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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开明书店出版了茅盾的《子夜》。书一出版，就得到赞誉，瞿秋白在《＜子夜＞ 和国货年》中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
    前两年，一个偶然的契机，我在工具书上查找《子夜》的开明版本，没想到竟极不清 楚，远远不像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那样有版本目录。后来我又向几个大图书 馆找寻，其版本也极少，要编一个《子夜》版本目录，竟是残缺不全。去读鲁迅先生的 日记、书信，却找到不少《子夜》版本的踪迹。
    于是，我换了一个角度，如果能勾稽出《子夜》版本的若干资料，那不是也很好地注 释了鲁迅着作吗?如今不少学者在修订、注释《鲁迅全集》，写出我对《子夜》版本的 考索，对他们还有些帮助。于是我决定写这个怪怪的题目：在鲁迅先生笔下寻找《子夜 》的版本。
    (1)《子夜》的初版时间
    《子夜》1933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不会错，但几月初版呢?却有不同说法。《中 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中国现代作家着译书目》等较好的工具书上，都说是1933年1 月初版。而茅盾先生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却说：“《子夜》初版印出的时间 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中册第115页)
    在《鲁迅日记》上，1933年2月3日项下，这样写首：“茅盾及其夫人携孩子来，并见 赠《子夜》一本，橙子一筐，报以……”(《鲁迅全集》第15卷第63页)对这本赠书，茅 盾记得很清楚，回忆录中说：“这是一册平装本，精装本尚未印出。”(同上，第115页 )但他对初版的时间，却是弄错了。2月3日就去送书，无论如何是不能2月初版的。(茅 盾先生弄错，可能与精装初版本有关，后边还要说到。)
    我说初版时间是1933年1月，也与后边的版本有关。《子夜》再版时间是1933年2月， 北大图书馆藏有这个版本，是商金林教授替我查到的，有实物为证。《子夜》三版时间 为1933年6月。我藏有这个版本，版权页上是：“民国廿二年一月初版发行”、“民国 廿二年六月三版发行”。从鲁迅先生的日记，到见到的二版、三版发行时间，都能证明 《子夜》初版于1933年1月，2月之说，是茅盾先生记错了。
    《子夜》为大32开本，全书577页，前边没有序言之类文字，仅后边有一页后记样文字 。初版到三版，均为报纸印，平装一厚册，封面为灰绿色的，只有“子夜”两个篆字， 是叶圣陶先生写的。
    (2)《子夜》还有一个精装的初版本
    《鲁迅日记》1933年6月，记有：“十九日雨。……午后保宗来，并见赠精装本《子夜 》壹本”。这种精装本，很少有人提起，只有唐ｔāｏ@①先生在《晦庵书话》中提过一句：“开明初版布面精装本的米色道林纸”的本子。(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第71页)读过唐先生文字，我原以为这只是开明书店1933年1月初版本的另一种纸印的本子，当时心中不明白，茅盾先生回忆录中说精装本尚未印出，送的是平装本。为什么这种初版精装本要晚出半年呢?后来，友人荣挺进君在上海市图书馆替我找到了这种道林纸精印的初版本，才解开了这个谜。该书版权页上是“民国廿二年四月初版发行”，全书也是577页，大32开本，与开明版报纸本初版、再版、三版是同一纸型印的，不同处只换了纸，装帧是精装的。按年月排列，1933年4月该是第3次印刷，不知为什么不标三版而称初版。这在过去的出版物上，是不多见的。开明版《子夜》竟有两种不同月份的初版本，看来研究版本需多看实物呢!
    关于这种版本，还有一个旁证。日本学者松井博光在《黎明的文学》中说：“一九三 六年七月，增田涉为了看望鲁迅的病，再次访问了上海，那时会见了茅盾，得到了《子 夜》的初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82年1月版第170页)这个赠送本，现收藏 在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的“增田涉文库”中。前些年陈子善先生赴日访学时，见到了这 个版本。他说：“茅盾所赠《子夜》，1933年4月开明书店初版，布面‘精本’，完好 如新，扉页有茅盾钢笔题字：‘增田先生惠存　茅盾　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 海上书声》，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9页)那么，茅盾先生1933年6月送给鲁迅的 精装本，也是这个版本了。
    茅盾先生晚年，显然忘记了《子夜》曾出版过两种初版本，而他自己保存的则只有193 3年4月初版的精装本。所以写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时，才会出现失误。茅盾先生谈 《子夜》出版后的反响时，大段引用了瞿秋白《读＜子夜＞》一文。在引文之中，加了一 条注释，随于引文中：“(瞿秋白此评写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 三年二月——这是实际出版的时间，开明版《子夜》的版权页上印的初版时间是三三年 四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中册第117页)茅盾先生忘了那个平装初版本 ，那上边印的是“民国廿二年一月初版发行”。那他为什么说实际出版时间是二月，而 不说一月或三月呢?就因为写回忆录时手边有《鲁迅日记》，上边记载着给鲁迅先生送 书的时间。按印刷周期说，二月三日送书，书的实际印出时间只能在一月，并且1933年 2月《子夜》再版本就出版了。看来，回忆录上的文字未必可靠，引用回忆录上的材料 ，是需要考核和验证的。
    《我走过的道路》上，还有这样几句，也很费解。茅盾说：“《子夜》出版后三个月 内，重版四次；初版三千部，此后重版各为五千部；此在当时，实为少见。”(同前， 第122页)《子夜》出版后，极为畅销是不错的。版权页上没标明印数，三个月内共印多 少也不可考。三月之内重版四次，就费解了。因为从1933年1月到6月，连平装带精装， 只发现印了四次，却早超过三个月了。是否还有其他版本，就说不出来了。
    (3)《子夜》的删节本
    鲁迅先生对《子夜》的写作，极为关注。他得到第一本赠书不久，在1933年2月9日写 给曹靖华先生的信中，大加称赞。鲁迅说：“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 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 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鲁迅全集》第12卷第148页)鲁 迅先生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子夜》发行不久，就遭到了查禁。当时国民党发出密令查禁149种图书，其中就有《 子夜》。这份禁书目录，就被鲁迅先生附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大家应当很 熟悉。在1934年3月4日鲁迅致萧三的信中，也说过：“《子夜》，茅兄已送来一本，此 书已被禁止了，今年开头就禁书一百四十九种，单是文学的。”(《鲁迅全集》第12卷 第347页)
    查禁这么多图书，书店老板为之奔走，正像鲁迅说的：“新年新事，是查禁书籍百四 十余种，书店老板，无不惶惶奔走，继续着拜年一般之忙碌也。”(《致郑振铎》，《 鲁迅全集》第12卷第343页)书业几经交涉后，国民党当局将禁书分为五档处理，《子夜 》归入“应删改之书目”中，具体批文是：“二十万言长篇创作，描写帝国主义者以重 量资本，操纵我国金融之情形，P.97至P.124讥刺本党，应删去，十五章描写工厂，应 删改。”(转引自倪墨炎：《现代文坛灾祸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第2 13页)
    从唐ｔāｏ@①先生的《晦庵书话》中，我们知道这个删节本确实出版了，但出版年代 之类，没有记载。在瞿光熙先生的《＜子夜＞的烙痕》一文中，对这个删节本，有较详细 记录。他说：“伪市党部一纸指示，指明要把‘不妥处’‘删改或抽去后方准发售’。 结果只得把描写农民暴动的第四章和描写工人罢工的第十五章，全部删去。在重版的《 子夜》中，在这两章删除的地方各注一个‘删’字，而页码不改，共缺六十页之多。书 店还恐怕发售时发生麻烦，把伪市党部的‘批答’刻版印在版权页的后面。后来又经过 一番活动，才得把删削的两章印入，又在版权页上添了一行‘内政部着作权注册执照警 字第三五三四号’。”(《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6 1页)但瞿光熙和唐ｔāｏ@①一样，也没有告诉我们，《子夜》从哪一年的第几版为删节本，又哪年的第几版才印入了删掉的两章。从版本学上说，史料价值不足。
    我两年来，经过多方查找，却始终没见到这个删节本。我只在松井博光的《黎明的文 学》中，见到了这样一句：“一九三四年六月发行的第四版有删掉的部分。”(该书中 译本第171页)如果《子夜》平装第四版确为1934年6月发行，那么时间上是吻合的，这 应是第一个删节的版本。因为我所藏第三版，为1933年6月发行，那是没有删节的完整 本，其后从被禁到删改后发行，用了一年时间才出版，当应合适。可惜这仅是推测，我 们始终没见到这个版本。至于瞿光熙说的那个开始补上两章发行的本子，就更因没见史 料，不能确说了。
    总之，希望见过删节本的方家指教。
    (4)本篇的一个蛇足
    写到此，本来应当结束本文了。但两年来的查找中，却见到了不少较晚的开明版《子 夜》，再加上一些书目着录，竟能排出后边的《子夜》版本目录。现开列出来，算是本 篇的一个蛇足；但对关心此道的朋友，也许有些用处。
    开明书店1949年3月22版；
    开明书店1951年3月24版；
    开明书店1951年8月25版；
    开明书店1951年12月26版；
    第26版应当是开明书店的最后一个版本。这4版是用一个纸型印的，改为小32开本，正 文549页，后记1页，全书共550页。
    开明印完26版后，纸型归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9月重印1版发行 。印过几次后，作者进行了修订，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4月第5次印刷本为“修订重排 ”者，便与开明版《子夜》无关了。蛇足应当结束。
    2003年3月20日于北师大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弓右(上屮下又)
    
    
   鲁迅研究月刊京62～6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朱金20042004鲁迅与施蛰存的论争，决不是鲁迅与施个人过不去，而表明了鲁迅对穿西装的复古派 保持着应有的警觉，是事关新文学健康发展的问题。鲁迅作为旗手在护卫新文学，施蛰 存则有些意气用事。以往的论述对鲁迅与施蛰存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显然欠妥。鲁迅/施蛰存/论争/评述/Lu Xun/Shi Zhe-cun/argument/commentary基金项目：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研究课题(43118002)。杨昊成孔令The clash between the standard-bearer and “the bad young man”
  ——On the struggle between Luxun and Shi Zhecun
  HUANG Zhong-lai
  Department of Chinese,Hubei Normal University,Huangshi 435002,ChinaThe argument between Lu Xun and Shi wasnt between themselves.Lu Xun was on　the alert against those who restored ancient ways but wore western styleclothes.It concern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As thestandard-bearer,Lu Xun guarded the New Literature,while Shi was swayed bypersonal feelings.The past commentary on Lu and Shi which punished thewronged and the wrong-doer alike wasnt porper.作者通讯处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邮编　10087 作者：鲁迅研究月刊京62～6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朱金20042004鲁迅与施蛰存的论争，决不是鲁迅与施个人过不去，而表明了鲁迅对穿西装的复古派 保持着应有的警觉，是事关新文学健康发展的问题。鲁迅作为旗手在护卫新文学，施蛰 存则有些意气用事。以往的论述对鲁迅与施蛰存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显然欠妥。鲁迅/施蛰存/论争/评述/Lu Xun/Shi Zhe-cun/argument/commentary基金项目：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研究课题(43118002)。杨昊成

网载 2013-09-10 21: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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