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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F　文章编号：1002—8862(1999) 04—0036—39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基本口号、思想主潮是什么？
　　这三个问题牵涉到对“五四精神”的基本把握和历史评价，在今天我们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80周年之际，不可不辨析清楚。
　　长期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海内外广泛流行一种说法，就是把“打倒孔家店”说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口号，把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说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潮。不管是五四运动的否定者，还是五四传统的维护者，双方都持这种看法，都以这个事实的判定为前提。
　　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后人附加的歪曲表象，我们有必要根据历史文献，拂去蒙在五四运动上的历史灰尘，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一、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领袖
　　究竟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和代表人物？有的仅仅突出陈独秀一个人，称之为“五四运动总司令”；有的突出陈独秀、胡适两个人，这两个人早期都带点激进主义色彩，这种提法本身也有失片面；作为当事人，陈独秀、胡适都曾提出，蔡元培和他们二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负主要责任，这里把蔡元培加进来，并且排在第一位，无疑是正确的，而把李大钊、鲁迅排除在外却未必妥当。
　　准确地判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领袖是谁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实质的准确把握问题。
　　作为一场自发兴起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变革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严格的组织系统和领导集团。如果我们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排排队的话。那么应当说，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复数构成的领袖集团，排在最前面的主要精神领袖和主要代表人物，无过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这五个人。这五个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带头作用、独特地位，并且在某一方面具有特别突出的代表性、典型性。
　　蔡元培——他是首倡北京大学教育改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使二者熔为一炉、组织起中国文化新军的第一人。北大教改与《新青年》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两大支点。
　　陈独秀——他是创办和主持《新青年》杂志，最先举起科学民主旗帜，首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人。
　　胡适——他是首倡文学改革，引出白话文运动，并倡导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第一人。
　　李大钊——他是从1918年起最早在中国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首倡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第一人。
　　鲁迅——他是首倡以白话小说的形式，带头向吃人的封建礼教彻底宣战，并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第一人。
　　正是这五个人，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集团。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与思想主潮，应当到这五个人这里来寻找，而不能由别的什么人来代表。
　　　　　　二、“打倒孔家店”并非五四运动口号
　　实际上，遍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所有历史文献，也没有“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五四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中，谁也没有提出过这个口号。
　　把“打倒孔家店”、完全否定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主要文化主张、主要思潮走向，完全是以讹传讹、后人附加的历史曲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文献，最主要的首推《新青年》杂志，与此相关的还有《新潮》、《现代评论》等几家刊物。可是，遍查当时的所有报刊、杂志、书籍、出版物，都找不到“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以上提到的最主要的五位代表人物，还是略逊一筹的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当然，“打倒孔家店”这个提法也不是完全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可以说是事出有因，这就是胡适在1921年6月16 日所作的《〈吴虞文录〉序》中，有“打孔家店”这个提法：“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
　　“只手打孔家店”这个提法，经过30、40年代陈伯达等人加工改造，变成了“打倒孔家店”的提法，并开始被曲解夸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
　　1936年9月，陈伯达首次提出“打倒孔家店”这个提法， 并把它作为五四时代口号。他建议成立“中国新启蒙学会”，“这个组织的基本纲领”，是“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为此需要同“五四时代一批思想界的人物：如‘打倒孔家店’……”的一切老战士合作。1942年10月，又把当年胡适的提法做了微妙改造，把吴虞称之为“一个‘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民”。（《哲学的国防动员》，《读书生活》杂志，第4卷第9期；《关于“孝”》，《中国文化》杂志第2卷第2期。）
　　在此之后，还有一些很有造诣也很有影响的着名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打倒孔家店”这个提法，来描述五四运动某一方面。如：范文澜在1940年10月有类似提法：“五四运动‘名将’之一的吴虞先生，曾被称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国文化》杂志，第2卷第2期。）贺麟在1941年8 月也采用了类似提法：“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以打倒孔家店相号召的胡适先生，他打倒孔家店的战略，据他英文本《先秦名学史》的宣言，约有两要点……”，“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表面上看，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儒家思想的提倡。”（《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思想与时代》杂志，第1期。）
　　细致分析起来，从胡适的原来提法，到陈伯达的后来概括，至少发生了五点微妙变化：
　　一是从一句幽默戏言，变成了理论口号；二是从胡适对吴虞的介绍，变成了胡适本人的主张；三是从五四后期的个别提法，变成五四时代的主要口号；四是从胡适个人的一个说法，变成了整个五四运动的理论纲领；五是从“打孔家店”，变成了“打倒孔家店”。
　　“打”在这里主要是进攻、挑战之意，而“打倒”则是彻底推翻、完全否定之意，二者之间虽是一字之差，却有质与量上的微妙差异，程度上大为不同，不可混淆。
　　　　　　三、激进主义只是五四支流，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才是五四精神主潮
　　科学地、准确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思想旗帜是科学民主、综合创新，主要锋芒所向是彻底反对封建专制、吃人礼教；而全盘否定孔子、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个别人物的个别言论，因而只能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流。
　　根据历史文献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主张彻底否定孔子的，主要是吴虞、钱玄同二人；主张进而彻底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是钱玄同、毛子水二人。他们既不是五四时期思想家的多数，也不是五四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因而根本代表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流。他们的极端化、片面化主张，大都当即受到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等五四运动主要领袖人物的纠正。
　　吴虞不愧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礼教的一位急先锋，态度特别坚决，旗帜特别鲜明。不过，他向着真理方向多迈出了一步，提出了一些极端的观点，认为既然孔子是中国封建礼教的理论源头，那就应该彻底否定孔子。他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后的尊孔逆流，对孔子采取了大不敬的态度，甚至称之为“盗丘”、“国愿”、“孔二先生”：“故余谓盗丘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乡愿之误事反一隅，国愿之流毒遍天下。”“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地》，《新青年》， 第五卷第6号，1917—02—01；《吃人与礼教》，《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11—01）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五位主要代表人物，则赞同吴虞对吃人礼教的彻底批判，却不赞同吴虞对孔子的简单否定。他们大都提出了不同于吴虞的孔子观，要求更全面、更历史地看待孔子其人及其儒学。
　　钱玄同全盘否定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化、激进化主张，曾受到陈独秀等人的批评纠正。1918年4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 卷第4号，刊出了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一封信，题为《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他支持陈独秀、胡适首倡的文学革命论主潮，然而提出了“推翻孔学，改革伦理，废弃汉文”的过头主张。他在信中说：“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1919年1月15日刊出的《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 陈独秀以杂志发起人与主持人的地位，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郑重地表明《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多数同人并不赞成钱玄同那些全盘否定中国文字、中国文化的极端化主张，认为那是“用石条压驼背”的走极端作法”。
　　另一位极端激进地主张简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毛子水，他是一位影响甚微的北大学生，而且他的主张刚一出来，就受到胡适等人的批评指正。1919年5月，毛子水在北大学生主办的《新潮》杂志第1期上，发表了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国故和科学精神》一文。他说：“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中国的学术史，就重要的方面讲起来，不要说比不上欧洲近世的学术史，还比不上希腊罗马的。讲数学名学等历史的人，必定首先讲到希腊诸学者；讲民法的人，亦必研究罗马法。这样的例，在我们的学术史里面，实在寻不出来。还有一层，因为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有这些缘故，所以国故在今日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现在我们中国人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吸收欧洲现代确有价值的学术，一来医治我们学术思想上的痛疚，二来造成一个能够和欧化‘并驾齐驱’的‘国新’。倘若要研究国故，亦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的人，才能和上等医生解剖尸体一样，得了病理学上的好材料。不然，非特没有益处，自己恐怕还要受着传染病而死。”
　　1919年8月16日，胡适发表了公开信《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他一方面肯定了“用科学精神研究国故”的提法，另一方面对于毛子水的过于偏激之处，也因势利导地做了委婉纠正：“但是你的主张，也有一点太偏了的地方。如说：‘我们把国故整理起来，世界的学术界亦许得着一点益处，不过一定是没有多大的。……世界所有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而后，在1919 年底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胡适又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 对毛子水的偏颇之见作出进一步纠正。他认为，所谓“国故”，就是“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因而“国故”里面既包含“国粹”，也包含“国渣”。所谓“用科学精神整理国故”，就是“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对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做一番整理的工夫”，以便区分出“国粹”与“国渣”。
　　在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主义的思想一翼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科学结论：
　　1、吴虞、钱玄同、毛子水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一翼，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全盘否定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偏激之见。不过，他们的思想不是简单划一的，存在一定复杂性与矛盾性。其中吴虞主要是反对封建礼教连及孔子，未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钱玄同固然发表过“推翻孔学、废除汉文”的偏激主张，但他在《新青年》第3卷第4号《致独秀先生书》中，也曾充分肯定周秦诸子是可以和希腊诸贤、释伽牟尼并立的“圣贤”，孔子是“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毛子水发表了许多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偏激之见，但也率先提出了以科学精神整理国故的主张。
　　2、当时的大多数思想家、《新青年》编辑部大多数成员， 都是不赞成上述观点的，并且对他们的偏激之见作出了批评，有白纸黑字为证。
　　3、吴虞、钱玄同、毛子水，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次要人物，他们的文化主张不能称之为五四精神主潮。
　　4、真正能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的五位主要代表人物， 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他们之间的文化观也有重大差异，但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全盘否定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偏激主张。
哲学动态京36～39K4中国现代史王东19991999王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00871 作者：哲学动态京36～39K4中国现代史王东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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