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歷史與思想  >>>

簡體     傳統

---

    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04)04-0024-03
    一、选举权的实现及其意义
    现代民主制度的衡量标准是什么?换句话说，民主制度应该满足哪些基本要求?罗伯特 ·达尔的看法在西方具有代表意义。达尔提出了民主制度的六个标志性制度：(1)政府 官员由选举产生；(2)选举必须定期举行；(3)政治信息的传播渠道多元而畅通；(4)不 同思想观点可以合法存在；(5)广泛的自治；(6)高度包容性的公民身份。
    这里“高度包容性的公民身份”的首要意思就是绝大部分国民有公民权。公民身份是 一个政治概念，它意味着一系列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首先是选举权。如果大部分国民没 有选举权，那么你的选举制度包括民主都是虚伪的。经常有人认为民主制度的惟一衡量 标准就是选举，达尔认为这个概念不明确，选举制度是以公民是否有选举权、是否可以 自由选举为基础的。选举权意味着授权资格，有选举权你才是权力主体。
    很遗憾，资产阶级在它建立民主制度之初，没有一个国家实行普选权，表面的也没有 。公民的选举权要受到一系列限制：财产、纳税、教育程度、居住地、种族、甚至性别 。大部分下层劳动者都没有选举权，妇女也没有选举权。选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很少， 1867年英国进行第二次选举改革，选民全部人数增加了上百万，但也仅占成年男子的三 分之一。真正普遍的、公开的、平等的选举权的实现，经过斗争，在战后才成为普遍现 实。两个原创性国家略早一些，美国是1920年，英国1928年。而法国，这个启蒙运动的 故乡，普选权要到1944年实现，意大利是1945年，日本1946年。
    实现普选权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实质性进展，其意义是革命性的。它迫使政党、议员、 政府官员逐渐开始正视社会各种人群的利益追求，选票的压力让政治家千方百计去争取 人心，让政党在自己的纲领里尽可能写上更多阶层的利益要求。因此，正是普选权开始 让“主权在民”有了点儿意思。在普选权的推动下，“少数人的民主”不得不向“多数 人的民主”转变、过渡。
    二、知情权与政治生活的公开化
    知情权指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拥有了解、知晓的权利。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正常的民 主应该是能让公民充分知情的民主。知情是正确选择和决策的前提，所以达尔提出民主 应包括政治信息传播的通畅和多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知情权作为基本的公民权利在 西方日益得到强调，相应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媒体的发展又使信息传播基本上可以做 到实时传播或瞬间传播，进一步推动了知情权的实现。
    我们现在看到，西方议会会议公开、实况转播非常普遍，议员的发言、辩论及议会的 文件基本上都在议会专刊上公布。重要议案的投票是记名的，哪些人投赞成票，哪些人 投反对票均记录在案。美国民间环保组织每年在媒体上评选“10个最肮脏的人”，抨击 那些在环保法案投票中表现差劲的议员，所依据的就是国会有关记录。在德国，议员对 重要议案的立场要向家乡选区的有关利益集团或选民通报，征询意见。议会进行调查， 一般调查过程也都是全程公开的。
    政府决策的透明度要求也越来越高，强调充分论证。法国、德国的政府提案，必须首 先递交给社会咨询委员会或联邦参议院审议，并将有关专家和地方的意见告知议会，不 准隐瞒。隐瞒真情就是丑闻，会引发政治危机。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通过了着名的“ 阳光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各部门、机构的重要会议都必须公开，所有重要问题都要允 许社会了解，允许媒体报道，需要保密的要经议会认可，不能随随便便一句“国家机密 ”就拒绝公开。
    知情权的强调推进了政治公开化，它实际上是要求整个政治过程都拒绝暗箱操作。阳 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政治公开化有利于民主政治生活品质的优化，提升民主的质量。
    1、多样化的公民政治参与
    在西方政治生活中，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有：政党活动、竞选、选举投票、全民公决 、政策研究、政治咨询、政治诉讼、在媒体上进行政治讨论、利益集团活动、网上参政 等。这里我们特别分析一下利益集团和全民公决问题。
    在现今西方，利益集团活动的普及性、渗透性、重要性日益上升，日渐在政治生活中 发挥重要作用，与政党平分秋色。
    我们以美国为例认识一下西方的利益集团。美国的利益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 是经济性利益集团。经济性利益集团大多是职业性、行业性的，如工会、雇主联盟、律 师协会、医药界的行业协会等等，这类利益集团占了集团总数的大多数。二是社会性利 益集团。社会性利益集团超越职业和行业，追求某些特定的利益。社会性利益集团也可 分为两种：一种是追求某些特定人群的利益。如种族性利益集团(黑人、亚裔、犹太人) 、同性恋者组织、爱滋病人及其同情者的组织、退休人员的协会、枪支爱好者的组织等 等；另一种是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集团，如环保组织、动物保护组织、反核组织、绿色 和平组织、失踪儿童寻找的救助社团、国际大赦等等。上个世纪后半叶，追求公共利益 的社会性利益集团在西方呈上升趋势。
    利益集团的活动有它自己的特色：首先，大部分利益集团追求的利益是单一的、小众 的、排他性的；其次，利益集团的组织化程度很高，甚至超过政党；其三，利益集团虽 然不谋求执政，但力求影响决策。影响决策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主要目的。
    几乎所有利益集团都千方百计促进符合自身利益的法案通过，千方百计阻止损害自身 利益的法案通过。为了达到目的，有条件的利益集团一般都会聘请最有声望、最优秀的 专家，雇佣有经验的公关公司、公共关系顾问和律师，甚至成立自己的研究机构，将自 己的特殊利益研究和表达得非常彻底，并将自己的诉求传递给决策者。利益集团影响决 策的途径，过去主要是派人直接游说议员，现在经常搞“公共游说”，即发动成员对议 员或政府官员进行电话、信件、电子邮件的大规模访问。利益集团还通过舆论、游行示 威、司法诉讼来对决策者施加压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益集团的活动中不可避免地 夹有大量的骚扰、恐吓，甚至贿赂、威胁、圈套乃至暴力。
    利益集团参政，利弊兼有，但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第一，顺应了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变化。现代社会，阶层细分化、利益多元化是现实，所谓“社会碎片化”。阶层 的利益诉求、小众化的利益诉求替代了过去的大众化的、同一性的利益诉求，这是当代 西方社会生活中的新特点。这样就出现公民政党热情下降，而参与利益集团热情上升的 趋势，因为利益集团参政更有针对性，有利于效益最大化。当然，大部分利益集团都有 政党背景。第二，扩展了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传统的政治参与过程在公民投完票后 理论上就基本结束了。公民授权完毕，政治决定权就交给了政府和议会，决策阶段公民 就不再参与了。现在公民通过利益集团的活动影响决策，实际上深入到决策阶段，延伸 了政治参与的过程，使决策进一步民主化。第三，强化了直接民主因素。
    全民公决是目前西方政治制度(间接民主)中的直接民主机制。战后西欧国家运用比较 普遍(除英国外)。美国联邦层面不搞全民公决，但州一级有全民复决制度。州的立法可 以进行全民投票。
    全民公决作为直接民主机制，有两点重要意义：其一，从立法看，它是对议会立法权 的分割。全民公决把重大宪政问题直接诉诸人民，等于从议会手里拿走了这些问题的决 定权。又因为公决直接体现公民意志，所以它又是最高规格的立法，再无需任何批准程 序。其二，从行政看，它帮助解决政治僵局。一旦立法和行政发生顶牛，全民公决提供 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全民公决也被认为是现行西方民主解决政治争端的重要的纠错 机制。
    2、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在当代西方，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法律机制、政治机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内部制 约与外部制约互相结合，双管齐下。就内部制约而言，程序、权限更加完善。例如国会 的质询、调查、倒阁都有越来越详细的规定，司法介入的条件和步骤有明确的法规条文 ，政府的自律机制也日益加强，前面讲到的政治公开化程序实际上都是适应监督的需要 。外部制约则包括政党间的监督、媒体的监督、利益集团的监督、公民的监督、各法人 组织的监督等等。其中媒体的监督作用巨大。
    现代西方的政治监督，有两个日益明显的特点：体制内监督的实质是政党监督，是反 对党与执政党的博弈；内部监督借助于外部监督，监督效应加倍放大。这里新闻媒体事 实上承担了内部监督外部化的载体，舆论风暴是任何人都不敢掉以轻心的。比方西方国 会立法和调查程序中的听证会制度，它无疑很厉害，政府官员、甚至总统总理，需要的 话都必须来接受质询。但是，听证会最厉害的还是它的公开性，媒体的长枪短炮向社会 同步报道，甚至现场直播。你面对的实际上是全国人民，是全世界，试想哪个政治家不 紧张。
    现代西方国家还设立监察专员制度。这一制度由瑞典首创，后通行于英国、法国、澳 大利亚、加拿大及许多北欧、西欧国家。以瑞典为例：全国共设4名监察专员，由议会 挑选和任命，任期与议会相同。监察专员不需要党派背景，他的职责是监察所有文武官 员、地方官员、法官、警官及检察官。所有公民，包括外国人，在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 对待时均可向监察专员投诉，监察专员也可以代为立案。瑞典法律规定，监察专员有权 调查和查阅任何官方文件和企业、社会团体的内部文件。他如果认为必要，可随时将手 头的案子移交给司法部门，或向新闻媒体通报有关情况。监察专员每年要向议会提交一 份年度报告，对政府各部门的廉政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对重点问题提出警告。这份评估 报告很厉害，没有哪个部门敢掉以轻心。从实践看，监察专员制度的主要意义是社会警 示作用，是对滥用权力的震慑和预防，以及及时处理大批轻微违法案件。美国联邦一级 没有监察专员，它根据需要设特别检察官，但是一些州已经引入了监察专员制度。
    3、政治社会化和政治稳定
    政治社会化的通俗意思就是政治教化，这是每个政治共同体都要面对的问题。政治社 会化形成特定的政治文化，这是政治稳定最牢固的基础。现在的情况是，通过学校、家 庭、社会的教育，通过政治参与的实践和体验，西方发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已经确立，它使社会整合程度大大提高，这也是战后西方长期保持政治稳定的文化基础 。
    战后西方的政治稳定还与它法制化水平呈正比。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马克思、列宁时 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解决社会冲突基本上采取法律解决。目前 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法规覆盖了整个社会管理层面，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必须、而且可以 找到有关的法律依据，司法机构的专门化水平也很高。西方人已经习惯了任何社会改变 首先寻求立法改变，最终也止步于立法规定。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伦理问 题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处理，谁违法谁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用法治解决社会问题，这 就避免了极端行为。如果说，文化是潜在的社会稳定基础，那么法律就是显在的社会稳 定机制。这种状况说明，资本主义调节社会矛盾的国家能力大大提高，政治体制比较成 熟。
    此外，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西方人的社会批判和社会反思意识。发达资本 主义的政治稳定并不是在舆论一律的情况下实现的，而是充斥着争辩和不同的说法。任 何理论、政策、方案及政治人物都有对立面，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是一开始就受 到空想社会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这种质疑和批判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不绝 于耳，马克思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彻底派代表，而现代左派批判起资本主义来也是毫 不留情。不可否认，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有强调理性和善于反思的一面，质疑、批判、反 思能够帮助人们接近真理。以20世纪的美国而言，它在二十年代有批判弱肉强食的进步 主义运动，五、六十年代有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的新左派运动、激进的校园学生运动 等等，都是全国性的，声势浩大。进步知识分子是这种社会批判和社会反思的主体，他 们以高校、研究机构、新闻媒体为基地，同情下层，不畏权势，揭露黑幕，富有正义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思想界的批判和反思，对资本主义恶的一面起 到了矫正作用。批判和反思也为社会改良提供了动力和思想资源，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渐 进性自我调节。因此观察资本主义政治发展，不能忽略和抹杀了社会进步势力的云南行政学院学报昆明24～26D1社会主义论丛董建萍2004200420世纪中后期以来，资本主义民主取得了若干重要的历史性进步，其一系列积极的发 展成果和政治经验具有文明价值。但是私有制的经济基础造成了民主理论难以与实践真 正相符的根本障碍，西方民主仍存在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弊端。资本主义/民主发展/成果/态势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4&ZD016)纪Historical Law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ew Changes
   SUI Cheng-zhu,ZHAO Gui-rong
   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102,China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社科部，浙江　杭州　310012
    董建萍(1955-)，女，浙江杭州人，浙江省委党校科社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有社会主 义原理、西方政治制度。 作者：云南行政学院学报昆明24～26D1社会主义论丛董建萍2004200420世纪中后期以来，资本主义民主取得了若干重要的历史性进步，其一系列积极的发 展成果和政治经验具有文明价值。但是私有制的经济基础造成了民主理论难以与实践真 正相符的根本障碍，西方民主仍存在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弊端。资本主义/民主发展/成果/态势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4&ZD016)

网载 2013-09-10 20:59:10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