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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当代审美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对象的平面性、主体的零散化、时间的断裂感，这些都是学者们时常提及的，但我的理解有所不同。
　　　　对象的平面性
　　首先来看平面性。自从柏拉图创造了一个理念世界之后，整个西方就在本体与现象的二元对立中运思，现象与本质、表层与深层、非真实与真实、能指与所指……是人们时常提起的话题，也正是抽象性思维的必然结果。这是一个规律井然的世界。一切现象都在逻辑之内，都是有原因的，找不到原因的就是违反逻辑的、偶然的。迄至牛顿所确定的绝对的时间与空间观念，以及能没有重量、能与质相互独立的理论，则为世界确立了一种虚假的稳定感。它折射出一种西方古典的传统的“人格化”倾向，不把世界的面目塑造得与人类自身相近，就不会得到安慰，也很难找到自己的家园。但现代科学的问世，尤其是爱因斯坦的时间渗透于空间之中的相对的时间空间观念，以及在一定的运动条件下，质可以直接等同于能，能也可以直接等同于质的质能互换理论，破环了传统的世界的稳定感。一切都毫无永恒可言。世界不一定只由必然构成，也可以由偶然构成。秩序与无序成为这个世界的真实图景。这或许正是当代的“物化”倾向使然。“对于爱因斯坦的信徒来说，已经不可能再说什么东西必然是什么样，只能说在时空关系中什么东西可能是什么样。除了光速以外，宇宙中没有什么稳定可言，在爱因斯坦之后，我们可以肯定的唯一的东西是：没有什么是肯定的－－除非在一个特定的条件和时间环境之内。”（《美国文学思想背景》第５７页，普伦提斯－霍尔出版公司１９７４年版）于是，人凭借着自己的勇敢走出了古典的世界，也走出了用绝对精神、万有引力和理性编织的伊甸乐园。那个炼就一身硬骨的尼采曾无比困惑地发问：“当我们把地球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外时又该怎么办？它现在移往何方？我们又将移往何方？要远离整个太阳系吗？难道我们不是在朝前后左右各个方向赶吗？当我们通过无际的天空时不会迷失吗？”（尼采《快乐的科学》第１３９页，和平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M·艾思林说：“这种态度的突出特点是这样一种感觉：以往时代的那些稳定因素和不可动摇的基本观念被一扫而空，它们在经受检验之后显得苍白乏力，它们失去了往日的声誉，被看作是廉价的和孩子气的幻想。宗教信仰的衰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直被对进步、国家主义和各种各样的极权思想的笃信所掩盖。而战争则使这一切分崩离析。”（《荒诞派戏剧》第４－５页，美国双日出版公司１９６９年版）
　　再看现实，情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目前，人类的进化速度比史前时代快１０万倍。过去是一生都感不到变化，现在是连想象力都跟不上。有个未来学学者曾经打比方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社会总产量翻１番的情况要发生５次，到了老年，产品将是出生时的３２倍。这种新旧比率的冲突会给人以很大的冲击。施太格缪勒认为：“正如形而上学和信仰对现代人来说已不再是某种不言而喻的事情一样，世界本身对于现代人来说也失去了本身自明的性质。对世界的神秘和可疑性的意识，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这样盛行。”（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第２５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在建立于稀缺价值经济学基础上的工业化前的温饱社会里，辛勤制造的产品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因此“财富”、“价值”内驻于货物与财产之中，代表了比个人更理想、更持久的价值。现在人是主宰了，物成了可消费的对象，使用价值普遍代替了占有价值，“用过即扔”成为时髦。人与物的关系越来越带有临时的性质，与某物保持相对长久的联系的传统业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一个短期内同一连串的物保持联系。永久性是理想与完美的体现，而非永久性则是对于理想与完美的放弃。瞬时、组合、用过即扔之类的物，诸如：方便食品、快餐、报刊文摘、贺卡、名片、广告……应运而生，正是人们对完美与理想缺乏必要的耐心的标志。
　　人与物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延续感、断裂感，影响到人与人的关系。人们不再喜欢浸泡在温情脉脉的历史、阅历中而是不断进入新的历史、阅历，不再珍惜天长地久的友谊而是习惯于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临时关系。人与人之间从纵向联系变为横向联系，从血缘到业缘最后到际缘，交际的面越来越广，交际的深度却越来越浅，背景、履历、门第、血统、底细、历史都不再重要。到处是一次性的合作，一种平面交际成为时髦。不要质的深度，只要量的广度，大量、频繁又只及一点，不及其余，迅速建立联系又迅速摆脱联系，只见过几次面就算是老朋友，随之而来的是“聊天”取代了“谈心”，逢年过节在贺卡上说几名彬彬有礼但又无关痛痒的话，灵魂、个性、魅力的交往被谈吐、礼节、时装所取代。
　　这样，在人类的文化意识层面，就出现了从立体向平面的一种历史性转移。传统的逻辑前提－－现象后面有本质、表层后面有深层、真实后面有非真实、能指后面有所指－－被粉碎了；包括语言符号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成为平面性的文本；“影像”（又称“类象”、“形象”）取代了现实，成为当代世界的徽章。现实被非现实化了，世界被影像化了，生命活动从物质性蜕变为符号性并建立起一种互渗的关系，作为主体的人格被依附在作为客体的对象身上。历史意识不复存在，主体意识不复存在，距离感不复存在。过去追求变化中的不变者、流动中的恒定者、万物中的归一者、差异中的统一者，追求认识的明晰性、意义的清晰性、价值的终极性、真理的永恒性，追求“元叙事”、“元话语”、“堂皇叙事”以及“百科全书式的话语世界”；现在却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从明晰性到模糊性、从中心性到边缘性、从秩序性到无序性、从整体性到多维性……
　　一种文化的诞生，总是因为一种生存方式的先它而诞生，一种文化的衰亡，也是因为一种生存方式的先它而衰亡。因此，对于当代文化，我们也很难简单论定。在我看来，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是借对于传统的垂直结构的社会的突破才得以完成的，当代文化因此也是借对于传统的垂直结构的文化的突破才得以完成的。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人们无需在集体的认同中确证自身了，这无疑有助于个体的诞生；人们无需在传统文化的束缚中生存了，这无疑也有助于新文化的诞生。但为人们始料未及的是，它又使人们生活在一种平面结构的社会之中。在垂直结构的文化的认同中才能确证自身固然令人苦恼，但无从确证自身却更令人苦恼；过去那种固定的全面的文化有时会束缚人，但现在这种瞬间的片面的文化则会使人变得轻率。原因何在？一方面，犹如市场经济使商品的消费价值从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分离出来，市场经济也使文化从内容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犹如市场经济使传统的集体生活转变为公共生活，使个人转化为大众，市场经济也使文化从积极参与转变为被动接受。这样一来，文化就不再是人们对生活的解释，而是大众的梦幻，是大众的集体经验的编码或投射。现代人出乎意外地被抛掷在他所编织的社会梦幻之中，反把现实当成“虚假”，难免也使人在其中越来越感到孤独、陌生，反过来要寻求庇护和归属。《圣经·旧约·出埃及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而当摩西上山去领受上帝的戒命时，人们却违背了他的教导，作了一个金牛犊当作偶像去加以顶礼膜拜。当代文化追求的正是这类金牛犊。它意味着某种普泛化了的集体仿同和闲暇追逐，是精神的松懈而不是精神的执着，它以其被动接受了懒惰的本质。因此，在当代文化中，这种对于平面的追求，多半不是借此得到什么，而是借此忘掉什么。它尽管在形式上逐新猎奇，但在实际上却与真正的创新无缘。它宣扬经过组装、供人消费的时尚与时髦，但时尚与时髦偏偏导致不满（得到会不满，得不到也会不满）；它塑造出大量总是在模仿各种个性的偶像，但偏偏实际又只是最无个性的假人。人们成为没有记忆、没有深度、没有历史的平面人，犹如丧家之犬游离于都市荒原的每个可能的横切面，又犹如一个蒙太奇式的欲望分子，不断在拆解、组合、重叠、分离，极尽各种可能并行不悖地互动。可怕的非人性的物化世界与轻佻的无聊的游戏场所，这就是当代文化的一体两面。
　　就美和艺术而言，也是如此。传统的审美对象是建立在深度模式的逻辑前提之上的，因此才形成了超越于现实功利的审美对象，但是现在深度模式基础上的逻辑前提却不复存在。精神的运动既然不再垂直进行，而只是向平面进行，因此深度、高潮、空间被夷平了，人为的开头、中间、结尾，前景、中景和背景混同起来，对称、平衡不复存在了，现象与本质、表层与深层、真实与非真实、能指与所指、中心与边缘也不复存在了，消极空间取代了积极空间，这是对人性和审美的更大开拓，也是对因果、逻辑、必然性、合理性、秩序……的突破；时间被夷平了，连续性变为非连续性，过去和现在已经消失，一切都是现在，历史事件成了照片、文件、档案，历时性变成共时性，确定性、永恒性、意义性也统统不复存在了；主体被夷平了，人的中心地位、人的为万物立法的特权消失了，主体被“耗尽”了，人被零碎化、空心化，“应该”这个概念被义无返顾地抛弃了；价值被夷平了，成功的复制使“真品”与“摹本”的区别丧失了意义，“类像”成为一切艺术的徽章，过去误以为现象背后有深度，就象是古希腊的魔盒，外表再丑，里面却会有价值连城的珍宝，重要的是找到一套理论解码的方法。现在发现，“本源”根本就不存在，一切都在平面上，而且，这里的平面不是指现代主义所重新征服了的那种画面，而是指一种深度的消失－－不仅是视觉的深度，更重要的是诠释深度的消失。其特点是全称否定，即对所有的中心、意义的否定，在无中心的碎片化世界中逍遥游戏。没有深度，没有真理，没有历史，没有主体，同一性、中心性、整体性统统消解了，伟大与平凡、重要与琐碎的区分毫无意义。现实的不完整性成为必然的，上帝已死，真正的作者已经不复存在，谁也不知道真正的情节了。而且，古代的美和艺术是英雄主义的，近代的美和艺术是非英雄主义的，但我们不难从中看到造成非英雄的英雄们，现在则是根本找不到英雄的时代。不再是所谓焦虑而是某种“亢奋和沮丧交替的不预示任何深度的强烈经验”。说来滑稽，传统的崇高触及的是我们的作为极限的精神，而现在的崇高触及的仅是我们的身体。
　　毫无疑问，这种美和艺术的出现是对传统审美的一种反抗，因为世界并不是象传统的美和艺术那样的精心安排，它给我们的，正是我们每天都在默默忍受的生活本身。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混乱、晦涩和不可理解的。世界的残忍、粗暴每天都展现在我们面前。意识这一点，会造成一种令人痛苦的混乱，但这是人类精神向前推进时所必不可少的代价。当代的美和艺术正是着眼于此。例如，西方绘画的深度空间意味着人类精神的转向，意味着人类对于地球的征服，而现在的平面化，则预示着人类脱离外在世界。随意处理手中的审美对象，意味着它们已经不再代表外在对象，这种审美对象，是为了弥补外在世界的惊人外化，是一种粗暴的反抗，提供了一个没有被人类的主观意志梳理过的陌生世界。然而，这毕竟是一种以传统的美和艺术为参照系的美和艺术，一旦脱离了这一背景，我们就难免面临一个非人本主义的“美学稗史”的时代。一切对象都有了审美性，或者说一切对象的文本性都得到了承认。审美活动不再是一种认识过程，而是成为一种情绪宣泄的仪式，在这方面摇滚乐演出的场面是最为典型的，与听音乐会形成鲜明对照；武侠小说则是现代人的神话，它用虚拟的语气讲述内心的秘密：梦想与渴望。美和艺术成了一副无底的棋盘，从现实能指－－直接意指－－间接意指，次生的关系取代了原生的关系。人们开始用一种特殊的“看的方式”去审视美和艺术，传统的美和艺术的“无目的之目的性”转向了“有目的（消费）之无目的性”。沃霍尔说：“流行艺术就是爱物”，堪称至理名言。娱乐感已经侵入美和艺术，它所着重展现的既不是社会的集体空间，也不是私人的隐秘空间，而是一个没有任何深度的公共空间，犹如游戏机上的事件。集体公共空间的消失是一个去政治化、去历史化、去社会化的过程，社会成为只有新闻没有历史的社会，历史不再是充满意义的实体，而是报刊文摘、通俗电视剧的媒介。这样，就必然走向复制与拼贴。而复制和拼贴，并不如时下某些美学家所贬低的那样。所谓复制，其根本特征不仅在于它使作品的性质发生变化，而且在于为观众提供了一条新的接触渠道，即用直接接触代替词语接触。在无法看到原作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侧重研究作品的内容，现在原作一般人已经可以见到了，因此它的形式受到更多的注意，也是情理之中的。所谓拼贴，则正如菲利浦·拉夫所说：“光知道如何把人们熟知的世界拆开是不够的，……真正的革新者总是力图使我们切身体验到他的创作矛盾。因此，他使用较为巧妙和复杂的手段：恰在他将世界拆开时，他又将它重新组装起来。因为，倘若采取别的方式就会驱散而不是改变我们的现实感，削弱和损害而不是卓有成效地改变我们与世界的关联感。”（转引自M·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第２３５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它们的缺点只是在脱离了“作品的内容”和“熟知的世界”的时候才会形成，结果，正如曾让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为之惊诧的那样：在美和艺术只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时，它尚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但当它真正走向大众，却以美和艺术成为消费品而自豪。
　　　　主体的零散化
　　主体的零散化来自当代人对于传统理性真理的拒绝。长期以来，人们无条件地相信了《圣经》中毒蛇的甜言蜜语，坚信只要吃了抽象性－－这一智慧之果就可以得到知识，因此一直在为人类的渎神行为不断申辩，几千年来甚至从未想到这竟然是一种致人类于死命的诱惑。人类俯首于理性真理的旗帜之下，听任理性对于自己的灵魂的困扰。理性可以呼风唤雨，人类却必须屈膝服从；理性就象美杜莎的头颅，人类胆敢看上一眼，就会魂飞胆丧。而人类的最大福祉就是使自己等同于理性！逻各斯、必然性、历史规律……智慧的奥秘就在于它能够道出不变的“类”。这“类”在一切变化中保持不变，在一切矛盾中保持永恒的法则，存在于一切运动、变化、对立之后而又操纵之，凡不可思议的就是被它宣布为不存在的。
　　于是，理性的生活就成为人类的生活，理性的家园就成为人类的家园。苏格拉底所谓一生只追求真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实际上，他追求的只是知识。他的大义凛然、饮鸩而死，也只是追求事物的普遍定义。柏拉图的着名的洞穴比喻，说的也是这么一回事：没有理性之光的指引，人类只能在洞穴中为虚幻的阴影所迷惑。既然人类只有靠知识才能爬出洞穴，那么，是作哲学王，还是作洞穴人？他的结论明明白白：合乎理性的生活才是人类唯一值得一过的生活。西方美学家也是如此，从表面上看，他们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实际上却是在追求公认的判断，是在向知识、理性、必然性效忠。理性王国把他们牢牢地禁锢起来，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但也确实给了他们一种稳定感。康德看到了这种普遍必然判断的缺憾，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并没有批判理性，而是进一步去为理性立法。他从未想到也不可能去追问：理性何以称霸天下？因而这种批判充其量也只是千百年来人类屈从于理性的又一例证，是人类钟爱自己的又一例证。然而，无视纷繁的意见，追求一统的真理，只涉及一般和普遍，不涉及个别和偶然，这种抽象的知识、概念的知识，毕竟只是人类从逻辑推论得来的，根本不是有助于人生的真理。因为真理和现实之间不可能完全相等，抽象与具体也不可能完全相等，一旦认定它们完全相等，无疑就会使现实与具体成为一个虚幻的存在，一个毫无意义的零。也正是因此，迄至当代，不堪忍受的人类终于发出了最后的吼声：１＋１＝２为什么就应该而且能够支配人类的命运？是谁赋予它以如此之大的权力？这是一个比康德更为深刻的提问。而且，拒绝抽象的理性生活，固然是一种痛苦，但象前人那样一生生活在虚伪之中，不也是一种痛苦？由是，人类走上了主体的零散化的地狱之路。
　　人类由此进入了一个没有“真理”的时代。尼采曾为此发出骇人听闻的悲鸣：“上帝死了！”然而，上帝又何死之有？其实他从来就没有活过。所谓“上帝死了”，无非是说一种传统的“真理”死了，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崩溃了。人们不再盲目地认“同”于一切，而是在各种类属－－身份、门第、家族、职业……之类的分门别类之外去求“异”。大写的“人”、大写的“我”、大写的“主体”……统统被否定了，人不再是“主”，人类也不是“主”。因为假如人人都是“主”，到头来就还是没有“主”。物可以以类聚，人实在无法以群分。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各操文本，各领风骚，各行其是，各异其趣，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共同点，只剩下了相异点。他们共同处于平等地位，没有了我与你，也没有我与他，剩下的是他与他。原本也不复存在了（它也是文本之一），人们共同存在于平等地位。因此当人们面对世界时，就不再是渴望从中获取一点什么，而是希望往里面放进去一点什么。对此，叶秀山打过一个妙喻：“过去－近代的‘人’有点象古代希腊阿那克萨哥拉的‘同类体’，又叫做种子。种子之所以叫做‘同类体’是因为种子尽管可以生出不同品种的东西来，但它们内部成分是一样的，种子包含了‘一切’，无论它多小，同样包有‘一切’，所以还可以分下去；而德谟克利特的思路就不同，他说事物分到了最后，种子里那些成分都给分出来，‘一切’不在‘一’里，‘一’不包含‘一切’，所以就没有得可分的，是为原子，原子每一个都不同。过去－近代的人有点象阿那克萨哥拉的‘同类体’（种子），而现在－后现代的人则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叶秀山《没有时尚的时代？》，《读书》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７页）确实，当代的主体正是这样的“每一个都不同”的“原子”。
　　另一方面，人类因此被赋予一种特定的晕眩感，一种自由的晕眩，因为参照系太多因而也就最终失去了参照系的晕眩。“很奇怪，似乎是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越难做到消息灵通。作出决策成为难事，而且我们的世界也使我们更加糊涂。心理学家称这种状况为‘信息超载’。这个巧妙的临床术语背后是‘熵定律’。发出的信息越多，我们可吸收、保留和利用的信息就越少。”（杰里米等着《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第１５５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这也难怪，过去是单维的，信息的接受过程是一项接着一项的，不论是口头还是文字，都是零碎的信息通过逻辑加以连接，最后形成因果关系，由此诞生了知识。而现在，恰似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在天空自由飘荡，它面临的是一个选择的机会按照几何级数不断扩大的信息化社会，时间不是循环的，也不是直线的，而是不连续的点（使人同时接触到开头与结尾），结果人的视野越扩大，他的自我就越缩小。人类已经无须选择也不再可能进行选择了。心灵因此变得困惑不定，感觉因此变得粗糙无比，陷入一种深深的焦虑之中。当代人之所以不能细腻地欣赏古典音乐的微妙音符，却宁肯去感受摇滚的高分贝强烈节奏和声色旋律，道理在此。
　　这场景，就象断了线的风筝，曾经令很多学者痛不欲生，这似乎并非人类所能忍受的命运。然而，相对于往日的“真理”，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须知，“真理”本来就是一种权利话语，一旦无限夸大，就会成为束缚人的东西。在当代社会，我们看到的正是真理的一次又一次的解体。主体的零散化也正是对于这种虚伪的真理的解构。
　　在美和艺术方面也是如此。审美主体同样呈现为一种零散化的倾向。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宣告云：“我总是被神圣、光荣、牺牲、徒劳这些字眼弄得很难堪。我们听到过这些，有时候站在雨里几乎听不到的地方，所以只传来大声喊叫的字；也看过它们，在贴布告的人叭地一声贴在其他告示上的告示上，已经好久了，而我没有见过一件神圣的事，而光荣的事并不光荣，而牺牲就象芝加哥的屠宰场，如果除了埋葬以外别无处理肉类的办法。有许多字你不忍卒听，所以最后只有地名才具有尊严。某些数字跟某些日期也是一样，而这些再加上地名便是你能够说出而有意义的一切了。抽象的字眼如光荣、荣誉、勇气后是空虚，比起具体的乡村名字、街道数目、河流名字、部队番号以及日期，简直是一种亵读。”这实在是一种美学的时代宣言！人们最不情愿被提及的就是自己的精神匮乏，最大的匮乏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匮乏。但当代的美和艺术却以坦白承认精神匮乏开始，也以坦白地承认精神匮乏告终，这正是它的伟大，也正是它剌痛人们的所在。
　　杜布飞（Dubuffet）指出：“认为有美的事物和丑的事物，有人丽质天生而有人没这个权利，这种观念除了是积习－－胡说八道－－以外，别无其他根据－－而且我要说那项积习是不正确的。……人们曾经见过我企图扫清一切别人要我们认为毫无疑问地－－是高雅美丽的事物；但是他们忽略了我寻求另外一种更博大的美质以为替换的努力；这种美质触及一切事物和存在，并不排斥最低贱的－－而且正因为如此，才显得更令人兴奋。……我希望人们把我的作品当做一种投资，要把众人鄙视的价值重加安排；并且当做一项热忱赞美的作品，这一点至少不要搞错。……我确信，任何桌子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可以是一片风景，跟整个安第斯山脉同样取材不尽。”（转引自白瑞德《非理性的人》第５７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此话道出了当代审美的根本。确实，现代审美从不把人类当做传统意义上的理性动物，也不把世界看作可以整体了解的存在秩序，而是看作一个难以驾驭的怪物，人们能够做的，就是把日常生活中的荒谬、不可解释和无意义摆出来给人们看。每一件事物都值得怀疑，都是一个难题，因此也都值得重新审视。例如为了追求破除空洞抽象的观念后给人的快感，人们往往有意使用一些破旧材料，这比起罗丹是显得贫乏，但也正是因此，就把我们带回到真实的无比匮乏的生活世界，逼着你承认它的存在。
　　因此，主体的零散化并不表示一种审美的虚无主义，它默许杂乱因素的存在，破除一切空洞抽象，发掘一个人的精神匮乏，哪怕暴露出来的是卑微贫乏，哪怕最后自己只剩下虚无，但假如因此自己会显得稍微真实一些的话，假如因此打击了由来已久的审美传统，便已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让我们注视被遗弃的世界本身，反而就可以更完整、更不虚伪地赞美世界。总之，在对抗传统审美活动的意义上，反传统审美的活动，也就具备了审美意义。
　　　　时间的断裂感
　　这里的“时间”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所谓时间，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在原始社会，它只是一种“永恒的循环”。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开始、有结束，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的线性时间，这是近代西方的一种创造。它把原来属于上帝的财富，转变为每一个人的财富。不过，又是凌驾于个体之上的财富，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康德则通过将古代的空间和近代的时间联系起来，为近代的时间观奠定了基础。黑格尔更是推波助澜。由此，人类学会了从特定的时间的角度来重新组织现实世界。在此基础上，偶然与必然、规律性、现象与本质、决定论、进化论、辩证法、整体性、人道主义、本质主义……都出来了。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胜利，这种时间观又成为一种权利。从此，一切都要在这个框架中展开了。
　　没有一种改变象时间的改变那样激烈而彻底地影响了人类的生活，同样，也没有一种改变象时间的改变那样激烈而彻底地影响了人类的美和艺术。比如，是什么东西促成了近代美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诞生呢？正是时间。现实主义意味着与时间的一种关系。从此，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了。人物有了历史感（有了不断发展的“性格”）。现实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只有在一种线性时间的过程中，现实环境以及活动于环境中的人物才是固定而客观的，作为作家才可以站在外面细致地描写这种“现实”（现实由此也有了真与假）。
　　引人瞩目的是，迄至当代，这种时间观发生了根本的断裂。不再井然有序，不再有开始和结束，也不再有过去、现在、将来的线性划分。原因很清楚，人们在高速旋转的当代社会中已经根本无法感受到那种匀速、固定、不变的时间了。以汽车、飞机给予人类的感受为例，汽车、飞机的出现，就机器而言，意味着对地平空间的征服；就人而言，也意味着过去很少有人体验过的一种对空间的感受－－景色的连续和重迭，象是倏忽闪现的浮光掠影。而且，由于视差，也象是一种相对运动的逾常的感觉（附近的白杨看起来比田野对面的教堂塔尖运动得要快）。因此，汽车、飞机上的景象迥然不同于马背上的景象。它在同一时间里压缩了众多的母题，以至于根本没有什么时间去详述任何一件事情。不妨看看未来主义的感受。
　　本世纪初，未来主义最早举起的正是结构传统时间的大旗。在汽车、飞机身上，他们发现，传统的“时间和空间在昨天死了”，人类开始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无所不在的速度”、一种全新的时间。它不再是那种匀速的从A到B的运动，而是一种“四维时空”的运动，一种“速度的新宗教”，这是一种新的美－－“速度的美”。马里内蒂曾经以一种狂热的心态体验过汽车的速度之美。他开着汽车横冲直撞，狂奔不已，直到翻到路边的臭水沟里，“啊！母亲般的水沟，几乎装满了污水！美妙的工厂排污沟！我饥渴地吞咽着你营养丰富的污泥，回忆起我的苏丹护士那黑色的神圣胸脯……当我从翻了个的汽车里爬出来－－衣衫褴褛、污秽不堪、臭气冲天－－我的心里充满了火红的钢铁般的快乐！”（《现代艺术理论》第２８５页，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这种对于稳定的虚无使他们获得一种解放：“我们宣布，世界的壮丽由于一种新的美而得到丰富，这就是速度的美。一辆有象吐着爆炸性毒气的巨龙似的管子的赛车……一辆象爆炸一般向前飞驰的赛车比萨莫色雷斯的胜利更美。”（《未来主义的基础和宣言》）原来，绝对和稳定的空间观念只是人类一种用来掩饰自身对于偶然的世界的恐惧的一种虚假的信仰。从荷马时代沿袭下来的语法中的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在新时代的速度中被混淆在一起了。于是，变化的观念取代了稳定的观念。速度所告诉人类的不再是朝向目的的运动，而是过程本身。“一切事物都在运动，都在奔跑，都在变化”。同时性的观念的觉醒带给人们一种对于传统的虚无。
　　而新的时间观的建立，作为一种观念，在我看来，是与空间有关的。柏格森发现：传统的时间观念的奥秘就在于通过空间来理解时间。空间被人为地稳定下来，凝固下来，而在对于缓慢的空间变化的体验中人们才建立起了时间观念。现在空间被消解掉了（参见“对象的平面感”），原来它根本不是时间的对应者，时间又怎样存在？只能以“绵延”的形式存在，即消解掉时间的空间化状态，固守时间的自身特性－－心理真实。有限无限、绝对相对、过去未来、主体客体、东西南北、上下左右……都被“心理的张力”融为一体。于是就用意识流去冲击传统的束缚。“要知道，对于当代人来讲，头脑接受无数的各种印象－－普通的印象，奇幻的印象，转瞬即逝的印象，刻骨铭心的印象。这些印象从四面八方袭来，犹如由无数微粒构成的大雨倾盆而降……”（《英国作家论文学》第４３５页，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版）。时间和空间所造成的界限变得模糊了，被拧成一根直线。时间不再是人类存在过程中的媒介，不再是时空制约着人们，而是人们体验着时空，引导着时空。或者说，现在是把时间和空间放在经验之中来理解。海德格尔对于时间的看法就是如此，弗洛伊德也如此，他认为，在无意识中没有时间感。过去所谓心理距离的暂停就意味着时间的暂停，而成熟的意义就是具备了调节这种必备的距离的能力，以便人们去分辨何谓现在、过去，但现在就是要打破这种调节能力。现代的“纯粹时间”已不是时间，而是瞬间的感觉，也就是说，是空间。现代人终于认识到：真正的时间是比钟表上的时间更为深刻的东西。“暂时”是现代人的宿命，而“永恒”则是传统人的象征。废除钟表并不是为了达到永恒，而是勇敢地承受在时间背后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冷酷的现实。
　　而从美学的角度看，这种时间的断裂也给现代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审美经验。有学者自陈云：当他第一次看到当代英国着名雕塑家摩尔的巨大人体雕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何要建造这样巨大的象形人体而省略了一切细节雕饰，更不明白他为何总是要在实体中挖出空间。后来偶尔坐小轿车经过一座类似的现代雕塑，突然领悟到是速度改变了现代人的美术消费方式！都市的红绿灯下，高峰期的４０秒内要通过１０２辆机动车，而自行车将会有２５０辆蜂拥而过。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代那些精美的人文主义雕塑，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新的高速度时代。新的时代环境向我们提供了新的文艺消费条件，在我们周围，建筑一天天走向人性化、雕塑化，而雕塑则一天天走向建筑化，大体量的错落化。巨大的形体、巨大的影像、巨大的结构和速度同步，改变了人的欣赏习惯：仿佛是在一辆高速疾驰的车上，我们看到了它大的形体和大的结构，而它的琐碎的东西却在瞬间被抹掉了。高速运动的消费者要求看到巨大的节奏，希望随着视点的迅速移动而体会对象的起伏错落变化，摩尔那些高达５米、整体感极强的变形人体才应运而生。更具代表性的是MTV，它以形形色色的拼贴起来的空间对观众“狂轰乱炸”，吸引了观众的视线，在这背后，恰恰是一种对于时间被消解之后的空白的填充，是时间消失之后对于瞬间的空间化效果的追求（参见拙作《MTV：当代人的视觉快餐》，《南京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２期）。显然，当代审美经验把时间空间化，把空间和结构结合了起来，它意味着所有的时间组成：过去、现在、未来都处在同时的平面的意义上。以空间的方式理解时间，与康德把时间和空间看作超于经验的存在物不同。冗长的描写、严密的结构、循规蹈矩的历时叙述、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统统消失了。艺术的共时性聚合、小说的同时性手法、电影的蒙太奇、流行文化中的拼贴手法的出现因此就不是一种技巧问题，而是代表着一种新的美学。当代文化的形式化，就是时间被解构的表现。对时间的空间处理必然导致形式化，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分裂了。形式不再依赖内容而存在，就象空间并不依赖时间而存在一样。
　　　　　　　　　　　　　　（本文作者：潘知常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史建
　　
　　
　　
天津社会科学066-072B7美学潘知常19951995 作者：天津社会科学066-072B7美学潘知常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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