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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与自由的理念表征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本精神。从这一基本历史理念出发，黑格尔自觉地把弘扬理性与自由视为他的历史哲学的根本使命。但耐人寻味的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始终包含了深刻的非理性主义因素，理性与非理性构成了黑格尔历史理念的内在张力。因此我们也许只有从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理性-非理性的动力结构的哲学视角出发，才能够更深刻地揭示黑格尔历史理念的基本秘密。
　　　　　　一、两个世界的理念与理性-自由的主题
　　两个世界的理念和理性-自由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由巴门尼德创始、为柏拉图确立的以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二元分立为典型特征的古希腊哲学的精神，在根本上确立了以理念世界的理性原则和合理秩序审察、反观、批判现存感性世界的精神自由，这种自由推动着哲学家们能够以坚定不移的理性信念去设计、塑造现存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精神结构的理想范式，从而在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之间保持了一种必要的张力、紧张和对峙。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黑格尔对柏拉图两个世界哲学理念的深刻把握，体认黑格尔对源于古希腊的这一哲学传统的高度自觉。黑格尔认为，柏拉图“要求国家的统治者通晓哲学，提出政治与哲学结合的必要性。对于这种要求我们可以这样说：所谓治理就是规范现实国家，根据事情的性质来处理。这就需要对事情的概念有所认识。于是就应该使得现实与概念相一致，也就是使理念成为存在”。(黑格尔，1979年，第173页。黑体为引者标)正是基于两个世界的哲学理念，黑格尔才抓住了柏拉图实践哲学的根本要旨。黑格尔在这里以“事情的性质”、“事情的概念”、“使理念成为存在”、“使得现实与概念相一致”等语句，来表达柏拉图以理念世界的基本原则主导、塑造、型构现存世界的哲学理念，来说明以理念塑造现实、以普遍原则构筑社会秩序的重大意义。
　　古希腊哲学所确立的两个世界和理性自由的基本传统，经由古罗马和中世纪而一直影响和延续到近代哲学，并在德国古典哲学时代得到了继续发扬。所不同的是，在德国古典哲学时代，两个世界的基本理念和存在方式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时代，哲学家们在两个世界之间仍保持了足够的对立、紧张和冲突，并力图以理念世界的理性自由的根本原则来反思、批判、重塑现存世界的秩序和结构，而德国古典哲学则是把其思想先驱的哲学理念作了更进一步的推进，赋予它们的理想与原则以更加完整系统的典型形态。德国古典哲学在继续保持两个世界内在张力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以源于理念世界的理性自由的原则来构筑现实，即强调理念世界与现存世界的调解和统一。这样一来，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理念世界与现存世界的关系、内容和结构，就经由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而获得了重大革新和重新建构：黑格尔实现了康德所期待的以理性与自由为根本原则撰写一部庞大的历史哲学着作的使命。
　　　　　　二、世界历史的主宰与动力：理性-非理性的动力结构
　　理性与自由这两个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思想中日渐凸显的基本原则，由于德国古典哲学把理性与非理性联系在一起、即对非理性因素的理性理解而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冲力。我以为，这应当是我们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历史理念的辩证特性 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中，长期以来人们把辩证法看作是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性贡献，这当然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遗产之一。但我以为，辩证法仅仅是实现黑格尔哲学使命的基本工具，而黑格尔哲学的基本使命，是通过全面推进理性的世界化来保障和实现人类的自由精神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实现。黑格尔坚信理性是世界历史的深刻根基，是主宰、统驭、型构世界历史的灵魂：“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黑格尔，1963年，第47页。黑体为引者标)黑格尔在这里赋予理性以最崇高的地位，并在理性原则的主导下展开了他的全部历史哲学。“用古代哲学家所谓‘Nous(理性)统治这世界’一语来表示。——或者用我们的说法，……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黑格尔，1982年，第80页。黑体为引者标)他把实体即主体这一根本观点概括在“绝对精神”这样的基本概念中。
　　在黑格尔那里，理性主宰世界历史是一个必然过程：“世界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黑格尔，1963年，第48页)黑格尔的理性历史观之所以如此坚定，是因为他深信正是理性的统治才使世界历史表现为一个合乎理性的过程。基于这样一个根本哲学原则，他的绝对精神表现于社会历史领域，就必然要通过它的主体即人类精神的具体历史行程来实现自己的全部本质性内容，世界历史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才是一种合理过程。
　　马尔库塞认为，“《逻辑学》已说明了理性的结构，《历史哲学》则是揭示了理性的历史内容。……理性的内容在这里就等同于历史的内容。”(马尔库塞，第205-206页。黑体为引者标)“《历史哲学》所赖以存在的假设已经被黑格尔的《逻辑学》所证实：真实的存在就是理性，它被自然界所证实，在人类中实现。……由于在历史中实现的理性就是精神，那么黑格尔的理论则表明了历史的实际主体或推动力量就是精神。”(同上，第206页)既然黑格尔在其整个哲学中把理性视为最真实的存在，理性是世界的主宰，那么绝对精神作为世界精神或世界理性，无疑也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和推动力量。
　　尽管世界理性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人具有如此前进发展的伟大力量，黑格尔仍感到用世界理性这样一个概念不足以表达它对于世界历史绝对统治的真正意义，所以他有时候直接推出加以理性洗礼了的上帝来替代世界理性。同时又始终灌注了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非理性主义因素，从而使他的历史哲学视野下的世界历史就具有了不断前进发展的无限深刻的生命冲动。“我们简直可以断然声称，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黑格尔，1963年，第62页)，因此理性自由的观念和人类的热情就“交织成世界历史的经纬线”。在他看来，世界历史的理性的普遍目的必须通过不自觉的冲动、本能、欲望、热情、私利、需要、意见等等才能实现。
　　黑格尔通过把康德的历史理念过程化、历史化，而将康德普遍法治的世界公民的永久和平扬弃在世界历史的普遍进程中。因为在黑格尔看来，作为普遍的国家理念，只有在世界历史中才能够赋予自己以真正现实的品格。“康德的想法是要成立一种国际联盟，调停每一争端，以维护永久和平。……康德的这种观念以各国一致同意为条件，而这种同意是以道德的、宗教的或其他理由和考虑为依据的，总之，始终是以享有主权的特殊意志为依据，从而仍然带有偶然性的。……如果特殊意志之间不能达成协议，国际争端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黑格尔，1962年，第348页)“战争是严肃对待尘世财产和事物的虚无性的一种状态，……因此，在战争这一环节中，特殊物的理想性获得了它的权利而变成了现实。战争还具有更崇高的意义，通过战争，……‘各民族的伦理健康就由它们对各种有限规定的凝固表现冷淡而得到保存，这好比风的吹动防止湖水腐臭一样，持续的平静会使湖水发生相反的结果，正如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同上，第340-341页)由此可见，黑格尔历史理念的残酷性就在于对非理性主义战争作了清醒的理性主义辩护。所以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
　　克罗纳认为，“在黑格尔以前，还从未出现过一位像他那样应用如此哲学的、如此思辨的和如此科学的方式的非理性主义者；还从未出现过一位如此强烈地主张有必要有可能使一切非理性主义的主题成为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主题的人”。(《新黑格尔主义论着选辑》上册，第574页)无论人们怎样赞扬黑格尔的哲学造成的伟大历史感，但另一方面也回避不了这种哲学造成的负面影响和灾难。从康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理性-非理性的巨大张力，到尼采极端非理性主义的强力意志和超人哲学，再到希特勒血腥恐怖的纳粹政治和法西斯主义战争，总是同极端的反理性意识相关联。如何从民族心理、民族特性和阶级立场、时代特征等方面对此作深入具体的探讨和分析，应当是历史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世界精神的本质和实现：理性-自由的理念与国家的制度保障
　　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理性历史观的基本原则出发，表明了世界的本质和目的在于自由的坚定不移的历史乐观主义信念。黑格尔认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世界历史属于精神的领域，这一领域涉及到世界历史的如下核心概念：精神的本质在于自由；自由发展的道路在于“理性的狡计”；国家是自由的真理和实现。
　　1.精神的本质在于自由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首先从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中来论证精神的本质。在他看来，物质存在着趋向于它自身之外的中心点的趋势，实体不在它自身而在它之外，物质总要毁灭自己走向自己的反面：它的本性使它失去了自己的自由。黑格尔论述物质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精神的本性在于自由。他在论证了精神自己知道自己、自己决定自己、自己造成自己的本性之后，就立即过渡到人类自由的世界历史形态，表明了精神的本质在于自由的历史信念。
　　因此黑格尔把自由意识的进展作为考察世界历史的核心原则。他在具体说明世界历史的进程时认为，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尔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他认为日尔曼民族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首先认识到人作为人是自由的，它肩负着实现神性和人性、真理和自由之调解的神圣使命。这充分暴露了他的“西方中心论”的历史理念：他无情地拒绝了西方以外的其他民族创造世界历史的资格，把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东方世界也排斥在作为自由精神历程的世界历史之外。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借鉴韦伯的观点来评价黑格尔的历史理念。韦伯在谈到中西方文化的区别时曾认为，古希腊哲学派别的内在特性，是以自由城邦的问题为取向，它们的基本课题乃是公民的义务，而不是臣民的义务。而儒家哲学则是以绝对地适应此世为价值取向，拒绝任何形而上学的自由的思辨，这恰恰迎合了中国当权者的政治需要。在西方，即便是在罗马帝国内部，也没有任何一个哲学派别能像中国的儒教那样，成功地取得独立性的合法统治地位。因此比较说来，西方哲学就无法做到像儒家学说那样，为一个现世的统治者及其官僚提供政治性服务。(参见韦伯，第201-202页。黑体为引者标)
　　韦伯的上述观念可以用来分析黑格尔哲学的精神特征。人们常常把黑格尔哲学指责为普鲁士国家的官方哲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黑格尔哲学精神的一种误解。我以为，黑格尔从最典型的意义上继承了自古希腊时代以来两个世界的精神传统，始终不曾忘怀以来自理念世界的理性自由的原则反思、批判、建构现存世界的秩序。他一方面将理性自由的主题本体化，另一方面又从实体即主体、绝对即精神的基本理念出发，把理性自由的原则活化为、过程化为整个世界历史的核心与灵魂。因此，他是以绝对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社会、历史和生活的现实，任何现存的事物(包括国家在内)都只不过是绝对理念或普遍理性的个别案例或特殊形态，都只不过是在绝对精神的反思、观照、主导、批判和推动下，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不断前进发展的事物。而被高度自觉地本体化了的理性自由原则，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批判、塑造、构筑现存世界并推动其健康发展的理念范式。因此他的理念范式决不是一种停留于自身的抽象内容，而是一种批判和创造现实生活、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正是在这一根本性意义上，他才从法国大革命和北美独立战争的世界历史性事件中，看到了理性自由之于现代世界的灿烂曙光。
　　2.自由发展的道路在于“理性的狡计”
　　黑格尔把康德关于人类非社会的社会性并导致文明对抗的恶劣情欲的观念作了更加系统、全面、深入的发挥，从而把人类的需要、热情、兴趣和利益，把个体欲望的满足作为世界历史前进发展的深刻动力。从这种理性历史观出发，他无情嘲弄了那种在世界历史残酷进程面前的伤感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无疑为近代个体自由的合理地位留有了生存的地盘和发展的空间。他固然是从世界精神的战略眼光来看待个人的地位、行动与使命，但他的这种整体主义并没有消除个人主义的合理空间，也没有以整体来威慑、压迫、束缚、控制个人，而是从世界历史性意义上为“个人的无限权利”作普遍必然的哲学论证。
　　我以为，若要准确把握黑格尔的历史理念的历史辩证法特征，不在于我们把黑格尔的矛盾观在抽象的一般形态上描述一番，而在于具体地探讨他如何把理性与非理性的巨大张力统一在他对世界历史具体进程和发展动力的哲学把握中，在于具体地探讨他如何通过理性的方式阐明了追求个人利益的冲动、热情等等非理性活动的历史性意义。
　　如果说黑格尔为历史辩证法作出了重要贡献，那么这首先就在于他试图通过对非理性的人类活动的理性解释，来寻求世界历史前进发展的原始动力。在他那里，理性与非理性构成了一个威力巨大的张力系统，这个张力系统也就是历史本身的辩证结构。斯特林说，“这里的辩证法就在于：我们之所以错误，之所以不能把对立的性质结合在一起，是由于理智的抽象性；黑格尔之所以正确，是由于他有能力把这些性质看作是统一的，也就是说，他是在它们的真理性上、具体性上、现实存在的真实性上去把握这些对立的性质。”“这可以说是对黑格尔整个体系的秘密的全部说明。”(《新黑格尔主义论着选辑》上册，第28、29页)
　　对黑格尔来说，人类热情是理性统治世界历史以实现自己的自由目的的现实生命力量。问题在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作用。黑格尔将参与世界历史活动的个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个人即人民群众；一类是世界历史个人即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然这两类个人都同样是世界精神完成自身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但他们在肩负、履行世界精神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却表现出了极其巨大的差别。与对人民群众的极度轻蔑不同，黑格尔对世界历史人物给予了极其崇高的评价，称拿破仑是“骑在马上的世界精神”。
　　另一方面，黑格尔又认为不管历史伟人做出了多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业绩，都仍然摆脱不了世界精神赋予他们的悲剧性历史命运。这就是世界精神的“理性的狡计”。“它弥补了黑格尔认为阿那克萨戈拉的奴斯说和基督教的天意说所具有的缺乏实际运用的缺陷，它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同时又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分别开来。”(李秋零，第289页)
　　3.国家是自由的实现
　　黑格尔以理性与非理性、理性观念与人类热情之辩证统一的“理性的狡计”这一深刻的哲学理念，来说明人类世界史前进发展的基本动力，并由此展示了历史辩证本性的基本秘密。但是，黑格尔并不满足于市民社会中非理性力量之间的对峙、冲突和厮杀，实际上，他关于“理性的狡计”的历史理念表明，世界精神作为主宰一切的理性，它的基本使命一方面是通过“坐山观虎斗”培育历史前进发展的生命动力，一方面又力求创制出高于市民社会、并合理规范市民社会矛盾冲突的普遍力量。这种普遍力量的现代形态或真理形态就是国家。
　　黑格尔强调国家对于合理的个人自由的根本意义，赋予国家以无比崇高的地位：“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单个人的自我意识由于它具有政治情绪而在国家中，……获得了自己的实体性的自由。”(黑格尔，1962年，第253页)黑格尔的国家理念表明，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形态，是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法律、道德、政府作为国家的具体形态，是自由实现的基本要素，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权利只有在国家中，才摆脱了它自身的抽象性、片面性而获得自己的真理性和合理形态；一句话，国家是自由的实现。国家对自由的意义是如此重大，所以在黑格尔看来，在世界历史中，一个国家的建立是绝对重要的：“一般开国英雄们的功绩便在于此……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形成了一个国家的那些民族，才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黑格尔，1963年，第78-79页)
　　黑格尔究竟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国家是自由精神的现实?为什么只有在现代国家中，才真正实现了主观性与客观性、合理性与真理性的统一?答案就在于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辩证考察所得出的结论中：国家是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得到合理解决的惟一现实的途径。所以黑格尔高度评价世界历史在近代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民族国家的形成，把它看作是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发展史上最重大的成果之一。这一伟大成果理所当然地体现在黑格尔关于以理性为主宰、以自由为本质、以国家为保障的整体历史理念之中。
　　黑格尔之所以强调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是因为只有在国家中，普遍法律秩序才有可能生成，现代法律制度才有了自己的前提和根基。实际上，康德以保障自由为宗旨的普遍法治的公民状态，在黑格尔那里也只有在国家中才是现实的：世界精神实现自由的使命惟有通过国家才能够成为现实，国家是地上的精神，是世界精神在地上的行进。国家之于自由是世界历史的一种必然要求。马尔库塞说得好：“《逻辑学》已把自由奠定在思想基础上，《法哲学原理》所要阐明的是获得这一结论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尔库塞，第172页)对此我们有理由补充说，《历史哲学》则把自由的实现建立在现代国家的牢固基础之上。
　　正是在上述世界历史性意义上，黑格尔才热情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但我们必须看到，黑格尔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实际上具有、而且也只能具有西方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格和民族性格，因此黑格尔大谈战争的伦理性质和伦理效果，实际上是为近代资本主义的资本扩张和殖民主义战争作哲学论证。
　　黑格尔之所以不相信康德建立在国家联盟基础之上的普遍法治的世界公民状态普遍有效，并不是因为他看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出路，而恰恰是因为他的彻底的思辨历史理念使他认识到，近代资本主义扩张和殖民战争的历史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康德关于非社会的社会性、文明的对抗性乃至战争问题的非理性主义仍然不够彻底，因此他要把康德以来历史哲学中的非理性因素进一步向前推进，从而把理性-非理性的动力结构推向峰巅并始终保持在对世界历史行程的理性主义的辩证理解之中。
哲学研究京29～34B6外国哲学刘敬东20032003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 作者：哲学研究京29～34B6外国哲学刘敬东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0: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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