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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与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则是哲学基本问题本身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关于这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传统的观点是：“第一方面”（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最重要的方面，“第二方面（即“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是从属于“第一方面”的，“第一方面”的解决是解决“第二方面”的前提和基础；必须首先回答“第一方面”的问题，才能进而回答“第二方面”的问题。甚至有人还以“第二方面”没有充足的理由充当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方面为“由”，主张把它从哲学的基本问题中清除出去，例如李秀林等同志即持此观点。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方面遭此冷遇，笔者深为之抱不平。不平则鸣，故撰此文以鸣之。
　　　　　　　　（一）
　　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第一方面”是划分哲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唯一的、最终的标准，其地位和作用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仅根据这还不能够确定它与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孰主孰次的问题。要确定这个问题，我们还须对“第二方面”的作用进行一番考察。
　　众所周知，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的根本观点。世界上的事物和现象虽然千差万别，但归结起来看只不过两类：一类是物质现象；一类是精神现象。哲学所要研究的就是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的关系。因为物质（存在）和精神（思维）是关于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的两个最高的范畴（或曰总体性的概念），物质和精神（或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系问题的最普遍的概括，所以我们也就可以说，哲学就是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就是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学问。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是哲学所必须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去认识这个问题。认识的过程是与实践的过程相一致的。实践是发展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实践不会完结，认识也不会终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列宁：《哲学笔记》第399 页）既然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哲学就是认识论，那末，哲学也就必须首先解决思维能否认识存在的问题。完全可以这样说：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即肯定思维能够反映存有），是哲学的基本出发点。问题（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笔者认为，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而不是人云亦云地）思考一下，都是不难得出这个结论的。试想，如果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尚未解决，哪里还有作为认识论的哲学呢？若有，它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这是不是回到康德那里去了呢？否！因为在康德那里，哲学的基本任务是批判地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确定认识的的方式和限度。他认为必须首先弄清这些，然后才能开始认识。这就象黑格尔在批评他时所说的：“其可笑实无异于某学究的聪明办法，在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切勿冒险下水。”（黑格尔：《小逻辑》第50页）笔者则是要求人们在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前必须对这种关系进行认识并首先回答思维能否认识（反映）存在的问题。因为这种关系在哲学产生之前，人类已在自己的实践中有所认识（感性的、零碎的），只是没有把它上升为理性和加以系统化罢了。而在这点上，哲学的任务正在于此。因此，这在实质上与康德的“批判哲学”是毫无相同之处的。
　　我承认，在人们的认识上存在着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是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无论是从人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都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这种矛盾不仅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每天地、不断地得到解决，这正象某些数学课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也就是说，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4、84页）但是，以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为人类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为已任的哲学，只有首先肯定地回答了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才能取得其哲学的资格，使自己成其为哲学；也只有首先肯定地回答了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它才能获得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作为划分哲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唯一的、最终的标准固然重要，但是，只要拿它与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问题的作用比较一下，就不得不承认，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在整个哲学基本问题中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处于主要地位的只能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这是因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不过是指两个基本的哲学派别或两条基本的哲学路线，如果哲学不存在了，也就根本无所谓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了。
　　笔者这样地提出问题，似有唯心主义之嫌。因为人们在研究哲学的基本问题时，往往有这样一种认识：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第一性的是重要的，第二性的是次要的。这里，前提虽然是正确的，但是，结论却不能不说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它把关于物质第一性的问题同第一性的物质本身等同了起来，把关于思维第二性的问题同第二性的思维本身等同了起来。而关于物质第一性的问题与关于思维第二性的问题本身都是问题，在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第一性”与“第二性”之分。同时，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关于第一性的东西的问题就是第一性的、关于第二性的东西的问题就是第二性的这样一种逻辑。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孰主孰次的问题，还有人持这样的观点：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不贯穿哲学发展的全过程，而只是在哲学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有其重大的意义，因此它只能居于次要地位。其实，这种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道理很明白，且莫说哲学，就是在人们最简单的实践活动中，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都起着毋庸置疑的决定性作用。人们如果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即否定世界的可知性），那末，其活动就必然是盲目的、消极的、惰性的，因而也就必然是无信心的、无力量的、无成效的。同时，一切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思维科学）也都将成为多余的、无用的、荒唐的东西了。然而，不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思维科学发展的实践，乃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活动，都已充分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荒谬性。
　　　　　　（二）
　　在哲学基本问题中，两个方面的顺序应该是怎样的呢？亦即应该首先回答哪个方面的问题呢？传统的观点是必须首先回答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而笔者则认为必须首先回答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
　　有人认为，对“第一方面”的回答决定着“第二方面”论证的前提，一个哲学家在“第二方面”所持的基本观点都是以其“第一方面”的立场为转移的，或者说超不出这个“大前提”的范围。例如陈尚志等同志即持此观点，诚如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第二方面”的回答显然应该是绝对相反的。但是，在回答“第二方面”时的基本观点又只有两种——“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如果唯物主义主张“可知论”，那末，唯心主义就一定是主张“不可知论”的；反之亦然。然而，这与哲学史上的事实却是矛盾的。在哲学史上，不仅所有的唯物主义者都是“可知论”者，而就连那些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也都主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有那极少数的“不可知论”者才否认世界的可知性。因而，从这个方面来看，把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的回答作为回答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问题的前提，显然是不妥的，至少这里面包含着不可解决的逻辑矛盾。
　　笔者认为，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回答（解决），是回答（解决）“第一方面”的重要前提和必要基础。试想，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尚且悬而未决，世界本原的问题何以进行讨论？道理很清楚，如果我们还不知道某一事物是否可以被认识以及我们能否正确地认识它，而就硬去回答关于那一事物的本质的问题，它在唯物主义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求人们首先回答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进而再去回答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在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时，或曰物质是第一性的（唯物主义的回答），或曰意识（精神、思维）是第一性的（唯心主义的回答），这都只能是对物质和意识（或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进行认识的结果，而绝不可能是认识的前提。如果在说出自己的认识结果时，尚不知道自己所要认识的对象是否可知，那么，其回答（不论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都只能是毫无意义的胡说。唯心主义者也许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地瞎说一通，但这与唯物主义的原则是绝对不相容的。诚如是，哲学哪里还有什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分，岂不都成为唯心主义了吗？显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求人们首先回答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也必然会得出荒谬的结论来。
　　再者，从不可知论者的哲学派别归属问题上来看，要求人们必须首先回答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进而才能回答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这是因为，不可知论者拒绝回答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而如果按照这个传统的观点，不可知论者将因没有通过第一道门槛—回答“第一方面”的问题—而失去回答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问题的资格。然而，不可知论者的名字又是根据他们对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问题的回答而得来的。这岂不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吗？！
　　仅此，我们已不难看出，关于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顺序问题的传统观点是前后倒置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正确的顺序应该是首先回答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这是前提和基础），然后才能回答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是如此，哲学本身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自然科学证明，地球已经有若干亿年的历史了，而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则不过几百万年。意识是高度发展的特殊物质—人脑所特有的机能。伴随着人脑的出现而产生的便是思维和存在的矛盾。由此可见，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的，所以恩格斯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灵魂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个在“狭隘而愚昧”的原始宗教观念形成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原始形式，也就是哲学基本问题的萌芽。但是，在哲学的萌芽阶段，原始形式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解决，显然是不可能首先回答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的，那时“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同上书，第219—220页）“观念”（不论其本身正确与否）的产生，就说明他们肯定的思维可以认识存在，至少可以部分地认识存在的（在那个时代，说彻底认识存在是不可能的）”。“观念”正是思维认识存在的产物或结果。
　　哲学一经产生，它就不能不去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是，在哲学刚刚产生还未与各门具体的科学分化开来的古代，哲学家还没有去直接探讨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他们只是集中地探讨了“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尽管他们所研究的“一”具有世界万物之根源意思，但他们所研究的“多”（世界万物多种多样的存在形式）则并不一定把人的思维等精神现象也包括了进去。例如在古希腊哲学中，无论是泰勒斯的“水”还是赫拉克利特的“火”，都只能是他们所寻找的世界万物的本原，而很难说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本原。但是，这并不否认他们对自己的认识能力的肯定，因为他们把“水”、“火”看作是世界万物的本原，这种判断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他们对世界可知性的肯定，或者说是以肯定世界的可知性为前提和基础的。在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当然更是如此。
　　在哲学产生之初，哲学家由于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去首先回答这个问题。这完全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同上书，第220页）在此之前，哲学家们首先回答的是、也只能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第二方面”——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亦即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
　　　　　　（三）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表述问题，这里还须提及一下。人们之所以认为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重要、必须首先回答，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次要、只能尔后回答，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原因外，与把它们表述为“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也不无关系。至于是何人最先这样表述的，笔者没有作过详细地考证。因而不敢妄言。但是，笔者认为，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这种表述法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论述的顺序有关，似乎觉得恩格斯有这么一种意思。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诚然，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是先论述了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然后才话锋一转说：“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同上书，第221页）然而，仅仅根据这些，能否就断定恩格斯的本意就是把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认为它是主要的，必须首先回答；而把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认为它是次要的，然后才能回答它呢？笔者认为是不能的。至于恩格斯为什么如此安排两个方面的论述顺序，这应作历史地、具体地分析。
　　首先，笔者认为，恩格斯所说的“另一个方面”，是并列的关系，一般不表示确定的主次和逻辑顺序，而“第一方面”与“第二方面”一般则表示确定的主次和逻辑顺序。
　　其次，笔者认为，恩格斯之所以首先论述了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斗争的需要，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各派’哲学家所分成的‘两大阵营’之间的根本差别提到首要地位，并且直截了当地谴责在别种意义上使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名词的那些人的‘混乱’。”（《列宁选集》第2 卷第96页）同时，也还受着习惯的影响。因为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唯物主义者惯于提出这个问题，以此去揭露唯心主义的实质及其荒谬性。
　　再次，笔者认为，恩格斯之所以在论述了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之后，才又提“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一方面是为在下面批判不可知论作准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因而，这个问题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0页）
　　最后，笔者认为，恩格斯在论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之始，首先用了“但是”一词，而“但是”一词在这里并不仅仅是表示转折，同时也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把这个不言而喻的、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给忘掉！因而，这本身就已具有了强调的意义。
　　总之，关于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不论是从哪个方面、哪种意义上来说，它不仅都有充足的理由充当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还具有比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更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是必须首先回答的。只有首先回答（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回答（解决）才有实际意义。因此，关于这一问题的传统观点是不正确的；尤其是主张把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从哲学基本问题中清除出去的观点更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把这个被颠倒了的问题再重新颠倒过来，恢复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在哲学基本问题中应有的地位。
　　　　　　　　　　　　　　　　　　　　（责任编辑　汪高鑫）＊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合肥6-9B1哲学原理邸乘光19961996 作者：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合肥6-9B1哲学原理邸乘光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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