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簡體     傳統

---

　　在正统文人的眼里，武侠小说只是文苑里的野草闲花、供人消遣娱乐的东西，上不了台面，进不了高雅文学的殿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用新的眼光打量武侠小说及通俗文学。金庸的小说在香港这一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大都市异峰突起，七十年代末传入中国大陆后迅速拥有亿万读者，而且涵盖了世界各地华人生活圈。这种奇特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文学史家和文艺理论家的兴趣，以至于把它作为难解的文学之谜来探究。继浙江大学召开金庸小说的学术研讨会之后，今年五月中旬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又主持召开了“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紧接着台湾也召开了主题相近的研讨会。在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召开同一主题同一作家的三次大型学术研讨会，这不能不说是九十年代以来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
　　这次会议的主持人、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原主任、着名汉学家葛浩文先生在《开幕词》中指出：“金庸小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学之谜，我相信，这个谜已构成一个挑战，所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已经不能拒绝面对这一极其重要的文学现象。而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阐释、解读这个大谜。”会议的主旨是把金庸小说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中来研究，从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视角出发，侧重探讨：金庸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与作用；金庸作品在现汉汉语写作中提供的叙述经验，金庸作品对于打破俗文学与雅文学界限所做的尝试及贡献；金庸作品提供的新的文学视野与想象方式；金庸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及其现代性等等。这次会议的召开构成一次对金庸现象的别开生面的研究与阐释。这种阐释大致可以区分为如下四个层次
　　一是在武侠小说层次上论金庸。论者认为，金庸小说一方面继承了武侠小说的基本规范和叙述框架，另一方面又改造并超越了传统武侠小说，将武侠小说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使本来奄奄一息的武侠小说重获生机。可以说，金庸是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金庸的贡献在于：他即秉承了传统武侠小说的题材形式，又拓展了武侠题材的表现空间，将幻想虚构的武侠故事与严肃的人性探索结合起来，使读者透过江湖看社会，于武侠英雄身上读出丰富复杂的人性内涵，从神奇怪异的武功描写中感悟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从而使自己的小说达到雅俗共赏的高度。
　　二是在文学审美层次上论金庸。论者认为，金庸的小说是以通俗文学的形式表现了高雅文学的旨趣，进入了“抒写世间悲欢，表达人性感受”的个性化的艺术层次。在审美内涵上，它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单一的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增添了超验世界和内宇宙的维度，将历史视野，江湖传奇和人生故事融为一体，因而具有深厚的审美韵味。尤其是它延续并发扬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提供了一种既能承托传统文化价值又能表现当代人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的文学范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把金庸小说排除在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
　　三是在汉语写作层次上论金庸。论者认为，我们不仅要把金庸当做一个出色的小说家，而且要把他当作在现代汉语发展中占有特殊位置，使现代汉语出现新气象的人。他以自己的写作，继承并改造了旧式白话文，使现代汉语的另一股潮流死而复生，使人们看到现代汉语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金庸所创造的文学话语，延续了一个伟大而古老的写作传统，即发源于“志怪”、“传奇”的非写实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想象力匮乏的弱点。金庸的写作，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况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备受挑战的时代，承担了重振民族文化价值的使命。
　　四是在文化层次上论金庸。论者认为，金庸小说不仅是一些生动有趣的武侠传奇的故事，而且是有关世界（历史／文化）及人生（人性／生活）的深刻寓言。金庸始终用批判性的眼光讲述历史，用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改造和重构，在小说中表达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领悟，因而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文化隐喻。人们不仅可以把金庸小说当成通俗的传奇故事来读，而且可以当作深刻的世界、人生、人性的寓言来读。
　　在过去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着作中，金庸小说一直是文学史家的一个盲点。这是源自正统文学观念对武侠小说以至对通俗文学的偏见。与会者普遍认为，金庸小说的成就不仅仅是武侠小说的成功，而且具有远远超出武侠小说范畴的普遍意义。研究者如果没有超越武侠小说的视界，就不可能认识金庸小说的价值，也不可能公正评价金庸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金庸的成功作为一种现象，有许多值得注意和思考的地方，它给人们留下了诸多历史的、文化的、文学的课题以及各种有益的启示。
　　首先，金庸是在香港这个被称为“文化沙漠”的现代化大都市中崛起的，金庸的成功是一种特例抑或是商业社会文化发展的证明？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一个充分商业化的社会，商业利益和大众趣味都构成对文学严肃性的巨大威胁，是什么因素促使金庸获得文学的辉煌成就呢？应该说，香港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金庸对独立的个性和自由精神的追求，这是一种内在的生命支撑力量。金庸先生能够抛弃巨大的商业利益，费时十年修订连载的小说即是明证。中国文学中源远流长的“载道”传统使现代作家们救世之心良苦而文学性灵阙如，而金庸却在香港一隅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这才是金庸成功的关键。优秀的文学无不植根于自由的精神。金庸的成功正是文学自由精神的胜利，这是金庸现象对我们的一大启示。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金庸小说浓厚的传统文化味。身为殖民地作家的作品却保留了最纯粹的民族趣味和形式，这种现象多么发人深思！金庸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修养，他生活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环境，又获得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兼容性。因而金庸的小说能够用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审视、改造与表现，具有古今兼容、中西融通的特点。我们完全可以套用陈予善的《私语张爱玲》前言中对张爱玲的一段评论：“在她所精心营造的令人惊迷的文学世界中”、“自由又自由地出入于‘传统’与‘现代’、‘雅’与‘俗’和‘中’与‘西’之间，并且做到了二者的平衡和沟通”。这正是文化冲突与融通的表征。金庸的成功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文化的，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造就了金庸。这是金庸现象对我们的第二大启示。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金庸的小说是名符其实的武侠小说，但金庸先生却最不愿意被人称为武侠小说家。据悉在一次金庸小说的研讨会上，有人问金庸本人最大的愿望是什么，金庸的回答是：希望把“武侠小说家”头衔中“武侠”两字去掉。这个心愿表明金庸先生是以严肃作家态度创作他的小说的，追求的是文学的审美价值。他希望人们能理解他追求崇高精神价值的苦心。但是应当看到，金庸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说的民间情趣和武林故事的形式。正是它们使金庸小说成为世界华人喜闻乐见的艺术。问题在于，金庸小说的通俗文学形式中蕴含着高雅艺术的旨趣，一方面是天马行空的情节虚构，另一方面则是严肃深刻的人生叩问；一方面是生动有趣的武林故事，另一方面又是世界与人生的深刻寓言。这就是中国文论一再推崇的“言近旨远”的作品。“言近”才能为大众喜闻乐见，“旨远”又能让作品耐人寻味。凡能传世的作品无不是“言近旨远”的，这是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金庸的成功正是这一艺术规律的体现。这是金庸现象对我们的第三大启示。
　　这次研讨会是一个学术层次很高的国际学术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来自美国、欧洲、加拿大、日本和台湾的二十多位金庸小说研究专家外，还有美的中国着名学者李泽厚、刘再复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十多位知名学者和作家。他们聚会在春意盎然的洛矶山下的波德市，纵论金庸现象。会议的主题作家金庸先生偕夫人亲临会议，并作了生动的引人深思的发言。科罗拉多大学研究生副院长Rodney Taylor 在欢迎词中热情洋溢地说：“对于我们来说，春天本来就是一个美丽的季节，而今年的鲜花和绿树又格外生机勃勃，繁盛迷人。我们希望如画的风景和美妙的春天将成为你们会议成功的赞美。”的确，这次会议是非常成功的，它将对探讨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以及促进金庸小说进入西方文学批评视野产生积极的作用。 正如科大图书馆馆长James　 FWilliams教授在欢迎辞中所说：“从这里发出的智慧的声音将传遍关注中国文化的所有地方，成为文化历史的一部分。”
　　
　　
　　
粤海风广州44～4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林兴宅19991999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作者：粤海风广州44～4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林兴宅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00:35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