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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3)05-0059-006
　　中国的价值论研究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20多年来，我国学者涉及了价值论研究的几乎所有方面，使价值论研究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门“显学”，从而促使了世纪之交哲学研究的价值论转向。
　　　　　　一、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的缘起
　　价值问题是哲学最古老的问题之一，但作为一个哲学流派的价值论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德奥。不久，价值论传入英语国家，20世纪30年代传入日本，同时也传入中国，但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像日本一样大的影响。这可以从五四后流行的新文化运动思潮中得到理解。价值论向来与伦理学联系在一起，五四运动高举“德先生”(democrecy)旗帜，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封建伦理道德，价值论在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潮中也就难以发生相当影响；价值论与近代西方对科学主义的反叛联系在一起，五四运动高举“赛先生”(science)旗帜，提倡科学和理性，反对封建愚昧，价值论在呼唤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潮中也就不容易被大家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受冷战态势的国际政治形势影响，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导致中国对西方社会思潮了解甚少，以至产生误解；同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片面理解和对中国社会的定位有误，导致长期坚持阶级斗争为纲，把西方学说全冠之以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西方的价值论必然被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拒斥。
　　中国的价值论在20世纪末实践标准大讨论中诞生。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是中国哲学界进入新时期的标志。该文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p16]这个“思维”显然不是指对客观事物的单纯反映，而是与毛泽东说的通过实践“能否达到预想的目的”[2—p269]中的“目的”联系在一起。观念形态的“目的”总与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因此，对实践检验机制的研究，必然会逻辑地进入到价值论领域的研究。
　　我国学界公认的价值论研究的真正标志是1980年第10期《学术月刊》上发表的杜汝楫文章《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该文回顾和介绍了西方自休谟以来对于价值和事实关系的讨论，从研究实践检验真理的机制着手，指出实践所检验的“这种观念或思想的真理性不仅在于与现存或早就存在的事实相符合，尤其重要的是在于与其后的事实相符合，即与通过人的行动而出现的事实相符合”。这里所说的“其后的事实”、“通过人的行动而出现的事实”，就是马克思说的在实践基础上的“为我之物”，蕴含着对于人而言的价值。
　　杜汝楫的这篇文章，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81年8月8日，何祚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文，认为杜文为解决当时正在讨论的“实践的目的是衡量实践成败的标准”的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正是杜文指出了价值判断在认识中的作用及对其检验的问题。而这正是价值论研究的问题。
　　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实践检验机制的研究，是我国价值论兴起的直接原因；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则成为我国价值论兴起和经久不衰的深广的社会背景。真理标准讨论的展开，使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说[3—p104]，即社会的发展由自然经济社会形态进入商品经济社会形态，再进入产品经济社会形态。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长时期内，人们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不仅超过了自然经济社会形态，而且超过了商品经济社会阶段，正在向产品经济社会形态过渡。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中，人们终于发现，以前对我国社会经济社会形态的历史定位是错误的，认识到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向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社会转型阶段。因此，我国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是利益主体，必须具有独立人格。由此，产生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独立的利益主体首先是个体。同时，人“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4—p734]，又形成群体，因而独立的利益主体也包括群体。但是独立的个体是利益主体最基本的细胞，离开独立的个体就不能理解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形成多元价值及其冲突。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毋庸讳言，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竞争加剧，多元价值冲突也加剧。这种日益加剧的竞争和冲突，就在客观上要求社会研究价值问题。
　　　　　　二、我国价值论研究的重点及其转移
　　价值论研究包括三大领域：价值论(基本原理)、评价论和价值观念论。综观20多年来我国学者对价值论的研究，形成了由评价论到价值论(基本原理)、再到评价论、再到价值观念论的轨迹。
　　在80年代上半叶，人们研究的重点首先集中在价值论研究的认识论问题即评价论上。这可以从当时发表的有较大影响的文章看出：《哲学译丛》刊出了《评价的真理性问题》、《哲学研究》发表了袁贵仁的《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人文杂志》发表了赖金良的《评价性认识简论》、《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黄楠森与李德顺讨论价值真理的文章、《哲学研究》也刊文对价值真理进行了讨论。
　　人们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进行了研究：一、实践检验真理机制中的价值认识问题即评价问题。上面提到的杜文中首次提到了“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并对“价值认识”的机制作了分析。该文还研究了实践检验“成”、“败”即价值判断与检验“是”、“非”即事实判断之间的关系。
　　二、价值真理问题即评价成果的真假问题。袁贵仁在《论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中提出了价值真理问题。该文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价值现象，也就存在着价值认识和价值真理，价值真理就是与反映对象价值关系相符合的价值认识；传统认识论把价值真理排除在真理概念之外，不具有普遍性。
　　评价论要深入必然要深入到价值论(基本原理)。由此，人们的研究重点就由评价论转移到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李德顺指出：我国当代价值论研究的显着特点是，“立足于对实践、认识、历史、主体和客体、人与世界的关系等唯物主义，以此为前提理解和规定价值”。[5—p14]
　　《社会科学评论》发表了李连科的《价值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光明日报》发表了郝晓光的《对所谓普遍价值定义的否证》和李德顺的《“价值”范畴的一般到特殊》，《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张岱年的《论价值的层次》，《人文杂志》发表了何祚榕的《什么是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哲学研究》发表了王玉梁的《客体主体化与价值的哲学本质》，《浙江社会科学》发表了赖金良的《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的方法论特点及其缺陷》。这期间出版的好几本价值论的专着也大量地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价值进行了研究。从80年代下半叶到90年代初，人们对价值论基本原理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关于价值的本质规定展开的。
　　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的本质规定是什么?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价值是一种客观的关系，还是一种客观的属性、一种主观的观念?价值现象是宇宙中普遍的，还是仅仅同人类相关的?价值是否是与事实相对立?经过讨论，大多数论者基本认可的观点是：“立足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考察价值，总体上把价值看作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5—p14]随着讨论的深入，在价值本质的规定上形成了几种主要观点，即主体性人学价值论、主客统一价值论、效应价值论、人道价值论、价值二重性论、系统价值论，此外还有历史价值论、天道价值论等。以至有人在1997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价值哲学研讨会”上戏说，我国关于价值本质的争论已进入类似50年代关于美的本质争论的迷宫。我国价值论的研究必须在评价论方面有新的突破，由此才能进一步促进基本原理方面的研究。
　　进入90年代后，对于价值论的认识论研究逐渐深入。《哲学研究》刊登了几篇较有影响的评价论研究的论文，《哲学动态》也发表了关于我国评价论研究的综述。集中体现评价论研究成果的是我国哲学界出版了四本评价论专着。1994年，马俊峰的《评价活动论》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评价论专着。该书的一个理论功绩主要是分析了评价活动的潜在形态、流动形态和凝固形态。1995年，冯平的《评价论》出版。该书从个体心理和社会交往两个层次上具体地分析了评价活动的逻辑进程。同年，陈新汉的《评价论导论——认识论的一个新领域》出版。该书较为深入地分析了评价活动中选择评价标准和整合价值信息的两个环节。1997年，陈新汉的又一本专着《社会评价论——社会群体为主体的评价活动思考》出版。该书详细地研究了群体作为评价主体的可能以及社会评价活动的两种现实形式即权威机构评价活动和民众评价活动等问题。
　　于1999年8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价值哲学研讨会”，以对价值论的评价论研究为主题。来自全国的40余名学者与会，递交了24篇论文。会议讨论了价值与评价的关系问题，认为这是评价论甚至整个价值论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而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规定着整个研究的方向。会议讨论了认知与评价的关系问题，认为这是人把握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各有自己的独特地位和不可替代的功能，二者的统一正是真理与价值、事实与价值统一的深刻根据。会议还讨论了评价论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这一时期我国评价论研究的深度明显地超过了80年代末期。
　　在我国价值论研究的重点由基本原理转向评价论的同时，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变动所引发的人们观念的剧烈变动，我国学者也开始了对价值观念论的研究。1987年11月，在陕西西安召开了“全国价值论与价值观变革”学术研讨会，把对价值观变革的研究作为大会的主题之一。在这次会议上，有人对“价值和价值观念”、“价值观念与社会变迁”、“价值观念的特质与价值观念变革”以及“我国青年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作了专门研究。
　　对价值论的评价论研究为价值观念论的研究准备了理论基础，同时社会转型时期中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及其冲突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价值观念论的研究在90年代逐渐热起来，至90年代下半叶成为价值论研究的一个重点。1998年在西安召开了“邓小平价值观”学术研讨会。2000年9月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了“新世纪的价值观”的国际研讨会。2001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价值观教育与文化战略”研讨会。一批专门研究价值观念论的着作面世。胡振平在1998年出版了《市场经济与价值观》，探讨了体制转型中“价值观的震荡”，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导向”；漆玲、赵兴在1998年出版了《价值观导论——兼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研究价值观念的基本范畴和结构后，强调建构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兰久富在1999年出版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揭示了价值观念冲突的深层含义，并对中国当前的价值观念状况做出了新的概括和总结。
　　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和价值观念冲突的激化，在价值观念理论研究开始深入的同时，80年代末，由国家有关部门资助和支持的关于价值观念的社会调查也开始了。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88年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进行了“北京大学生价值观倾向的初步定量研究”、1989年国家教委立项的“我国五城市青少年学生价值观的调查”、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的“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演变”课题研究、1992年全国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研究”、1993年国家教委课题“经济转型时期各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心理承受研究”、教育部组织的“1992—1997年高等学校师生政治状况滚动调查”，等等。通过这些实证调查，收集了不少关于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尤其是青少年)在价值观变迁、价值观多元化等方面的数据。
　　全球化思潮与近年来经济、科技全球化大大加速的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价值论研究开始关注全球化中的价值冲突；同时，我国价值观的研究需要从全球化背景中来予以思考，我国价值论研究尤其是价值观念研究也需要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来予以总结。于是，就有了于2002年7月在云南玉溪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价值哲学暨第一届中韩价值哲学研讨会”的主题：“新世纪中的价值观冲突和人文精神”。来自全国和韩国的64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了44篇中英文论文。综观会议的论文和讨论，可以深深感受到哲学界所具有的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次会议很可能预示着我国价值论研究重点的又一次转移。
　　　　　　三、价值论研究与哲学本体论的价值论转向
　　20多年来，我国的价值论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繁荣，从而促进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转向。这既是基于一定视界中的事实判断，也是对哲学发展应如此的价值表达。
　　哲学作为对世界的总体性把握，包括三大问题：世界如何、世界如何认识、世界的意义。在哲学体系中与此相应的就有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大元理论。所谓哲学的转向是指，在哲学发展的一定阶段，对某一元理论的研究为其他元理论的研究规定了方向、提供了视角，于是该元理论就被凸现为哲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因此，哲学的转向“实际上是哲学研究重点和主题的变化”[6]。哲学史中哲学的本体论转向和认识论转向莫不如此。哲学的价值论转向是指，价值论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研究规定了方向、提供了视角，于是对价值论研究或从价值论角度来研究其他元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重点和主题。兹分别研究哲学本体论的价值论转向和哲学认识论的价值论转向。
　　在哲学史上，哲学领域不断分化又不断扩大，新的问题不断涌现。但无论怎样变化，关于世界是什么的理解即本体论始终是它的元理论。哲学作为对世界的总体性把握，总要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世界是如何的问题。
　　传统哲学本体论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马克思批判的：“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1—p16]。传统哲学在唯物论中，离开人来谈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物质世界永远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着、发展着”，来谈论“物质是意识的根源，意识是物质的产物”[7—p29，51]，并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传统哲学尽管也谈到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但强调的仍然是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整个世界的物质本源性。传统哲学在历史唯物论中尽管也谈到“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不敢谈人的需要、人的利益、人的尊严与价值问题”[8]，于是人就成为生产力中的抽象主体、只是社会规律实现自身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总之，在传统哲学中，不仅人的能动性没有得到合理的表现，而且几乎没有人的地位。
　　这种离开了人来研究世界本原的唯物主义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旨。人以自然为对象和自然以人为对象，本来就是同一个对象性关系的两个方面。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就是无”[9—p178]；对于作为人的活动积淀的历史更应该这样来看待，即“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0—p118～119]人正是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建构着为我关系，即如马克思说：“凡是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11—p]。为我关系也就是价值关系。
　　中国价值论的兴起和发展，使人们能具体地从马克思的为我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对象。人通过为我关系的中介与对象相联系，在为我关系之外的自然物，它的“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2—p83]对象之成为人的对象，首先取决于它对人的意义，取决于在实践中它对人作为什么而存在和人把它当作什么而看待。因此，“人的存在实际上也是自然对人的生成过程”[8]，“自然界本无所谓本来面貌，而只有现实形态——所谓‘本来’根本无法确立；而现实形态就是自然界在特定时空区域向处于一定方位的人所呈现出来的面貌”[13—p152]。现实的人为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建构为我关系的过程，也就构成了人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的基础。
　　中国价值论的兴起和发展，使人们对人的需要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有了具体理解。需要是实践的内在要素，生产力的最终动力作用是与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回避人的需要问题，因而就要研究人的利益，并进而研究与需要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尊严和价值问题。只有如此，才能确立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观念。
　　中国价值论的兴起和发展，使人们对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有了更具体的认识。人周围的世界不仅是物质形态的世界，而且是价值形态的世界。这两种形态的世界彼此交融在一起，不能分离。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不仅体现在物质形态世界的统一性，而且体现在价值形态世界的统一性以及体现在物质形态世界与价值形态世界的统一性，即统一在“客观实在性”为唯一特性的物质上。
　　从离开人来研究对象，转到从人的角度来理解与人相联系的外部对象、来理解社会历史的动力、来理解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从而形成“哲学研究重点和主题的变化”，这就是本体论的价值论转向，或者说本体论研究中所凸显的价值论研究。没有价值论的兴起和发展，这种转向是不可能发生的。正是这种本体论研究的价值论转向，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与时俱进地进入当代形态。
　　　　　　四、价值论研究与哲学认识论的价值论转向
　　人类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总是通过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实现的。哲学作为对世界的总体性把握，总要以不同的方式研究如何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问题。哲学离不开认识论，认识论始终是哲学的元理论。
　　传统哲学认识论的严重缺陷是，把认知模式作为主客体之间的唯一认识模式，把人与对象的关系抽象得仅剩下一种“理论关系”，把认识主体设想为脱离了社会、撇开了利益和情感的抽象人。因此在这个哲学体系中，认识活动实际上成了没有具体主体的活动。
　　中国价值论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使人们看到人所面临着的双重世界，从而认识到认识活动不仅包括反映物质形态世界的认知活动，而且包括把握价值形态世界的评价活动；更使人们认识到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内容体现着“只是为地球而建立的”[12—p559]，即只是为人而建立的主体性。
　　关于认知活动和评价活动，人们已经研究得很多了。认知活动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活动，以把握客体的本质和规律。评价活动是主体把握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认识活动，以把握客体对于人而言的意义。认知活动和评价活动相互交织在一起，完整的人类认识活动总是既包括认知活动，又包括评价活动。
　　需要分析的是主体性问题。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内容既包括认知活动的内容，也包括评价活动的内容。在评价活动中，主体以自身的需要，即“自身的内在尺度”来看待客体属性对于满足主体需要所具有的意义，从而在评价内容上总是带上“为我”的主体属性。这一点，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在认知活动中，主体需要从客体出发来把握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然而，在认知活动中，认知内容也总是带有“为我”的主体属性。对此，恩格斯说：“天文学中的地球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并且已经很合理地被推翻了。但是，当我们在研究工作愈益深入时，它又愈来愈出头了。”“我们只能有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而这些科学并不因为说它们只对地球才适用并因而只是相对的，而损失了什么。”[12—p559]以地球为中心，也就是以人为中心。“人出于解决自己生存和发展问题的需要，而在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去感受和认知自然界”，因此“自然界的现实形态是向人呈现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人’而存在的”[13—p153]。
　　中国价值论的兴起和发展，还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评价活动在认识活动中的地位。评价活动在认识活动中的地位问题，主要是评价活动与认知活动相比较在认识活动中的地位问题，即到底是何者更不可缺少的问题。何者更不可缺少，何者就首先存在。于是两者相比较的问题，就转化为何者在逻辑上更为先在的问题。
　　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虽然认知活动和评价活动不可分开，但从逻辑上说，是认知活动比评价活动先在。持此观点的人认为，不知道客体属性和主体需要，评价活动就无从谈起；而且认识的主要内容是揭示客体的本质。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从认识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是先有评价活动，尔后才有认知活动。皮亚杰说，儿童最初“主要在求得实际效果，而不在阐明实际情况”[14—p5]。人类祖先的意识状态与此相同。列维·布留尔指出，对于现代人所关注的客体属性，原始人是不感兴趣的，“他们所追求的往往是某种实际效果，而这种实际效果正是和集团的利益密切相关的”[15—p145]。正是在对集团利益的关注中，原始人才反映与之相关的客体属性，由此认知活动就开始了。既然在人类认识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评价活动先于认知活动，根据人类认识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以简约的形式浓缩了现实的认识活动发生过程的思想，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现实的认识活动发生过程中，评价活动先于认知活动。
　　研究评价活动比认知活动的先在性，在于明确评价活动较之认知活动更不可缺少，以确立评价活动在认识活动中的地位。评价论就是对价值论的认识论研究，或者说，就是认识活动中的价值论研究。确立了评价活动在认识活动中的地位，也就确立了价值论在认识论中的地位。
　　从认识论只研究认知活动，到研究认知活动和评价活动；从直观反映论来理解认识内容，到揭示认识内容中的主体性；从认知活动比评价活动更为根本，到确立评价活动在认识活动中的地位，反映了认识论中研究方向和视角的改变，这就是哲学认识论中的价值论转向，或者说认识论研究中所凸显的价值论研究。没有我国价值论的兴起和发展，这种转向是不可能发生的。正是这种认识论的价值论转向，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与时俱进地进入到当代形态。
　　收稿日期：2003-04
复旦学报：社科版沪59～64，111B1哲学原理陈新汉20032003中国的价值论在20世纪末实践标准的讨论中诞生。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多元价值及其冲突是价值论研究经久不衰的深广社会背景。20多年来，我国学者对价值论的研究重点，形成了由评价论到价值论(基本原理)、再到评价论、再到价值观念论的轨迹。价值论研究促进了哲学本体论的价值论转向和哲学认识论的价值论转向。价值论/本体论/认识论上海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436　　陈新汉(1947—　)，男，浙江余姚人，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 作者：复旦学报：社科版沪59～64，111B1哲学原理陈新汉20032003中国的价值论在20世纪末实践标准的讨论中诞生。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多元价值及其冲突是价值论研究经久不衰的深广社会背景。20多年来，我国学者对价值论的研究重点，形成了由评价论到价值论(基本原理)、再到评价论、再到价值观念论的轨迹。价值论研究促进了哲学本体论的价值论转向和哲学认识论的价值论转向。价值论/本体论/认识论

网载 2013-09-10 20: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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