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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获得了成果也付出了代价。尤其是进入９０年代以来，在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凌厉攻势下，精英文化步步后退。于是，在主流意识衰落、社会中心价值解体、知识分子陷入本世纪第三次低迷之际，由大众传媒所推进的流行文化全面兴起，主导人们生活的新潮流，并同市场文化的功利主义、投机主义、享乐主义合谋，基本控制了民众从物质到精神的所有世俗性需要。当然，大众传媒有其两面价值。正面价值人人皆知，因此，我想侧重谈谈其负面价值。
　　　　一、肥皂剧充斥中的“废园”现象
　　进入９０年代，大众为电视肥皂剧所占有，无论是《渴望》、《爱你没商量》、《过把瘾》这类王朔式的调侃剧，还是警匪片、打斗片、言情片、甚至录相片的刺激镜头，大多充盈着一种“性”致勃勃的市民味。某些张扬暴力与性（拳头加枕头）的电视片，在一些地区电视网和闭路电视网中泛滥，同充斥书摊的性文学一起，在世纪末的虚无空间中，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溃败史和对文化稗史自虐自娱的精神“废园”史。精神“家园”逐渐让位于肉身之“床”，在“床”的兴盛中，家园被废。
　　废园成为一个文化情结。它的出现标明时代精神已让位于乌托邦，精神和价值的追求已属凤毛麟角并处境艰难，而笼置在商品经济大潮和世俗生活之上的温情面纱消逝殆尽，大众生活露出了反崇高、反理性的粗俗性和平面性。人们只习惯于在影视调侃中咀嚼生活中那些最简单的事情和粗浅无聊的快乐，并在无信仰中盲目地渴望刺激和再生产作为自我生存的支点。
　　金钱意识开始在电视画面上聚焦，那些出入星级饭店的红男绿女，住有豪华的别墅，出有“宝马”“奔驰”，投怀送抱，手持大哥大，一幅现代白马“老总”图，引得阮囊羞涩的大众艳羡不已。于是，在金钱就是幸福，时间就是金钱的现代人生阐释语境中，赚钱多少成为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而忙碌则成为当代人的身份证。忙碌使人们不再静思而与心灵独处，人们以电视“大款”为榜样，急欲抓住每一次生财机会，并速成了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的各种技巧。一时间，十亿人民九亿商，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捞一把的赌博心态。一旦得手便大红大紫，一失利便跳楼饮鸩，甚至为了蝇头微利而大量制造假冒伪劣和丧失人性地拐卖妇女儿童，丧失了整个生命的信念而变得冷漠、焦虑和贪婪。
　　在传媒所掀起的“沉重的肉身”对“沉重的精神”的反攻倒算中，整个文化界改观了：消解意义而张扬欲望，反对永恒而酷好当下，弃置精神而嗜谈本能。大众文化在传媒广告的牵引下，已经从文化的价值层面向游戏层面回溯：由文化批判而形式结构，由形式结构而直觉表现，由直觉表现而对象摹仿。由传媒所代表的文艺“类象”表明当代文化艺术由灵魂裸露的方式回缩到冷漠绝缘的“纯客观描述”，一种放逐本真情感的“语言游戏”。这种状态只能说明某些“大众艺术”的“大腕”的灵魂分裂成两半。这种分裂的灵魂，只能使意志失去涌动的力量，使当代传媒艺术性格更为乖张而飘浮。于是，在这种文化思潮的带领下，人们日益关注自己的钱包和自身的肉体，而对神圣美的东西不再信任，那种虔敬之心和美好情怀为狂妄之心和低俗之性所取代。于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们对光明美好之物总是以阴暗之心亵渎而后快之，有的对人自身的伟大之处加以嘲弄，以其猥琐的生存作为存在的最终目的，由此形成一种自我贬损的原罪心理，在丧失活生生的生命意识的同时，使自己成为一个物质膨胀的精神侏儒。而大众文化反过来强调了这种浑浑噩噩生活的现世合法性，于是，流行艺术借助传媒开始了以轻浅谑浪的“侃”的文字游戏人生和世界，去掉了人们所剩无几的价值关怀，使生命升华之境开始错位，使无聊的“肥皂剧”统管了人们感性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时间，由那种背离了生命启迪和直面苦难的大众文化包装过的软语柔甜的耳畔丝语，展开了征服漠视深度、玩味平面的大众的“文化策略”：时代缺乏高屋建瓴的人文精神导向和稳定的审美趣味，鼓吹漫无边际的消费观和享乐观，助长了不健全的好奇心和廉价幸福观，在广告化的生活场景中泛媚俗的人生喟叹和委琐的个人胸襟。而正常的文化批判被无判断的吹捧所淹没，追求一时的出名或生财成为当代文化景观中“短期效应”的全部目的。
　　无疑，大众传媒具有很强的浸蚀性。它在给人们感官刺激中不知不觉地“洗脑”。然而在其影响下追名逐利的芸芸众生似乎又走上玩世主义的新迷途，即在思想观念上是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在艺术趣味上则是对崇高的挖墙角造成的小世民气。于是对理想的非难和对人类尊严的亵渎成为今日时髦：贬斥理想而鼓吹堕落，否定精神信念而刺激感官享乐。我认为，这一精神“废园”现象应当引起当代学者的严重关注。
　　　　二、电视广告名牌政治化与消费意识形态
　　现代广告传媒塑造虚假的金钱神话和消费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在于使为温饱问题而努力的大众获得一种理想和谐的假象，通过制造一个温馨的金钱神话或现代化神话，使人们忍受当下的精神苦闷和心理压抑，并把这种受权力话语支配控制的生活当作自由愉悦的生活，把意识的灌输和强制当作自我自觉的意识，把只重金钱的消费社会所强加于个体的控制误认为是个人的自由的必然体现。于是在大众传媒的诱导下，人们的生活和精神出现了有利于操纵的标准化和统一化，使人们逐渐抛弃了超越物质享受的理想价值观念，丢弃一度拥有的或追求的创造性和个体性，走向迎合潮流、唯新是求地趋向时尚。因此，研究大众传媒必须回到文化生产方式的所有权或控制权上来，才能切实地进入对文化的意识权力话语的分析批判。
　　大众传媒的兴起是建立在“精英文化”衰败的基础上的。当过去那种形而上的乌托邦无济于世，那种狂热的政治神话在现实中露出了非人化的面目时，意识形态开始转型，即由政治意识形态转向科技意识形态（马尔库塞），再转为金钱意识形态甚至消费的意识形态。于是，金钱和消费的政治化使人认同消费意识形态。今天，充满诱惑的广告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一种制约人的意识不可选择的“选择”。电视广告在制造新神话的同时，使生活的压抑扩散成贫与富、奢靡与饥饿对应的新冲击波，对这种新意识形态的解读则必然使不同消费阶层的差异和冲突明晰化，使人类共同富裕的承诺在当下的消费巨大反差中，演绎成一种钱就是权的世界人生分裂冲突的对峙图景。而这种消费至上所引发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却不期然地被纸醉金迷的生活包装所掩盖，在农民问题、工人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现代化代价与出路问题、权钱交易问题、道德沦丧问题、文化滑坡问题成堆的今天，影视界娱乐与传媒广告却无视这些一触即发的问题，甚至掩盖这些问题，从而反衬出广告语言的浅薄空洞。它虽然风靡全国，但却丧失了生活的地基，反映不出任何时代的症候，它只是同义反复的重复、延伸和再现，藉此，靠自己花哨而没有规则的声、光、色的技巧维持一个空名罢了。
　　９０年代的电视广告大战，使广告不仅仅在推销某种产品，而且在推荐一种超前享乐消费方式。文化正在商品化，商品又已身份化了。商品的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社会心理的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因此，“名牌”成为“时尚”，追求名牌并不主要追求其使用价值，那些一掷万金乃至百万金的大腕大款，在购买名牌商品时所感到的踌躇满志，所体会到的出人头地和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心理幻象，是以一种文化的（或变态文化的）方式对人与我、我与世界的关系进行重新编码。当这类大款被名牌所包装起来时，他那苍白的灵魂和空虚的大脑不再被人所注意，人们（尤其是涉世不深的少女）被这种文化的商品或商品的文化包装所“震惊”而感到一种眩惑，这种心理失重使其立即放弃原有的文化价值尺度，而重新对生活进行文化编码，进而认同这种名牌包装的人是文化强人。而今，电视和广告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名牌包装术，使人消费名牌时误认为自己具有了文化名牌的品质。对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是容易的，然而进行文化层面的分析则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消费主义风行，使消费名牌化、政治化（中心化）。文化由心性的铸造成为时尚的包装，任何歌星、影星、丑星不经过名牌式的广告包装，就有被大众遗忘的危险。而真正有思想、有艺术特点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却因缺少文化包装而默默无闻。
　　电视以其直捷的言、像画面，播出了各类娱乐节目、知识竞赛、港台歌星ＭＴＶ，以及直播各类“天王”、“龙”、“虎”的演唱后，从而培植了一批数目惊人的“追星族”。渐渐地，人们看世界的方式滞留于电视。人不可能逃离画面去从独特的角度看和听，并且，这种看的方式是编排定的，当你刚为失学的儿童或惨遭毒手的少女而扼腕时，广告的“味道好极了”或“最新马桶除臭剂”会立即使你的扼腕之思失重。大而言之，这个信息迭加的时代，电视机、收音机、报刊杂志将成千上万的信息强制地输入每个大脑。在市场经济的制约下，“大众化”的深度模式已被“大众化”的平面模式所取代，编播人员不断根据大众需要播出千篇一律的实用性、娱乐性和大众性的节目，减低或取消有思想性、论争性、深度性的节目，从而使大众在不动脑筋的笑与乐中，放松了理性批判和改造世界的意志，放逐了对生活的反思以及对人生的真、善、美的价值判断。大众看世界的窗口如今只有小小的屏幕，凡是上面播出的就立即家喻户晓，而凡是上面找不到踪影的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可以认为这种获得信息的狭窄化，是商品市场经济导演的文化观、价值观的趋同化，这种恶性循环将意味着历史的消解和思想者的隐遁。因为，被媒体所聚焦则成为名人、名流、名星，不被其关注则等于无，市场和传媒成为存在与不存在、名与不名的场所和价值尺度。炒文化终于使文化中最可贵的“超越性”、“可能性”变成了“享受性”和“现世性”。传媒的“炒”文化的负效应使人们再也没有心灵对话的审美沉思和可能，而只能跟着影视的感觉走，跟着广告的诱惑去选择，跟着“星”们去潇洒。传媒的介入中断了人们的内省和人与人的相互交谈。大众传媒的播出是单向度的，不象对话那样有交流回应。这种无对话的单向输入，使整个社会审美趣味日趋单调雷同和平庸，大众的语言、时尚、追求、感觉和价值观几乎多来自电视上的歌星、广告、肥皂剧的“熏陶”，摹仿“墙上的窗”成了时髦。
　　人们凝视电视达到一种忘我出神的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窥视欲”的生产与再生产，人们借助电视可以窥视他人的生活乃至犯罪的过程，性与暴力的过程。人们的私有空间成了媒体聚焦之所，整个世界方方面面的事又不必要地展现家里。尤其是那些矫情的、色情的、无情的、凶杀的、恐怖的片子，更是使人迷醉中得到下意识欲望的满足并膨胀出更刺激的欲望。至于一些私生活的曝光，名星的吃喝拉撒，用的香皂牌子、喜欢某种饮料之类，更是有意无意中制造热点，刺激追星族的产生。暴露个人隐私，可以造就明星和大众偶像，于是，在镜头过度曝光给一个“太透明”的世界时，人们在晕眩中，丧失了判断力，于是“跟着潮流，别拉下”，成为当今追逐时髦的新一代的心理和精神写照。从而，一说“街上流行红裙子”，一时间，大小胡同全部穿红套紫；一曲“潇洒走一回”满城男女都一觉醒来全学会了“潇洒”，并领悟了“潇洒”的实践意义；“妹妹大胆的往前走”在幼儿园的小孩子即唱得十分开心；甚至骂和捧都成了“炒”的手段，小骂帮大忙，批评的对象反而愈益走红，文化批评丧失了批评的功能而成为文化工业的促销手段。于是，传媒接受和批评被整合为被动的文化受众和消费者。人哭我哭，人唱我唱，人用我用，人笑我笑，“随大流”和“逗乐子”成了大众传媒时代人们的唯一选择，进而把特立独行、独立思维看作不合时直不合潮流。
　　毫无疑问，这种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象的家庭化，导致了传播（尤其是卫视）的世界一体化，从而使信息传播全球化。这一方面可能使信息扩张和误读造成文明的冲突，已经有人预言下一个世纪的冲突将是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另一方面，传播信息的膨胀因为失去控制而使当代人处于新的一轮精神分裂和欲望猥亵的失控状态。更为严重的是，信息传播生产的“平面”意义加速了人生重要的性情、价值、心性、痛苦等本体意义的流失。影视是中性的，与意义无涉，但影视内容和影视的言说方式关涉意义。当电视沉浸在事件的表面喧哗和广告的竞相推出之时，价值判断和意义本体却日益萎缩。资讯在瓦解人们思想并以画面刺激人的感官之中成功地瓦解了意义对意义的追寻和反思。意义的失落是资讯与大众传媒深度消解作用的负面效应，是拒斥深度意义，加强享乐消费主义的必然结果。于是，在意义消隐的终点，是一个正在到来的“大众时代”。这个大众时代是一个缺乏反思和情怀的时代。它通过电视只看社会的景观和场面，却不问这景观预示着什么，这一场面掩盖了什么，大众传媒在冷却人们的心性并冷却意义的价值生成。传媒在“炒文化”之中不期然地抚平了现代人“生活在表面”的失重感和创伤，使其遗忘生命和命运的严峻性以及安身立命的重要性。于是，今天的知识成为了电视的知识竞赛，今天的大众趣味是流行的快餐，今天的学术精英的追问意义的电视节目在综艺节目这类“化解意义”的笑闹中收视率几乎等于零。人们更乐于看时装、化妆、烹调之类的节目。试想，当人们已经在消费主义中感到唯一缺乏的是钱而不是精神时，感到扭曲的是知识者而不是自己时，知识精英的启蒙和精神重建就必然落入大众的“盲点”之中。电视的负面效应正在加速销毁意义的工作，这一状况已经引起哲人们的新的警惕。
　　　　三、电视传媒的文化批判
　　当然，电视传播的中性品质，使其可以为任何人服务。出问题的不是传媒本身，而是操作传媒的人。今天，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更深刻地认识走向现代化的代价和后现代传媒的负面效应，从而在整个传媒的流行音乐热中，在媒介的历史多元逢合拼接中，清晰看到这并不意味人的问题、生命的价值问题乃至人生的生与死的形而上学问题全部得到解决。恰恰相反，这些问题遭到了空前的消解和销毁。难道，我们还不应问一问么？
　　可以说，电视传媒的负面效应在这些年相当明显的显露出来。这种从政治意识形态向消费意识形态的“转型”的实质在于，以消费至上和金钱拜物教取代人的理想，以享乐和追乐取代人的精神价值追求。然而我认为，真正的理想和人类尊严不会被贬损，人类经历过太多的苦难和无奈，而终将走出苦难并战胜无奈。当今世界，当务之急不是要消解价值与理想，而是反消解打着各种旗号独占人类理想解释权的权力话语系统和企图为人们指出一条“捷径”的中心话语操纵者。那种低俗的艺术观与中心话语的“合谋”正在解除人们历经苦难而获得的真理和对真理的认识，这种泛滥于整个文化领域的“合谋”在败坏人们趣味的同时又将其低俗的趣味作为一种达到普遍“共识”的公众价值，从而削掉理想和独立思考，为新的文化愚民甚至文化殖民埋下伏笔。因此，应当解构的是虚伪的意识话语体系和话语操纵者，消除那种虚假的幸福观和享乐观，消除“纯粹真理”后面的权力占有，消除日益侵入人类骨髓的犬儒主义、奴隶道德和出卖自由的金钱万能论，使人性复归于现代人，使理想主义话语得到重新认识和应有地位。
　　传媒的意识形态化造成了新的“文化霸权”。它意味着在后现代主义张扬多元主义的旗号下人们却追新求新而导致新的一元，这种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它所有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造成新的一轮话语沟通和制约的无效，鼓励文化渎神和理想消解。于是，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瀚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这种传媒文化的膨胀和过剩生产，并没有给人同时带来精神的充盈和信念的坚定，相反，在传媒的意识权力排斥下，真正的艺术家由精神乌托邦中退出，虚无主义乘虚而入。人们在“享乐”的喧嚣噪杂中，灵魂失却了宁静的精神栖居和归依之所，虚无战胜了理想并侵入人们的心灵，所有传统的价值信念都似乎进入末日审判的时代。人们曾经拥有和持有的自醒意识即对生命意义和世界意义之间的本质关联的自我意识萎顿下来，本能注满人的躯壳，人们日益陷入“力比多”的盲目冲撞之中。
　　今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众传媒压抑人类精神中值得珍惜的那部分潜能的状况。在这个张扬形式而压缩内容，热衷能指而消解所指的时代，一切误导都神速地通过传媒便家喻户晓，这种文化生产的链条不同于往昔，它已由范围的闭锁变为全球的把握，这种芜杂的信息和资讯传播的全球渗透，使电视成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成为个人消费和对未来策划的意识塑形。从而使媒介内容甚至广告形式都可以独立地复制主流意识形态。大众传播与意识形态互渗共谋，并透过意识形态的允诺而运作，目的在于出售现代消费观念和生命价值观念体系，复制与再生产新的生产关系。于是人与传媒互相刺激：媒介生产人的欲望，充满欲望的人对广告加以新的诠释。这样意识圈与经济圈构成恶性循环，人被牢牢地编入广告与行销体系的运转逻辑之中。
　　　 因此，今天，有必要更进一层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的新的意识形态属性，使人们重新禀有批判意识和自由意识，并更深一层地透过消费主义和玩世主义而发现真正有价值的生命理想和价值关怀。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　叶伯泉］
　　
　　
　　
求是学刊哈尔滨061-065B7美学王岳川19951995 作者：求是学刊哈尔滨061-065B7美学王岳川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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