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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译文] 那个刺客虽然已经死去,但是千百年后,却依然流传着他那慷慨悲壮的侠骨豪情。
[出典] 晋 陶渊明 《咏荆轲》
注:
1、 《咏荆轲》 陶渊明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2、注释:
⑴本篇咏史,歌颂荆轲的侠义,惋惜他的失败。荆轲为燕太子丹复雠,以匕首逼秦王,不成被杀。事迹见《史记·剌客列传》。
⑵燕丹:战国燕王喜太子名丹。
⑶强嬴:指秦国。秦为嬴姓。
⑷百夫良:能匹敌百人的良士。春秋时秦国子车氏的三子,国人称之为三良,《诗经·黄鸟》称之为“百夫之特”。
⑸荆卿:即荆轲,燕国人谓之荆卿。
⑹素骥:白马。《史记》说荆轲从燕出发时燕太子丹及宾客着白衣冠(丧服)相送易水上。作者本此翻创为白马送行。
⑺渐离:人名,姓高。筑:乐器名,似筝,十三弦,颈细而曲。
⑻宋意:燕国的勇士。
⑼商、羽:各为五音之一。
⑽盖:车篷。飞盖:似谓车行如飞,极言其迅速。一说“飞”字形容其高,就是“飞阁”、“飞檐”的飞。
⑾图穷:荆轲献秦王督亢地图,中藏匕首。秦王展图,图穷而匕首现。荆轲取匕首刺秦王。“事”,即指行刺。
⑿豪主:指秦王。怔营:惶惧。
3、译文1:
燕国太子喜欢收养门客,目的是对秦国报仇雪恨。
他到处招集有本领的人,这一年年底募得了荆卿。
君子重义气为自己而死,荆轲仗剑就要辞别燕京。
白色骏马在大路上鸣叫,众人意气激昂为他送行。
个个同仇敌忾怒发冲冠,勇猛之气似要冲断帽缨。
易水边摆下盛大的别宴,在座的都是人中的精英。
渐离击筑筑声慷慨悲壮,宋意唱歌歌声响遏行云。
座席中吹过萧萧的衰风,水面上漾起淡淡的波纹。
唱到商音听者无不流泪,奏到羽音荆轲格外惊心。
他明知这一去不再回返,留下的姓名将万古长存。
登车而去何曾有所眷顾,飞车直驰那秦国的官廷。
勇往直前行程超过万里,曲折行进所经何止千城。
翻完地图忽地现出匕首,秦王一见不由胆颤心惊。
可惜呀!只可惜剑术欠佳,奇功伟绩终于未能完成。
荆轲其人虽然早已死去,他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译文2:
燕太子丹善于收养门客,志向是到嬴姓的秦国报仇。要从招募的壮士中百里挑一选杰出的,年深日久后选中了荆轲。君子汉愿为知己者死,荆轲决定离燕国京都赴秦为太子丹报仇。荆轲启程前随行的白色骏马在路上嘶鸣,周围都是一片为其送行的慷慨激昂之气。荆轲的怒发撑起了高高的帽子,豪猛之气冲击着系帽的长丝带。在易水河边为荆轲摆酒设宴以壮行色,周围坐席上都是英雄壮士。琴师高渐离以名为‘筑’的乐器奏出悲壮的乐曲,勇士宋意则高唱激人的歌声。岸边上哀风萧萧,易水中寒波淡淡。乐声中的‘商’调使人悲痛流涕,‘羽’调的高亢激越则使壮士动容。心中清楚这是一去不归的征程,但会将英明流传于后世。荆轲登车的时候果敢得没有回头后看,高速奔腾的马车朝秦国而去。快速行驶了万里之遥的路程,途中漫长曲折经历上千座城池。当向秦王晋献燕国地图时匕首一现就自然暴露出了刺杀一事,这使秦王嬴政大吃一惊而怔在那里。可惜荆轲的剑术不够精熟,这一举世奇功没能实现。荆轲这个人虽然死去了,但人们对他的怀念之情却会千载流传
4、陶渊明生平见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5、 本篇大约作于晋宋易代之后。诗人以极大的热情歌咏荆轲刺秦王的壮举,在对奇功不建的惋惜中,将自己对黑暗政治的愤慨之情,赫然托出。写得笔墨淋漓,慷慨悲壮,在以平淡着称的陶诗中另具特色。
诗歌按照事件的经过,描写了出京、饮饯、登程、搏击几个场面,尤其着力于人物动作的刻画,塑造了一个大义凛然的除暴英雄形象。比如,“提剑出燕京”,写出了荆轲仗剑行侠的英姿;“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更以夸张的笔法写出荆轲义愤填膺、热血沸腾的神态。而“登车何时顾”四句,排比而下,一气贯注,更写出了荆轲义无反顾、直蹈秦邦的勇猛气概。诗中虽没有正面写刺秦王的场面,但从“豪主正怔营”一句,可以想见荆轲拔刀行刺之时那股令风云变色的虎威。
这首诗还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来烘托荆轲的精神面貌。最典型的是易水饮饯的场景。 在萧杀的秋风中、滔滔的易水上,回荡着激越悲壮的乐声,“悲筑”、“高声”、“哀风”、“寒波”相互激发,极其强烈地表达出“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主题。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这是颇具眼力的。
6、清代大诗人龚自珍在《己亥杂诗(第一百二十九)》中云:“陶潜诗喜说荆轲”。其实,现存的《陶渊明集》中,咏荆轲诗公此一首。因为此诗以较长的篇幅,笔酣墨饱地歌颂了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荆轲的侠义精神,所以给龚自珍留下了“陶潜诗喜说荆轲”的深刻印象。又因为此诗与陶诗中的《读山海经》组诗里的“夸父诞宏志”、“精卫衔微木”诸篇,一反诗人的那种冲淡静穆的“田园诗”的风格,显出“金刚怒目”的另一种神态,透泄出诗人心系功业、壮怀激烈的另一种怀抱,所以这种“猛气充长缨”的“商”、“羽”之声,尽管在陶渊明复沓吟唱的田园牧歌中仅是偶露峥嵘的变“徵”之音,但却特别移人视听,动人心魄。宋代的老夫子朱熹早从陶渊明的此类诗作中窥出诗人的潜在心声。他在《朱子语类》中指出:“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
荆轲刺秦,事见《史记·刺客列传》。此诗虽以《史记》的记载为本,叙写了刺秦的整个始末,但诗的重点显然是在易水壮别的场面上。诗的前四句写荆轲受知于燕太子丹,受命除暴扶弱,报仇雪耻。“招集百夫良,岁暮得到卿”,从“善养士”的燕太子丹的角度,烘托出荆轲是百里挑一、得之不易、可托重任的豪侠之士,为荆轲的出场作了必要的铺垫。自“君子死知己”以下在“且有后世名”的长达十六句的主要篇幅用于铺写易水壮别、慷慨赴义的动人场面。诗中用“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的夸张性的外观情态的描写,揭示出荆轲嫉恶如仇,壮怀激烈的内在精神。“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的对句,巧由“风萧萧兮易水寒”化出,强烈地泻染了荆轲慷慨赴死的悲壮气氛。“心知去不归”脱胎于“壮士一去不复还”,但将送行者的唱词变为荆轲的内心独白,并缀以“且有后世名”一句,这便从人物的心理内涵中显现了豪侠之士轻生死、重名节的凛然气慨,预示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剧结局。易水壮别,作为全诗的重心,写得有声有色,气氛浓重,情景如见。清人张潮对此品评道:“写壮士,须眉如画,状易水,萧森之气凄然。”
接着,诗人以精炼的笔墨叙写荆轲的飞盖入秦和秦庭一击。由于这是一次奇功未成的失败之举,所以便无必要绘声绘声地实写行刺的细节,诗人着力表现的仍是荆轲在燕入秦途中的那种“登车可时顾,飞盖入秦庭”的迫不容缓、义无返顾的慷慨赴死气概。
最后,诗篇以四句深沉感叹托意作结。惋惜之余,表达出由衷的钦慕。“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荆轲刺秦,事隔千载,诗人“余情”绵绵,感慨良深。结语看似平淡,但平淡的抒怀之语,以其隐约的弦外之意,传达出诗人沉潜的豪放这情,千载之后,仍持续不断地引起知音者的心灵共振。清人蒋薰评论此诗说:“摹写荆轲出燕入秦,悲壮淋漓,知浔阳之隐,未尝无意奇功,奈不逢会耳,先生心事逼露如此。”(见《陶渊明诗集》卷四)龚自珍读了此类陶诗,窥知了他那“猛志固长在”的“心事”,迳以“卧龙”诸葛亮比拟陶潜,作诗曰:“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枯菊高,莫信诗人竞平淡,三分梁甫一分骚”(《己亥杂诗(第一百三十)》)。鲁迅先生从《咏荆轲》这类诗作中,看出了陶渊明“金刚怒目”式的另一种形象,指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我们认为,陶诗中呈现出的冲淡静穆和金刚怒目的两副两孔,其实就是儒家恪守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的两面映现。
7、陶潜曰:“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有厚德于众生者,自当永远活在世人的心中。明月清风,又何劳寻觅呢?
8、无名与有名。
在对待生死问题的态度上,张良与荆轲也大不相同。正如陶渊明《咏荆轲》的诗句,荆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明知自己必死无疑,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中不乏世俗的算计,即甘愿拼着一死,换来流芳百世。这也难怪,荆轲本来就没有更为崇高的目标,现在不如干脆豪赌一把:无论我刺秦成功与否,只要舍却一身臭皮囊,就算已经报答过“知己”了,至于还能博得响亮的“后世名”,那就是我额外的赚头了。的确,荆轲死得可谓“轰轰烈烈”,激动人心,令人同情,正如陶渊明所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然而荆轲之死,除了给后人提供了审美的可能性和让秦王再一次庆祝成功,简直毫无价值可言。张良则有更高的目标,长远的打算,欲留有为之身,行有为之事。这就是“灭秦”和“复韩”。至于世俗的评价,后世的声名,那就不是张良所要考虑的了。所以张良决不轻生,甘于无名。不为世俗声名所累,善于安排自己的死亡,这正是古代道家所推崇的人生态度。
9、 送行的时刻终于到了,这是公元前228年即秦始皇19年的一天。我想这应该是深秋的一天下午,荆轲终于不能再盘桓于易水。他听到好友们的肺腑之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看到好友们都来了,他们都穿了一身白衣来了。
夕阳荒村,雄关漫道,这是生命终极的长征啊,半途他有犹豫吗?他想过回头吗?他是已经明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吗?一抹残阳掉落在封雪的易水河上,一枚棋子带着赤热的生命温度,他有力量叫历史的棋局别开生面吗?茫茫前路,一切生命特征都单调压抑成静穆与深沉。
我听见一种声音说:“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另一种声音说:“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荆轲为刺客之靡,不可谓义”。
然而也正是自那一刻始,慷慨悲歌有了一种更加丰满的释放。那一刻,我可爱的荆轲到达了他的目的地,到达了他一人独据的历史时刻。自此那一刻生长了无穷的古之幽情,后生们喟叹复喟叹,“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这是陶渊明;“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这是骆宾王;“奈何效曹沫,实谓勇且愚”,这是柳宗元;“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这是贾岛;“督亢图中不杀人,咸阳宫上空流血,”这是陈子龙;“燕南自古多义侠,至今遗迹犹斑斑”,这是乾隆帝弘历……
隔着两千余年的历史我看不见更加生动丰富的历史细节,只能通过历史留下的文字,追寻到那个决绝的背影;他到达秦国都城咸阳,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了,但我看见的是历史的冬寒,刺目的血色照见的是勇士高贵的血色与血性。
10、武侠小说是弱者的童话
武侠小说看似惩恶劝善,其实,归根结底,其功用是满足人的原始欲望——杀人。没有武侠小说不是以杀人收场的,也许作家故意兜圈子,写武侠如何不愿意杀人,但最终也不得不杀人,无非给杀人找足借口,并吊得读者杀性大发,以至不是作者杀人,而是读者杀人。现实没有侠,人们头脑里的侠基本是司马迁的造型。“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诗),这个情就是杀人之情。历代文人添枝加叶,使侠更加理想化,但最大的魅力始终在于能随意杀人。记得几十年前,中学语文老师讲血溅鸳鸯楼,武松武二郎一气杀了十几口,他讲得唾沫四溅,大快人心。几年前电视剧搬演刘罗锅,当和珅被打入死牢,一大段场景来表现刘罗锅那种满足、兴奋,淋漓尽致。当你气极,也会大叫一声“杀了你”,置之于死地而后快,食肉寝皮。然而,实际做不到,不仅有法律约束,你也未必有那个胆量和气力。武侠小说就来满足你的潜意识,让读者从时空脱离日常,安全地享受泄愤以至杀人的痛快。武侠小说尤其是弱者的童话,近乎意淫。即使李白那样的人,对于侠的讴歌也无非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与无奈.
11、陶渊明《咏荆轲》里面的那句诗:“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从《史记》为荆轲立传以后,历代的文人很容易怀念起荆轲来,所以,《咏荆轲》的诗歌每个朝代都有。大家都怀念这个游侠兼刺客。魏晋以下,大家讨论刺客和游侠的时候,已经合在一起了。像荆轲这样的刺客,或者像后来的传奇小说里面的游侠,一直是中国文人歌咏的对象。
为什么那么喜欢游侠?《史记》里面有一段话,我这里引下来:“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缓和急,其中突出的是急,就是每个人都可能碰到麻烦,都有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然后,司马迁就列举了很多圣人,包括孔夫子。这样一大堆圣人都经常碰到危险和困难,何况像我们这样中材而涉乱世的末流者。中材,中等的人材,而生处在乱世之中。那么,这个时候呢,所可能遭受的迫害就更大,所向往于游侠就更强烈。
但问题什么叫乱世末世?什么是乱世,没有一定之规。谁都可以想象这个时候是或者不是乱世。清代末年很有名的谭嗣同说:西汉的时候,“内和外威”,是一个太平盛世,可是生活在西汉的司马迁,就是写《史记》的司马迁,说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乱世的末流。也就是说,对什么是乱世,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境和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判断是不是乱世。所以,每个人都可能需要游侠的帮助。
这样一来,所谓游侠,在历史上才可能成为大家所向往的人。我再引明代张潮《幽梦影》里面的一句话:“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即个人的小小的不平,那么,可以喝酒消愁。但是,“世间之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人世间特别明显的不平,这个时候喝酒也解决不了问题了,只有挥剑上阵了。这个时候,只有游侠才能解决问题了。
社会有法律,有官府,但是,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他不了,或者说不愿意制他。这样,中国老百姓才有可能想象,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中国?游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的心理基础。读中国的游侠诗文、游侠小说以后,会觉得中国人特别喜欢打抱不平,或者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不是这样的?你要是现在去中国旅行,说随时可以碰到游侠帮助你,那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文学里面那么多游侠,不是因为中国的游侠很多,而是中国很需要游侠。用龚自珍的诗来说,就是:“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正因为江湖间、人世间、侠骨、侠士不多了,所以才有那么多文人老在写武侠,才有那么多读者那么喜欢读武侠小说。陈平原:中国百姓何以喜欢读武侠。
12、在中国历史上,刺客往往如彗星,虽一掠而过,但耀眼的光芒能给人以巨大的震撼。他们以匹夫之躯近强势者,百步之内血溅。其刺杀的对象必在重重保护之下,轻易不得近身,而刺杀此种人物,往往势如骑虎,知其必死而为之的。倘如后来小说传奇中武功盖世之侠客,千里之外取人首级,轻松而无任何危险性,也就谈不上刺客所为了。在历史上,刺客仗义行侠的事迹屡不绝书,「唐宋传奇」,「水浒」里都有形形色色的类似人物。荆轲这样的刺客,也就是在乱世方有用武之地。他本卫国人,一个流浪汉,和秦王并无仇恨,燕太子倾其心力和他结交,他才不惜为他卖命。对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历来褒贬不一。淡泊如陶渊明者,也写过金刚怒目式的「咏荆轲」,塑造了一个除暴勇士的形象。其中云“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公对荆轲刺秦未成是觉得遗憾的,说“惜哉剑术疏,奇功竟不成!”。陶公生活在晋王朝没落的年代,由晋入宋,叛乱相继,杀伐不已,他向往荆轲那样的江湖侠骨来铲灭以强凌弱的暴乱政治。初唐骆宾王「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而今水犹寒”和陶公的「咏荆轲」一脉相承。清末诗人龚自珍「杂诗」其一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定庵生活的时代同样是鸡鸣不已,难免对荆轲怀着欣赏和惋惜的心情。
不过责备荆轲的也代不乏人,柳子厚即为代表,其五古说:“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征无且”。燕太子妄图以荆轲一己之力,刺杀秦王来保燕,最终则是秦王一怒而伐燕,亡更速矣!后来东坡在「留侯论」里,对张良遣力士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也不以为然,云“一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其观点和柳子厚相距不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刺秦一事批评得更是尖锐。说他“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说荆轲不过是“刺客之靡”“君子盗诸”简直把荆轲和盗贼相提并论,这实在是太严苛了。古人对战,着意摧敌首脑,首脑一亡,则百万雄军解甲,如此做法,有时颇能奏效。但以此手段对付一个国家,那样一个蒸蒸日上的强秦,实在远非上策。
13、陶诗对荆轲是歌颂的。分析其原因约有这样几方面,一是传闻中的秦是“暴秦”,始皇帝嬴政更是“暴君”,都在该灭该杀之列;二是燕为弱国,同情弱者是人之本性显现,且这位名为“丹”的太子在秦为人质时又被其虐待,更显出强秦之暴;三是秦始皇得罪了古今的文人学者,他的“焚书坑儒”无异于掘掉了读书人的祖坟,后世的文章十有八九不会说这位始皇帝的好话;四是人们有崇尚献身精神的理念和情感误区,认为凡敢于牺牲性命而完成伟大报复者,必是英雄无疑,必握真理无疑。正是这四条貌似真理的东西古来误导了很多聪明人。其中的多数是感情代替了理性,忘记了辩证分析的方法。比如说秦之“暴”,若指的是强征暴敛、杀人如麻,确暴无疑;若指的是车同轨、书同文、衡同制、筑长城,应该是功绩。数年前似曾有智者发过这样的议论:要树立一种思想、确立一种制度,仅“焚书坑儒”是不够的,不仅仅是规模不够,方式方法也不够,完整的做法应该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毫无疑问,此议论和做法必定是那个年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最高成就。
为什么前人没完没了的咏荆轲、诵荆轲?原来是在助长民族的豪气、壮气、士气!可细细想来,有了豪气、壮气、士气也须用于正道,莫学太子丹的方式复仇,也莫学荆坷的方式当英雄。当英雄,还是到战场上、商场上、政坛上、文坛上光明磊落地斗、大大方方地当!来源:人民网
庄灿煌的博客 2013-09-10 2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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