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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  那个刺客虽然已经死去，但是千百年后，却依然流传着他那慷慨悲壮的侠骨豪情。

  [出典]  晋  陶渊明   《咏荆轲》

  注：

  1、 《咏荆轲》 陶渊明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2、注释：

    ⑴本篇咏史，歌颂荆轲的侠义，惋惜他的失败。荆轲为燕太子丹复雠，以匕首逼秦王，不成被杀。事迹见《史记·剌客列传》。
   ⑵燕丹：战国燕王喜太子名丹。
   ⑶强嬴：指秦国。秦为嬴姓。
   ⑷百夫良：能匹敌百人的良士。春秋时秦国子车氏的三子，国人称之为三良，《诗经·黄鸟》称之为“百夫之特”。
   ⑸荆卿：即荆轲，燕国人谓之荆卿。
   ⑹素骥：白马。《史记》说荆轲从燕出发时燕太子丹及宾客着白衣冠（丧服）相送易水上。作者本此翻创为白马送行。
   ⑺渐离：人名，姓高。筑：乐器名，似筝，十三弦，颈细而曲。
   ⑻宋意：燕国的勇士。
   ⑼商、羽：各为五音之一。
   ⑽盖：车篷。飞盖：似谓车行如飞，极言其迅速。一说“飞”字形容其高，就是“飞阁”、“飞檐”的飞。
   ⑾图穷：荆轲献秦王督亢地图，中藏匕首。秦王展图，图穷而匕首现。荆轲取匕首刺秦王。“事”，即指行刺。
   ⑿豪主：指秦王。怔营：惶惧。

  3、译文1：

    燕国太子喜欢收养门客，目的是对秦国报仇雪恨。
    他到处招集有本领的人，这一年年底募得了荆卿。
    君子重义气为自己而死，荆轲仗剑就要辞别燕京。
    白色骏马在大路上鸣叫，众人意气激昂为他送行。
    个个同仇敌忾怒发冲冠，勇猛之气似要冲断帽缨。
    易水边摆下盛大的别宴，在座的都是人中的精英。
    渐离击筑筑声慷慨悲壮，宋意唱歌歌声响遏行云。
    座席中吹过萧萧的衰风，水面上漾起淡淡的波纹。
    唱到商音听者无不流泪，奏到羽音荆轲格外惊心。
    他明知这一去不再回返，留下的姓名将万古长存。
    登车而去何曾有所眷顾，飞车直驰那秦国的官廷。
    勇往直前行程超过万里，曲折行进所经何止千城。
    翻完地图忽地现出匕首，秦王一见不由胆颤心惊。
    可惜呀！只可惜剑术欠佳，奇功伟绩终于未能完成。
    荆轲其人虽然早已死去，他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译文2：

    燕太子丹善于收养门客，志向是到嬴姓的秦国报仇。要从招募的壮士中百里挑一选杰出的，年深日久后选中了荆轲。君子汉愿为知己者死，荆轲决定离燕国京都赴秦为太子丹报仇。荆轲启程前随行的白色骏马在路上嘶鸣，周围都是一片为其送行的慷慨激昂之气。荆轲的怒发撑起了高高的帽子，豪猛之气冲击着系帽的长丝带。在易水河边为荆轲摆酒设宴以壮行色，周围坐席上都是英雄壮士。琴师高渐离以名为‘筑’的乐器奏出悲壮的乐曲，勇士宋意则高唱激人的歌声。岸边上哀风萧萧，易水中寒波淡淡。乐声中的‘商’调使人悲痛流涕，‘羽’调的高亢激越则使壮士动容。心中清楚这是一去不归的征程，但会将英明流传于后世。荆轲登车的时候果敢得没有回头后看，高速奔腾的马车朝秦国而去。快速行驶了万里之遥的路程，途中漫长曲折经历上千座城池。当向秦王晋献燕国地图时匕首一现就自然暴露出了刺杀一事，这使秦王嬴政大吃一惊而怔在那里。可惜荆轲的剑术不够精熟，这一举世奇功没能实现。荆轲这个人虽然死去了，但人们对他的怀念之情却会千载流传

   4、陶渊明生平见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5、 本篇大约作于晋宋易代之后。诗人以极大的热情歌咏荆轲刺秦王的壮举，在对奇功不建的惋惜中，将自己对黑暗政治的愤慨之情，赫然托出。写得笔墨淋漓，慷慨悲壮，在以平淡着称的陶诗中另具特色。
　　诗歌按照事件的经过，描写了出京、饮饯、登程、搏击几个场面，尤其着力于人物动作的刻画，塑造了一个大义凛然的除暴英雄形象。比如，“提剑出燕京”，写出了荆轲仗剑行侠的英姿；“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更以夸张的笔法写出荆轲义愤填膺、热血沸腾的神态。而“登车何时顾”四句，排比而下，一气贯注，更写出了荆轲义无反顾、直蹈秦邦的勇猛气概。诗中虽没有正面写刺秦王的场面，但从“豪主正怔营”一句，可以想见荆轲拔刀行刺之时那股令风云变色的虎威。
　　这首诗还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来烘托荆轲的精神面貌。最典型的是易水饮饯的场景。 在萧杀的秋风中、滔滔的易水上，回荡着激越悲壮的乐声，“悲筑”、“高声”、“哀风”、“寒波”相互激发，极其强烈地表达出“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主题。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这是颇具眼力的。

   6、清代大诗人龚自珍在《己亥杂诗（第一百二十九）》中云：“陶潜诗喜说荆轲”。其实，现存的《陶渊明集》中，咏荆轲诗公此一首。因为此诗以较长的篇幅，笔酣墨饱地歌颂了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荆轲的侠义精神，所以给龚自珍留下了“陶潜诗喜说荆轲”的深刻印象。又因为此诗与陶诗中的《读山海经》组诗里的“夸父诞宏志”、“精卫衔微木”诸篇，一反诗人的那种冲淡静穆的“田园诗”的风格，显出“金刚怒目”的另一种神态，透泄出诗人心系功业、壮怀激烈的另一种怀抱，所以这种“猛气充长缨”的“商”、“羽”之声，尽管在陶渊明复沓吟唱的田园牧歌中仅是偶露峥嵘的变“徵”之音，但却特别移人视听，动人心魄。宋代的老夫子朱熹早从陶渊明的此类诗作中窥出诗人的潜在心声。他在《朱子语类》中指出：“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

    荆轲刺秦，事见《史记·刺客列传》。此诗虽以《史记》的记载为本，叙写了刺秦的整个始末，但诗的重点显然是在易水壮别的场面上。诗的前四句写荆轲受知于燕太子丹，受命除暴扶弱，报仇雪耻。“招集百夫良，岁暮得到卿”，从“善养士”的燕太子丹的角度，烘托出荆轲是百里挑一、得之不易、可托重任的豪侠之士，为荆轲的出场作了必要的铺垫。自“君子死知己”以下在“且有后世名”的长达十六句的主要篇幅用于铺写易水壮别、慷慨赴义的动人场面。诗中用“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的夸张性的外观情态的描写，揭示出荆轲嫉恶如仇，壮怀激烈的内在精神。“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的对句，巧由“风萧萧兮易水寒”化出，强烈地泻染了荆轲慷慨赴死的悲壮气氛。“心知去不归”脱胎于“壮士一去不复还”，但将送行者的唱词变为荆轲的内心独白，并缀以“且有后世名”一句，这便从人物的心理内涵中显现了豪侠之士轻生死、重名节的凛然气慨，预示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剧结局。易水壮别，作为全诗的重心，写得有声有色，气氛浓重，情景如见。清人张潮对此品评道：“写壮士，须眉如画，状易水，萧森之气凄然。”

   　接着，诗人以精炼的笔墨叙写荆轲的飞盖入秦和秦庭一击。由于这是一次奇功未成的失败之举，所以便无必要绘声绘声地实写行刺的细节，诗人着力表现的仍是荆轲在燕入秦途中的那种“登车可时顾，飞盖入秦庭”的迫不容缓、义无返顾的慷慨赴死气概。

  　最后，诗篇以四句深沉感叹托意作结。惋惜之余，表达出由衷的钦慕。“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荆轲刺秦，事隔千载，诗人“余情”绵绵，感慨良深。结语看似平淡，但平淡的抒怀之语，以其隐约的弦外之意，传达出诗人沉潜的豪放这情，千载之后，仍持续不断地引起知音者的心灵共振。清人蒋薰评论此诗说：“摹写荆轲出燕入秦，悲壮淋漓，知浔阳之隐，未尝无意奇功，奈不逢会耳，先生心事逼露如此。”（见《陶渊明诗集》卷四）龚自珍读了此类陶诗，窥知了他那“猛志固长在”的“心事”，迳以“卧龙”诸葛亮比拟陶潜，作诗曰：“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枯菊高，莫信诗人竞平淡，三分梁甫一分骚”（《己亥杂诗（第一百三十）》）。鲁迅先生从《咏荆轲》这类诗作中，看出了陶渊明“金刚怒目”式的另一种形象，指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我们认为，陶诗中呈现出的冲淡静穆和金刚怒目的两副两孔，其实就是儒家恪守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的两面映现。

   7、陶潜曰：“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有厚德于众生者，自当永远活在世人的心中。明月清风，又何劳寻觅呢?

   8、无名与有名。

    在对待生死问题的态度上，张良与荆轲也大不相同。正如陶渊明《咏荆轲》的诗句，荆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明知自己必死无疑，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中不乏世俗的算计，即甘愿拼着一死，换来流芳百世。这也难怪，荆轲本来就没有更为崇高的目标，现在不如干脆豪赌一把：无论我刺秦成功与否，只要舍却一身臭皮囊，就算已经报答过“知己”了，至于还能博得响亮的“后世名”，那就是我额外的赚头了。的确，荆轲死得可谓“轰轰烈烈”，激动人心，令人同情，正如陶渊明所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然而荆轲之死，除了给后人提供了审美的可能性和让秦王再一次庆祝成功，简直毫无价值可言。张良则有更高的目标，长远的打算，欲留有为之身，行有为之事。这就是“灭秦”和“复韩”。至于世俗的评价，后世的声名，那就不是张良所要考虑的了。所以张良决不轻生，甘于无名。不为世俗声名所累，善于安排自己的死亡，这正是古代道家所推崇的人生态度。

   9、　送行的时刻终于到了，这是公元前228年即秦始皇19年的一天。我想这应该是深秋的一天下午，荆轲终于不能再盘桓于易水。他听到好友们的肺腑之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看到好友们都来了，他们都穿了一身白衣来了。

夕阳荒村，雄关漫道，这是生命终极的长征啊，半途他有犹豫吗？他想过回头吗？他是已经明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吗？一抹残阳掉落在封雪的易水河上，一枚棋子带着赤热的生命温度，他有力量叫历史的棋局别开生面吗？茫茫前路，一切生命特征都单调压抑成静穆与深沉。

我听见一种声音说：“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另一种声音说：“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荆轲为刺客之靡，不可谓义”。

然而也正是自那一刻始，慷慨悲歌有了一种更加丰满的释放。那一刻，我可爱的荆轲到达了他的目的地，到达了他一人独据的历史时刻。自此那一刻生长了无穷的古之幽情，后生们喟叹复喟叹，“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这是陶渊明；“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这是骆宾王；“奈何效曹沫，实谓勇且愚”，这是柳宗元；“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这是贾岛；“督亢图中不杀人，咸阳宫上空流血，”这是陈子龙；“燕南自古多义侠，至今遗迹犹斑斑”，这是乾隆帝弘历……

隔着两千余年的历史我看不见更加生动丰富的历史细节，只能通过历史留下的文字，追寻到那个决绝的背影；他到达秦国都城咸阳，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了，但我看见的是历史的冬寒，刺目的血色照见的是勇士高贵的血色与血性。

10、武侠小说是弱者的童话

　　武侠小说看似惩恶劝善，其实，归根结底，其功用是满足人的原始欲望——杀人。没有武侠小说不是以杀人收场的，也许作家故意兜圈子，写武侠如何不愿意杀人，但最终也不得不杀人，无非给杀人找足借口，并吊得读者杀性大发，以至不是作者杀人，而是读者杀人。现实没有侠，人们头脑里的侠基本是司马迁的造型。“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诗)，这个情就是杀人之情。历代文人添枝加叶，使侠更加理想化，但最大的魅力始终在于能随意杀人。记得几十年前，中学语文老师讲血溅鸳鸯楼，武松武二郎一气杀了十几口，他讲得唾沫四溅，大快人心。几年前电视剧搬演刘罗锅，当和珅被打入死牢，一大段场景来表现刘罗锅那种满足、兴奋，淋漓尽致。当你气极，也会大叫一声“杀了你”，置之于死地而后快，食肉寝皮。然而，实际做不到，不仅有法律约束，你也未必有那个胆量和气力。武侠小说就来满足你的潜意识，让读者从时空脱离日常，安全地享受泄愤以至杀人的痛快。武侠小说尤其是弱者的童话，近乎意淫。即使李白那样的人，对于侠的讴歌也无非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与无奈.

   11、陶渊明《咏荆轲》里面的那句诗：“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从《史记》为荆轲立传以后，历代的文人很容易怀念起荆轲来，所以，《咏荆轲》的诗歌每个朝代都有。大家都怀念这个游侠兼刺客。魏晋以下，大家讨论刺客和游侠的时候，已经合在一起了。像荆轲这样的刺客，或者像后来的传奇小说里面的游侠，一直是中国文人歌咏的对象。

　　为什么那么喜欢游侠?《史记》里面有一段话，我这里引下来：“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缓和急，其中突出的是急，就是每个人都可能碰到麻烦，都有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然后，司马迁就列举了很多圣人，包括孔夫子。这样一大堆圣人都经常碰到危险和困难，何况像我们这样中材而涉乱世的末流者。中材，中等的人材，而生处在乱世之中。那么，这个时候呢，所可能遭受的迫害就更大，所向往于游侠就更强烈。

　　但问题什么叫乱世末世?什么是乱世，没有一定之规。谁都可以想象这个时候是或者不是乱世。清代末年很有名的谭嗣同说：西汉的时候，“内和外威”，是一个太平盛世，可是生活在西汉的司马迁，就是写《史记》的司马迁，说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乱世的末流。也就是说，对什么是乱世，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境和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判断是不是乱世。所以，每个人都可能需要游侠的帮助。

　　这样一来，所谓游侠，在历史上才可能成为大家所向往的人。我再引明代张潮《幽梦影》里面的一句话：“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即个人的小小的不平，那么，可以喝酒消愁。但是，“世间之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人世间特别明显的不平，这个时候喝酒也解决不了问题了，只有挥剑上阵了。这个时候，只有游侠才能解决问题了。

　　社会有法律，有官府，但是，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他不了，或者说不愿意制他。这样，中国老百姓才有可能想象，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中国?游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的心理基础。读中国的游侠诗文、游侠小说以后，会觉得中国人特别喜欢打抱不平，或者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不是这样的?你要是现在去中国旅行，说随时可以碰到游侠帮助你，那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文学里面那么多游侠，不是因为中国的游侠很多，而是中国很需要游侠。用龚自珍的诗来说，就是：“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正因为江湖间、人世间、侠骨、侠士不多了，所以才有那么多文人老在写武侠，才有那么多读者那么喜欢读武侠小说。陈平原：中国百姓何以喜欢读武侠。

    12、在中国历史上，刺客往往如彗星，虽一掠而过，但耀眼的光芒能给人以巨大的震撼。他们以匹夫之躯近强势者，百步之内血溅。其刺杀的对象必在重重保护之下，轻易不得近身，而刺杀此种人物，往往势如骑虎，知其必死而为之的。倘如后来小说传奇中武功盖世之侠客，千里之外取人首级，轻松而无任何危险性，也就谈不上刺客所为了。在历史上，刺客仗义行侠的事迹屡不绝书，「唐宋传奇」，「水浒」里都有形形色色的类似人物。荆轲这样的刺客，也就是在乱世方有用武之地。他本卫国人，一个流浪汉，和秦王并无仇恨，燕太子倾其心力和他结交，他才不惜为他卖命。对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历来褒贬不一。淡泊如陶渊明者，也写过金刚怒目式的「咏荆轲」，塑造了一个除暴勇士的形象。其中云“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公对荆轲刺秦未成是觉得遗憾的，说“惜哉剑术疏，奇功竟不成！”。陶公生活在晋王朝没落的年代，由晋入宋，叛乱相继，杀伐不已，他向往荆轲那样的江湖侠骨来铲灭以强凌弱的暴乱政治。初唐骆宾王「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而今水犹寒”和陶公的「咏荆轲」一脉相承。清末诗人龚自珍「杂诗」其一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定庵生活的时代同样是鸡鸣不已，难免对荆轲怀着欣赏和惋惜的心情。
　　　
　　不过责备荆轲的也代不乏人，柳子厚即为代表，其五古说：“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征无且”。燕太子妄图以荆轲一己之力，刺杀秦王来保燕，最终则是秦王一怒而伐燕，亡更速矣！后来东坡在「留侯论」里，对张良遣力士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也不以为然，云“一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其观点和柳子厚相距不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刺秦一事批评得更是尖锐。说他“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说荆轲不过是“刺客之靡”“君子盗诸”简直把荆轲和盗贼相提并论，这实在是太严苛了。古人对战，着意摧敌首脑，首脑一亡，则百万雄军解甲，如此做法，有时颇能奏效。但以此手段对付一个国家，那样一个蒸蒸日上的强秦，实在远非上策。 

  13、陶诗对荆轲是歌颂的。分析其原因约有这样几方面，一是传闻中的秦是“暴秦”，始皇帝嬴政更是“暴君”，都在该灭该杀之列；二是燕为弱国，同情弱者是人之本性显现，且这位名为“丹”的太子在秦为人质时又被其虐待，更显出强秦之暴；三是秦始皇得罪了古今的文人学者，他的“焚书坑儒”无异于掘掉了读书人的祖坟，后世的文章十有八九不会说这位始皇帝的好话；四是人们有崇尚献身精神的理念和情感误区，认为凡敢于牺牲性命而完成伟大报复者，必是英雄无疑，必握真理无疑。正是这四条貌似真理的东西古来误导了很多聪明人。其中的多数是感情代替了理性，忘记了辩证分析的方法。比如说秦之“暴”，若指的是强征暴敛、杀人如麻，确暴无疑；若指的是车同轨、书同文、衡同制、筑长城，应该是功绩。数年前似曾有智者发过这样的议论：要树立一种思想、确立一种制度，仅“焚书坑儒”是不够的，不仅仅是规模不够，方式方法也不够，完整的做法应该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毫无疑问，此议论和做法必定是那个年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最高成就。

    为什么前人没完没了的咏荆轲、诵荆轲？原来是在助长民族的豪气、壮气、士气！可细细想来，有了豪气、壮气、士气也须用于正道，莫学太子丹的方式复仇，也莫学荆坷的方式当英雄。当英雄，还是到战场上、商场上、政坛上、文坛上光明磊落地斗、大大方方地当！来源：人民网

庄灿煌的博客 2013-09-10 21: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