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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初期，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没有出现迅速扩大的势头，相反，“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受过严格的语言训练和有在中国实地考察经验的新一代年轻学者开始崭露头角。那些已颇有建树的中老年专家则继续冷静、深入地探讨中美关系问题。使得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取得了比较显着的成绩。
　　 （一）出现了一些带有总结性的作品
　　1978年6月，研究中美关系史的知名学者会集纽约，研讨20 世纪40年代后期关键几年的中美关系。他们认为冷战和越战时期反映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着作往往流于情绪化，需要重新评估。D·博格和W·海因里查斯（Dorothy Borg & Waldo Heinriches ）根据这次会议成果编辑了《未定之秋》一书。〔1 〕该书汇集的论文引用了大量美国最新公布的原始材料和相对有限的中文资料，从不同角度比较客观、详细地阐述了1947—1950年美国与中共为何未能握手言和，反而相互敌对近25年，造成了“悲剧性后果”。在这本论文集中有三位作者的成果尤为瞩目：其一，J·盖底斯（John Gaddis）分析了国防部、军方和国务院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防御带”（defensive perimeter）概念的起伏变化；其二，N·塔克（Nancy B. Tucker）主要根据中国人口述史写成的论文，集中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内幕，认为腐败是影响1949年和1950年初期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其三，海因里查斯“既提供了一篇导论性的概览，又对讨论会的结果作了分析”，〔2 〕使有待深入研究的焦点更加明晰。
　　1981年5月， 美国与东亚关系研究专家（包括两名中国学者蒋湘泽和罗荣渠）共同检视美国与东亚关系研究的得失。会后，出版了论文精选：《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新边疆》。〔3〕该书对1969—1981 年间出版的一大批新着做了颇为详细的评介。学者们在评析美国与东亚关系的研究现状时，美中关系方面往往是他们用笔最多的部分。
　　 （二）研究中美关系史的年轻专家重新审视老一辈学者的成果，取得了很大成功
　　韩德是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善于创新的年轻学者之一，1982年出版的《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和1987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都是他的获奖之作。〔4〕前一本书探讨了18世纪至20 世纪最初几年的中美关系。作者把他对中国方面和美国方面的分析融汇到对美中两国门户开放关系的起源进行讨论的“精细模式”中，从而建立起他人未曾考虑过的联系。书中的第2章《中国人发现美国，1784—1879 》“写得很成功，特别他对广东移民的分析，利用了人类学、人口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W·I·科恩（Warren I. Cohen）称赞该书“富有想象力，构思大胆，剪裁得当”，“它不仅是今后所有中美关系着作的开端，而且也是一项足以与80年代任何史学着作相媲美的研究”。〔5〕中国学者汪熙也认为韩德在论述中美关系时， “破成说，立己见，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在一定程度上还跳出了费正清的框框。”〔6〕
　　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作者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受一种意识形态的支配，这一意识形态包含三个“贯穿始终”的因素：1.把向国外输出“自由”视为美国“民族的使命”；2.对其他民族按人种划分等级；3.仇视不符合“美国规范”的革命，尤其是左翼革命。从越南战争开始这一意识形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逐步走向“崩溃”。韩德说，他撰写这本书时首先想到要用意识形态来解释中美关系，但这的确不容易。他发现与美国对华政策密切联系的门户开放思想既产生于同时又反作用于“拯救与压制”（redemption and dominion）这一美国式的民族幻想。〔7〕
　　另一部推陈出新之作是N·塔克（Nancy Bernkopf Tucker）的《尘埃中的模式》，〔8〕作者运用大量未曾利用过的材料， 重新分析1949—1950年美国对中国革命的反应以及在承认中国问题上的争论。她评估了左右华盛顿决策者的各种因素，考察了美国政府对与中国共产党和解所作的可能性估计，还分析了朝鲜战争的影响。塔克集中阐述并高度评价了艾奇逊（Dean Acheson）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所保持的弹性。艾奇逊决定不割断与中共的联系，认为这是面对现实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做法，事实也证明如此。总之，“作者研究得很仔细，把有关的各种社会势力的活动和影响都说清楚了，是近年出版的中美关系中一本有价值的专着。”〔9〕
　　 （三）资深学者孜孜求索，笔耕不辍，更加冷静思索、深入探讨中美关系问题
　　1982年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与中国的不解之缘》，〔10〕这是他进行反思的集大成之作。他的最后两部综合性专着《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和《中国：新的历史》（死后才出版）是他总结自己多年科研工作的结晶。〔11〕费正清对自己学术成果的反思是多方面的，从中美关系而言，他指出，“冷战”把美中两国弄得精疲力尽，破坏了美国学者和政府间的正常关系，造成了思想僵化，使学者们“似乎在道义上拘泥于一种反共产主义立场而不愿思考”中美关系究竟应往何处去。〔12〕费正清在晚年对自己的“冲击—反应”模式进行了反省，认为应该考虑“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注意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和过程。他最终明确表白，“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辩的。”〔13〕
　　 （四）从宏观角度来看，美国学者开始把中美关系置于广阔的国际背景中进行考察
　　美国学者不满足于孤立地考察中美关系，建立了中美与中日、中英、中苏等比较研究的参照系。早在1970年，费正清就明确提出：英国的领导作用和美国的服从地位构成了19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的“总模式”，“中美关系只是从属于其中的一部分。”因而，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19世纪的中国“没有纯粹的中美关系”，应把中、英美关系看作一个更为重要的研究领域。〔14〕到了20世纪，中美关系迅速跃居于中国对外关系的首位，并取得了支配性的主导地位，但中美关系仍受掣于列强相争的国际大环境。所以，要完整、透彻地理解中美关系，应广泛建立起比较研究的体系，不过，这种在共性中考察个性的宏观研究完全不同于20、30年代丹涅特和格林斯乌德（Tyler Dennett & Alfred WhitneyGriswold）所创立的“泛太平洋”体系。1986年出版的《抉择与分歧》一书比较成功地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15〕作者在审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通过对比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反应，平行地叙述中英关系，这样作者从新角度阐述老话题，使读者耳目一新，颇受启发。
　　在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能够颇为娴熟地驾驭宏观比较研究体系的学者不多，比较成功的一位是美国与东亚关系研究专家——入江昭（Akira Iriye）。他写过、编过不少关于美国与东亚关系的书， 其中大多涉及到中美关系。他的主要着作《帝国主义之后》、《越过太平洋》、《亚洲冷战的起源》、《巨大的转变》等，〔16〕在史学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入江昭分析问题常常以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为背景，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他的第一本书《帝国主义之后》利用英、美、德、日、中等国的原始材料，“熟练地综合分析20年代列强干涉中国大革命的种种动机。”在《越过太平洋》中，他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中、日、美三国各自的和相互之间在对方眼中的形象。《亚洲冷战的起源》涉及英、中、日、苏、美、朝鲜以及南亚的情况。入江昭对文化与权力的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些想法，影响了一批青年学者，中美关系史研究专家W.I.科恩明确表示自己曾直接受益于入江昭的着作。
　　 （五）从微观角度而言，中美关系史研究更加精细化
　　80、90年代涌现了很多从小处着眼揭示中美关系的着作。从研究者的选题来看，中美关系史研究愈来愈丰富多彩。虽然，很多美国学者仍竞相评说中美两国在国家政策、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纠葛，但也有不少学者着力挖掘地方上的民间题材，使中美关系研究民俗化、基层化。这一转变主要归功于中美两国实际关系的改善。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不再大门紧闭，从中国获取研究资料比以往容易得多。美国图书馆等文化、科研机构能够从中国直接购买各种出版物，学者们能够亲临中国进行近距离的考察，增加对这个国家的“直观感觉”。
　　精细化研究有利于深化中美关系史研究，但如果过分纠缠细枝末节，容易“见树不见林”，从而，很难揭示中美关系的发展规律，看清中美关系的发展本质。所以，美国学者不仅要重视实证性的微观研究，而且应强调综合性的宏观研究，多出一些概论性的优秀着作。对历史缺乏宏观把握是80年代美国史学研究中一个比较严重的现象，有一学者高瞻远瞩地指出：今后“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让研究历史的技巧更加深奥、复杂（当然这种努力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停止），而是如何以前所未有的、多样的分析尺度重新连缀历史，以及如何汇集可资利用的信息（包括定量的和定性的、统计的和叙述的、可视的和口述的），生动地叙述重大事件的发展进程。”〔17〕
　　在70年代初崭露头角的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 ）以比较务实的态度系统研究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于1992年出版了《脆弱的关系》一书，〔18〕这是80年代以来对中美关系作宏观评估的少数比较有影响的着作之一。哈丁指出：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像钟摆一样呈现周期性，这种反复无定的状态主要起源于中美双方的所谓“误会”和“错误”。虽然，人权、贸易以及香港、台湾问题将随时引发中美对抗的发生，不过，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紧张对立后，中美两国都有可能对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分歧作出稳定、诚实和理智的估计。
　　 （六）研究中美关系史的美国学者加强了与别国尤其是中国的学术交流
　　1979年中美建交，结束了两国长达30年的疏远状态，为中美展开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自此，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专家“相对减少了对公共教育和政策辩论的关注，而表现出更强烈的学术性追求，对于同中国同行结成一种学术合作关系流露出更大的兴趣。”〔19〕中美史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途径多种多样：互邀学者讲学；互通出版物；翻译介绍学术成果；召开双边学术会议等。通过交流，很明显地看出了中美研究中美关系史的一致和差异。对两国学者来说，争鸣和交流有利于促进学术繁荣。
　　80年代以来，中美举办了好几次重大的研讨中美关系史的国际学术会议。1981年5月，美国与东亚关系研讨会在华盛顿召开， 中国学者罗荣渠和蒋湘泽应邀出席。《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也是国际合作编纂历史的一次尝试，由中、日、美三国学者共同合作而成。1986年10月，由北京大学和美国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交流委员会”共同承办，在北京举办探讨1945—1955年中美关系的学术会议。1991年5月， 中华美国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联合在北京举办“20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不少学者提交的论文涉及中美两国的外交战略关系、经济关系、文化与交流、教育与科技等内容。
　　 （七）美国的中国学家开始对二战后的中国研究做更加深入、细致的反思，以寻找、探索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70年代末期，美国东方学研究领域掀起了一股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思潮。这股批判思潮对P·A·柯恩（Paul A. Cohen）、 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等学者的影响很大，他们决意探索一条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中国学发展方向的道路。推动这一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迅速发展，学者们开始强烈地认识到用以前的简单概念和单一模式已无法解释复杂多样的中国社会。在整个80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陷入了“看不清明确框架的智慧真空状态”。〔20〕但学者们并没有放弃探索新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模式。
　　80年代初，P·A·柯恩的着作《在中国发现历史》问世，〔21〕书中提出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标示着美国的中国研究方向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在中国发现历史》这本书全面回顾了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进程，批判了曾占统治地位的三种思想框架——“冲击—反应框架”（impact—response framework）、“传统与近代框架”（tradition—modernity framework）、 “帝国主义框架”（imperialism framework）。“这三种框架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对19、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为了把美国的中国学家从“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最低限度地减少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负面影响，柯恩主张采取一种新的研究取向——“中国中心观”。“中国中心观”理论构想的建立，对美国中国学的宏观或微观研究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P·A·柯恩提醒大家，“中国中心观”不是一套完整的理论，“实际上更多地只是一组趋向（tendencies），而不是某种单一的，定义明确的取向（approach）（尽管为了方便起见我仍称之为取向）。”〔22〕
　　柯恩对美国中国学发展方向的反思，尤其是“中国中心观”的提出，也为中美关系史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一次飞跃的机会。80年代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现象，回顾、重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美关系的研究着作和论文骤然增多。以前的中美关系研究都有意无意地造成一种错觉，即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占主导性地位，中国只是一个影子而已。他们的研究着作“有时对中国是辛辣的，有时对中国是盲从的，受国际关系和美中两国国内形势左右很大”。〔23〕通过反省，许多学者认识到过去研究存在着偏颇之处，他们开始努力挖掘中国以及亚洲方面的资料，不再单纯或主要依靠美方材料来评说具有双边甚至多边意义的中美关系。
　　从8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史界对中国学的反思跃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黄宗智提出的“规范认识危机”（the paradigmatic crisis ）就是标示这一飞跃的代表。黄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不仅仅指曾规范中国研究的重要分析模式的消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指那种确信各种对立模式中共同存在的、潜在的、不言自明的信念所造成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比那些定型模式具有“更为强大的影响力”，〔24〕它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要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
　　黄宗智所提出的“规范认识危机”，主要针砭美国史学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他认为，从方法论着眼，只有加强微观社会研究才能有效地摆脱既有的规范危机，因而加强地方史研究有其特殊的意义。很显然，黄宗智强调从中国本土出发，从微观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虽然，中美关系方面的内容不是黄宗智钻研的对象。但是，黄宗智提出来的“规范认识危机”有利于警醒美国的中美关系研究专家，不要囿于美国学者特有的认识规范去理解具有双边意义的、有起有伏的中美关系。在我看来，形成这种认识规范最深层的原因是美国价值观的相对绝对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地位一直居于世界首位，因而对其价值观的特有自信逐步增长到近乎愚顽的程度。虽然，美国干涉越南战争的失败大大震动了“自我迷恋”的美国人，可8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景况的好转，对美国价值观的特有自信开始复苏。为了克服“规范认识危机”，黄宗智主要强调方法论的改进，实际上摆脱这一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不以美国的价值观为唯一的价值取向。
　　通过回顾、总结80年代以来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清它的发展脉络和趋向。
　　第一，中美关系史研究日益扩大和成熟。以前主要利用有限的官方资料，而今注重深刻的“感觉”，通过实地考察等各种渠道获取翔实的信息和资料，使新时期的研究“更加深邃、公平和客观”。〔25〕另外，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视野越来越广阔， 研究方法也逐渐多样化。 到了80、90年代，已不再机械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而是融会贯通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研究手段和分析方法的长处。
　　第二，美国学者通过组织学术会议和开发合作项目等方式，加强了与中国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学术交流和合作，这将对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发展大有裨益。
　　第三，面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战略等地位的日益重要，美国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应尽可能地对中美关系作“最客观、广泛和准确的理解”。〔26〕
　　第四，80年代以来，研究中美关系史的老一辈学者开始陆续退休，为青年学者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赴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在90年代已基本完成学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留在美国大学执教。这样，产生了一大批博士论文和学术论着，其中就有论述中美关系的着述。这一批精通汉语、了解中国、谙熟西方社会科学的旅美华裔学者，对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发展有特殊的意义。
　　第五，从90年代开始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研究资金面临短缺；对如潮水般不断涌现的中国出版物没有进行充分的整理和编纂；宏观把握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工作急需加强；尽力减少过分看重实证研究和分析模式的负面影响；研究工作和传播事业（包括学者积极参与国内的公共教育和政策辩论，以及与世界其他学者进行交流）应同时兼顾，互助互进。
　　对照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有必要检省一下中国的研究状况。中国学者对中美关系史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新中国成立后，因中美敌对和国内形势的不稳定，中美关系史研究停滞了20多年。1979年中美建交，中美关系史研究开始全面铺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整体水平来看，依然比较薄弱，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
　　第一，研究范围比较狭窄，研究工作缺乏系统性。中美两国在两百多年的交往历史中产生了广泛的联系，但中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单一性。在70年代以前，主要是揭露美国的侵华行为及其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倾向。到了80年代研究范围有所扩大，却重在讨论20世纪40—60年代中美政治关系的演变，即使对这一阶段的研究也不均衡，由于美国的档案资料利用起来比较方便，中国学者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探讨得比较仔细，而相对忽略了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
　　第二，有为数不少的着作停留在叙事的水准上，“缺乏在冷静的反思基础上对历史现象的深层分析。”〔27〕这种现象在有关19世纪中美关系史的着作中尤为突出。
　　第三，从出版着作的种类和数量来看，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明显少于美国学者。
　　第四，与美国史学界的信息交流不够及时。这一现象突出地表现在翻译工作的滞后性。比如，1983年问世的标志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进入新阶段的《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0年后才被译成中文出版。因历史的原因，中美学术交流停滞20多年，影响了翻译工作的进行，而在改革开放的80、90年代，翻译工作仍未及时地跟上来，使不谙英语的学者不能及时掌握美国学界的最新动态。但令人鼓舞的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学术气氛越来越活跃，学术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特别是中国档案材料的公布及整理工作有了很大进步，对中美关系问题感兴趣的中国学者已开始抓住时机迅速填补空白。他们除了深化中美政治关系的研究，还积极探讨中美两国的文化、经济、军事等关系，此外，把研究中美双边关系与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结合起来，建立了多层次、跨学科的研究体系。同时，一批通晓外语、知识结构多样化的新型史学工作者开始逐步地成长起来。
　　中美关系史研究是一门具有挑战性的“边缘学科”，〔28〕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具有丰富内涵的中美关系史，对中美学者来说都不是一件易事。但他们已深刻认识到，积极开展中美关系史研究是两国学者当仁不让的共同任务。
　　由于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的不同，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存在着自身难以超越的局限性。
　　第一，很容易受美中关系的发展、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形势，以及中国局势、国际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第二，美国学者的头脑中依然存在把美国价值观绝对化的倾向，因而不能完全、彻底地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从中美两国出发看待中美关系问题；
　　第三，过分追求研究模式或分析框架的精细和完美，相对忽视中国的特殊性和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但总的来说，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在不断地调整、完善。从研究模式和分析框架来看，它已试图从美国和中国、以及多边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中美关系，揭示中美关系的发展规律；从学术观点来看，美国学者提出了很多中国学者未曾思考过的问题，展示了新的研究角度，开阔了新的观察视野。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和中国等其他国家相比，确实反映出独特性：
　　第一，非常重视探索新的分析模式和研究方法，使中美关系史研究有很强的理论性；
　　第二，比较容易获得政府机构和私人团体的资助，使大规模的研究工作能够迅速展开；
　　第三，很重视研究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实地考察是重要的研究途径。
　　尽管中美两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差异较大，甚至存在根本不相容的地方，但是，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确实有许多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当然，我们不能形式主义地兼收并蓄，应该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对于美国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足和弊端，我们还应做出一定的评价和分析，正像胡乔木在《加强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一文中所指出的，“对在国外论着中经常出现的许多比较重要的有影响的错误观点和歪曲我们党的历史言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批判”。〔29〕
　　〔作者肖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编辑，北京，100091。〕＊
　　注释：
　　〔1〕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 —1950(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2〕《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页。
　　〔3〕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83).
　　〔4〕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中译本为《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Yale University, 1987)。
　　〔5〕《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第213页。
　　〔6〕《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第1页。
　　〔7〕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front flap; p. xi
当代中国史研究京102-111D6中国外交肖军19971997 作者：当代中国史研究京102-111D6中国外交肖军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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