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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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译文] 走出门满目萧条一无所见，只有堆堆白骨遮蔽了郊原。

[出典] 东汉王粲《七哀诗》其一

注：

1、《七哀诗》王粲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2、注释：

西京：指长安。东汉都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因称长安为西京。

无象：无道或无法。

豺虎方遘患：豺虎：指董卓余党李傕、郭汜等人。方遘患：正在制造祸乱。遘：同“构”。

中国：此指北方中原地区。

委身：托身，寄身。适：往。

荆蛮：指荆州。荆州本楚国之地，楚国本叫“荆”，古人称南方民族为“蛮”，故旧称荆州为荆蛮。

攀：谓攀拉车辕，表示恋恋不舍。

蔽：遮盖。

顾：回头看。

两相完：两者都能保全。

霸陵：汉文帝刘恒坟墓，地处长安东面。岸：高地。

《下泉》：《诗经·曹风》篇名。《毛诗序》：“《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即“黄泉”，指地下。“下泉人”，此处也有暗指汉文帝之意。

3、译文1：

西汉的都城长安城上空已是黑云乱翻，李傕、郭汜等人在这里制造事端。我忍痛告别了中原的乡土，把一身暂托给遥远的荆蛮。送行时亲戚眼里噙着泪水，朋友们依依不舍攀着车辕。走出门满目萧条一无所见，只有堆堆白骨遮蔽了郊原。一个妇人面带饥色坐路边，轻轻把孩子放在细草中间。婴儿哭声撕裂母亲的肝肺，饥妇人忍不住回头看，但终于洒泪独自走去，“我自己还不知道死在何处，谁能叫我们母子双双保全？”不等她说完，我赶紧策马离去，不忍再听这伤心的语言。登上霸陵的高地继续向南，回过头我远望着西京长安。领悟了《下泉》诗作者思念贤明国君的心情，不由得伤心、叹息起来。

译文2：

长安城内已经混乱得不成样子，虎狼一样的军阀（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在这里造孽生患。我忍痛告别中原故土，不得不寄身于那荆楚偏远之地。送行时亲戚悲痛不已；揖别的朋友们攀着车辕追逐着道别，依依不舍。走出门去不见人烟，中原大地哀鸿遍野，饿殍载道。那路边上坐着一个面带菜色的妇人，无奈地把嗷嗷待哺的婴儿放在草丛中。走了几步，那饥妇人忍不住地几番回头看，婴儿啼哭声撕裂了母亲的肺肝，踌躇许，还是洒泪独自走开，不忍回来再看孩子一眼。饥妇人哀声哭诉：我自己还不知道身死何处，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母子两人都能保全？但愿孩子遇见个好心人，或许他还可以活下去……不等她把话讲完，我赶紧策马扬鞭离去，不忍心再听下去。登上汉文帝墓——霸陵高地继续南走，我伤心地回过头来，再望一眼那多灾多难的长安城。我忽然领悟了《诗经下泉》一诗的情境和感受，深切体会到了作者思念贤明君主的心情，此时此境使我不由得伤感。

4、王粲（公元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十四岁时来到长安，十七岁因董卓余党作乱，南下避难，依附刘表，但在荆州十五年，一直不得重用。曹操攻下荆州时，刘表已死，他劝服刘表之子刘琮依附曹操，被任命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建安二十二年随曹操东征孙权，因病死于途中，年四十一。王粲年轻时就很有才名。他早年曾经亲历战乱，流离颠沛，对人民的苦难有深切的感受，作品内容充实，情调悲凉，成为“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中年之后，深得曹操信任，官至侍中，生活优裕，在邺下与曹氏父子周旋期间，写下了一些歌颂曹操功德的作品，失去了建安文学进步的思想光泽。

王粲一生以文才而闻名天下，在七子中文学成就最高。与曹植并称为“曹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他为“七子之冠冕”，着有诗、赋、论等60篇。多篇作品收入《文选》。明代人辑录其作品，编成《王侍中文集》流传后世。

　蔡邕是当时的文坛巨匠和领袖，此人才学过人，朝野闻名，人们对他无不敬仰，家里常常宾客盈门。有一天，王粲去拜访他。蔡邕早已听说王粲的大名，听说王粲到来，慌忙出迎，连鞋子都穿反了。王粲进屋后，宾客门见他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而且身材短小瘦弱，容貌丑陋古怪，大为惊讶，弄不懂蔡邕为什么要如此看重王粲。蔡邕明白众人的心思，就说：“这是王公的孙子，有特殊的才能，我是不如他的。我家的书籍文章，都应该送给他，才算物归其主。”从此，两人便成了忘年之交。

在曹操幕府，王粲不但受到赏识和重用，而且他同曹丕、曹植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曹丕、曹植非常尊重王粲，他们之间经常有诗赋往还。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冬，王粲随曹操征讨孙吴，次年春，在返回邺城途中病逝，时年四十一岁。曹丕亲率众文士为其送葬。为了寄托对王粲的眷恋之情，曹丕对王粲的生前好友们说：“仲宣平日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顿时，王粲的墓地上响起了一片嘹亮的驴叫之声。这驴叫声响彻四野，并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千古绝唱。葬礼之后，曹植又作《王仲宣诔》，其中说：“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和琴瑟，分过友生。庶几遐年，携手同征。如何奄忽，弃我夙零。”可见其交情确实非同寻常。

王粲死于壮年，其死因被记载在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传记中。其中言道，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王粲隐藏着可怕的“疠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四十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自认文雅、高贵，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严肃而又深情地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般。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死了。

《七哀诗》起自汉末，以反映战乱、瘟疫、死亡、离别、失意等为主要内容。《七哀诗》是民众生活的写照，与宫廷诗相对应，具有鲜明的民间色彩。《七哀诗》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可以见到的，以王粲的《七哀诗》为最早，其中《西京乱无象》一诗，最能代表汉魏风骨，堪称典范之作。王粲用举重若轻的笔法，记录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读来催人泪下，为杜甫《三吏》《三别》所祖。清人方东树评价这首诗说："沉痛悲凉，寄哀终古。其莽苍同武帝而精融过之，其才气喷薄，似犹胜子建。感愤而作，气激于中而横发于外，后惟杜公有之。"(《昭昧詹言》)

5、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

    《七哀诗》今存三首，不是一时之作，这里选的是第一首。后代都把它作为最能代表建安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五言力作。公元192年，大军阀董卓被杀后，他的部将李傕、郭汜攻破长安，大肆烧杀抢掠，李郭二人又互相混战，造成一场空前浩劫。王粲在南下避难，逃离长安不远的路上，目睹了一幕悲剧，心中无限酸楚，便把这件事如实地反映了出来，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诗的开头两句概括在交待当时的局势。“乱无象”正是军阀横暴，民不聊生的概括。诗进而对这种混乱局面指出其形成，是因“豺虎方遘患”所致，一下子就把对祸国殃民的“豺虎”即军阀的愤恨表达了出来。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这四句，写作者在混乱局势下，无可奈何被迫迁移。作者本从洛阳流离长安，现又要离开长安，故云“复弃”；“荆蛮”是远离长安的偏远之地。特地指出加以点明，以显示这次“委身”仍是出于无奈。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尤其兵荒马乱之际，生离等于死别，“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就是写出了离别时的悲痛场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对当时长安四周数百里内不见人烟，“白骨盈积”的惨象，仅用十个字就作了高度概括。“无所见”正是为了强调下句的“白骨蔽平原”。这五个字极富概括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无限伤心惨目的图景。“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诗人选择了一个饥妇人由于万般无奈，只好弃子逃难的场面。草丛中呱呱待哺的婴儿，不久就要变成一具白骨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但弃子求生的饥妇人是否能逃脱饿毙的厄运尚不可知，她心中明白，等待着自己的同样是死亡。这真是惨绝人寰。“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目击者王粲在这惨绝人寰的饥妇弃子的事实面前竟因毫无解救办法，也只好一去了之。诗最后写作者登上霸陵，回头遥望长安，伤心感叹。霸陵是文帝的墓葬，文帝时代是汉代的太平盛世，因而，“下泉人”既是借用《诗经》典故表达“思治”求安，“思明王贤伯”的心愿，也隐寓了对贤明的汉文帝的怀念。

     《七哀诗》表达了诗人谴责军阀作乱，同情人民痛苦，希望国家安定的进步思想。这一主题，是结尾四句点明的。这首诗运用了白描的手法，既有“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概述，又有饥妇弃子的典型事例的刻画，这样忠于现实的抒写，使全诗的悲剧气氛更加浓厚。

6、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民生凋敝，外戚和宦官专权长达百年，形成了东汉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公元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王朝派皇甫嵩、朱儁、卢植等率军镇压。经过数年的拼杀，黄巾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东汉政权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起来。由于并州牧董卓的入京，尽揽朝政，废黜少帝，另立献帝，其专横跋扈激起了东汉朝臣和地方牧守的反对，出现了全国州郡兴兵讨董卓的军阀大混战。连年的征战，出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的悲惨景象。可以说，黄巾起义是导致三国时代出现的直接原因。

7、　《三国演义》的思想精华，居于首位的就是对国家统一的向往，这是《三国演义》思想价值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能够经历磨难而不倒？为什么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种族不曾灭亡、文明没有中断的一个国家？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从周朝起，我们就逐步形成了向往国家统一，追求安定太平的共同民族心理。这种共同心理，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聚合力，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是我们民族一贯的政治目标。周代以来两千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曾经屡次被“分”开，饱受分裂战乱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牺牲，清除了分裂的祸患。在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汉末大动乱时期，罗贯中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通过对汉末三国时期历史的艺术再现，鲜明地表达了广大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在小说中，当天下大乱之后，那个时代的英雄们想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以“曹孙刘”三方为代表的英雄们，顺应时代的潮流和民众的愿望，力图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三方争天下，争的是什么？争的是重新统一的主导权，而不是单纯的斗智、斗心眼。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人民性的突出表现。

8、汉桓帝时有五千六百万人口，到了三国混战，黄河流域“十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六七百万。“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9、一将功成万骨枯。

我们先来看我国历史上人口的一些重大变化：

夏禹时期——1355万！
秦朝公元前221年2000万、

公元前206年3000万
西汉末年：公元23年——5960万！
西晋：281年——1616万（跌得太惨了）！！！
隋朝：606年——4601万！
唐朝：755年——5300万！

北宋：1006年——1628万（也跌得非常惨）！！！
1080年——3300万！

南宋：1223年——7681万！
元朝：1294年——5684万（少了两千万，也厉害）！！！
明朝：1402年——6659万！
1578年——6069万！

清乾隆：1741年——14341万！

1791年——30000万！

上表的惨痛历史，最突出的有几点。夏禹时期就算公元前16世纪一直到公元前2世纪的秦朝，14个世纪整整1400年过去了，中国人口仅仅增长450万人，缓慢的原因就是争权夺利的战乱。

公元23年到公元281年，中国人口净减4000多万，着名的三国分争，人口差不多只有四分之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10、在每个中国人的一生中，“吃了吗”这句话，说了、听了成千上万次。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饥饿的忍受和抗争，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主线之一。“野有饿殍”、“人相食”、“易子而食”、“饥民遍野”之类记载，史不绝书。千百年来，埋葬在九州大地上的父老乡亲，大多数是饿死鬼。

随便拎出几位古代诗人笔下的饥饿记录、死亡报告：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曹操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王粲

饥饿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陶渊明

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 ——杜甫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李绅

所以，中国老百姓最大的幸福，是不饿肚子。所以，“精打细算”、“勤俭节用”、“饱时忆饥”、“恒思一粥一饭来之不易”等等，常被中国人写进“家训”之类。

11、《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公元422年，那年他58岁，归隐田园已经16年了。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苍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晋宋易代之际，东晋王朝极端腐败，内部互相倾轧，连年混战，老百姓或战死于沙场，或饿死或逃亡，出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状。人们诅咒战乱，诅咒君权吏虐，诅咒苛捐徭役，渴望能有一方安居乐业的净土，这便是当时的社会现实。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他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塑造了一个与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这便是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的原因。笔者认为，陶渊明的真正创作缘起应该与慧远大师有密切的关系。慧远大师以“净土宗”为“果”，而陶渊明以《桃花源记》作为“果”来回应。慧远大师与陶渊明的关系就是“净土宗”极乐世界与“桃花源”理想社会的关系，就是佛教与儒教的关系。《桃花源记》中描写的理想社会不可能是陶渊明亲眼所见的。可能是他“从慧远所闻、从庐山所见、从田园所感”糅合而成的产物。

12、纵观中国三千余年的历史，除了春秋战国时期，三国时期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中最热闹的时代。别的不说，仅是集中国人计谋智慧之大成的“三十六计”，在三国期间都能找到实际应用的战例或事例。这也是很为一些人所自豪的，很久以来，人们就时常议论外国人很爱看“三国”，还有什么专门的研究会之类，为的是从中学一点“战争艺术”“外交谋略”和“商战智慧”，好像外国人虽然生意做得好，国力强大，但都是“三国”大学毕业，不过是中国人的学生而已。如此，“三国”倒好像给中国人长了很大的一个脸。
　　
　　《红楼梦》中有一面奇特的镜子，叫做“风月宝鉴”，照一照正面可心想事成，能和爱慕已久的人约会，而照反面呢，则是一具狰狞的骷髅，吓出人一身的冷汗。历史也是这样的，从欣赏的正面看，“三国”里英雄倍出，弄得百十年间风起云涌，着实让人羡慕得很。可要从背面看呢，“三国”时期可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得最集中、最厉害，当然，也是中国人最为悲惨、最为苦难，生命倍受煎熬的历史时期之一。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三国”时期的人口状况。据《晋书》记载，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共有1677万户，5648万人，而到西晋统一中国时（公元281年），全国只有245万户，1616万人。另据“东汉会要”记载，东汉末年全国约有1600万户，5000万人，但到魏、蜀、吴三国形成之时，三国的人口加起来只有767万人。两份资料，具体的数字虽然不甚相同，但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从东汉末年到“三国”结束，全国减少了4000万人。
　　
　　按照中国人的生育能力，正常情况下中国的人口应是增长的，比如现在，我们实行了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仍然没能控制得住人口的过快增长。“三国”时期的人口，不求增长也罢，但短时期内减少了四千余万人，显然是不正常的，肯定与战乱有关。除去正常死亡和统计上的遗漏，四千万中我觉得至少有一多半是因战乱而死的。
　　
　　在整个“三国”时期，各路英豪共发动了多少次战役，我没有做过详细的统计，即使统计也不可能准确，因为除了有名的战役之外，那些小的，不能体现、烘托英雄伟绩的战役肯定不会被记入史册，因为，为王侯将相立传是中国历史的准则。既便如此，保守地估计，“三国”时期的战役不会少于上百战。在这百战之中，会有多少士兵死于刀枪剑戟之中，有多少平民百姓因此而流离失所，直至死于乱兵之中，又有多少人因为连年战乱而死于饥寒交迫之中？我们知道，曹操是实行了屯兵制度的，如果整个社会中还有足够的人种田，还能从百姓中筹到军粮，他决不会去让士兵在作战之余去种地的。
　　
　　一将成名万骨枯。人们现在津津有味地品着的那些英雄，除了战死的，被另一个大英雄杀掉的，其他都在“三国”时期自始至终地活着，而且还不断地在上演着斗智斗勇的历史活剧。而那些死去的呢？仅仅在历史之中留下了一串串枯燥的数字。可是，还原到那个历史时空之中，那些死去的士兵、平民，也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生活向往，他们也在为人之子、之夫、之父。可是，他们都在英雄的驱使之下，或者是为了英雄，一个又一个地永远倒下了，就像一粒石子，在水面上冒了一个泡，消失了。而在那个时代里活着的平民百姓呢？在一阵又一阵的鼓角争鸣之中，在一天又一天的刀光剑影之中，在一“国”又一“国”的军队穿梭之中，他们又是怎样地生活的，怎样侍奉老人，怎样抚育幼子呢？
　　
　　可惜，在中国的历史中，平民百姓没有话语权，没有人记录他们的生活，甚至没有人还会想到还有他们的存在。在英雄的心目中，他们只是扛枪、使刀、放箭的工具，只是种田、拉车、抬轿的动物（会自主行动的生物）。他们的悲惨的生活境况，只能从当时的文人所留下的诗文中窥见片鳞只爪的消息。“建安七子”之一的诗人王粲，在归附曹操之前，写过一些表现当时社会现实的诗歌，其《七哀诗》中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再如其他记录当时境况的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这是何等惨烈的景象，这样的国度还是人在其上生活的地方么？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诗歌的夸张，但想一想四千万人的死，就知道这决非诗人的凭空想像。
　　
　　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有一个假如让你回到历史的选择，我想，不论是那些津津有味地品“三国”的学者、艺术家，还是那些津津有味地读品三国、看品三国的官与民们，真心地想去做一回“三国人”的可能不会太多。当然，那些觉得自己也是“天下英雄，唯操与使君耳”的人，可能是愿意回到那个时代的，但他是否能拉起八十万人的水陆大军，就是个疑问。
　　
　　从现在的“三国”热中看，对“三国”时代民生的艰难与悲惨，很少有学者和艺术家作深入的分析与挖掘，即便有也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热谈着的仍然是讲解计谋，评点英雄。这就不能不说到现代学者的治学观念以及艺术家的创作取向了。陈寿那样写历史，罗贯中那样进行文学创作，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他们的那个时代里，中国最缺的就是人文主义观念。但当今的学者和艺术家们，现在仍然将目光集中于英雄的斗智斗勇，只是议论英雄的谁大谁小，而不去分析和展示在英雄光环覆盖下平民生存的不易，显然有违当今社会文明的要义。
　　
　　正像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一样，大多数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也都应当是为当代服务的。而当代社会的发展潮流则是构建以人为本的文明社会，决不是“王侯将相主义”的以英雄为本。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说，三国时代的曹、刘、孙都是大英雄，其目的都是想统一中国，结束战乱，救生民于倒悬之中，所以都是令人敬仰的。对三位大英雄的相互争斗，固然可以这样理解。但从平民的角度看，他们都想一统江山是不错的，可要说他们统一江山目的就是为了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却未必是他们内心真实的全部的想法。首先，“三国”时期使万民倍受煎熬的水火，恰恰是由他们的统一欲望而起的；其次就是他们连年征战，杀伐不断，所为显然是“一王独大”。上百年的时间里，三位英雄真可谓平分秋色，谁也没有斗过谁，等到司马氏真的统一了天下时，将生民从水火之中“救”出来时，平民却是所剩无几了。
　　
　　当然，为当代服务的“三国”研究，是不能去批评曹、刘、孙为什么不会坐下来谈一谈，签一个和平协议，非要打个你死我活，独占了江山不可的。但是，指出他们的那种英雄行为的历史缺憾，使数千万人为他们的英雄壮举而死去，以警示现代的人们应该接受历史的教训，从而种下人文主义的种子，从根本上避免历史的重演，则是完全应该的。而这样的历史研究和艺术创作，也正是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13、古往今来的人们都厌恶和恐惧的，首先是战争。“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之后，战争一直没有停息，数千上万年前的狼烟一直飘到现在。庄子在《则阳》篇中讲述了一个寓言故事，在蜗牛左角上建立国家的叫触氏，在蜗牛右角建国的叫蛮氏，蛮触两国常为争地而战，遗尸成万。庄子用这个故事来讽刺春秋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混战。秦失其鹿，天下逐之，自秦朝统一天下而又失去天下后，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战争，在大规模的战争中间还有觊觎皇位的阴谋和叛乱，有开拓疆土或保护疆土的对外战争。“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这是魏晋时代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的凄凉的心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是魏晋时期战乱之后的惨景。“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这是唐代诗人对统治者以正义为幌子发起的战争的怀疑。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传说中的黄帝就指出兵为凶器，春秋战国时范蠡谏越王勾践说：“臣闻兵者凶器也!”但人类的无尽贪欲，使战争连绵不息。“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直到今天，争夺土地和资源仍是战争的起因，现代战争与古代的区别，只是武器先进了，杀伤力强了，有了大炮、坦克、战斗机，一颗炸弹可以炸死一大片人，一颗导弹可以毁灭半个城市，如果动用核弹，可能毁灭一个国家。以维护正义的名义发动战争，是古代的统治者早已经用过的，以反恐怖的名义侵犯别的国家，则是今天的创造。弱肉强食，以大凌小，实际上不用什么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