　 １
　　与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美学等其他学科相比，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是唯一的，但我们认为这一“唯一”的特性不是由对“什么是哲学？”的问题的解答这种哲学观来确定的，而是由哲学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和其它具体学科一样，哲学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不同的是：其他具体科学是以整个世界中的某个部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们研究整个世界中的一些特殊规律；而哲学则以整个世界为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纵观古今中外所有的哲学理论，尽管它们的形式和内容并不完全一样，但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则是共同的。人们也正是根据这一点，才把它们冠之为“哲学”。我们认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以种种不同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但这些形式再特殊，它们也有内在的联系。多样性中有统一，统一当中有多样。各种哲学理论内部再有差异，它们也是在统一性内部的差异，并未超出这种统一性，实际上也不可能超出这种统一性。
　　俞文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根本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两种类型，对此我们不能同意。我们认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确有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新特点，但它们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却仍然未变。纵观现代西方哲学，尽管种类繁多，流派纷呈，但总体上讲则可以归结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就人本主义而言，对于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哲学应研究世界观的基础——本体论问题，它直言不讳。无论是叔本华、尼采的“意志”，还是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都具有本体论特征。雅斯贝尔斯曾明确指出：哲学应研究存在。至于“存在”的特点，他说：“我们所称为存在的既不单单是主体，也不单单是对象，而毋宁说是居于分离的主客二者之上的东西，即大全（das umgreifende），无所不包者。”［①］这个存在不是本体，又是什么？整个科学主义思潮，虽然其中有部分哲学家拒斥“形而上学”，想把哲学维护在“经验”之中，但哲学“关于世界观的理论”这一特点在他们的哲学中仍然清楚地保留着。他们要研究的经验问题，不是一些特殊领域内的特殊问题，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事实。当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研究语言问题时，人们不误称他的理论为语言学，而称为哲学，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事实上，绝大多数科学主义思潮的代表者，虽然他们想回避“哲学应研究客观世界的本质”的问题，但他们却不回避哲学应是关于一种世界理论（世界观）的问题。当早期维特根斯坦用理想语言去统一世界，形成一种世界理论后，他发现理想语言范围太窄，不能包容所有的问题，因此，后期维特根斯坦才不得不去寻找一种更宽泛的语言系统——日常语言，并想通过对它的分析建成一种新的统一世界的理论。同样，卡尔纳普由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科学语言，向物理语言以及事物语言的退却，也正是因建立统一的世界理论的目的使然。要想建立一个正确的关于世界的理论，就必须以客观世界的存在为前提，以一定的本体论作基础。逻辑经验主义者虽然一再想回避本体论问题，但他们在建立统一的世界理论的过程中所碰到的矛盾告诉人们：本体论是回避不了的，它是哲学的应有之义。随着这派哲学所遇到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它最终不得不又回到本体论上来。当代美国哲学家、逻辑实用主义的代表者蒯因认为：哲学应研究存在什么的问题，他指出，事实上，人们时时都在作出某种本体论的承诺，一个人接受一种本体论，原则上与接受一种科学理论相同。对于哲学的特征问题，连实证主义者罗素也不得不说：“我承认：我们所说的‘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至于这两种因素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则各个哲学家大不相同；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②］
　　其实，不仅西方所有的哲学理论都涉及到“世界观”问题，而且中国哲学也是如此。中国许多哲学家虽没有直接系统地论述他们的世界观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冯友兰指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但这些只是表面上而已，中国哲学不是可以如此简单了解的。他认为，“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才是中国哲学努力追求的精神。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哲学家思想的内在联系就不能清楚地表达出来。他认为他的《新理学》就是要系统地演绎出中国哲学所具有的、但未能系统地表达出来的思想。“按照这样的路线进行推论，我已经在《新理学》中能够演绎出全部的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观念，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清楚而有系统的整体。这部书被人赞同地接受了，因为对它的评论都似乎感到，中国哲学的结构历来都没有陈述得这样清楚。有人认为它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复兴。”［③］
　　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笔者加）……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④］
　　哲学是统一的（即都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但它又是以种种特殊的理论形式表现出来的。要离开这些特殊的理论形式去寻求什么先验的“哲学”，就像抛开苹果、梨、桃等去寻找抽象的水果一样，是不可能的。俞文说，一旦当哲学回答了“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之后，哲学就变成了哲学的具体类型。这就是说，一旦回答了这个问题，哲学的共性就没有了，剩下的全是个性。这岂不是“白马非马”的逻辑？
　　我们认为俞文在“哲学”与“哲学类型”的关系问题上之所以割裂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跟他对哲学“元问题”的错误理解有关。所谓“元问题”，就是指一门学科的最高问题或基本问题，它是由这门学科的对象决定的。就哲学而言，它的元问题应是先肯定整个世界的存在，后再研究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即先是本体论，后是认识论。根据俞文，哲学的元问题是“什么是哲学？”问题。“什么是哲学？”本是一个认识问题，把这个问题当成哲学的最高问题，必然首先要把哲学理解为认识论，而不是本体论。事实上，当俞文把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称为“知识论哲学”时，它实际上就意味着把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只理解为一种认识论中心主义的哲学。我们认为，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确在“求知”，但它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求知”而求知，“求知”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指导人们的行动，以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早在希腊哲学家那里，他们就清楚地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先有整个客观世界的存在，然后才谈得上对它求知的问题；而且这个“知”必须和客观世界相一致。换句话说，客观世界是“求知”的前提，而且也是检验“知”是否合理的标准。哲学只有求到了符合客观世界内容的“知”，才能有作用。对于哲学的作用问题。继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之后，柏拉图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他说：“除非哲学家变成了我们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叫做国王或统治者的那些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得哲学和政治这两件事情能够结合起来，而把这些现在只搞政治而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人排斥出去，否则我们的国家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会免于灾难。”［⑤］也就是说，只有把“在什么条件下求知”、“怎样求知”、“为什么求知”等问题和“求知过程”加在一起，才能构成包括希腊哲学在内的全部西方传统哲学的意义。而当俞文不考虑这些条件，直接认定西方传统的哲学是“单纯的求知”哲学之后，再把这种哲学与其他哲学相比，它自然有理由断定这是一种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哲学类型。
　　 ２
　　哲学的对象，决定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元问题或最高问题。由于哲学是研究整个世界的，因此，从逻辑上讲，哲学最高问题应该是关于存在的问题。因为，只有肯定了世界的存在，才谈得上探究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个问题是人提出来并由人来回答，由于人在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往往按照自己特定的思维、精神这种属性赋予物质世界，而且把它无限地普遍化甚至实体化，使之成了超物质的创造本原，因此，它实际上便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世界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物质产生精神，还是精神产生物质？换句话说：物质和精神，谁是世界的本原，谁是第一性的，谁是第二性的。
　　另外，由于哲学研究整个世界不是靠单纯的直观，本体论也不是指客观存在的现象，哲学还必须借助于理性思维去研究世界的本质问题。这样，有逻辑体系的本体论就不得不借助于认识关系去建立，而一旦借助于认识关系去建构本体论，就有一个本体论证明的问题。人们自然要问：这种本体论所说的“本体”是否就是客观世界本身？人的认识有没有能力认识这个客观世界的本质？即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才能相信一种哲学的真理性，并以此为指导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否则，人们便会对这种哲学产生彻底的怀疑。所以，严格讲来，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内容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即本原问题；二是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即可知性问题。
　　我们说，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由哲学家个人说了算的，而是由哲学这门学科的对象、方法、功能和性质决定的。不能因为一个哲学家在他的哲学着作中从未谈到过哲学基本问题，就轻易地否认这一问题；同样，也不能因为某个哲学家在他的哲学着作中十分明确地提出过这个问题，就任意夸大这一问题。必须把哲学家是否有对这一问题的明确认识，与他的哲学中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严格地区别开来。事实上，由于哲学家们的认识能力、立场、观点不同，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哲学基本问题“只是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酲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意义。”［⑥］整个近代哲学直接面对着这个问题，近代哲学家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它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如黑格尔曾经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⑦］费尔巴哈也曾说：“神是否创造世界的问题……就是精神对感性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上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全部哲学史就是在这个问题的周围兜圈子。”［⑧］当然，对哲学基本问题最清楚、最完全的认识，并把它以理论的形态提出来，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⑨］
　　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都未明确提出过这一问题，但古代哲学一直想解决的“一”与“多”的关系问题，以及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内部存在的唯名论与唯实论的斗争正是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问题的具体表现。同样，中国哲学中一直存在着的“道”、“器”之争、“理”、“气”之争，实际上是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问题。尽管现代西方哲学家不愿承认或者尽力回避这一问题，但他们的哲学内部存在的矛盾以及这些流派的不断演变的事实，说明这一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事实上，他们都在不同程度的解决这一问题）。科学主义思潮存在的“逻辑”、“经验”与“客观事物”的矛盾，“物理的东西”与“心理的东西”的矛盾等，使他们不得不一再向“客观事物”与“物理的东西”让步，最后直至复兴本体论（其中，分析哲学出现了以蒯因为代表的逻辑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则出现了以库恩和拉卡托斯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科学主义思潮如此，人本主义思潮也是如此。人本主义一直面临着“意志”与“物”、“情感”与“物”、“本能”与“物”等矛盾。对此，海德格尔是有所觉察的。当早期海德格尔区分了“在”与“在者”，并把“此在”对自身的理解当成接近“在”的窗口时，便发现了主观（“此在”对自身的理解）与客观（客观事物的“在”）之间的矛盾，因此，后期海德格尔试图克服早期哲学中存在的主观主义错误，不再从对“此在”的生存结构的分析出发，而从“在”本身出发，不再认为真理决定于“此在”，而认为“在”本身就是真理。这样便把早期研究的“此在”（主观）对“在”（客观）的关系，变成了后期的“在”（客观）与“思”（主观）的关系。当然，海德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并非因他后期确定了“在”与“思”的关系问题而得到彻底解决，他的哲学的内在矛盾只有经过伽达默尔，直到利科确定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才算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既然哲学基本问题是任何哲学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既然哲学基本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哲学家们哲学体系的真理性问题，那么，怎样才能正确地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呢？为此，我们需要简要地分析一下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以及它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
　　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界的规律越来越清楚地被人们认识到。这样，摆在人们面前的便是这么一个问题：世界是神创造的，还是从来就有的？什么是世界的本原？是精神还是自然？近代唯物论者认为，自然界是唯一的实体，是自身存在的根据，在自然界之外，没有其它实体的存在。他们公开宣称：上帝是没有的，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为了更加彻底地说明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近代唯物论者还把“意识”归属于物质。狄德罗认为，物质按其本性来说，即具有一种“迟钝的感受性”，不过这种感受性比之“最接近死物质的动物的感受性，还要小一千倍”［⑩］。在他看来，只要具备了一个的条件，物质便能发展出明显的感觉能力来，他称之为由“迟钝的感受性”向“活跃的感受性”的过渡。他的这种说明虽然不是很科学，但是基本包含着一个合理的思想，即只要具备了一定的条件，物质在发展中一定能获得思维的能力。也就是说，思维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近代唯物论者明确宣布：意识是人脑的特性。
　　近代唯物论与自然科学同步发展，因而从理论效果上讲，比近代唯心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但近代唯物论面临着一个的困难：即如何证明物质本体论。对此，他们都是借助于，而且仅仅借助于感性直观。当狄德罗在否定上帝、肯定物质时，仅仅以“物质是人人每天都能看到，上帝则不然”为依据。他说：“我们很难接受一个实体，它存在于某个地方，而又不与空间上的任何一点相结合；我们很难接受一个实体……在本质上与物质不同，而又与物质联合一体；跟在物质后面推动物质，而自身又不动。”［①①］若把这一思想与洛克——贝克莱——休谟的发展路线联系起来，其理论局限性就很清楚了。
　　洛克是一个唯物论者，在认识问题上他坚持了从“物到感觉观念”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路线。但由于他在坚持感觉观念问题上的不彻底性，从而被唯心主义者抓住了把柄。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把洛克关于第二性质的感觉观念与主体相关的思想，也推广到第一性质的感觉观念上，从而得到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结论。贝克莱的结论是荒唐的，狄德罗曾把他比喻为发了疯的钢琴，但他认为要真正驳倒它也是十分困难的。当然，贝克莱的思维逻辑并非无懈可击，休谟便看出了其中的破绽。在休谟看来，人们证明客观事物的存在的确是通过认识，但认识只能认识和证明经验范围之内的事，对于经验范围之外的事物，它是一概不知。休谟的哲学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破了贝克莱的思维逻辑，但它也没有给近代唯物论者用感性直观去证明物质本体论提供任何有力的根据。相反，他和贝克莱一起向近代唯物论者提出了一个带有挑战性的问题：用感性直观去证明物质本体论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洛克——贝克莱——休谟的发展路线，给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们的关于他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人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人们能不能在他们关于现实的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即如何解答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如果说近代法国唯物论和英国经验论主要侧重于探讨哲学基本问题某一个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则直接面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问题。这从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肇始者——康德那里，就能清楚看出。康德声称休谟的怀疑论使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在他看来，如果哲学根本否定了形而上学，就会使认识陷入自我封闭的困境；而如果先验地断言外部世界独立于我们的认识而存在，又会陷入独断论。为此，康德区分了“物自体”与“现象世界”，得出了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结论。黑格尔进一步修改了康德的哲学。他认为，康德哲学是不彻底的，它存在着内在矛盾。因为，肯定认识对象的存在，必须通过认识，而康德哲学的“物自体”是在没有通过认识过程之前就先验地肯定了它的存在。在他看来，“物自体”也是认识的结果，它只是指没有具体内容的“纯存在”；人们正是在不断认识的过程中，才逐步把握到它的存在和具体内容；认识发展的过程，也是存在发展的过程。于是，黑格尔便用辩证的观点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两方面的问题。
　　但事实上，黑格尔是用唯心主义的方法去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因为，在康德哲学中，它所面临的实际上是物质与精神的矛盾问题。康德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但精神又不能认识和证明与其本质有区别的物质，这是一对矛盾。也就是说，康德哲学实际上所面临的是一个如何证明和认识物质本体论的问题。而黑格尔实际上已把它改为如何证明和认识精神本体论的问题。在这一改变过程中，黑格尔做了两项具体工作：其一，把康德哲学中所面临的物质与精神的矛盾转变为精神内部的矛盾，在他看来，自然界从现象上看是物质，但其本质却在于精神；其二，对精神能够认识和证明精神本身的说明。因此，当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哲学时，他完全有理由断定：黑格尔哲学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则是“思维”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当费尔巴哈看到了黑格尔哲学这一内在秘密后，他便要求恢复被黑格尔哲学遗忘了的“感性自然界”的地位。他说：“应当把自然界本身看做无所从出的，非产生的、非创造的。”“自然界是一种原始的、最初的和最终的本质……我们不能拿一种与自然界有别的东西，一种精神，一种思想上的东西，来说明世界”［①②］。
　　当然，当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恢复了感性自然界的地位以后，他在对物质本体论的证明和认识上也并没有比法国唯物论者有多少高明之处。他同样诉诸于感性的直观，采取了并不深刻、但很机智的方法回答了这一问题。“人的感官不多不少，恰合在世界中认识世界之用。……自然界并不让自己躲藏起来，它反而是尽力自荐于人，或者可以说老是厚着脸去迁就人的。”［①③］不过，我们不能忘记，费尔巴哈在证明感性的人和感性的自然的存在时，曾提出过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我欲故我在。”［①⑤］这一思想在费尔巴哈那里未能得到合理的展开，但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用感性的活动去证明物质本体论的思想却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哲学基本问题，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才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３
　　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首先必须分析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关系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问题。根据俞文，当它在一开始引用了恩格斯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论述后，在文中又提出“马克思哲学（注意：是“马克思哲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实践问题、“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看法。这样，似乎使人们觉得，在它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之间有“矛盾”。难道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之间果真有“矛盾”吗？难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果真是“实践唯物主义”吗？对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恩格斯称之为“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马克思的着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的思想。
　　对于《提纲》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作用问题，俞文也是十分肯定的。在它看来，马克思以一句名言（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宣告了新哲学观的诞生。并以此为由，得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结论。而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所体现出的恰恰不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观，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事实上，任何哲学家都要面对“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问题。由于哲学家们的立场、观点和认识能力的不同，因而他们对这个问题自觉的认识程度也有所不同。近代唯心论者对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他们的唯心主义立场决定他们在处理上述两者关系时，只能注重前者。因为，在唯心主义者看来，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因此，哲学只要合理地解释了这个精神本原，它就会自觉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黑格尔就曾提出过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的思想。《博士论文》中的马克思，由于受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曾提出过“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①⑤］的理论。而在这里，马克思把“改变世界”看成比“解释世界”更重要的问题，正是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
　　由于唯物主义肯定了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因此，它必然要求人的意识服从于客观的物质世界。由于以往的唯物主义者只诉诸于感性直观，未能借助于理性思维去把握世界的本质，因而在他们那里也谈不上以某种对客观世界本质反映后而形成的思想为指导，去改变世界的问题。由于此时的马克思既批判了以往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局限性，又继承了它们的合理方面，形成了辩证的思想，因此，当他再去看待人的认识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时，就能既借助于感性直观，又借助于理性思维把握世界的本质。而当他在进一步处理人们通过对客观世界的本质的认识而形成的思想，如何转变为现实的问题时，他谈到了“改变世界”比“解释世界”更重要的看法。因为，在此时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看来，一种理论再正确、再合理，它毕竟是一种精神的东西，要把精神变为物质，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物质条件，通过实践活动来完成。正是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当马克思通过对整个人类历史的科学研究，形成唯物史观、得出共产主义结论之后，他马上就提出通过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把这一科学理论转变为现实的要求。他说：“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注意：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实践唯物主义”——笔者加）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①⑥］
　　从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也可看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中的“实践”一词，显然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说明，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的“能动性”的要求，而不是对新世界观的科学称谓。当俞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时，其对“实践”的确作了很多的“解释”，但对“唯物主义”的含义却是一字未提。难道“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不重要或没有意义？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又把他的新世界观称为“新唯物主义”呢？
　　另外，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关系问题，我们还可以从他们自己的论述中得到说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第一次得到系统阐发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属于我的，所以，我们这部着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之间是不言而喻的。”［①⑦］对于恩格斯在这里所阐发的新世界观是不是就是马克思的思想问题，这部着作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有力的证据。恩格斯说，这部着作“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①⑧］。至于说到他们新世界观的实质问题，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①⑨］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新世界观，从实质上讲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此，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的论述得到证明。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那里，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且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②⑩］把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倒过来，岂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吗？
　　事实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他们的新世界观的实质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没有“超越”、“批判”哲学基本问题，相反，由于它在实践的基础上做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统一，因而它可以从理论的形态把它清楚地提出来，并使它得到合理的解决。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实践去解释历史和人的活动，因此，它不仅可以把意识归属于物质，而且还可以把社会意识归属于社会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历史过程中实践活动的深入研究，抓住了历史过程中具有决定作用的“生产劳动”这一环节，并通过对它的分析，完成了“两个归结，一个过程”的工作，从而从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其中的规律，得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这样，它就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自然观和历史观统一起来，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从而科学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的观点和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过程，因而合理地证明了物质本体论，有效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马克思说：“如果人的感觉、情欲等等不仅是［狭］义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界）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只要感性的肯定是对采取独立形态的对象的直接扬弃（如吃，喝，加工对象等等），那么这同时也是对对象的肯定。”［②①］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我们不仅仅单凭感性的直观，而且还可凭感性的活动去证明客观世界的存在。如果一个人把他的对象吃掉、喝掉或加工掉了，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对客观对象存在的证明呢？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看来，人们依赖他们的感性直观和感性活动，就足以能证明自然界的本体论地位。对于人们的认识能否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即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恩格斯说：“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②②］在恩格斯看来，在当今社会的科学实验和工业生产中，“自在之物”不断向“为我之物”的转化，这便是对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最好证明。至于如何证明一种哲学理论与客观世界的同一性问题，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②③］这个标准适合于任何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当恩格斯在对待由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物质本体论理论的真理性问题时，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②④］
　　 ４
　　哲学不是纯粹的认识论，哲学也不是为了单纯的“求知”，哲学当中有“是”“非”，“求知”当中也有“真”“假”，哲学的“多样性”中有“统一性”。这些都不是由哲学家个人说了算的，而是有客观的标准。既然任何哲学都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那么，任何哲学都回避不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划分不同哲学派别的唯一标准，是判明哲学是非的唯一尺度，也是从哲学“多样性”中看出“统一性”的一个重要根据。坚持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是揭示哲学发展规律的指南。
　　哲学基本问题在哲学发展中起着分营垒、划界限的作用。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②⑤］
　　在哲学史上，不管哲学流派多么多样，哲学概念怎样繁多，只要我们以哲学基本问题为准则，对它们进行观察和分析，就能从迷离混沌的状态中理出一个头绪来，就能发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斗争这一基本线索，从而掌握哲学发展的规律。哲学上的一切派别，不是属于唯物主义阵营，就是属于唯心主义阵营，企图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第三条路线”、“中间派”是不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适合于古代、近代，同样适合于现代、当代。列宁说：“最新的哲学像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其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②⑥］
　　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唯物主义从总体上讲是正确的，与科学的发展是相符合的；而唯心主义从总体上讲则是错误的，与科学的发展是相违背的。辩证法是符合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而形而上学则违背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因此，当我们在今天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就必须注意划清辩证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界限。
　　其次，它是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的理论根据。
　　哲学的基本问题决定了哲学上的两条路线，而哲学上的两条路线在社会活动和实际工作中就表现为两条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列宁说：“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正在于：它的出发点是科学的客观性，是承认科学所反映的客观实在。”［②⑦］从实际出发，就是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意见和方法，就是把“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的原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就是主观符合客观。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是制定正确思想路线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而唯心主义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则必然是从原则出发，主张用主观想象代替客观实际，把幻想当作现实，把将来有可能实现的事情放在现在去做，坚持自以为是的态度。
　　总之，我们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由哲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决定的，是任何哲学都回避不了的；哲学的多样性中有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超越”、“批判”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而是明确提出并合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否定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就等于混淆了哲学中的是非，模糊了不同性质哲学之间的界限。
　　注：① 参阅刘放桐主编：《现代西方哲学》下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６２０页。
　　②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１页。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７２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３卷，第４８１页。
　　⑤ 《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５年版，第２３１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２２４页。
　　⑦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３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９２页。
　　⑧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３８卷，第６８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３卷，第２２３页。
　　⑩ ①① 《狄德罗哲学选集》，三联书店１９５６年版，第９５页、１１８页。
　　①② ①③ 《费尔巴哈哲学着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１９６２年版，第５８４—５８５、６３０页。
　　①④ 《费尔巴哈哲学着作选集》上卷，第２５０页。
　　①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第１３５页。
　　①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１卷，第７５页。
　　①⑦ ①⑧ ①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３卷，第３４１、３４１、３４４页。
　　②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１１２页。
　　②①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０３页。
　　②②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２２５、５５页。
　　②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３卷，第３８３页。
　　②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２２４页。
　　②⑥ ②⑦《列宁选集》第２卷，第３６５、３０１页。
　　 （作者 杨生平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 责任编辑 龚言）
　　 李少军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注：俞吾金一文见本专题１９９７年第５期４～１３页。＊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8-37B1哲学原理杨生平/李少军19971997 作者：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8-37B1哲学原理杨生平/李少军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19:38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