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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市场经济一般与特殊、伦理精神与市场精神、“是的应当”与“应当的应当”以及道德观与历史观关系的分析，可以断言，当代中国价值体系的构建应以市场经济一般与中国特色实践的交汇点为立足点；其内容不是对市场经济中实存东西的简单反映，而是经过批判提炼的人文精神，不是着眼于未来的人们应怎样，而是着眼于现时的人们应怎样；在当今变革时代，历史并不是牺牲道德，而是以特殊的方式发展着历史的道德，应当避免道德感伤主义。
　　　　　　价值构建的立足点
　　市场经济是当代价值体系的植根基础。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的历史形态，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伦理精神，这种经济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的社会价值体系，必然与以往的经济形态及其价值体系有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一般中的特殊，它首先拥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品质，然后才谈得上其特殊性，同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价值观，也应当拥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形态中产生出的一般价值观，——在积极的意义上说，这是人类的普遍文明财富，但这种一般价值观、普遍文明财富又具有当代中国之特色。人类文明的普遍进程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现实实践的交汇点，就应当成为当代中国价值体系构建的基本立足点。
　　这种认识问题的方法蕴含以下三个彼此区别但又有联系的内容：
　　　　1.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的历史形态，并拥有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价值观。
　　迄今为止，人们更多的是在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意义上认识市场经济，这固然是必要的，但在笔者看来，以历史的眼光认识之则更为深刻。人类迄今物质生产活动类型在某个角度上可以说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原始氏族集体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生产得到相当发展的市场经济。正是在这种历史的眼光中，市场经济才展露出它那不可抗拒的力量，成为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才真正表现出它自身与市场的内在相通性。伴随着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是人类近代以来文明的演化史。
　　市场经济通常被理解为是通过市场调节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其实这仅是纯经济范畴理解的狭义的市场经济。纯经济范畴的市场经济是抽象的，其在由抽象变为具体现实的行程中，会逐渐蜕去抽象性的纯粹性，而变为一种广义的超越纯经济范畴的社会历史形态。那种纯经济范畴的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应当具有健全的规范、严格的管理、周密的监督，要求有相应的社会文化氛围，这样，它就不是纯经济的，而成为由市场运作所触发变革的一种社会历史形态。正是市场经济的这种自我否定性使其获得现实性。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发展经济，更重要的它同时是一种社会政治结构、思想文化价值的建设。由于“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那么，市场经济这一经济生活基础之上也就必然孕育出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价值体系，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有自身的必然性与某种普遍性意义，当然，其具体内容及具体评价则应另当别论。
　　根据上述考察问题的思想方法，我们不难得到如此认识：第一，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经济发展特殊历程中包含了市场经济一般发展进程，资本主义社会所确立起来的特殊社会价值观中包含了市场经济一般的社会价值观。如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方式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物质财富是人类的物质文明成果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方式下发展起来的精神财富也包含人类普遍精神文明成果，当代中国在构建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时完全有理由批判借鉴、汲取发达国家的文明财富，当然，这不是说全盘照搬，而是要剥取在那特殊形式之下所包蕴的人类普遍思想文化财富。第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及其价值观念体系的分析，内中包含了对市场经济一般及其价值观念体系分析的方法论意义，因而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价值体系仍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虽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质的区别，不可简单等同，但这种质的区别又是市场经济一般内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亦应具有市场经济一般的普遍品性。第三，本世纪以来西方许多严肃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其中既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有以其特殊方式对人类一般文明进程中矛盾的揭示（如个性化与社会化关系，环境、资源问题，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关系等问题），他们所做的工作，有些对我们有直接的借鉴、启迪意义。
　　　　2.市场经济一般的价值观是从市场经济中逻辑生长出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观作为内形式而存在。
　　任一经济生活方式均会滋生出一定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是生活在这种经济活动方式中的人们对该生活方式的自觉把握。近代以来所盛行的自由、平等、民主、效率、务实、拜金等思潮，均可以从市场经济这块土壤中找到其存在理由。而以往社会历史中的一切价值观念体系则在市场经济生活方式中被批判扬弃，被重新诠释、整合。在市场经济这一历史形态中，一切价值观念的引导、构建，均必须基于市场经济这一现实经济生活基础之上，即使是传统的经扬弃后仍有存在价值的价值要求，也应当立足于这一现实生活基础，并与这一经济生活基础相整合。一切有生命力的价值观念要求，均应当从市场经济这一现实经济生活基础中找到自身的逻辑生长点。事实上，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仁爱之心、奉献精神，即使在某些人看来似乎与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格格不入，其实，她们通过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通过社会同情、个人同情，通过主体价值的自我实现等一系列中介环节，而能从市场经济的现实中获得丰腴的土壤。市场经济与同情，利益驱动与奉献，这貌似两极的存在，经过一系列中介，可以达于统一。
　　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出的各种价值观念要求，只有在一完整的价值体系中才能被准确把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的历史形态，其所孕育出的价值要求是多方面、多层次，这些具体的价值要求在那特定的方面、层次，是合理的、善的，有存在的理由，但若离开了这特定方面、层次、从那丰富、完整的价值要求中孤立出来，则有可能变为不合理的、恶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其恶不在于对物质生活、对货币的追求，而在于将物质生活、货币作为人的存在的至尚的价值要求；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唯经济技术主义，其失误不在于发展经济与科学技术，而在于以经济、科学技术湮灭了人自身。因此，我们的价值批判就应当是冷静、全面、理性的，就应当避免两极跳跃式的粗鲁，我们的价值构建、价值引导就应当是全面、系统、辩证的。
　　市场经济这一现实基础上孕育出的多方面价值要求，应当是一完整的价值体系（这是由人存在的统一性所规定了的）。价值体系的完整性是指：（1）诸多具体价值要求之间是一种系统的结构性存在， 彼此有层次、侧面之不同；（2）诸多具体价值要求间彼此相互制约、 补充；（3）诸多具体价值要求构成的价值体系，自身应当有一价值目的， 这种价值目的应当成为诸多具体价值要求的灵魂，应当成为人身全部活动的轴心，这就是人及其组成的社会的自由、健全与完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人的自由、全面、健康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境地，正是对这种价值指归的揭示。古往今来一切有价值的思想体系，均以自己的特殊方式从某一侧面对这个价值目的作了阐述。
　　价值观念体系总是抽象的，唯其是抽象的，才可能是批判继承、普遍的。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以人及其社会的自由、全面、健康发展为终极目的之价值体系，也仍然是抽象的，在我国当今社会历史发展行程中，究竟该有何实践内容，取何实践形态，仍应从具体实际出发。至于市场经济一般的价值观念体系，更是一种抽象的价值存在。这种抽象既不是虚无，也不是实在，而是如康德所说的范型或内形式。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这样一些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而兴起的价值要求之所以拥有巨大的魅力，并不在于其某一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而恰恰在于其可以包容硕大内容的内形式。具体内容可以时过境迁，乃至可能是虚伪的或虚幻的，但追求人自身自由解放这一活动则是永恒的。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价值体系的构建与引导，首先应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对诸如此类的市场经济一般价值观念的批判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寻求中国当代市场经济建设中价值构建与引导中的特殊。
　　　　3.市场经济一般的价值要求只是当代中国价值构建与引导的前提，其落脚点则应是这种一般价值要求中的特殊蕴含。在这普遍与特殊的连接点上，才可能构建起富有生命力的、既具有全人类因素又富有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
　　当代中国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均以市场经济为自己的经济历史形态（尽管彼此之间仍然有程度之别），但却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体系，这是由于：（1 ）中华民族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古老悠久文化传统；（2）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 基础上进行的。换句话说，我们的价值构建既不能放弃优秀的文化传统，又不能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
　　　　　　“实然”与“应然”
　　价值构建与引导应当以市场经济建设为现实出发点，往往被人们简单、庸俗地理解为：凡是市场经济中盛行的，市场经济直接导向的，就应当在伦理道德中加以肯定与倡导。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在价值构建中，应当谨慎区别“市场精神”与“伦理精神”。通过这种区别，进一步认真搞清价值构建、道德教育中的“应然”与“实然”关系。市场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直接产儿与自然灵魂，是由支配市场经济运行的价值规律所直接衍生出来的关于市场经济实质的社会精神。其基本内容是利润至上与等价交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经济行为，离不开市场精神。不过，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市场精神是纯粹的经济活动的精神，是纯粹的经济关系（这里“纯粹的经济关系”是在相对于人的意义上而言的，可参见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此的使用。）它仅仅适用于经济领域；是纯粹的经济运行的自发取向，而非社会自觉价值要求的凝炼，因而它不能成为调节社会成员相互关系、构建善的社会秩序的基本价值准则。
　　伦理精神不同于市场精神。伦理精神是以“应然”方式所把握的社会发展趋势、社会成员间关系、社会成员个体操守的应有状态。伦理精神是种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是人的精神，是人的自觉价值追求。伦理精神不是对市场精神的简单肯定，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在更深层次上反映市场经济活动，从市场精神中提炼、升华出某些合理的伦理价值要求。市场精神不过是人文、伦理精神得以产生的原料，人文、伦理精神则包含了市场精神提炼后的精华。
　　市场精神不能作为社会价值指导体系直接倡导内容，相反，市场精神必须纳入一定的伦理精神指导之下，并借以获得合理的价值运行导向。任一事物，并不能因其在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并为市场经济所直接倡导，而能自动获得价值倡导的合理性。
　　价值观念体系总是以应然方式存在的，正是这种应然性，凸现了其批判性、引导性、超越性功能。应然虽不等同于实然却有其一定的实然基础，应然虽不等同于理想但其中却包含了理想性，应然在某种程度上还意蕴完满至善，不仅如此，应然自身甚至还拥有时间矢量，它总是超越现在的。然而，在价值体系构建与引导中的应然自身仍然有个“定位”问题，究竟是“是的应当”还是“应当的应当”？“是的应当”是现在、现实存在的应当，“应当的应当”是将来的应当。尽管二者都各有其合理性甚至相通性，都是值得追求的，但在实践中却表现出明晰的逻辑次序关系。一旦这种逻辑次序发生颠倒，应当的甚至也会嬗变为不应当的。
　　一个价值体系要能真正统摄人心、凝聚民众、催人奋发，就应当是合理的，是既可欲又可行的。可欲指其内容的善美性，值得追求；可行指其不仅应当且能够追求，能够化为民众的普遍实践，所谓可求而可得。价值体系的这种合理性同时即表明其现实性品性。“是的应当”不仅具有善美的目的，而且同时具有现实的实践基础，“应当的应当”尽管其目的值得向往与追求，但其基点则是尚待实现的未来，因而只是一种可能性，甚至还不是现实的可能性。我们应当认真区别“当下的人们应该怎样”与“完善理想社会中的人们应该怎样”，我们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只能是现实的社会存在状态。
　　然而，于此又必须考虑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事物并非是单向度的过去、现在决定将来，将来甚至可以决定现在，现在总是受未来引导的，人们的自主选择活动可以改变历史的具体行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此为复数）是他自己所意欲成为的人，社会是她所设计要成为的社会，如是，理想社会状态又是不可回避的，这样，我们的价值构建与引导就应当既不能超脱于现实，又不能超脱于理想，既有理想的召唤与指引，又有现实的基础；就应当立足于现实，不诌媚于现存，在现实中寻找理想及通向理想的现实途径。其二，“是的应当”又应是向“应当的应当”过渡的，缺少这种过渡能力的价值体系是非开放、非连续性的，缺少一以贯之的灵魂，缺少生命力。一种价值体系，不仅应引导民众、社会当下应怎样，还应蕴含着未来该如何的基本内核。完全是当下的，难以逃脱媚俗的窠臼。若将上述两个问题归纳整理，则又进一步演化成价值体系构建与引导中的另外两个问题：
　　第一，价值体系的层次性与层次间的递进性。价值体系总是有一定的层次结构的，价值引导、道德教育应当循序渐进。一个人、一个社会若失却高尚的价值追求、崇高的价值目的，固然令人担忧，但若人失却起码的做人准则、行为规范，则不仅令人担忧，更令人可恶、可悲。当今一些人不仅缺少崇高目的、远大理想，更缺少做人的基本准则、公共生活道德。什么官德、医德、商德、师德，什么社会风气、民风、党风，什么民族气节、人格尊严等等，往往最终都通到做人的基本准则与基本道理。很难相信，一个连做人基本准则都不具备的人会有高尚的情操、善的价值目标。如有，那往往会是冠冕堂皇、道貌岸然背后的卑鄙龌龊。不同的人应当有不同层次的价值要求，不同的人都应当从做人的最基本准则实践起，崇高价值理想应当是这种实践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在伦理道德、价值引导中，应避免拔苗助长。
　　第二，人们行为的合乎律令与本乎律令的内在逻辑。人并非天生就是道德君子，人的价值观念提升过程是在实践中的由他律到自律、自由，由合乎律令到本乎律令的过程。在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社会成员普遍存在价值重构的问题，此时，由合乎律令向本乎律令的过渡更表现为集体的行为。不过，人们往往在感叹“道德沦丧”的同时，又对那些因利益制约而合乎德性的行为表现出某种不以为然。确实，合乎律令毕竟缺乏善的动机与目的，缺乏优美灵魂，故远远逊色于本乎律令，有必要向本乎律令引导。不过，合乎律令又确实表现出了与本乎律令的某种相似性与相通性。习惯成自然，没有合乎律令，哪来本乎律令？康德所推崇的优美灵魂、善良动机，只是人们道德修炼的结果，而非是起点。当人们以各种方式体验到了善的道德规范要求时，才谈得上进一步接受这些规范、要求。由合乎律令向本乎律令的过渡，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利益诱导的方向、强度与持续性，一是社会成员自身对这种行为的体悟。笔者曾提出道德教育中应注意利益诱导，看来，在当前我们的价值体系构建与引导中亦必须强调利益诱导，必须强调价值导向与利益诱导的一致性。这种利益诱导尽管有某种弊端，但至少在目前，它既有益于善端的培育，又是社会公正秩序的表征，利大于弊。事实上，利益诱导也是一种价值导向，当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价值导向与利益诱导相矛盾时，往往总是利益诱导在事实上引导着人们的价值方向。这样看来，赏善罚恶，强化法制建设，健全社会公正秩序，亦是价值构建与引导的题中应有之义。
　　　　　　道德观与历史观
　　社会转型中的价值构建同时就是价值批判，无论是价值批判还是价值构建，都存在一个判断标准问题。对当前道德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认识上的“爬坡论”与“滑坡论”的激烈争论，其背后隐藏着的正是这样一种有关价值判断标准的争论。在我看来，应当跳出就道德论道德的狭隘局限，在更为宽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认识道德及其变化，用哲学术语表达就是寻求道德观与历史观的统一，道德是历史的。
　　道德是历史的，这有两层含义：其一，道德价值体系的变革性；其二，道德价值体系从社会历史中获得自身的规定性与存在的合理性。转型时期的社会将道德价值体系的这种特征强烈地展露出来。在通常情况下，道德价值体系在历史的行程中从社会历史获得自身的规定性与存在的合理性，并通过这种规定性与合理性使自身成为稳定的价值标准，天长日久，以致人们常常忽略了其背后的规定性，而将其看作是至尊的价值评价标准。然而，社会转型时期的人们却强烈地感受到道德价值体系的变迁，强烈地感受到作为价值评价标准的道德价值体系现在必须从发展了的社会历史中获取新的内在规定性。此时，若固执于既有的评价体系、思维习惯，必会陷入深深的迷惘与无所适从之中。
　　道德是发展着的，这在现时的理解中更应当注意：
　　第一，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价值规范有个由无序向有序的转化期。在两种价值规范体系交替时，会有这样一段时期，既有的价值规范体系被冲击、批判，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这时，一方面，由于价值规范体系的失落与缺失，或者导致普遍的迷惘无所适从，或者致使沉渣泛起，另一方面，由于既往的善恶各自向对立面的运动，或者导致普遍的失范混乱，或者出现了代表未来更加成熟善美的道德价值体系的雏形，这种雏形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恶存在的可能，这时的社会会表现出普遍的无序。这个无序是两种价值体系转变交替时期出现的必然社会现象，是向新的有序过渡的难以避免的环节。对这种无序，一方面不可听之任之，以免留下深刻的历史隐患（恰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个人主义泛滥而导致的恶果），另一方面亦无须过于大惊失色，重要的是通过扎实的行动使新的价值体系尽快确立。
　　第二，道德同其他事物一样，其发展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社会转型剧烈变动时期，人们对经济与伦理的矛盾有强烈的感受，并感叹历史在以道德为代价发展经济。其实，人们这种疑问的提出方式就值得疑问。历史并不是以道德为代价，而是以特殊的方式发展着历史的道德。道德价值体系的跃迁，新道德价值体系走向成熟，是一个辩证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确实失去某些真实善的东西，它们令人怀念、感叹、惋惜，并在情感上留下某种强烈的刺激，不过，这只是事物在其展开过程中由于自我否定性所失去的，何况，当其达于成熟、至于合题时，会重新将已失去的某些真实性的东西收回自身，弥漫于当今世界的返朴归真要求正是这种重新收回已失去的某种真实东西的兆示。笔者曾在一书中认为道德是人们智慧生活的方式与能力，这种能力只有在变革社会的现实活动中通过不断自我批判、自我反省才能得以提高。自我批判、自我反省本身就隐含着某种代价前提。当然，历史在自身的发展行程中，以人们通常所感觉到的这种方式解决经济与伦理的矛盾，固然蕴藏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但是历史自身亦表明以这种方式解决矛盾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历史自身在巨大的代价中发展。这种代价并不仅仅指暂时的某种价值体系的失落、混乱，暂时的道德“沦丧”与“颓废”，不仅仅指历史有时似乎以暂时的道德为代价寻得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指以牺牲一部分人为代价寻得社会的发展，以牺牲人的某些方面为代价求得人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是畸型的，速度是缓慢的，代价是痛苦的。人类既往历史发展之所以采取这种解决矛盾的方式，亦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人类的理性实践能力不仅有一个提高过程，更重要的是人类尚未为自身创造出较为完满地解决问题的历史条件。道德、人类历史，在理性上说应当系统整体协调发展，但在实践上却表现出“扭动”不平衡发展形式，这既有经济生活在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基础地位原因，也有事物展开的过程性，人们认识的过程性、反复性等原因。人类的理性批判则又不断使这种“扭动”不平衡发展在宏观上矫正为协调进步。诸如道德价值引导中，由过于强调整体性到对个体性的弘扬，再到整体与个体的辩证统一，就是这样一个于实践中在理性价值批判指导之下，通过矫正而表现出协调发展的过程。
　　第三，道德价值总是具有批判性的，没有批判性既无其引导性，但不可以道义的批判代替历史本身的批判，更不可陷入道德感伤主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高出于前人之处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始终立于唯物史观的高度，在历史的行程中考察社会、认识历史及其道德现象。以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为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现象看作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趋势造成的必然结果。他们多次强烈谴责了殖民地统治的卑鄙肮脏，但又冷静地分析了殖民主义扩张的实际后果，并以历史的眼光支配这种认识，避免了由于简单的道义谴责而可能导致的历史浅薄的失误。对社会历史现象乃至道德自身的分析，不能基于简单道义的，而应基于历史的。道义本身就是发展着的、历史的。离开了历史的眼光，道义就将失去它的现实内容。不过，若在结构转型时期，在社会历史过程中，道德价值真的是那么不屑一顾，那么，道德价值就只不过是人们的掌上玩物，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显然，历史的批判自身内在应当包孕道德的批判，历史包含了道德。
　　历史是人的历史，道德是人的道德，无论是历史还是道德，均是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现实活动的结晶，因而，人的价值或人的尺度就应当成为历史、道德的价值与尺度。对于前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待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态度，人们很可能认为他们奉行了双重标准，这种看法至少是肤浅的。只要仔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及其一贯思想，就不难发现他们事实上有着一个统一的价值评价尺度，或者说，他们至少给后人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原则方向，这就是在人类自由解放、全面发展的历史行程中思考问题。人的价值既是道德的价值，也是历史的价值，人的尺度既是道德的尺度，也是历史的尺度。若以此来审视以往的全部历史，审视当今社会，在道德评价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历史评价的尖锐对立背后也可以发现二者相通之处，在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之下，可以勾勒出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轮廓，揭示出人类精神世界变化的一般趋向。
　　道德感伤主义是具有浓厚怀旧情绪的、以某种既有不变的道德价值体系为唯一评价尺度的、对社会历史现象的一种评价态度。它往往发源于对社会变化中的无序的感叹，尽管它可能包含着对新的道德秩序的向往，但在情感上实际上仍怀恋着旧的道德秩序及其价值体系。在社会转型时期，与其有幽古之情趣，莫若奋起促使社会由暂时的无序向新的有序的转变。在改变这不太完美的环境中，使环境与人都逐渐变得完美起来。
江海学刊　　南京　　94～100B1哲学原理　　高兆明19981998　　高兆明，1954年生，现为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教授。 作者：江海学刊　　南京　　94～100B1哲学原理　　高兆明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0: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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