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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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果从１９１５年《新青年》创刊算起，已是八十周年；如果以１９１９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为标志，迄今也有七十六年。四分之三世纪过去了，但这个运动似乎尚未完全成为历史。它所开辟的思想文化现代化的事业，今天仍在全中国范围内继续着。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大革新，是先驱者为使中国社会适应现代世界潮流而掀起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新青年》创刊号所载《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这实际上就是思想文化革新的宣言。
　　常常有一种误解，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运动，说它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层”或“断裂”，甚至将它与“文革”相提并论。因此，我在这里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不得不对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稍稍作些考辨和分析。
　　新文化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清王朝，政权却落入袁世凯手中。他一边实行独裁卖国政策，一边又提倡尊孔读经，做着登基称帝的美梦。袁死后，代之而起的军阀继续倒行逆施。保皇派康有为主张奉孔教为“国教”。“辫帅”张勋则公然上演一出拥废帝复辟的丑剧。上海竟出版《灵学丛志》，宣扬扶乩事神。纲常观念箝制着许多人头脑。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未婚妻“殉夫”、少女抱木头牌位“守节”的事例，全国到处可见。正是现实社会生活的这种混乱局面，促使着先驱者觉悟：
　　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
　　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
　　　　　　　　　　　　　　　　　　　　 ——高一涵：《非君师主义》
　　面对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国家形势，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吴虞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起而奔走呼号。他们以《新青年》为中心阵地，致力于新思想启蒙，倡导“民主”以反对封建专制，倡导“科学”以反对愚昧迷信，倡导“新道德”以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倡导“新文学”以反对当时那些陈腐仿古的文言文和旧文学。由于适应时势并且深得民心，短短四五年内，支持新思潮的报刊达四百种以上，大有席卷全国之势，在知识青年中造成极大的影响。
　　这就是着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２
　　辛亥之后为何一再发生帝制复辟的事件？尊君与尊孔，其联系何以如此紧密？——现实所引发的种种思考，终于导致对孔子与儒家学说的重新评估。它构成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也就是后来胡适在《吴虞文录》序中戏称为“打孔家店”的活动。
　　其实，当时对孔子与儒家学说的重新评估，是相当客观和理性的，并无多少感情用事、全盘否定的成分。《新青年》最早发表的易白沙《孔子平议》一文，就注意从历史过程中较为平实中肯地评价儒家学说。他认为，孔子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原是“九家之一”，到汉武帝时才被定于一尊。孔子学说有其贡献。但孔子思想之所以为历代君王利用，是因为“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作者的结论是：各家之学，亦无须定尊于一人。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为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子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可见，易白沙只是去掉了孔子头上的光环，将儒学还原为百家中的一家而已。李大钊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说得更为平和：“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又说：“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当时批孔最为尖锐的，当推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宪法与孔教》，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但这些文章也只是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分离之因缘，论述了三纲五常不适合现代生活的道理，并未将孔子“骂倒”，更没有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思。
　　胡适在１９１９年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中，曾经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着名口号。他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叫作：‘评判的态度’”。“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至今日还是不错吗？”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诞生的学说，自有其烛照后世的思想精华与光辉价值，却也存在种种局限与失误。“五四”前夕先驱者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家学说，无非体现了这一科学理性精神而已。
　　可见像有的学者那样，仅仅因为胡适事后夸大地尊吴虞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句戏言，就把当时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学的严肃的学术评论活动，真的当作一场“打倒孔家店”的运动，并且责备新文化运动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那实在是以讹传讹，不免令人啼笑皆非的。
　　　　３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没有“全盘反传统”或割断中国文化传统，反而开启了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阶段。
　　“五四”先驱者们用现代思想重新整理、评价传统文化，充分肯定了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份。被视为文学革命纲领的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就用大量文字直接赞美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优秀部分。他说：“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士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文学一大革命”；“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杂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这哪里有一点要整个打倒传统文学的意味呢！鲁迅早在五四时期就慨叹“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中国小说史略·序言》）而着手这方面的整理研究；１９２０年，他就在北京大学破天荒地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稍后还编写了《汉文学史纲要》等阐发中国文学精义的着作。胡适１９１９年就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他撰写的《白话文学史》和古典小说考证方面的着作，为运用新观点整理评价具有民主性精华的传统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李大钊、刘半农等均曾参加发起歌谣研究会，倡导对传统的民间歌谣研究整理。周作人后来还写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指出五四文学革命与明代公安派、竟陵派文学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胡适也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企图把五四文学革命与梁启超、黄遵宪等近代文学改革运动衔接起来。可见，在先驱者心目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和传统文化“中断”或“断裂”。事实上，那些最勇敢地主张学习西方进步文化的先驱者，同时也正是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者。鲁迅早年就主张“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他的小说就对我国古典白话小说（如《儒林外史》）作了创造性的吸收；他小说中的深沉意境，只能是接受本民族几千年诗歌传统薰陶的产物；他的杂文更和“魏晋文章”的风格特色有密切关系。李大钊、周作人、郭沫若、沈雁冰、叶绍钧、郁达夫、郑振铎、冰心等整整一代人，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素养。至于新文学所体现的强烈的忧患意识，更是和屈原以来中国文人传统的人生态度一脉相承的。“五四”以来新文学之所以富有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从未真正割断过与传统的联系。所谓“五四”造成文化“断层”或思想“危机”的说法，实在只是一知半解的推测之辞。如果真有“思想危机”的话，应该说：并不是“五四”造成了中国的“思想危机”，而恰恰是中国的“思想危机”呼唤了“五四”。我们怎么能把事情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呢？
　　　　４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只是文化革新而非文化“断裂”——与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绝然不同，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场理性主义而非感情用事的运动。当时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新道德，提倡新文学，都是服从于民族发展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理性的选择。所谓“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是要将传统的一切放到理性的审判台前重新检验，重新估价。“从来如此，便对么？”——鲁迅通过狂人之口发出的呼叫，便昂扬着五四时代特有的理性主义的激情。冰心１９２０年写过一篇问题小说，叫《一个忧郁的青年》，其中的主人公彬君曾说过一段颇有代表性的话语：
　　从前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充满了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有我？”——“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念书？”——下至穿衣，吃饭，说话，做事，都发生了问题。从前的答案是：“活着为活着”，“念书为念书”，“吃饭为吃饭”，不求甚解，浑浑噩噩的过去。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的人生观，不知道人生的意义。现在是要明白人生的意义，要创造我的人生观，要解决一切的问题。可见，五四时期觉醒的青年们，正是最反对“盲从”，最反对“不求甚解，浑浑噩噩”；他们追求的，正是理性和科学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和“盲动”、“非理性”、“感情用事”扯在一起的。
　　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并非没有缺点或失误。如在旧戏、汉字的评价上，某些先驱者的意见就相当偏激。在另一些具体问题上，为了矫枉，有时也不免走过了头。但总体来看，它在历史上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新、思想解放的运动，是“人”的重新发现，个性的重新肯定，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新思潮在民众中扎根的运动，是思想、道德和文学都走向现代化的运动（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张我军都受其影响），是传统文化经过新时代的冲刷开始调整、转化并向现代工业文明适应的运动，也是中华民族经过与世界潮流对话，实现自我完善，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的运动。
　　新文化运动将永远彪炳于中华民族的史册！
　　　　　　　　　　　　（此文为作者在中国传统文化台湾研习营的讲演）
　　
　　
　　
鲁迅研究月刊京004-006J1文艺理论严家炎19951995 作者：鲁迅研究月刊京004-006J1文艺理论严家炎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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