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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场经济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新时期文学艺术发生了剧烈的震荡，总体格局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曾经备受青睐的高雅文艺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显得不那么景气，乃至出现危机。通俗文艺崭露头角，大出风头，势头正旺。面对文艺领域的这一新景观，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一度不无疑虑，或保持缄默，或惊慌失措。自九十年代以来则逐渐摆脱尴尬处境，开始正视现实，承认这种客观存在的新变化、新格局。一些研究者冷静地探究其原因，总结其得失，对八十年代中期异军突起的中国当代通俗文艺的内涵、背景、美学特征，作出比较深入的审视和剖析，并结合倡导和支持高雅文艺，进行专题性的比照研究。
　　　一、当代通俗文艺的内涵和产生背景
　　我国当代通俗文艺是指八十年代以来，通过印刷、银屏、磁带、录相等大众传媒，大量创作和批量制作的，适合大众心理需求、文化水平、欣赏能力的各种文学艺术制品，包括畅销书、通俗电影和电视剧、通俗录音和录像带、MTV、流行歌舞、小品相声、卡拉OK、文艺茶座等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人心，给文化艺术界增添了活水，带来了蓬勃生机。一方面，人们面对历史和现状，作出认真的再思考和相应的审美观照，先后涌现一大批被冠之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以及音乐、电影、戏剧等各种样式的优秀作品和好作品；另一方面，人们随着对文艺领域“左”的路线和政策的厌恶、否定，对文艺的正名、文艺功能的拓展，以及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新旧体制新旧观念的猛烈冲撞，迫切需要通过文艺样式抚慰、宽松长期以来被压抑被扭曲的心灵，宣泄情绪，消除疲劳，获得审美的、娱乐的快感，也在各种艺术门类创作了不少消费性较强的通俗作品。八十年代头几年，已初步呈现多元并存的态势。当时有的研究者尝试将作品分为三类：“教化型”的社会文艺；“实验型”的纯文艺；“宣泄性”的通俗文艺。有的则称之为“主流文艺”、“美文艺”和“俗文艺”。其中前两类内在联系更密切些，共同点更多，因此在以后的进程中，一般统称为“高雅文艺”、“严肃文艺”，与“通俗文艺”、“大众文艺”并列为两大范畴。但总体上看，那时通俗文艺尚未形成大气候，并没有引起普遍关注。
　　至八十年代中期，即1985年左右，在改革开放加快步伐加大力度的大背景下，雅俗两种文艺作出了结构性大调整。通俗文艺得天独厚地奇迹般地大发展。这一突变的直接摧化因素是，其一，港台通俗文艺渗透、发难，如琼瑶言情小说，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武打和爱情题材的影片和电视连续剧，邓丽君等流行歌曲磁带蜂涌而至；其二，西方国家、日本、新加坡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通俗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大开中国人眼界，引起他们好奇和兴趣。在这两股劲风的吹拂下，大陆文艺工作者模仿、学习，推波助澜，一大批通俗文艺作品占据书亭、邮局、车站、码头，流行音乐、通俗电视连续剧等迅速进入寻常百姓家。歌星、影视明星、笑星、通俗作品出版商、经纪人应运而生，还引发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王朔现象”等诸多热点；与此同时，高雅文艺开始被相当一批读者、观众所冷落。当年传为佳话的的《伤痕》热、《班主任》热，一度人人争说乔厂长、陆文婷的社会氛围，演出《于无声处》、《报春花》、《救救她》话剧时的轰动效应，不复存在了。从事严肃文艺创作的作家、艺术家，感叹出书难演出难，有些人则悄悄加入了通俗文艺的创作队伍。
　　　二、当代通俗文艺的审美特征
　　应当指出，以往人们对待通俗文艺的态度不无偏颇。或视其为“不入文坛正宗”的“低层次”文艺，或因其部分作品观念落伍而笼统斥之为“陈腐”，因其部分作品有不健康描写而一概贬之曰“黄色”，自觉不自觉地将通俗文艺混同于“庸俗文艺”。有的评论者认为，通俗文艺受众面广是由于十年浩劫贻误了几代人的文化艺术素养，与受众特别是青年受众饥不择食有关。这不失为一种解释，但并没有道出全部原因。至于他们由此预言，通俗文艺热只是一种暂时的不正常现象，随着读者、观众审美水准的提高必然消退，则不那么确切，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那么，如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形成、发展于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当代通俗文艺、通俗文化热呢？不少批评家认为，对这股潮流的评价需有新的参照座标和视角。“文学理论要发展，基本前提是不断关注和研究新的文艺现象。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就是文艺新格局提出的新问题之一。”[1]从通俗文艺冲击高雅文艺的现状来看，它可能对高雅文艺产生暂时的不利的影响，一段时间，基至可能出现高雅艺术、民族艺术的滑坡，一些文化市场腐败现象的滋生。但这并非通俗文艺本身必然的产物。从长远来看，健康有益的通俗文艺正是使高雅文艺灌注新质、面貌一新的种动力。有的研究者更多地着眼于“现代意义”的积极层面，认为崛起于八、九十年代的我国通俗文艺“受着世界性的现代大众文化潮的浸润和冲击，已逐渐脱却了它的古典形态，开始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大众文艺”[2]。具体地说，当代通俗文艺的审美属性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题材的类型化和传奇性
　　就叙事类通俗文艺的基本母题而言，“主要是表现正义、力量和刚性的‘侠’和表现情爱、缠绵和柔性的‘情’。”[3]前一类中的武侠作品，被有的批评家称之为“‘力量型’通俗文艺”，侦探作品被称之为“‘好奇型’通俗文艺”，往往是人们尤其是男性公民“英雄情结”的宣泄；后一类一般指言情作品，被有的批评家称之为“青春型”、“梦幻型”通俗文艺，更多地满足人们爱情、友情方面的抒发交流，尤其是女性公民的审美期待。
　　通俗文艺的创作者比较偏爱选择富有浪漫、传奇色彩的素材，擅长谱写表现理论、爱情、人生悲欢的插曲，巧设悬念，讲究包装，让人物的曲折命运按“情”的轴心转动，藉以唤醒读者、观众的人生体验。故事模式化，人物性格类型化，但观赏性强。
　　2、商品性
　　文学艺术的商品性是新时期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一个新课题。真正引发人们对这一属性思考的是通俗文艺的崛起。“从根本上讲，它导源于文化产品自身所包含的一个矛盾──它即是商品，又不是商品，这就是所谓文化的二重性。”[4]文化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它是一种精神产品，受意识形态和审美规律制约；但作为精神活动的物化形态，需要在生产、流通、消费中体现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它又成了商品，受市场规律制约。“文化的二重性”无论对高雅文艺和通俗文艺都是适用的。区别在于两种属性所占有比例不等。高雅文艺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占有主导地位，商品属性在过去计划经济模式和行政调控的体制下，不太明显，因而没有引起重视。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通俗文艺，商品属性占有的比重就高得多，有时甚至超过非商品属性。比如，适应欣赏者的“从众心理”、“接受倾斜”，通俗文艺作品利用现代传媒的“扩散性规律”，可以大量复制。特别是流行音乐磁带的批量生产，一度在音乐市场独领风骚，令高雅音乐瞠目以对；通俗电视连续剧在全国各省市多种频道反复播放，使电影以“大哥大”身份雄踞文化市场的局面去而难返。随着现阶段中国特有的消费文化样式──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的普及，文化消费观念的时兴，具有“消费文化”色彩的通俗文艺已成为难以逆转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大众消费文化产品。
　　在探讨“文化的二重性”、包括通俗文艺的商品性的时候，有一点务必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文化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要深刻认识我国文化市场与其他商品市场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正确把握我国文化市场的基本性质，有利于我们转变完全否定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的传统观念，从而自觉地运用市场规律组织艺术生产，提供文化服务，培育和发展文化市场，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抵制那种不顾文化产品的特殊性，把它与物质产品相等同，甚至把它完全商品化的错误的理论与实践，以便更加自觉地在文化市场工作中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标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5]。
　　3、“周期性流行现象”
　　大众文艺往往以“新、奇、怪、异”创设“热点”，吸引招徕观众和读者。“热”与“冷”是相对的，有热必有冷，走红的不可能始终红下去，热到临界线，就会降温。琼瑶的作品曾经一部又一部地在大陆畅销，逐一搬上银屏。但过了几年，由于审美趣味和水平本身在不断变化、提高的欣赏者，发现琼瑶所构筑的“爱”多是现实人生中难以企及的“天国的爱”，不免引发梦醒后的惆怅；又发现她所传达的信息单一、雷同，逐渐产生了审美活动的衰疲感。于是，“琼瑶热”也就不可抗拒地大大降温。流行歌舞、走红影剧等，都存在类似情况。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当一种风格样式的通俗文艺作品由试探成功而逐渐走红后，创作者往往群起模仿，大批复制。这就难免出现更大范围的“欣赏疲软”而被冷淡、淘汰。明智的选择是，密切关注大众趣味的走向，适时掌握“周期性流行”的规律，善于探测“热”与“冷”的临界线，顺应市场机制来体现审美价值，又以遵循审美规律来实现更理想的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
　　4、通俗、娱乐性
　　接受美学认为，精神产品价值的最终实现，有赖于读者、观众的欣赏。通俗文艺，顾名思义，必须为广大观众喜闻乐见。以发行量、覆盖面、实际受众的多少来确认是否具备“大众性”、“通俗性”。
　　从本义上说，通俗文艺与高雅文艺的主要区别，不在于作品本身质量高低、受众层次的高低，而于文艺功能各有侧重，各有所长。比较而言，通俗文艺更注重发挥文艺的审美娱乐功能。卢契卡曾有过这样一种见解，不要错误地认为通俗文学只为“没有教养的人”所阅读，而“优秀人物”只专心于现代伟大的文学。有时情况恰恰相反。
　　以往有些理论工作者常常轻视通俗作品。其实，搞理论的，由于职业需要而比一般人多接触专业理论和名着，他们在业余生活中同样乐于欣赏闲适、娱乐性强的作品。统计数据表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情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往往相当多地得益于通俗文艺的熏陶。因此，通俗文艺责任重大，创作者不可有丝毫的懈怠。在这一大前提下，对通俗文艺可以也应该有更契合其特征和规律的具体要求。它不必像高雅文艺那样以思想深邃、艺术创新、典型化见长，但必须通俗，可看，有趣，提供给广大受众消磨业余时间的轻松、健康、有意味的方式，帮助人们认识人生，娱乐人生，美化人生。
　　　三、对当代文艺发展趋向的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两次关于通俗文艺的讨论。一次是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讨论。除了强调大众化是建设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还从内容和形式提出大众文艺应当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另一次是抗战时期关于旧形式的利用问题即“旧瓶装新酒”的讨论。受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实践不多，效果不很显着。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当代通俗文艺潮流，无论广度、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其性质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民间的俗文艺，也有别于近代都市俗文艺是在新的时代新的文化交流中诞生并以繁荣的文艺、文化现象。它已冲破了欣赏者职业、文化、地域、年龄层次等界限，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社会性。
　　但无庸讳言，我国当代通俗文艺毕竟尚处于初创阶段。就创作而言，呈现多种不平衡现象。比如，数量与质量之间不平衡。通俗文艺以势不可挡的速度一下子铺得很开，作品数量很多，而经得起时空检验的佳作杰作所占比例甚小；各种艺术门类的发展也不平衡。就理论建设的角度来审视，起步不久，自觉性不够，多数理论工作者是在观望、犹豫了好一阵匆促上马的。对通俗文艺的现状所知尚少，理解尚浅，对通俗文艺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俗文艺和雅文艺的比较研究，还刚刚提上日程。许多领域尚待开垦。一些研究文章能给人启迪，但可供操作性差。
　　如前所述，通俗文艺和高雅文艺本身没有高下贵贱之别。我们也不以通俗文艺和高雅文艺来区分是否体现了主旋律。因为主旋律是一种思想和精神，一般来讲，高雅文艺中的精品、重点作品，可能更鲜明地弘扬主旋律，但事实上也有不少通俗文艺作品体现了时代的主旋律。通俗文艺和高雅文艺都无例外地存在着一个服务受众、提高受众、“适应为了征服”的根本问题。在这方面，具有现代包装和普泛性的通俗文艺存在的消极面更加不容忽视，不可放任自流。确有不少通俗作品以适合受众趣味为手段，以经济效益为目的，不惜以降低思想艺术水准为代价。创作队伍准备不足，不少人占天时、地利之光，得风气之先，稍有成功，即沾沾自喜，急功近利、媚俗趋向比较严重，服务意识、精品意识淡薄。
　　文学艺术百花齐放。从供需关系而言，通俗文艺的数量占多数是正常的。对广大受众这方面的需要不屑一顾，持不承认主义，抱厌弃情绪，采取行政手段限制、压制是不明智，行不通的。而应该创造条件积极引导，促其健康发展，繁荣昌盛。比较而言，高雅文艺以创造、弘扬真、善、美的价值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其基本职能，代表一个国家、民族、时代的文明标志和艺术水准，是整个社会文艺和文化的主导。虽然数量上不占有多数，有时难免为部分受众冷落。但我们要在宣传舆论、创作实践、文艺批评诸方面做好工作。让广大受众了解、熟悉、喜欢高雅文艺，适时地调节总体文化格局，保诗高雅文艺与通俗文艺相对平衡，确立高雅文艺在文艺、文化整体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责任编辑　　英　志）
　　注：
　　[1]《严肃文艺向何处去？》，《文汇报》1993.3.6
　　[2]于可训：《新大众文学：八十年代通俗文学浪潮》，《文学报》1993.8.8
　　[3]毛时安：《大众文艺：世俗的文本与解读》，《上海文论》1991年第1期。
　　[4]陈伯海：《文化的二重性及其他》，《文汇报》1993.5.21
　　[5]刘忠德：《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国文化报》1994.2.16。
　　
　　
　　
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79-82B7美学徐景熙19951995 作者：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79-82B7美学徐景熙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0: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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