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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独立：与中国结盟谈判的外交筹码
　　伊宁暴动发生后，新疆当局马上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苏联。1944年11月11日，新疆军政首脑朱绍良和吴忠信联名致电蒋介石：以目前情势而言，对苏外交如无彻底调整办法，则如伊犁事件，自必层出不穷，新疆前途亦将日趋恶化。蒋介石在11月25日的回电中也感到问题严重，他一方面进行军事部署，一方面指示新疆当局立即就地与苏方进行交涉，只要能够保全领土和主权，可以在经济合作方面尽量迁就。伊宁失守以后，1945年2月19日吴忠信致电蒋介石称，如此下去，新疆恐怕将成为第二个东北，只有通过外交渠道的有效疏解，才能收拾目前局面。[26]
　　事态的发展表明，吴忠信对新疆势必大乱的形势估计是准确的，蒋介石对领土和主权的担心也不是无的放矢。因为，伊宁事变的最初目标就是要把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苏联驻伊宁领事在暴动的第二天就派人与“伊宁解放组织”领导人热合木江联系，商议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并就政府成员名单进行了讨论。11月12日，“伊宁解放组织”即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由艾力汗·吐烈担任临时政府主席，定国旗为绿底中镶黄色星月旗。1945年1月5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宣言明确宣布“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国而独立。[27]
　　然而，在新疆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不是苏联对华政策的真实目标，也不是苏联策动和支持三区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伊宁事变中，如果说三区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真正把新疆的独立作为了这次革命的最终目的，那么莫斯科不过是利用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作为实现苏联在华利益的一个手段。
　　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环境来看，苏联都不可能要求和实现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目标。就苏联国内情况而言，与新疆接壤的主要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加盟共和国，如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这些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与新疆的少数民族在种族上，宗教上，乃至血缘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苏联国内在战后仍然存在着需要解决的民族矛盾，可以想象，如果苏联支持在这些共和国的边疆站立起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会对本国的少数民族产生如何强烈的负面影响。既然新疆的少数民族可以脱离中国而独立，那么苏联的同类民族就不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吗？[28]就苏联的国际环境而言，与中国的关系既受制于对付苏联在远东的宿敌日本，又不得不考虑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政策。无论如何，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处理战后世界格局的总体原则出发，苏联需要的是同中国保持友好和盟国关系，而决不是为新疆问题与中国对立，甚至兵戎相见。
　　当然，战后成为世界强国的苏联对大而弱的中国不是没有所图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利益限度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俄国的在华利益涉及到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地区，即东北、蒙古和新疆。早在19世纪末，俄国就为了在太平洋寻找不冻港和出海口而与日本激烈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为了保证西伯利亚铁路动脉的安全，则致力于在蒙古地区建立一个广阔的缓冲国。斯大林正是依据俄国在远东的传统外交战略，确定了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目标：在东部，以夺取中东铁路和恢复对旅顺口的控制，建立从苏联内地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为目标；在中部，以策动外蒙古脱离中国，建立苏联卵翼下的独立国家为目标。[29]显然，面对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干预，苏联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已非易事，如果再搞出一个新疆独立的事件，势必影响全局。因此，苏联对中国西部的目标是满足于保持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影响，促成一个在莫斯科控制之下，或至少是亲近苏联的新疆地方政权。从现实的角度看，在新疆实现这样的目标比较容易，且不会引人注目。
　　在这方面，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分析是比较准确的，尽管中国提供的情报极力渲染新疆局势的严重性和危险倾向，但他在1945年3月9日致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电报中认为，苏联“虽然不一定反对在新疆出现自治局面，但是莫斯科的宗旨是始终要对当地政府的政策方向施加压倒一切的影响，尤其要左右新疆的全部对外联系。直接目的可能是要保持对地方当局活动幕后的控制权，而不公开承担任何行政责任。”因此，对于新疆来说，在最近一个时期，“主权问题将处于次要地位”。[30]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以及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苏联对新疆问题的真实考虑，说明了苏联策动新疆事变和支持成立一个独立国家的举措，不过是为实现其在华根本利益而施展的手段罢了。
　　正当三区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了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会议。鉴于对德战争即将胜利结束，而且这次美苏首脑接触是斯大林正式提出苏联在远东地区全面要求的最后机会，因此可以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反映了苏联在华利益的最根本的要求。在2月8日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晤和2月11日关于远东协定的讨论中，根据苏联的要求，苏美英三国领袖一致通过了苏联加入远东作战的条件：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大连作为商港的国际化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作为军事基地，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但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和中国在满洲的主权。最后，苏联表示准备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友好同盟协定。
　　在这里，斯大林只字未提新疆问题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疏忽，这恰恰反映了在苏联对华政策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和根本利益当中，新疆问题只是莫斯科随时准备打出的一张外交牌。所此，苏联一方面希望美国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这些要求，[31]一方面试图把新疆问题作为筹码，通过中苏直接谈判实现这些设想。
　　为了使中国能够接受雅尔塔协定，苏联开始注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且在解决新疆问题上加快了与中国的接触。自潘友新被召回国后，空位近一年之久的驻华大使之职终于有了新的人选。1945年4月，新任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在赴任途中专程在新疆停留，听取了驻迪化总领事的情况汇报。4月13日，当蒋经国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抵达迪化时，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负责人会见了他，双方就苏联与新疆关系问题交换了看法。[32]特别是在旧金山会议上，苏联明显地对中国表现出友好姿态。4月15日和26日，出席会议的宋子文连续电告蒋介石，莫洛托夫对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好。6月13日，奉命去莫斯科了解罗斯福去世后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所改变的霍普金斯回到华盛顿后，立即与宋子文举行了一次重要会晤。霍普金斯十分明确地向宋子文转达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中国，包括共产党在内，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能统治全国的领导人，由于苏联不愿与一个分裂的中国谈判，斯大林准备支持蒋介石总统及其政府。而且苏联无意侵犯中国在新疆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主权。苏联将主动邀请中国代表进驻满洲，与苏军合作组织当地的政府。关于中国共产党，苏联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务，与苏联无关。”[33]
　　莫斯科在中苏谈判之前做出的这种友好姿态，当然是为了诱使中国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接受苏联的条件。在处理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问题上，斯大林始终把苏联对外蒙古和东北的要求作为不可更改的目标，而把新疆及对待中共的态度问题作为谈判的筹码。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大体上就是按照苏联设计的轨迹展开的。[34]
　　7月2日，中苏正式谈判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症结主要出在外蒙古问题上。[35]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宋子文并没有把蒙古问题作为会谈中的主要讨论内容，因为苏联要求的是在外蒙古“维持现状”，中国对此的理解就是仍然保留中国的宗主权。[36]因此，斯大林在会谈中提出的外蒙古独立问题使宋子文感到十分意外。在第三轮谈判中，双方在外蒙古独立的问题上争论激烈，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37]面对苏联的强硬立场和美国政府在谈判初期采取的妥协和不干预态度，地位软弱的中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了。7月6日至8日，蒋介石在与王世杰等人商议后，连续给宋子文发出4封电报，表明了中国让步的界限：如果苏联能保证中国在东北和新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不再支持中共和新疆暴动，则中国政府将在抗战胜利后自动提出通过公民投票方式解决外蒙古独立问题的建议，同时，中国同意大连成为自由港，东北的铁路干线和旅顺港由中苏共同使用，但管理权归中国所有。[38]
　　这个消息正中斯大林下怀。于是，在7月9日的第四次谈判中出现了转机。斯大林对宋子文提出的新建议做出了回答：关于东北，苏联愿意尊重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坚持旅顺港须由苏方管理）；关于新疆，苏联同意“禁止私运军火，堵截边境”，同意协助平息暴乱，并认为中国政府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是适宜的；关于中共，苏联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并表示此后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唯一对象，不向中共供应武器。[39]
　　这样，在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参加波茨坦会议之前，中苏双方在重大问题上已达成了一致意见。尽管在中国与外蒙古的边界划分，以及旅顺港的管理等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担忧似乎是解除了。1945年7月17日，蒋介石命朱绍良、吴忠信着手准备在10月间收复伊犁的事宜。[40]
　　[1] 详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出版，第408-409页；艾伦·怀廷和盛世才：《新疆：是工具还是枢纽？》（Sinkiang：Pawn or Pivot?），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3、200-208页。
　　[2] 艾伦·怀廷和盛世才前引书，第243-254页；约翰·加佛：《1937-1945年的中苏关系：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Chinese-Soviet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icy of ChineseNationalism），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174页；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497页。
　　[3]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64页，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中文版。转引自李嘉谷：“盛世才与新疆”，载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4] 外蒙古当时已完全在苏联的控制之下，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只是表面上的，其经济、军事和政治均由苏联垄断，除与个别国家有关系外，蒙古甚至基本没有外交。
　　[5] 《战时外交（二）》，第460-461页；约翰·加佛前引书，第199-200页。
　　[6]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tic Papers），1944年，第6卷，华盛顿特区1969年版，第773、785、798、800-803页。
　　[7]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4册，第288-292页。
　　[8]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4册，第332-333、338-343页。
　　[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第6卷，第793、504-505页。
　　[10]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4册，第395-396页。
　　[11] 约翰·加佛前引书，第204、207-209、197-198页。
　　[12] 笔者1998年8月31日与新疆学者徐玉圻、高朝明、杜瀚、周清霖的座谈记录。
　　[13] 朱培民：“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增刊，第87页。
　　[14] 朱培民前引文，第88页。
　　[15]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11册，第6521页。
　　[16]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17] 《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1册，第6521页。
　　[18]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9、11-12、13页；朱培民前引文，第88-80页；《达列力汗烈士纪念文集》，阿勒泰地区纪念三区革命烈士殉难四十周年活动筹备领导小组1989年编印，第41页。
　　[19] 笔者1998年8月30日采访陈锡华记录。陈锡华是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及民主革命党创始人之一，并在邓力群到新疆后为他做俄语翻译。
　　[20] 朱培民前引文，第89页。
　　[21]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28-32页。
　　[22]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39、44、46、57页。朱培民前引文，第89-90页。
　　[23]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15-16、18页。
　　[24]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9401，目录2，案宗105，第240页。
　　[25] 1979年3月4日彭国安同志谈三区革命情况。转引自朱培民前引文，第90页。
　　[26]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34、43-44、64页。
　　[27] 朱培民前引文，第90-91页；《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35、52页。
　　[28] 谈到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阿巴索夫曾经对陈锡华说过，他在苏联境内接受训练时，一位当地的负责人讲，苏联的少数民族希望在新疆有一个维吾尔斯坦，因为这样他们自已也可以在苏联抬头了。见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
　　[29]
　　关于笔者对战后苏联远东政策的分析详见拙着《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二章：“这里是被冷战遗忘的角落？——分析战后朝鲜及远东局势的变化”，《斯大林、毛泽东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二章：“重温远东梦——苏联的远东政策与中苏同盟的起源”。
　　[30]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第7卷，第995-997页。
　　[31] 详见拙文“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32]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71、73页。
　　[33] 梁敬钅享：“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1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
　　[34] 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1945年苏联对新疆转变（见朱培民前引文第91页；薛衔天提交1997年10月“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试析战后苏联对中国新疆战略”），但都认为这种变化发生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以后，并以此作为“苏联对新疆战略和策略的转折点”或标志。而笔者的看法则相反，认为苏联出于对远东国际形势的考虑，恰恰是为了促成中苏条约的签订而改变了对新疆的策略，即策划三区革命、支持新疆独立和主张和平谈判都是莫斯科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的外交筹码。
　　[35] 详见《战时外交（二）》，第576-590页。
　　[36] 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49、77-79页。
　　[37] 详见《战时外交（二）》，第598-604页。
　　[38]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117-118页；《战时外交（二）》，第593-596、605页。
　　[39] 《战时外交（二）》，第609-620页。
　　[40]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85页。

沈志华 2013-08-28 10:0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